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调研报告(收集5篇)

影视调研报告篇1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卫生技术评估研究人员主要的研究结果产出方式、卫生技术管理决策人员对各种产出方式的偏好情况进行统计描述、对其差异进行分析。并描述不同职称、教育程度的研究人员所采用的研究成果产出方式以及不同机构、教育程度、行政级别的决策者对研究成果产出方式的偏好情况。采用预调查的方法对调查问卷进行完善；正式调查时，对每份回收的问卷进行复核；问卷录入时，采用双人背对背录入的方法以保证数据的质量。

2结果

2.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发放卫生技术管理决策者调查问卷203份，回收有效问卷112份，决策者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55.2%；发放卫生技术评估研究者调查问卷561份，回收有效问卷382份，研究者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68.1%。调查对象详细情况见表1。

2.2研究方和决策方对不同产出方式的偏好情况

卫生技术评估研究人员和卫生技术管理决策者对卫生技术评估结果产出方式的偏好情况见表2。约有2/3的卫生技术评估研究人员常用的产出方式是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其次是完整的调研报告和调研报告概述，而最不常用的产出方式为在网页上研究结果、通过报纸等媒体展示研究结果、在非科学杂志上刊登文章、通过广播电视展示研究结果。对于卫生技术管理决策者而言，约有60%的决策者希望卫生技术评估研究者通过完整调研报告展示其研究结果，其次分别是通过公文初稿和调研报告概述。而对于在网页上研究结果、通过报纸等媒体展示研究结果、在非科学杂志上刊登文章、通过广播电视展示研究结果，决策者的偏好程度也最低。

2.3不同职称、教育程度的卫生技术评估研究者内部比较

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下、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3类研究人员所采用的研究结果产出方式较为一致，最常用的3种产出方式依次是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完整的调研报告和调研报告概述。而对不同职称的研究人员，正教授与讲师及以下的研究人员采用的研究结果产出方式较为一致，最常用的3种产出方式依次是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完整的调研报告和调研报告概述。而职称为副教授的研究人员，其最常用的3种产出方式依次是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完整的调研报告和国内会议报告，见表3。

2.4不同隶属部门、行政级别、教育程度的卫生技术管理决策者内部比较

就不同隶属部门而言，完整调研报告、调研报告概述、公文初稿是卫生部门和医保部门的决策者最为偏好的3种研究结果产出方式；而药监部门的决策者在完整调研报告和调研报告概述两种研究结果产出方式之外，还偏好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就不同行政级别的决策者而言，他们均偏好完整调研报告和公文初稿两种研究结果产出方式。此外，处级以上的决策者还偏好调研报告概述，而科级以下的决策者则偏好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不同教育程度的决策者而言，具有博士学位的决策者最为偏好通过调研报告概述展示的研究成果，其次是公文初稿、完整调研报告、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而具有硕士或学士学位的决策者则最为偏好通过完整调研报告展示的研究成果，其次是公文初稿和调研报告概述，见表4。

3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卫生技术评估研究结果产出方式的偏好程度的差异主要存在于研究方和决策方之间，不同行政单位、不同行政级别以及不同教育程度的决策者之间。为促进卫生技术评估在决策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并进一步推进科学决策、循证决策，特提出如下建议。

3.1加强与决策方的沟通交流

卫生技术评估研究人员应进一步加强与卫生技术管理决策者的沟通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传递自己的思想理念，增进研究方与决策方的合作与互信；另一方面有利于及时了解卫生决策者的工作进展及面临的问题、明确对方的决策需求，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卫生技术评估研究，进一步促进评估证据的决策使用[9]。

3.2根据需求采取不同的产出方式

作为卫生技术评估结果的利用方，决策者对评估证据是否被最终采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鉴于不同职称、不同单位、不同教育程度的卫生技术管理决策人员对卫生技术结果的产出方式有不同的偏好，因此研究人员在向不同特征的决策者提交研究结果时，应尽量采用对方所偏好的产出方式，以便提高决策者对评估证据的认可度。

3.3完善激励机制

目前卫生技术评估研究人员较常采用的产出方式多为在国内期刊上发表文章，不同职称、不同教育程度的研究人员均体现了这一偏好。这可能与现行科研考核激励机制对发表学术论文的重视有关。为了提高卫生技术评估研究人员对评估证据使用情况的重视程度，建议逐步完善激励机制，适当强化对研究成果实际利用情况的考核和相应激励。

3.4提供相应的支持与指南

促进相关卫生技术评估研究结果的决策利用，还需要有所在研究机构提供人员、财力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如制订将卫生技术评估证据转化为决策的指南、对将研究成果成功转化为决策的研究人员或研究团队给予一定奖励，有条件的单位可以雇佣专门的人员负责开展卫生技术评估结果的传播和决策转化。

3.5强化对普通公众的传播

影视调研报告篇2

一年来，共拟写调研报告6篇，受到领导或相关部门的关注，有的调研报告已转化为领导决策，较好地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

一、紧扣中心，把握重点，强化超前性调研

我们总是紧紧围绕公司中心工作，超前选择带全局性、方向性的问题，提前半拍开展调研活动。去年是“管理增效年，公司实行了钻井成本单井承包，但是，由于钻井定额不合理，招投标利润只有3%，要节约钻井成本，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钻速，节约周期，节约油料和材料，而节约周期与钻井定额写实又互相矛盾，为此，我们办公室组织调研，拟写了题为《钻井成本承包与钻井定额实写的矛盾及建议对策》的调研文章，受到有关部门重视。

二、贴近领导，把握意图，强化及时性调研

我们也非常注重根据领导意图及时深入基层了解下情，有的放矢地开展调研。去年，我们根据矿区党委白书记到井队调研基层干部队伍情况提出的“基层干部实行竞聘上岗的问题，通过向公司领导、机关干部、井队队长指导员、井队职工四个层次调查了解，拟写了《对钻井队干部实行竞聘上岗的调研与思考》的调研文章，分析了井队干部固定管理的利弊，剖析了管理层、职工对干部实行竞聘上岗的不同心态，提出了井队干部合理流动的几点建议。

三、深入实际，把握关键，强化问题性调研

要使调查研究有效地为领导决策服务，关键要抓住工作中，特别是职工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活动；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领导工作排忧解难。

一年来，我们围绕加强基层队伍管理、稳定职工队伍、基层队职工身体状况等热点问题开展调研，及时向公司领导和矿区反馈情况、提出建议和对策，适时地发挥了参谋作用。一是抓热点问题调研。企业重组改制后，前线职工减少了近100人，近几年由于钻井工作任务重，前线人员少，劳动强度大，收入偏低，影响了职工队伍的稳定，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影响前线职工不安心工作，多数职工想调到后勤，前线与后勤职工收入差距不大，前线职工收入只是后勤的1.07倍，在此基础上拟写了《影响前线职工稳定的因素及建议》的调研报告，受到有关部门重视；二是抓住新问题调研。企业重组改制后，前线多数基层队缺政治指导员，对队伍的管理，井队与甲方、与地方政府及相关单位的沟通，基层党建工作、群团工作都有一定的影响。

为此，我们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拟写出了《前线基层队设置专职指导员的调研及建议》，对比分析了设置专职指导员的六大好处，提出了专职指导配备及相关待遇的建议，受到矿党委和矿区的高度重视，矿党委出台了《一线基层队政治指导员管理办法》，公司按照矿党委的文件要求，条件成熟一个，配备一个。从年初到现在，已配备了5个前线基层队的指导员，有1个井队正在考察配备。

影视调研报告篇3

"法"在报告中多次出现

据不完全统计，"**"、"权利"、"法"、"法律"、"法规"、"条例"、"监督"、"诉求"等词汇在这一报告中出现多达六十五次，频率之高，引人关注：

--报告在谈到"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时，指出"尊重和保障各**党派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以本党派名义发表意见的权利，尊重和保障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展视察、提出提案、举报、反映社情民意以及参与调查和检查活动的权利"；

--谈到"增进民族团结和宗教和睦"时，指出全国政协"围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执行组织视察，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围绕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组织考察调研，促进了一大批宗教房产等问题的解决"。

五年中全国政协法制脚步一刻没有停歇

报告中提到的法制内容只是十届全国政协工作中的浓缩。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年，全国政协的法制脚步一刻都没有停歇--

自2003年起，十届全国政协就针对劳动就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调研。全国政协的调研报告《高度重视政府在就业工作中的职能定位问题》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2007年颁布并于今年开始实施的就业促进法中，有一些条款充分采纳了报告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建议。

2004年和2005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连续就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行专题调研，分别对国家机关公务员、企业和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情况进行考察。在调研基础上，提出要保低、扩中、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重点推进机关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快实现事业单位体制调整，规范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等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对调研成果高度重视，对调研报告作出重要批示。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集中了一批长期从事立法、司法工作的领导同志和法学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关注国家**法制建设，通过座谈研讨和调研考察，提出许多意见建议，为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做出积极努力。

由最高人民法院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行使死刑核准权还是由各省区市高级法院行使，一段时期以来，在审判实务界、学术界和人民群众中存在一定争议。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于2003年进行深入调研，了解到死刑核准权下放引发了死刑适用标准不统一、影响死刑案件质量等问题，建议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在此推动下，死刑核准权从2007年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还对一些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有关重要文件稿进行研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2003年，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进行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后，撰写了关于修改宪法中保护私人财产条款的信息专报，建议打破所有制界限，本着平等竞争、一体保护的原则，对宪法中关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表述进行修改。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采纳了部分意见。

报告处处体现**

十届全国政协这五年，是活力四射的五年，是精彩纷呈的五年。在报告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五年，全国政协用生动活泼、富有成效的成就，有力地诠释了人民政协在越来越浓的**氛围中进步着、发展着......

"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十届全国政协正是抓住了这一关键环节，充分重视发挥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作用，积极支持他们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协商讨论。

许多来自政法战线的委员对记者说，报告中关于**的论述，提得比原来更多更深，更系统更有新意，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创新。

在报告第一部分"过去五年工作的回顾"的六个方面中，有五个问题论述了**。报告鲜明地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政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两种重要形式"；"建立健全提案工作协调办理机制，突出委员视察咨政建言、**监督的工作定位"等。

影视调研报告篇4

媒体对于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公众预期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国内外学界对媒体影响公众预期已经有大量研究。鉴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复杂性，中央银行影响经济结果的能力有限，巧妙运用预期管理对于货币政策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描述了中央银行短期名义利率的变化如何转化为产量或价格的变化。无论是传统利率传导渠道，还是汇率传导渠道、股票市场传导渠道、信贷渠道，如果不将公众预期纳入分析框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就不能够被完全解读。考虑到通胀预期中专家和公众预期的异质性，Carroll(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媒体出现通货膨胀相关报道时，公众会关注这些报道，同时形成自己的通胀预期。当媒体通胀指数增加时，即更多新闻报道通胀预期，公众预期与专家预期的差异会减小。与Carroll(2003)的研究相比，Blinder和Krueger(2004)的研究关注电视媒体与纸媒两种途径对人们通胀预期的影响。通过调查，作者发现公众更容易通过电视媒体获取信息形成自己的经济政策观点。前两项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媒体如何形成公众预期的问题。Reis(2006)的研究从成本角度说明公众面临获取、吸收、处理信息的成本较大时，他们不会连续地而是间断地更正自己的预期，并引入广义inattentiveness模型计算自身最优消费计划。中央银行应当采取相关措施，通过媒体报道主动引导公众预期，从而加强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阐述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的理论逻辑，总结相关实证分析类文章的经验证据，挖掘国内外学者对于媒体中的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脉络和思维逻辑，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理论逻辑

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理论逻辑是指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息通过媒体影响公众预期，进而影响到公众投资消费行为，最终传导至总体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沟通是现代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媒体作为中央银行沟通的重要渠道，连接着信息的提供者和接收者，传递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息。

(一)传播学理论与信息经济学视角

传播媒介对公众的认知环境活动有极大影响，以至于改变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媒体对公众认知的影响研究持续了几十年，并且已经形成了几种关于媒体效应的理论。1.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指出主流媒体对公众认为重要话题的设定是具有决定性的即媒体作为信息的供给方具有主导优势，而忽略了媒体信息需求方的影响。McCombs和Shaw(1972)承认一些消费者会积极寻求信息，但是大部分消费者只会接受信息，不会进行太多成本消耗的努力。而Reis(2006)的发现更偏向于消费者获取信息的不连续性。即使媒体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占据优势，公众对于获取信息也是有一定的选择权利根据获取、吸收以及处理信息成本的大小更改自己对现实经济的预期。与McCombs和Shaw(1972)不同的是，Reis(2006)把信息作为一种商品，消费者根据对信息的偏好和效用选择支付信息的价格。选择支付信息的价格是消费者更新自身最优消费的决策成本。正是因为决策成本的存在，消费者不会连续更新自己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所以，消费者的决策行为表明信息传播是具有粘性的。只有信息慢慢在人群中扩散开来，消费行为才会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到总体消费。

2.培养理论。随着信息传播渠道不断拓展，电视媒体对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培养理论更加侧重电视渠道信息传播效果，并假设公众主要是通过电视媒体获取信息。Gerbner(1969，1972)的研究认为公众对世界的感知存在长期效应，主要表现为主流化效果和回响效果。主流化效果是指本应多样化的价值观，因为人们接触电视而变得与电视呈现的意见主流相似。

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代表的是社会主流舆论，引导公众意见趋于一致。主流化效果理论与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理论极为相似。沉默的螺旋理论由德国女传播学家Neumann(1974)提出并且在1980年对理论进行了全面概括。沉默的螺旋理论从传播学现象入手建立信息传播的分析框架。人类的行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环境适应行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对人们发表意见行为进行深刻剖析，描述了人们在表达自己观点和想法时的行为。当感觉到自己属于多数派意见时，人们更加倾向于积极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觉自己属于少数派意见时，人们会屈服于多数派意见而保持沉默。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行为会形成一个多数派意见逐渐扩大和少数派意见逐渐消减的舆论传播过程。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舆论倾向一边倒正是这一机制的结果。而回响效果理论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也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当电视经验与个人经验达到一致时，回响效果会显著增大，即人们会选择与自身经验趋于一致的意见进行表达。货币政策当局如果打算利用新闻媒介引导公众形成货币政策的合理预期，可以要求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与现实的货币政策相一致并尽可能贴近社会实际，此时的传播媒介效果达到最大。

3.使用与满足理论。与上述理论不同，使用与满足理论倾向于认为公众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通过自身的背景特征和动机选择相关信息。公众受到自身信息需求影响主动介入媒体，而媒体通过传播渠道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同时与其他信息来源相竞争。公众主导信息需求和信息传播渠道间的相互竞争导致公众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甚至公众能够影响新闻报道，即媒体对公众的关注做出积极反应。以上几种传播学理论无不反应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媒体作为信息的供给者向公众提供信息。如果信息供给方更强势，议程设置理论和培养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公众采取间接更新自己接受信息的频率以降低成本从而改变自身的消费和投资计划。一旦公众信息的需求方更强势，那么媒体反而会迎合公众舆论，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新闻报道，以此来影响公众预期和行为。

4.信息经济学视角。相比与传播学理论，信息经济学领域对媒体报道影响的研究更加倾向于信息质量和信息不对称，并主要集中于微观领域。Lamla和Sarferaz(2012)的研究揭示公众通胀预期的更新过程。这种信息更新过程归因于个人间信息摩擦。将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引入经济学计量模型中。信息的数量与人们更新预期的频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信息的质量越差，人们就会越多的关注决策时点的信息。与Reis(2006)的研究不同的是，Lamla和Sarferaz(2012)的研究表明了人们在调整信息的过程中除了关注信息的成本，还强调获取信息的质量：获取信息的质量高低会直接影响预期更新的频率。高质量的信息对于良好的决策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现实中，市场信息是不完美的，而且存在扭曲动机，即使公众是理性的并且知道市场缺陷的存在，也会改变行为结果。因此，信息经济学在传播学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公众对于信息质量的反应。在不完美市场中，即使获取信息需要付出高成本，公众也更偏好高质量信息。

传播学理论关注信息传播过程对公众行为形成的影响，详细分析了影响公众预期形成的内在逻辑。而信息经济学更加关注信息的本质成本(Reis，2006)和质量，并主要集中于微观主体决策的形成，有助于为媒体中的货币政策提供微观基础。媒体对公众预期和行为的影响仅仅是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的一部分，需要将媒体的影响纳入整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分析。

(二)政策传导渠道视角

媒体报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渠道，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媒体面向公众进行信息交流，减少信息不对称，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最终实现政策目标。中央银行逐渐意识到，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公众预期进行充分和详尽的解读，为货币政策制定提供大量有用的反馈信息，能够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和有效性。

1.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告示效应。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通过媒体新闻通稿或出版货币政策报告等方式向公众传达政策，称为告示效应。新西兰储备银行最早将告示效应纳入货币政策操作中，新西兰储备银行通过告示操作影响短期利率，从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这间接说明了中央银行有能力通过媒体来影响公众对未来利率的预期，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预期到中央银行对政策利率进行调整，公众会通过市场对现行市场利率进行调整，达到政策预期的效果。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预期理论。媒体报道对公众预期的影响主要是从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两种预期理论角度分析和阐述的。适应性预期是指适应性预期的经济主体利用过去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误差修正新一期的预测。适应性预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可靠性和适用性十分有限。在适应性学习条件下，公众利用中央银行通过媒体或者其他渠道告知的货币政策信息形成的预期维持经济的稳定性。同时，中央银行信息的透明程度对公众适应性学习行为有着重要作用，能够加快货币政策效果的实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目标是为了减少和消除货币政策制定者和私人部门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提前宣布货币政策目标和做出承诺，促使公众达到预期目标。鉴于适应性预期对信息的利用程度不高，理性预期理论应运而生。经济主体会根据理性预期假设，充分利用现有的所有信息预期经济变量的未来走势。与适应性预期不同的是，经济主体做出预测时需要将当前有用的信息纳入预期中。同时，经济主体运用各种信息来修正自己所做的预期。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考虑当前、滞后还是未来的信息。理性预期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十分严格的数学假设和实践操作性不强使得其难以刻画公众预期。在现实世界中，理性预期与实际公众预期的差异使得理性预期的实用性大打折扣。

媒体中货币政策理论框架的前沿综述从不同视角对媒体中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与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同的是，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理论基础加入了传播学和信息经济学理论，并结合经济学分析基本的供求理论，为媒体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提供支持。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目的是将媒体报道结合整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尤其是央行主动沟通的告示效应和公众预期形成机制，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媒体对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报道作用于公众预期，公众预期的变化会导致未来通货膨胀率、未来短期利率等货币政策目标发生变化，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效果。

三、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经验证据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媒体中的货币政策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公众预期形成和媒体报道行为两方面。公众预期形成和媒体报道行为两方面的研究遵循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经验证据。

(一)公众预期形成视角

1.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的实证分析

媒体报道对预期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通胀预期形成的研究。在宏观金融领域，国外学者最先将流行病学模型运用到媒体报道对公众预期影响的研究中。Carroll(2003)将流行病学领域的流行病学模型引入通预期形成机制研究，提出公众通胀预期的形成会受到新闻媒体报道的传染。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源自流行病学领域中公众疾病传播的研究，基本原理与一般流行病传染模式类似：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会在公众间产生传染效应，并且有一定的粘性。我们不难发现，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与Reis(2006)的信息粘性理论十分相似，均强调信息在公众间传播的时滞。信息粘性是基于消费者在获得、吸收、处理信息时所付出的成本，而这种成本会延迟信息的传播速度，导致信息粘性的产生。而Carroll(2003)的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是基于媒体在公众之间传播信息所引起的时滞。Carroll(2003)建立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研究通胀预期基于微观主体的异质性，将公众通胀预期理论模型设定为：居民当期的通胀预期为适应性预期，而专家的通胀预期为理性预期。研究通过区分居民和专家两类群体，将传统货币政策分析进行进一步扩展，对媒体视角的通胀预期形成机制加以说明。当媒体指数增加时，公众通胀预期更接近专家通胀预期。特别是在通胀预期相关报道较多期间，公众对于通胀报道的吸收程度远远大于相关报道较少期间。Carroll(2003)打破了上世纪通胀预期形成机制仅仅基于调查的局限性，将媒体因素纳入公众通胀预期形成机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2.媒体对预期形成机制影响进一步实证分析

Carroll(2003)的研究仅仅从媒体报道数量角度分析了媒体对于公众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并没有考虑新闻报道的质量因素。Blinder和Krueger(2004)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公众观念形成机制，并纳入了媒体报道质量因素。相比于Carroll(2003)的研究，Blinder和Krueger(2004)通过引入基本理论模型说明公众形成观点的渠道更多是电视和当地报刊。但是相比于其他信息来源，电视传播更多的信息，但是质量一般。Blinder和Krueger(2004)得出与培养理论相似的结论：当接触信息的渠道更多时，人们越容易形成观点;但培养理论更加强调信息的数量上的叠加而并非信息渠道的叠加。公众接触信息渠道增加，意味着公众可以以最低成本获得信息，并且通过不同信息的叠加增强自身选择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此外，观点的形成与思想意识、教育等因素相关。从人的角度剖析，思想意识在公众观念形成中起到决定性作用。Blinder和Krueger(2004)的研究违背了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理论的假设，却更加贴近现实情况，认为人们经常使用意识根据自己的现状快速做出决策，而并非根据自身的知识。人们通过意识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缩短了决策过程，加快了信息在公众间传播速度。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意识的形成是否与人们自身教育和经验背景有关，文章并没有给出答案。Reis(2006)从信息成本角度分析了媒体对于公众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延续了以往研究的假定，得出更贴合实际的结论：公众通过媒体接受媒体信息改变自身的预期，但不会持续关注媒体信息的。

3.公众预期形成的异质性

近年来，国外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公众预期形成的异质性进行研究。其中，Lamla和Maag(2012)的研究关注公众和专家预期的异质性。公众预期间的差异取决于新闻内容的异质性和报告的强度，特别是关于通货膨胀上升的新闻。专家预期的不一致并不取决于媒体报道，而取决于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波动。Lamla和Maag(2012)证实了公众是通过媒体报道获取信息改变自身的通胀预期。Pfaifar和Santoro(2013)采用新闻报道和家庭预期数据测试粘性信息模型的流行病学基础，并且强调通货膨胀新闻的无关性、公众预期更新频率以及公众预期的准确性之间的关系。其得出的经验证据从根本上挑战流行病学框架的基本假设，大多数人并不会根据专家的平均预期修改自身的预期，因此并不能说明信息的获取与预期的异质性具有相关性，即居民的通胀预期具有脱媒性。与Carroll(2003)的研究相同的是，Lamla和Maag(2012)和Pfaifar和Santoro(2013)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媒体对公众预期是否有影响以及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因此，专家预期是完全理性预期并与公众预期的异质性假设不能说明媒体对公众预期是有影响的。

4.中国侧重于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研究

与国外学者研究脉络有所不同，国内学者的研究着眼于媒体对公众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影响。张成思和芦哲(2014)首次以媒体视角探究公众预期形成机制。根据媒体量化指标和公众对未来通胀预期的调查数据，张成思和芦哲(2014)检验了媒体舆论是否对公众预期通胀率具有显著影响。文章还构建了媒体舆论、公众预期和现实通胀率的动态模型系统，用以考察三者的动态互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媒体显著驱动公众预期，并且公众通胀预期的粘性程度较高。卞志村和宗旭娇(2014)利用措词提取法构建我国媒体报道变量，重点研究媒体报道对公众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卞志村和宗旭娇(2014)的研究更加强调媒体报道对公众通胀预期短期效应，即短期内媒体报道和公众通胀预期有同向变动趋势。媒体对公众通胀预期的影响程度与媒体相关报道呈正向关系。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媒体窗口让大众更便捷的接触到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信息，有效引导公众，以更好地管理通胀预期。张成思、佟冠良和芦哲(2014)建立基于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证实了我国存在着从媒体报道到公众预期再到实现通胀的传导机制，深化了媒体舆论、公众预期和现实通胀率的动态模型系统。

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开始研究网络媒体对公众预期的影响，并挖掘网络媒体和报纸对于公众预期影响的差异性。张成思和芦哲(2016)首次将传播学领域沉默的螺旋理论与流行病学传染机制作为统一的理论基础，分析网媒和纸媒相关报道对通胀预期的传染效应。张成思和芦哲(2016)的研究表明纸媒和网媒涨跌价格报道对公众预期的传染强度不同，形成不对称螺旋。赵林海和刘兴宗(2016)的研究引入贝叶斯模型，分析了宏观经济变量和媒体报道对通胀预期异质性的影响。公众预期的异质性取决于媒体报道的异质性和报道口吻，而专家预期的异质性几乎不被媒体报道影响。赵林海和刘兴宗(2016)首次将媒体报道对于我国通胀预期异质性纳入研究范畴，验证公众预期会受到媒体通胀报道内容差异和语气的影响，同时从信息传播角度证明专家预期可以被看作理性预期，间接说明Carroll(2003)假设的正确性，为今后我国媒体对公众预期形成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研究提供经验证据。

通过理清国内外学者研究脉络可以发现，国外学者更多集中于媒体报道对于预期异质性以及公众预期形成机制的研究。而国内学者研究相对滞后，但并不影响其研究深度。张成思和芦哲(2016)挖掘媒体报道对公众通胀预期形成机制影响的传播学基础，将微观和宏观研究的理论基础有机结合，通过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多方位研究媒体对于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影响。赵林海和刘兴宗(2016)的研究填补了媒体对于我国通胀预期异质性影响研究的空白，说明了公众预期受到媒体传播影响的基本逻辑，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二)央行沟通与媒体报道行为视角

1.央行沟通方式的研究

最初国外学者对于货币政策在媒体中传导机制的研究主要关注央行沟通方式的选择对沟通效果的影响，并没有强调媒体在传导机制中的作用。Anderssonetal.(2006)采用1996年到2003年的周数据对瑞典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沟通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者探讨了多种货币政策方式，发现各种货币政策信号(通货膨胀报告，演讲，基本利率变动)影响利率的期限结构，说明沟通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性。Ehrmann和Fratzscher(2007)研究了央行新闻会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除政策外，央行新闻会还会向市场传递改变资产价格、影响资产波动率的信息。同时，新闻会澄清有关市场异常信息，尤其是在经济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央行新闻会的澄清作用会越发显著。Hayo和Neuenkirch(2015)侧重于探究网络新闻对于金融市场参与者影响程度是否显著。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来源并不仅限于网络新闻报道。鉴于网络新闻报道的有偏性和误导性，市场参与者只是通过网络新闻来验证自身判断，即网络新闻是一种信息的补充。以上研究基于中央银行沟通方式对金融市场参与者判断和预期的影响，是微观主体和宏观政策研究的结合，但并没有明确讨论媒体报道的影响因素以及媒体在政策信息传导中的效应。

2.媒体报道驱动机制研究

随着媒体效应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不断深化，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媒体报道影响因素以及驱动机制。Bergeretal.(2011)最早研究媒体报道中的央行(ECB)货币政策问题，分析了媒体报道与欧洲中央银行(ECB)的货币政策的关系：媒体报道的倾向性主要受欧洲中央银行信息的影响。央行公告内容以及市场利率意外变化对于媒体报道倾向性有重大影响。当市场发生异常变动时，媒体报道倾向性为负。与Ehrmann和Fratzscher(2007)得出结论类似，央行新闻会对政策的解读增加报道的正倾向性。Bergeretal.(2011)还强调媒体报道平滑预期的特性。当通货膨胀率大于目标通胀率时，媒体将更多地报道负向信息，以此来降低公众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使通货膨胀率降到合理区间。此外，文章对未预期到的政策的研究说明了如果欧洲央行传达了货币政策大量且充分的信息，媒体就会对未来货币政策有较为精确的预测，媒体报道就更加正向，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产生的负向效应就会相应减少。因此，媒体报道对于中央银行政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Bhmetal.(2012)对媒体报道中捷克央行货币政策进行实证研究。与Bergeretal.(2011)研究相同的是，Bhmetal.(2012)利用货币政策会议之后媒体发表的与货币政策委员会相关的文章，但却并未得出与Bergeretal.(2011)相同的结论。Bhmetal.(2012)的研究表明市场利率的意外变化并不会引起媒体报道倾向性的变动，媒体对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的报道并不能对金融市场产生负向效应，因此中央银行在设定利率时，没有必要刻意使用平滑利率的手段。另外Bhmetal.(2012)的研究证明了央行公告和预测会增加媒体报道正倾向性。结合媒体对公众预期形成影响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大致推导出央行公告和预测能够增强媒体报道强度和倾向，从而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的传导过程。媒体报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中央银行沟通的目的是否明确，是否有向公众清晰和充分传达货币政策的意向对于媒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程度至关重要。如果央行并不倾向清晰和充分的沟通，而偏好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媒体将会减弱甚至为市场带来负面信息(Bergeretal，2011)，并增强市场的波动性，不利于市场的平稳。反之，央行倾向于透明和充分的沟通方式，媒体的作用将会由于报道语气的变化而形成的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央行政策信息通过媒体报道传导到信息接收端公众和市场参与者，而公众与市场参与者获取、吸收、处理信息存在差异。公众通过媒体报道接触央行沟通信息，而金融市场参与者只是把媒体报道信息作为市场信息的补充。金融市场参与者更易于通过多种渠道接触市场信息，而公众只能通过媒体接触政策信息，可见媒体语气对于公众感知货币政策有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不同群体对于媒体报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着不同影响。

四、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影视调研报告篇5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建设陕南文化强县目标，以展示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红色文化和现代文化为核心，全力打造河洛文化品牌，积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努力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为经济社会率先突破发展做出新的积极贡献。

二、调研内容

1、文化企业情况、文化品牌建设和文化产业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文化产业人才情况。

2、影视、演艺、文物、雕塑、书画、动漫、文化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美术品、当代艺术、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等内容发展情况。

3、当前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意见及建议。

三、时间安排

11月8日—11月20日调查摸底阶段，主要任务是明确课题、落实人员、弄清现状及存在困难和问题。

11月21日—11月30日调研成果汇总阶段，主要任务是分析研判，形成调研报告。

四、几点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

文化产业调研是市委、市政府决策的一项重大调研活动，做好文化产业调研工作，对促进我县文化产业实现循环发展、率先突破发展意义重大，对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对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科技、教育等产业大开发大融合带动文化产业大发展意义深远。各镇、各有关部门务必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文化产业调研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此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督促检查，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全面完成调研任务。

（二）加强组织领导

县上成立由分管县长任组长，文广、人社、财政、国税、统计、工商、科技、教体、招商、旅游局等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县文化产业专题调研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文广局，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各镇及有关部门也要成立相应组织机构。根据需要，成立综合指导、调研报告和宣传展示三个工作组，同志兼任综合指导组组长，负责牵头抓总协调指导；同志兼任调研报告组组长，负责征集调研材料、编写调研报告、确定调研课题等相关事宜；生同志兼任宣传展示组组长，负责编写脚本、制作专题片、展示调研成果和迎接市上调研等相关事宜。

（三）明确责任分工

文广局负责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及其项目建设、新兴文化业态发展、文化品牌建设等情况调研，同时负责制定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及现行政策贯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调研；发改局负责对文化产业工作规划制定情况及发展目标调研；旅游局、教体局、科技局分别负责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科技融合情况调研；经贸、人社、财政、国税、地税、住建、工商、招商局和人民银行分别负责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人才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城乡规划政策、优惠政策、项目招商引资及融资、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政策制定情况的调研；传媒中心负责对文化体制改革情况、影视剧创作情况、广播电视（传媒企业）电影企业情况的调研；文化市场稽查队负责对文化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传统文化产业和印刷企业的调研；文化馆和剧团分别负责对文化传承培养情况、文化产业人才情况和文化演艺情况的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