自由贸易试验区概念(收集5篇)

自由贸易试验区概念篇1

关键词：自贸区；国际贸易；贸易壁垒；金融危机

一、引言

随着英国脱欧、美国退出TPP，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明显。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缓慢，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的不确定性增强。“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和平发展倡议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响应，但当前“走出去”更多体现在对基础设施、能源与资源等方面的施工及投资上，中国产业资本通过技术、管理与标准的优势，走出国门开展国际产能的合作尚需时日。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美国2012年BIT范本为代表的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鉴于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现状，可以预见2017年，中国商品的出口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国际贸易将面对更强的壁垒。国内方面，根据2016年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虽然国内经济显示有反弹迹象，但内需疲软的状况尚未改变，供给侧改革有待深化，部分产能结构性过剩的迹象仍然较为明显。为主动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2013年，中国正式开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建设。历经3年的发展和实践，自贸试验区逐渐成为扩大国际贸易，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平台。中国的自贸试验区数量不断扩大，至2016年已达到11个，涉及11个不同的省市（2016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公布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山西等7省市设立第四批自贸试验区。）。但在实际的调研中发现自贸试验区在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在资本、技术、管理、产业、政策等方面的优势，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有效推动对自贸试验区的发展依然面临众多的挑战。自贸区或自贸园区的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文件中有不同的表述，如对外贸易区、自由区、关税自由区、出口自由区、自由出口区、出口贸易区、经济自由区等，但主要特征及内涵具备一致性，所以文章采用了四种表述，自贸园区、跨境自贸区、自贸区与自贸试验区，其中自贸园区特指国内自由贸易区，即FTZ；跨国自由贸易区特指FTA；自贸区作为一种笼统的表述，含自贸园区(FTZ)和跨国自贸区(FTA)两种概念；自贸试验区是特指中国上海、天津、福建与广东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韩国的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出口加工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自由贸易区，并在推动韩国的国际贸易发展、引导韩国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中国的近邻，韩国与中国广东在经济总量上相当，在地理环境、文化背景、资源、海域交通条件、人口密度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有众多相通或相似之处。由此可见，研究韩国自贸区的主要目的是借鉴其发展经验，为我国自贸试验区的下阶段政策修订提供政策建议。

二、自贸区的演进路径———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

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韩国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制定了明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包括进口替代、出口增长、重化工业化、技术立国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在这个过程中，韩国通过扩大国际贸易、引进国际直接投资(FDI)，构建现代的产业体系，不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自贸园区的发展也完成了从出口加工区到跨国自贸区(FTA)的蜕变过程。

1、韩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推进路径朝鲜战争结束（特别是1957年）以后，韩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作用下降，美国的援助减少，这迫使韩国必须通过发展“自主经济”手段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经过近60年的时间，韩国逐渐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东亚的经济强国，并在众多产业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大力发展自贸园区是韩国最为重要的经济手段。在这一过程中，韩国政府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展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60-2008年间，韩国历任14位总统或总统，政局多次动荡、政府频繁更迭；国际上，韩国多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如1971年美元危机再次爆发，布雷诺森林体系崩溃；1973年与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韩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使得韩国的GDP从1996年的6034亿美元，跌至1998年的3764亿美元，同比下降超过37%。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韩国政府面临各种挑战，但通过十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韩国政府不仅明确了国家的发展战略、扩大国际贸易、经济表现出足够的发展弹性，而且产业结构在政策的引导下不断由低端向高端层级推进（详见表1），产业结构成功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韩国的自贸园区发展政策脉络清晰，逻辑性与延续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韩国“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受到长期有效性的质疑。在亚洲金融危机与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韩国经济面对经济危机时表现出应对乏力的一面，但在经过危机后，又迅速恢复增长。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仅用了4年时间其GDP再次超过1996年，2000年其经济增长率达到10%，而从较长的时期来看，韩国的发展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经济危机的影响，间接证明了借助国际贸易发展经济的政策有效性。在1960-2015年的55年时间里，韩国GDP增长超过350倍，人均GDP增长接近250倍，而世界同期GDP仅增长54倍，人均GDP增长为22.5倍。同时，纵观发展历程，国家发展战略对韩国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持续的，这一趋势至今尚且没有止步的迹象。从2000-2015年，韩国的GDP增长了2.45倍，人均GDP增长了2.55倍，而同期世界仅增长了2.21倍、1.84倍。以上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cn/)，采用1960-2015年的数据。

2、韩国自贸区转型的两个契机加工区向科技型自由经济区、自由贸易园区(FTZ)再向跨国自贸区(FTA)的两次重要的转型。（1）第二次石油经济危机虽然在国际上自由贸易区的设置由来已久，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韩国政府对自由贸易区的政策使用显然仍处于尝试期。韩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是马山出口自由区，成立于1970年1月。第一次石油危机对韩国经济的影响有限，其经济增长率仍维持在8.5%左右。但韩国政府却以此为契机，将自由贸易区作为政策实施的突破口，调整产业政策，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化产业，进一步强化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严重依赖国际贸易的韩国经济，其增长率从当年的6.4%降至1980年的-6.2%。其原因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直接影响了韩国的出口，其国际贸易总额快速下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韩国的产品在质量与性能上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同时面临发展中国家在产品价格上的竞争。石油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使得韩国政府意识到必须通过加快技术革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以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1987年韩国政府明确提出了“技术立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战略，韩国自由贸易区在实施产业结构升级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从劳动与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向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转化，使其成功由出口加工区转型至科技型自由贸易区。（2）中国加入WTO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为三星、现代、LG等科技型企业提供了巨大、稳定的消费市场与经济发展腹地，韩国的产业资本也从单纯地注重国际贸易转向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并重。在2003年提出的未来五至十年的中长期发展战略，韩国政府明确建设东北亚经济中心，并审批通过了“FTA战略路线图”。在产业政策上，韩国政府强调重点发展智能机器人、生物科学、信息工程等十大引擎产业，以进一步提升韩国的产业发展水平与产品的科技含量（详见表2）。在此期间，自贸区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使得韩国GDP有所提高，经济福利得到有效改善，其传统的造船、汽车等产业持续保持领先，先进的制造业、新能源及金融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国际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大。韩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重点也由综合型高科技园区与经济自由区转向跨国的自贸区。

3、韩国自贸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在经济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的持续推动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韩国自由贸易区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的支持下逐渐具备了自我发展、自我推动的能力，韩国大型高科技企业通过不断地扩大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向跨国型高科技企业转型，韩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战略也随之从自贸园区(FTZ)向跨国自由贸易区(FTA)转变。（1）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内涵不断充实，外延不断拓展，发展理念不断更新韩国自由贸易区的概念从“出口加工区”开始，并受到国家“出口增长”和“重化工业化”的战略推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在政府的产业政策与金融体系的支持下，韩国已经逐步构建了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在这期间韩国收益不仅包含经济，还包含了自贸区其它经济领域或地域的福利外溢。在此过程中自贸园区的概念内涵不断丰富，其表述也从出口加工区、经济自由区、国际自由都市逐步改述为自由贸易区，但其核心是发展出口创汇型外向经济，利用“境内关外”的管理模式，采取各种方式服务于出口并吸引高科技企业及海外直接投资(FDI)，通过推动国际贸易服务国内经济建设，故均属自由贸易园区(FTZ)概念。此外，韩国的自由经济区(FreeEconomicZone)及国际自由都市(FreeInternationalCity)，如2003年成立的仁川自由经济区、2006年的济州特别自治区等都是采用与国内其他区域差别化的管理制度，目的均是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发展国际贸易而特别设立的区域，虽然和自由贸易区在设立目的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建设的内容与功能多为相似或相同。（2）转变发展理念，确立经济实力范围，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合作2000年以后，受到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跨国自贸区的影响，韩国政府的经济发展理念从发展国家贸易转向建立在全球确立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强调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合作。2003年，审批通过的“FTA战略路线图”标志着韩国自贸区的发展也进入第二阶段，从重点发展国内的自贸园区(FTZ)向跨国自贸区(FTA)的转变。截止2015年1月份，与韩国已签约生效国家2011年GDP占世界GDP总量的60.4%，已签约生效国家及已结束谈判尚未生效国家2011年GDP占世界GDP总额的71.4%，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83.8%（详见表3）。

三、自贸区的管控体系与特点

1、中央政府主导下的自贸区管控模式为保证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政策执行的一致性，在管控体系上，韩国在中央和自贸区两个层面构建了自贸区的发展管控模式与政策法规体系；在产业政策的实施上，韩国中央政府直接通过财团实施其制定的产业发展计划，以确保产业政策实施的快速与有效性。（1）自贸区管辖权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中央政府对自贸区的管辖权主要体现在管理机构的人事权任命与自贸区法律制度架构的顶层设计上。首先，自贸区管理机构作为中央政府的排出机构，其主要领导的任命权在中央政府。其次自贸区的管理权体现在落实中央政府关于财税、金融、货币等政策，并负责自贸区内的法规制度的制定与自贸区的运营管理。其次，国家层面，不仅负责自贸区的认定和关税、国际贸易等，而且明确了自贸区管理的法律体系，如韩国的《关于自由贸易区的指定及运营的法律》作为上位法明确规定在自贸区范围内，《关税法》、《对外贸易法》等是其特例与补充。1999年12月韩国政府进一步修订了《自由贸易区指定与管理法案》，明确中央政府对自贸区的设立、行政首长的任命、土地及海岸资源的收储与审批、基础设施的投资、融资等方面的管辖权，法律体系中管理边界更加明确。最后，中央政府授权下的自贸区管理机构，根据自贸区既定的发展目标，制定自贸区的管理条例，并代表中央政府对自贸区行使运营管理权。如大田大德谷高新区的《大德研究园区管理法、执行令、实施法规》和《对于进入大德研究园区企业的审核办法》等，其中仅涉及土地出让金补助、开发商选择、部分税收优惠及租金减免等扶持政策。（2）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对于韩国而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产业政策的集中决策期，各种支持政策密集出台，并成功地奠定了韩国产业发展的基础。但为了更加有效地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韩国政府采取和大型企业合作，直接指导企业进行实施的方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E?帕金斯这样描述韩国当时的情景：总统办公室规划和确定整个重工业行业应该如何发展，并把规划细化到每一间工厂的规模，然后总统办公室和财团的领导们商讨并决定由哪一家财团去执行这个国家计划。就这样总统和一个由几十个专家、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能够对工业企业的发展直接指导。虽然不确定经济学家研究韩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否仅仅是个例，而不具备普遍的可复制性，但无论从经济效果或是从产业发展效率而言，其发展模式无疑是成功的。

2、自贸区发展的特点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因统计口径的不同，在相关文献上世界自贸区的总数量表述有明显的不同，但成功的自贸园区具有一定的共性，不仅要具备区位优势，而且要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宽松的政策投资环境、充沛而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与广阔的经济腹地等基本条件。在自贸区的建设初期，良好的基础条件可以聚集产业，凝聚资本与人才，推动产业与贸易的发展；构建自贸区内生性发展动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但除此之外，韩国自贸区的成功依然存在必然性与合理性。（1）清晰而明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对韩国自贸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前文提到，韩国经济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其优势在于：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对生产要素进行有效配置，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不同的产业支持政策，引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扩大国际贸易。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通过产、市场与研发形成良性互动，支撑了自贸区的发展。韩国自贸区的发展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2）自贸区管理体制的有序与高效是决定其成功发展的关键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型中，高效的行政管理机制是核心要素之一。在国家与自贸区两个层面构建完善的法律与管理体系，提高了行政高效率、降低了产业企业的运营成本。韩国的釜山港是世界上通行效率最高的自由港之一。韩国将世界主要经济体作为经济发展腹地，通过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支撑了自贸区的发展；通过管理、人才、资本等要素的外溢效应支持了自贸区周边区域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有序而高效的管理无疑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3）高端人才的储备与培养体系为自贸区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韩国自贸区的成功发展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在于其对人才的重视。韩国政府通过扩大对基础学科投资，建立并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建立中长期人才需求的预测，对高端人才有计划的进行储备或培养，使得人力资本的积累成为支持自贸区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持续人才引进计划的实施与相互的培养机制，提高了自贸区的产业创新能力，增加区域经济收入，提升自贸区的效率，推动了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为自贸区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

四、对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启示

借鉴韩国自贸区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自贸试验区的现状，提出如下启示：

1、建立“中央政府-自贸区”两级的自贸园区管理体系自贸试验区承担着探索“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国家战略任务，涉及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布局，而地方政府侧重关注的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这一问题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并不一致。而自贸试验区又具有一区多地的特点，跨越了不同的行政区域，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即难以有效承担起自贸试验区的国家战略任务，也难以跨区域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协调，这将使得自贸试验区的发展面临较大制约。在自贸区管理体系方面，建议尽快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名为中国自由贸易区，设立“中央政府-自贸区”的两级管理架构，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自贸区行政长官，并对其进行绩效考核，以保证国家发展战略目的的通达性与可执行性。

2、制定《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法》现阶段，各地对自贸实验区实施管理的依据是国务院审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以及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上位法尚待完善。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实践基于“境内关外”项下的“负面清单”管理与制度创新，根据现行的法律体系，其商务活动仍需与自贸试验区外执行的民商法、经济法等法律法规对接，并按一般行政法对自贸试验区实施行政管理，这使得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的管理难度加大，而且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的管理权限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与制约较大，难以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能。在相关法律体系构建方面，建议尽快研究出台《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法》，并授予自贸区管委会应有的准立法权、准司法权以及相应的行政管理权；调整不同法律与之相矛盾或不一致的条款，以健全自贸区的法制保障体系，保障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为良好运转。

3、自贸区建设前期的基础设施由政府主导（或由政府购买服务）自贸试验区的区位选择涉及国家未来发展的空间布局，其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的建设需要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近期财政部热推PPP模式，各地方政府也期望通过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自贸试验区投资建设，以期望快速形成形象。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也是一项长期的复杂工程，是承载未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在交通基础设施等硬件工程及通信、电力等软件设施都需要为来来发展预留空间，但民营资本的逐利性使其更加重视短期收益，过于强调自贸试验区的商业化运作，并由民营资本主导完成投资，反而会存在增加社会总成本的风险，而且政府主导自贸区的投资，可以增加产业资本的信心，撬动社会资本的投入，加快产业集聚与人口聚集。对于自贸区建设的投资主体，建议对自贸试验区投资强调政府投资主导，兼顾政府投资与民营资本投资的平衡，既要强调短期的收益，也要关注长期利益。在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过程中，政府要强化对质量、进度和建设标准的管控，主导建设进程，合理控制社会资本的逐利性，保障自贸试验区的平稳有序发展。五、结论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文化背景与经济结构的不同，自贸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亦不尽相同。文章围绕韩国自贸区的发展背景，对韩国自贸区的发展历程、管理机制、成功逻辑进行了归纳，对自贸区发展过程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进行了总结，针对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现状，文章提出了应尽快将自贸试验区更名为自贸园区并构建“中央政府-自贸园区”的两级管理机制、设立《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法》以及由政府主导推动自贸区建设的政策建议。作为深化改革、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平台，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较大，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与案例研究，当前阶段，国内对自贸区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分析、建设意义与制度的创新分析等方面，希望通过文章的研究能够推动对国际成功自贸区的发展经验总结，促进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发展，为研究自贸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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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试验区概念篇2

关键词：世界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北京

世界发达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是世界城市的重要支撑条件，作为世界城市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国际商贸中心城市能够对世界城市的建设发挥先导性带动作用。2010年，北京市政府明确提出将加快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并指出今后一段时间，将把打造国际商贸中心作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举措及未来一个时期北京商务工作的重要战略任务。要推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步伐，将北京建成国际商贸中心城市，首要的是对国际商贸中心城市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而从世界城市的视域出发进行解读将更准确且更具有全局性。

一、世界城市的概念及内涵

世界城市，又称全球城市或国际大都会，英文写作GlobalCity或WorldCity，有时也写作AlphaCity或WorldCenter。早在1889年，德国学者哥瑟（Goethe）就曾使用世界城市一词来描述当时的罗马和巴黎，而其概念最早在1915年由英国城市和规划大师杰德斯・格迪斯（PatrickGeddes）在《进化中的城市》中明确提出。格迪斯所界定的世界城市主要就是从国际商贸中心城市角度给出的，指的是：“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此后，国际上许多著名的学者也都对世界城市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德・霍尔（PeterHall）认为，世界城市专指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产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城市；全球化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沙森（SaskiaSassen）于1991年发表著作《世界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通过对全球领先的生产公司的分析来判断世界城市，定义世界城市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并指出伦敦、纽约和东京组成的三角结构是世界城市体系的核心。这三个城市也是目前公认的三大世界城市；城市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在“信息时代的三部曲”特别是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世界城市应该被界定为“流动空间”日益网络化的过程，而不是传统意义上所指的某些特定的地方。

而提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的同时，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工作报告配发的名词解释中明确：世界城市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二、世界城市相关指标研究

（一）GaWC的《世界级城市名册》

1998年，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lobalizationandWorldCitiesStudyGroupandNetwork，缩写为GaWC）在英国英格兰莱斯特郡拉夫堡的拉夫堡大学尝试利用“关系数据（relationaldata）”为世界城市进行定义、分类及评级，并于GaWC5号调查学报中了《世界级城市名册》，通过研究会计、广告、银行/金融及法律等4项“高级生产业”的连通性为城市排名，确认了世界城市的3个级别和若干子类别。2004年，排名引入了一些新指标，但城市经济指标的重要性仍然高于政治和文化因素。2010年版排名认定，“阿尔法++级世界城市”为伦敦和纽约，“阿尔法+级世界城市”包括香港、巴黎、新加坡、东京、上海、芝加哥、迪拜、悉尼。

（二）全球城市指数

2008年，全球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公司、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以及《对外政策》杂志基于沙森等人的研究推出了全球城市指数，通过商业活动（30%权重）、人才资源（30%权重）、信息流通度（15%权重）、文化体验（15%权重）和政治参与（10%权重）等5项指标对全球6个商业城市地区进行综合评估和排名。在2012年的排名中，纽约一如既往拔得头筹，伦敦、巴黎、东京和香港紧随其后。

（三）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

2012年，全球知名经济期刊之一，英国《经济学人》（TheEconomist）杂志信息部（EIU）“全球最具竞争力城市指数”报告，以城市8类竞争力和31项单独指数对全球120个城市进行了评估，排列了最有竞争力的世界城市排行榜。8项指标包括：经济竞争力、有形资本、金融成熟度、体制效用、社会和文化特色、人力资本、环境和自然灾害、全球吸引力。其中纽约、伦敦、新加坡城分列前三，香港第四，经济实力于全部范畴中比重最高。巴黎、东京、苏黎世、华盛顿特区、芝加哥、波士顿分别居于六至十名。

（四）全球城市实力指数

2011年，日本森纪念财团（MoriMemorialFoundation）颁布“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排名，排名基于6个方面：经济、研究与开发、文化与交流、宜居、环境、空间与可达性。前四名分别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

三、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是世界城市的核心内涵

通过世界城市的概念与指标研究可以看出，在世界城市的认定上，学者们对于几座城市的认识比较一致，即纽约、伦敦、东京或加上巴黎，而对于其他世界城市的认定分歧较大。而无论如何认定，世界城市作为全球城市体系中最高级别的城市，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节点，其经济指标均占据最大权重，高于政治及文化因素。换言之，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其全球经济控制能力。也就是说世界城市不仅要在全球政治、文化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也必须在全球的经济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看，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是世界城市在商贸流通方面的一个关于功能形态的核心内涵。从目前公认的三大世界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来看，其商贸服务业均为城市的核心产业。纽约、伦敦和东京城市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均超过80%。东京都的零售额是全日本的12.6%，零售店铺达到11.4万家，占全日本的9.2%，分别是第二大城市大阪府的1.78倍和1.39倍。而伦敦批发零售业是第三大产业，其中零售业增加值占英联邦20%的份额，全英国有14%的零售企业和19%的批发企业位于伦敦。这些世界城市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和政治影响力都因为有现代商贸业在城市经济中的坚固地位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由此可见，世界城市也必然是国际的金融贸易的中心，是全球商贸流通网络化的关键节点，即国际商贸中心城市。

四、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概念与内涵

在国际商贸中心城市作为世界城市的核心内涵的基础上，要界定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概念，分析其特征，就应基于世界城市的概念与特征进行解析。从世界城市的视域来看，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应该是在国际和区域的交流和合作中，在商品贸易、要素流动以及服务贸易方面能够起到关键性、中心性作用的枢纽，它往往体现为一个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指城市商业随辐射能力的增强，能够超出国内界限在世界范围形成较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聚集众多国际性商贸活动，包括金融保险业务、批零业务、物流运输业务、信息咨询业务和国际大型会展会议业务等。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形成是城市交换功能的国际化，集中体现了城市商贸设施、服务功能和整体环境能够服务于国际交往和国际性商贸活动。”从这一概念中，可以总结出三层含义：首先，就城市本身而言，其自身的商贸业必须十分发达，才足以成为国际的商贸中心；其次，作为商贸中心，该城市必须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经济的集散作用十分突出；第三，作为世界城市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国际商贸中心不仅能够集聚、汇流包括商流、物流、信息流等多种要素，而且能够对周边城市或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力。

因此，在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上，应该注意兼有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基础条件。供给条件，主要指城市内部基础条件完善，商贸设施齐全，这样才能够承载众多国际性商贸活动包括金融保险业务、批零业务、物流运输业务、信息咨询业务和国际大型会展会议业务等。需求方面则主要指其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市场范围覆盖国外市场的比例不断增加，从而完成城市交换功能的国际化，成为国际商贸的交往中心。由此也可以总结出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两项基本条件，即；经济实力雄厚，配套服务完善。一方面，国际商贸中心城市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另一方面，还需要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以保障物资的高效流通。

五、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基本特征

通过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概念，可以总结出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所具备的三项主要特征。

（一）区位优势良好

区位优势主要是指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决定地区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从各个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地理位置来看，大多位于沿海地区或陆路的交通要冲，交通运输手段便利且交通营运成本低廉，这就为其商品贸易、要素流动和服务贸易创造了天生的优势。按照市场布局的“中心地理论”，商品或服务的销售域由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决定，因此，在具有了低廉的运输成本的优势之后，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自然大幅度提升。

历史上，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经济迅速发展，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发展阶段之后，急需借助城市平台扩大对外贸易，这些具有天然优势的城市的重点功能也就逐渐向商贸服务转型，从而形成了第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等。

（二）商贸实力强劲

商贸中心的产业体系主要包括商品流通业、金融保险业、服务业、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等，这是由其大流通、大贸易的格局决定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市以商品贸易、要素流动以及服务贸易为主要内容，能够依托优越的商贸环境聚集丰富的人才、资本和技术等要素资源，对国内外知名的商贸企业和品牌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从而成为区域内的“发展极”，当然，这必须由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基础作为保障。

2011年9月，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评出了“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25座城市”。排名世界第一的是日本首都东京，经济产值1.2万亿美元，经济实力得分0.992，金融中心得分697分，创新排名世界第一；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排名世界第二，经济产值1.1万亿美元，经济实力得分0.984，金融中心得分770分，创新排名第四；英国首都伦敦排名世界第三，经济产值0.452万亿美元，经济实力得分0.935，金融中心得分772分，创新排名第八。正是这样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起了这三座城市作为世界贸易中心城市的角色，而如果丧失了这些因素，城市的地位也就可能随之消长变化，导致商贸中心的转移。

（三）国际化水平高

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是世界城市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其经济高度服务化，聚集世界高端的跨国企业总部，能够吸引丰富的国际投资，是国际商贸流通交易中心、国际商品消费中心、国际商品展示中心、跨国公司聚集中心、国际商贸文化中心，在国际事务的交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从三大世界城市来看，纽约是国际航运中心、购物天堂、全球总部城市、艺术品交易中心、世界级金融中心；伦敦是国际航运中心、购物天堂、全球总部城市、艺术品交易中心、文化创意和设计之都、世界级金融中心；东京是著名购物天堂、美食之都、全球总部城市、亚洲金融中心。由此可以看出，世界城市不一定是制造中心，但必须是商贸中心。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也必须首先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城市。

参考文献：

[1]黄国雄.北京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分析比较[A].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第5期

[2]王成荣.基于世界城市目标的北京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研究[A].商业时代，2010年；12期

自由贸易试验区概念篇3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定位;发展

本文是浙江外国语学院2014年度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培养立项项目“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定位与发展研究”（编号：1）;指导老师：钱晨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0月13日

经济是国家命脉，改革开放将中国经济推向制高点，随之而来则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合作更显重要，自贸区建设问题显现。当前，大力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中国加入WTO后在扩大开放方面迈出的更重要一步。作为国内首个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自由贸易园区，上海自贸区是一块试金石，它的发展将直接影响未来自贸区规划，因此发展与定位成为探究上海自贸区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自贸区建设

（一）背景简述。自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迅猛增长的态势，对外贸易和跨国投资快速发展，但拨开现象究其本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内部矛盾加剧，对外贸易纷争显现，为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持与各国间的友好关系，新一轮改革迫在眉睫，焦点将聚集在我国自贸区建设上。

历经十来年的发展，我国自贸区建设已取得初步成就，在建自贸区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而其中绝大部分是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地区）签订贸易协定，且相对规则概念陈旧，难以跟上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大潮流，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2013年9月29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开张，成为国内首个符合国际惯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东外滩保税区、东外滩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加速了国际间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进程。

（二）自贸区一年成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9月29日举行挂牌仪式，当天首批入驻自贸区的包括25家企业和11家金融机构，经过一年发展，上海自贸区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1、制度创新，提高贸易自由度。从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固然发展，但社会矛盾加剧，外向型经济愈演愈烈，区内制度改革有望升级发展模式，提高市场效率。“负面清单”创新了中国境内投资管理模式，将行政重点从审批转移至监管，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检验检疫新制度开启行政许可特殊程序，放宽审批条件，降低准入门槛，进一步提升自贸区对外开放程度和贸易便利化水平，诸如医药类产业发展前景可观。

2、金融改革，推动市场国际化。上海金融地位是其主要特色，金融作为国际贸易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其改革备受关注。放开区内人民币管理制度，方便区内货币自由兑换与跨境投资是推进外汇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逐步将人民币带向国际化。除制度创新外，金融服务行业成果显著，87家有金融牌照的机构和一批金融服务企业入驻区内，同时，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平台建设有序推进，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已批准成立。

（三）研究重点

1、以制度创新倒逼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现有政治制度根深蒂固，转变政府职能并非易事。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多方面的助力，其中经济改革就是关键动力。其中，经济改革需要内外双重催化剂，外部靠经贸环境的倒逼，内部通过自贸区倒逼经济制度革新。

2、以金融地位区别其他自贸区。上海自贸区成立为天津、厦门等地带来曙光，未来规划中的其他自贸区建设规模都远超上海自贸区。与其他自贸区相比较，上海地位主要体现在金融上，以金融融资等业务彰显竞争优势。

二、上海自贸区预期定位

中国自由港、保税区等建设已有十多年历史，但上海自贸区是首个自由贸易区，此为一种本质上的创新。在缺乏经验却又急需改革的情况下，该大胆举措能否使中国经济实现健康稳步发展，将牵引至当下上海自贸区的定位问题研究。

上海自贸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是单个国家圈定其内某一地区供特殊国际经济交流的区域性经济特区，就如同大国内藏有一小国，充分体现经贸全球化的世界格局。理念差异决定固有思想无法用于新一轮自贸区建设，作为改革的试验田，避免用错误的思想定位上海自贸区。

（一）国内定位：试点改革经验，提升上海金融地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定位着力于中国发展，彰显中国特色。北京，中国之首都，一国之重地，上海自贸区前冠以“中国”二字，对后续建设的自贸区而言，其地位就如同北京之于中国，上海自贸区作为先行者承起标杆作用，以点到面的发展，改革经验尤为宝贵。首先，制度改革是主要内容，我国的经济金融体制对比国际市场经济机制仍有差距，以上海自贸区为试点，大力开展金融融资等业务，以自贸区定位提升上海金融地位，同时，在投资、贸易、金融方面进行经济制度改革倒逼政府职能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其次，上海自贸区的功能定位也将超越传统自由贸易园区，改变传统的单一产品贸易流转模式，促进文化类、技术类等新型贸易流通，如民族文化交流，虽然上海地区没有对制造业的容纳力，但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合作和融合是产业布局的关键因素。

（二）国际定位：国际金融中心，将人民币带向国际化。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国内外媒体评论其为前瞻性的工程。上海自贸区的更高定位必然面向国际，短期内帮助上海建成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跨国公司投资管理和资金运作中心，最终致力于发展成为与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2010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得以体现，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思路开始显现。上海自贸区在金融领域扩大开放意在与国际接轨，择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国家经济软实力。中国国际地位虽已强势不可撼动，但人民币并未在资本市场形成规模，仍然无法与美元、欧元和英镑等货币抗衡，望以上海自贸区扩大金融开放政策为契机，使人民币成为世界性货币。

上海的目标永远都是全世界，它的定位与突破决定本质上的区别。

三、上海自贸区对比科隆自贸区：四角度显两者差异，取经验促良性发展

上海自贸区作为东方新秀，仍需探究已成规模的世界知名自由贸易区，以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为例。科隆自贸区成立于1948年，位于巴拿马运河的大西洋入海口处，初建面积为49公顷，商品贸易以轻纺、服装、工艺、日用品和家电产品为主，年贸易额可达三百多亿美元，为拉美贸易的集散地、转口中心，是西半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拉美国家与中国贸易往来日渐密切，巴拿马是中国在拉美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贸易伙伴，科隆自贸区作为贸易枢纽，值得与上海自贸易进行对比。从四个角度对比上海自贸区与科隆自贸区各自特点：

1、地理位置角度。两者都占据国家最佳优势，港口城市，为物流提供最大便利，但从巴拿马到拉美和加勒比各地区的交通运输网是任何地区都难以与其媲美的，科隆地理优势辐射大地域能更大限度地辅助其发展。

2、贸易角度。上海自贸区商品交易同样以服装等大宗商品为主，与科隆自贸区商品交易种类极大程度相似，其本质上的区别为上海以出口贸易为主，而科隆以过境贸易为主，两者间存在货物流通链。

3、政策角度。前者开放政策力度未及后者，免税收政策是科隆自贸区商业活动最大亮点，金融政策使投资者免于货币升贬值之忧，为保安全，上海自贸区各方面政策相对“严厉”。

4、功能角度。上海部分致力于金融改革，推进中国金融自由化，包括利率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的开放，而科隆部分则以服务拉美全地区为主，其主体功能定位为转口贸易。

自金融危机以来，科隆自贸区面临低谷期，经济低迷、商业模式单一、犯罪问题成为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此类传统自贸区的被动格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难以快速复苏，总结其弊端，上海自贸区可规避风险，良性发展。就未来发展而言，上海自贸区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发展潜力，形成规模将远超科隆自贸区。

四、上海自贸区未来发展路径

从计划到实施，上海自贸区建设实属不易，当前滞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敦促了自贸区发展脚步，未来发展路径将以国内经济局势为重，结合国际经验，打造中国经济新模式。

（一）安全环境建设。走私是困扰多数自贸区的重要难题，便利的进出口贸易环境不该为非法牟利铺路，上海自贸区内还需加强法律建设，保障安全，杜绝区内犯罪。现阶段，上海自贸区已吸引全球眼球，为保证绿色健康发展，营造区内安全氛围，需采取规范工作流程，定期检查，加强培养教育等措施。

（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有坚实的基础打造国际金融中心，这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大目标。近年内，区内需继续聚集大量金融机构和相关服务产业，不断完善金融制度，构造便利国际资本借贷、外汇交易等服务的大平台。

（三）国际交流。中国已建自贸区涉及的国家与地区相对落后，均为发展中或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较差，故中国贡献力远大于对方，这无法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上海自贸区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且上海经济本就繁荣，借此与发达国家或地区合作，建筑沟通桥梁，汲取经验，利于建设，例如与韩国、新加坡等地建交，以减少诸国恐地位撼动之忧。

通过对上海自贸区进行横向与纵向综合分析，符合我国国情的自贸区建设有路可循。外界普遍认为，设立上海自贸区的意义不亚于当年中国在深圳设立特区，由此可见，上海自贸区地位无可取代，现有定位与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但辉煌无法复制，上海自贸区建设对中国经济影响自成一派。

主要参考文献：

[1]夏善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理念和功能定位[J].研究与探讨，2013.NO.7.

自由贸易试验区概念篇4

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发出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与当年郑和下西洋一样，在拥抱世界的大潮中，上海又一次站在了潮头。

这是一片仅占国土面积三十万分之一的海滨热土，聚焦着亿万国民的期望，肩负着前行探路的使命，开启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壮丽篇章。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然冲破海天。截止记者发稿时，正值揭牌“满月”。

这一次，上海又一次站在了潮头

这里是中国万里海疆的中点，万里长江奔流的终点——千余年前，今天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只是一片，奔流不息的滔滔长江，逐渐在东海之畔孕育出今天的沃土。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畔，长江、黄浦江和东海三水合一。

如果说黄浦江带来本土文明，长江带来中华文明，东海则带来海外文明。多重文明的交汇融通，让上海自贸试验区从前世就积累了海纳百川、中西合璧的基因。

明代郑和下西洋时，为保障航海安全，永乐皇帝下令在邻近的高桥地区修筑“宝山”烽堠，“昼则举烟、夜则明火”，为航船指明方向；他还亲笔撰文立碑一座，以告后人：“当江流之会，外即沧溟，浩渺无际。凡海舶往来最为冲要。”

哀哉痛哉，永乐以降，“海禁”渐起，华夏逐渐走上“闭关锁国”道路，这片向东的大海屡屡成为民族最为伤痛的疤痕。

在长期与世隔绝中，中国逐渐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1842年，英军舰队进犯吴淞口，江南水师在提督陈化成统率下展开壮烈的吴淞保卫战，坚守高桥东炮台的中国官兵全部英勇殉难。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也曾想以一腔热血，挽大厦之将倾。晚清时期，高桥人朱其昂曾出任中国第一家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总办，希望能从洋商手里挽回国内航运之权利。但腐朽的政治体制，残暴的帝国侵略者，打破了“实业兴国”的幻梦。

这里也曾是“远东第一大都市”的迷梦所在。上世纪初，上海第一个正规的海滨游泳场——高桥海滨浴场在此诞生，行政当局还为此专门开通一条公交线路，张学良、吴铁城等主政高官送匾祝贺，穿着泳装去海滨浴场在当时已成为时尚潮流。但这虚假的繁荣，很快就随着日寇的铁蹄化为泡沫幻影。

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口的这片土地才真正迎来生机。伴随浦东开发开放的步伐，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宣告开门。偏远落寞而又不安于现状的滨海村镇，由此走上新的开放征程。

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建立全国首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是当年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内容。

当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舒榕斌，是最初“浦东十八勇士”中的一员。回忆起这段历史，他告诉记者，保税区在筹建时，定位就是自由贸易区，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最终的名称被修改为“保税区”。

然而，外高桥保税区的英文译名为“FreeTradeZone”，这个译名一直沿用至今天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其说冥冥中有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昭昭间必成的信念。

时至今日，在外高桥落户的7000多户企业中，有世界500强企业逾120家、各类营运中心200家。外高桥的经济总量、外贸总额和税收等各项指标，在国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高居第一，占全国保税区的半壁江山。

从“渔盐之乡”到“航海之标”，从外高桥保税区到上海综合保税区、上海自贸试验区，这片热土的不断升级绝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历代有志者勇于开拓、锐意革新留下的印记！

这一月，投资热潮涌动自贸区

2013年10月8日，肆虐中国华东沿海的台风“菲特”在福建沿海登陆，数百公里外的上海，迎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雨——整座城市一时如海上泽国。

当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迎来了首个受理日。暴雨势若倾盆，却挡不住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汹涌人潮。

温州商人孙宝华想开一家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公司，当天清晨7点他就赶来排队，并率先递交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成为当天首位办事成功者。“怕赶不上‘头班车’，国庆期间我一直住在上海，今天讨了个好彩头！”孙宝华说。

这样的热情在过去一个月里持续燃烧。工商部门统计，自贸试验区挂牌首月，设立登记企业208户，这个数字是去年同期的近5倍，还有1528户企业办理了名称核准手续，它们即将成为下一阶段企业设立的主要对象。

从29天到4天——仅仅用了4个工作日，首批申报企业就拿到了以往需要29天才能办成的营业执照。方玉书在区内注册成立了从事保险第三方服务的外商独资企业“阿礼尔”。他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工商登记“一口受理”模式、企业注册资本“认缴制”，都为设立企业提供了很大便利。

从数小时到30秒——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关卡口，司机掏出一张提货通知单，将单证上的条形码对准车道上的扫描器，“嘀”的一声，卡口栏杆自动抬起，货车入区驶向仓库，全程只用了6秒钟。而通常最多的也不超过30秒。

“以往进出这个区域，需要司机走8道程序，盖4个章。现在只需提前10分钟发送提货申请，就可以直接从港区提箱装货、先行运货进区，预计物流成本可减少10%。”捷开依（上海）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耀婷说。

从17万件到190个小类——在我国内地首份实行的负面清单，将原有的省部级以上部门关于外商投资的17万件文件，缩小到190个有管理措施的小类，超过80%的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新政策引来新的投资潮，除了中外资银行第一时间抢滩自贸试验区，从事外资游戏游艺设备生产销售的百家合、从事海洋工程设计的艾摩珂、融资租赁兼营商业保理的利星行等纷纷落地，一批演出经纪、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等领域的外资机构也在跟进洽谈。

一个月过去，连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也坦陈有一连串的“没想到”：“自贸试验区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即外商投资企业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但更有热情的却是民营资本和国有企业，他们注册和咨询的比例超过外商的数倍！”

“政策的一小步，是政府管理理念的‘一大步’。改革不单单是政府的事，是需要企业、社会、每个人共同参与的事。改革的红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参与改革的每个人创造的。”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说。

这一跃，彰显一往无前改革的勇气和信念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历来与海结缘。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从深圳、浦东、入世直到今天的自贸试验区，几乎每隔十年就会有一次重大战略布局，在将对外开放推向更高起点的同时，彰显着中国一往无前改革的勇气和信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认为，30多年来，中国出现了多波次的“开放倒逼改革”浪潮：第一波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第二波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第三波发生在本世纪初，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第四波浪潮”的标志就是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

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名字上，亦可参出微妙意味——这是一片改革的试验田，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需要自己摸索探寻，拱破旧体制的坚冰，再向全国复制推广。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互交织，相互推动。这，正与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路径一脉相承。

“为什么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因为试验区要着眼于全国发展和新一轮改革开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隆国强说。

就在自贸试验区即将满月之际，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方案的精髓部分，与区内正在进行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基本一致。以制度创新实现“可复制可推广”，成为活生生的案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全面深化改革已成各界共识。上海自贸试验区像一个开路先锋，给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和“第二季”打开了无限可能。“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立，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开锣大戏。”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说。

我们从未如此接近的改革梦、开放梦、中国梦，汇聚于东海之滨的这片热土。前行仍有惊涛骇浪，前途定是一片光明。历经沧海桑田，见证海潮滚滚，人们必将看到，海上梦圆定有其时！（据媒体资料整理）

>>>自贸区“满月”之数据

233户企业获颁证照——截至10月28日，自贸区共有233户企业获颁证照。截至10月25日统计数据显示，上海自贸区新设企业的注册资金总额已超过35亿元。除首批25家获证企业外，自10月1日至10月28日，上海自贸区共有208户新设企业获颁证照，较去年同期试验区辖区内设立44户企业增长近4倍。

23家金融机构入驻——就在上海自贸区挂牌当日，工、农、中、建、交、招商、浦发、平安、花旗和星展共10家中外资银行宣布自贸区分支机构成立。10月期间，汇丰、渣打、恒生银行也纷纷宣布成立自贸区支行。目前上海自贸区共有23家金融机构入驻。

150多家文化企业入驻——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已经接受150多家企业入驻。仅近期就新增20多家入驻，包括佳士得、华谊兄弟、东方明珠、百视通、盛大网络等国内外行业的龙头企业，基地新增注册资本总规模超过20亿人民币。

1528户企业核名——入驻自贸区的热情仍未减淡。据披露，目前已有1528户企业办理了名称核准手续，将成为下一阶段企业设立的主要对象。

>>>自贸区名词解释

“负面清单”模式

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正式获批，“负面清单管理”这个概念开始被越来越多提及。这与目前我国所采取的“正面清单”只是一字之差，实际却有根本差别。

自由贸易试验区概念篇5

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金融改革是个大题材。本周二，这类题材股虽然出现了分化和调整，但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这项改革能够影响全局和起到全盘皆活的效果，因而会继续深化，这个题材也会持续引起市场的关注和炒作。

金融改革去年就有动作。去年3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有少数个股随即被热炒。浙江东日因持有温州银行5.17%股份，股价在短短的十几个交易日就被炒得翻倍。相比当前这股炒作金改概念股的热潮，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和题材股的炒作，只是前奏曲，而真正的金融改革今年才拉开大幕。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未来金融改革的10条政策。7月19日央行宣布，决定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自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8月份，苏宁云商和凯乐科技先后申报设立民营银行。8月下旬，部级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说，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金融改革试验，涉及到行政改革、权力下放，减少贸易与投资的管制和审批，为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可兑换进行探索，为促进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金融和投资的发展提供经验。到9月，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讲话和在伦敦《金融时报》的撰文，都强调了金融改革的重大意义和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坚定决心。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求是》杂志撰文：加快推动我国包容性金融发展，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这些都对金改概念股的炒作起到了引导和支持作用。最近，申报自贸区试验和金融改革方案的地方日益增多，如天津、广东等，又如浙江义乌金改专项方案出炉，武汉金改方案上报国务院等。相信今后各地的金改方案会陆续上报和出炉。而每一项金改方案，都会牵动一批相关的上市公司。最近冒出来的金改概念股已经令人目不暇接。如申办民营银行的苏宁云商、凯乐科技、美的集团；参股商业银行的浙江东日、新潮实业、威海广泰、浙江广厦、新湖中宝；涉及担保、典当、租赁业务的香溢融通、通程控股等；涉及互联网金融的北京君正、上海钢联、东方财富、大智慧等；注资小额贷款公司的更多，如华峰氨纶、正泰电器、浙江富润、联化科技、康恩贝、江南高纤、红豆股份、利欧股份、广宇集团、中炬高新、浙江永强、众和股份、棒杰股份、金山开发等。这类个股虽然很多，但需要仔细甄别，研究具体资料。如参股商业银行，要看比例占多少。注资小额贷款公司，也要看比例，是否控股，效益如何。不管炒作哪个，都得知所进退。

涉及金融改革最大的板块是银行、保险和信托，而改革所涉及的利率市场化、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及汇率市场化，都带有探索性质，对相关个股的影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对这类个股既要积极关注，又要注意控制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