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论文(6篇)

唐代文学论文篇1

一、政治与制度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与制度的研究从高峰期向下回落，相关的论文题目急遽减少，除一部分重复旧说外，有些论文呈现出新的视角并使用了新的方法，值得注意。

韩?N对隋代政治提出新解，在《隋文帝弑君与被弑说考证》（《学术研究》2000—2）一文中，他重新探讨了隋文帝弑周宣帝及被其子炀帝所弑两件公案，通过排比分析相关史料和考证解释，得出二说均不能成立的结论。他的《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2）揭示了隋文帝断然采取积极抵抗突厥的隐秘动机，指出隋文帝在国内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积极主动与突厥开战，不仅具有抵抗外侮、富国强兵的目的，还具有重组军队、巩固政权的意义，在其背后，更有通过抗击突厥来刷新政治的意图。王光照《.隋炀帝大业三年北巡突厥简论》（《安徽大学学报》2000—1）则指出隋炀帝大业初年,王朝北境的东突厥汗国已处在方生方成势力复兴之历史当口,而东突厥复兴抑成为隋之北疆防务及其东北亚战略发展一主要问题。鉴于此,隋炀帝亲临启民可汗牙帐,确认并重申开皇十九年(599)隋与东突厥建立的宗藩盟约，并颁下《褒显启民可汗诏》以实现有隋对东突厥的有效羁縻。沈世培《隋朝对高丽政策的演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4）认为，隋朝对高丽总的方针是羁縻方针,把高丽作为它的附属国,并围绕这一方针来调整对高丽的和战政策。文帝时期实行的是和好的外交政策.，炀帝大业七年前是从抚慰到征战的转变，大业七年后是征战政策,这一过程与炀帝的个性特征和高丽的疑忌心理是分不开的,并因此而把隋朝推向灭亡。

有关唐代政治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各具特色。

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事变”》（《敦煌学辑刊》2000—2）从敦煌写本唐《唐太宗入冥记》入手，指出在玄武门事变中，武则天一家站在太子、齐王一边，为太子、齐王鸣冤的《唐太宗入冥记》产生于武则天以周代唐之时。该文还考论了唐太宗在玄武门事变前后的一系列活动，力图洗掉史书中对李世民的粉饰，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牛致功《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中华文史论丛》62）根据文献及新出土的碑文和墓志铭，探讨了房玄龄、杜如晦等17个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并分析了他们的作用，指出，玄武门之变决非偶然事件，而是有预谋、有准备、有安排、目的明确的政治事变，李建成等的败亡，是这次事变的必然结果。刘树友则认为，李渊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采取了看似畏首畏尾无为，其实为中立的态度，遂使事态遽变，玄武门之变骤然发生（《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态度探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1）。

唐刚卯对开天政治的研究采取了从社会风俗入手的新角度，他的《唐玄宗的斗鸡与开天朝政治——《东城老父传》读后之一》（《唐研究》6）指出，玄宗好斗鸡，与其十二辰信仰及社会传统的阴阳学说有关，玄宗以十分宠??安禄山为掩护，却寄希望于隐秘地用“金鸡障”的荒谬方法来“压弭”安禄山。由于其对“压弭”法的迷信，未采取有效遏制安禄山势力的方法，促进了安史之乱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贾艳红分析了德顺时期围绕立储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认为顺宗即位前，主要是官僚集团与宦官的较量，顺宗上台后，演变为顺宗支持的革新派与宦官及守旧官僚的斗争（《论唐代德顺时期的立储之争》，《山东师大学报》2000—2）。卢向前研究了甘露事变后，“惜训恶注”的时人心态，他从其人作为、出身、入仕途径三方面，分析了这一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惜训恶注”与时人心态》，《唐研究》6）。李斌城根据法门寺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及《监送真身供养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结合唐代史籍与墓志资料，考察了参与懿、僖二宗迎送佛骨的僧侣集团，从而揭示了二宗迎送佛骨的真相及这一重要佛事的深层内涵（《唐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僧俗考》，《论集》）。何灿浩分析了黄巢起义后唐末藩镇的状况（《唐末方镇的类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樊文礼《李克用的尽忠唐室及其背景分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1）对李克用与唐廷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其间关系可用“虽茂勤王之绩，而非无震主之威”一句概括，其中“勤王之绩”是主要方面，这虽与沙陀风俗、李克用个人品格及汉族官员的影响分不开，但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即李克用要借助唐廷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2000年是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陈氏关于隋唐史种族文化说、集团说等都得到进一步的论考。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以唐末五代李克用为首的代北三部落及融合突厥、回?、吐谷浑、奚、契?、鞑靼等五部之众和部分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军人集团为研究对象，从沙陀的族源、内迁，代北集团的形成，其在唐末的政治影响，在沙陀三王朝中的核心和骨干地位，代北集团的消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代北集团”为作者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作者研究唐末五代史的新视角，值得重视。马驰利用石刻墓志研究了契?部在隋唐五代迁徙分裂的历程，并考察了契?何力家族的文化特征、籍贯变迁、婚姻状况、七代蕃将世家等（《铁勒契?部与契?何力家族》，《论集》）。杜文玉主要利用墓志资料，对史界少有注意的唐代宦官婚姻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唐代宦官婚姻具有稳定性、合法性、普遍性的特点，并分析了宦官之间尤其是高级宦官联姻对唐后期政治的影响（《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6）。他还细致研究了唐后期绵亘数世的大宦官杨志廉、刘光琦家族（《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论集》；《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3）。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1）通过刘晏三次任使理财的过程，揭示了以往不曾注意的刘晏成功的身后背景和唐代财政运作本身更隐蔽、更复杂的层次，她指出，肃宗、代宗二朝，刘晏相继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和刘清潭建立特殊关系，其理财生涯和政治沉浮与内廷权力的交替密不可分。财政使职结交宦寺及成为皇帝私人，主要是因为羡余直入内库及内廷对国家财赋的分割和监控，成为两者的基础。王力平《地域分野难以界说党派之争：〈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商榷》（《历史研究》2000—4）对李浩在《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历史研究》1999—4）一文中所提出的牛李党争乃士族圈内山东与关陇两大郡姓之争的观点进行商榷，指出在唐后期关陇集团不复存在的背景下，用郡姓出身的标准了划分两党，很是牵强，认为牛李党争应从当时特定的社会矛盾来考察。

将政治与学术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永贞革新，成为值得注意的现象。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对这一事件给中晚唐文学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认识，指出永贞革新是南方寒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以革新姿态向盘踞中枢的北方门阀士族进行的挑战，“标志着唐代文武联合政治向文官政治过渡的一次突进”。而寇养厚探讨了中唐新《春秋》学及其代表人物陆质的思想观点对柳宗元及永贞革新集团诸成员的影响（《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东岳论丛》2000—1）。

宁波天一阁宋《天圣令》的发现，为学界引人注目的大事，戴建国以《天圣令》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成为中日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成果。.他的《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2）以其发现的《天圣令》所附唐《田令》48条为基础，探索了唐田令的构成、内容等，还研究了《田令》令文是否完整及令与其它法律规范——律、格、式的关系，并提出唐令是唐法律体系主干的观点。在《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上）》（《文史》53）一文中，他又整理刊布了《天圣令·赋役令》50条，其中《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赋役令》的令文27条，为唐令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文中他梳理了23条宋令，得出“北宋前期，在许多方面承袭了唐开元时期赋役令的内容”的结论。黄正建《唐式摭遗（一）——兼论〈式〉与唐代社会生活的关系》（《论集》）据日本古籍《倭名类聚钞》辑出唐式佚文，并探讨了唐式的特点及其在唐代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唐代法律研究中对令式原典复原工作的重视，体现了日本学界律令制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官制研究中，中枢决策机构的研究日渐深入。方本新《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0—4）认为，“八座”会议是唐代中央首脑集体办公共同行使职权的组织形式，执掌朝廷的政务中枢，不仅集体研究中央政府日常较为重大的行政决策事务，还要制作“起请条”、“商量状”以及封建皇帝临时交办的其它决策事务。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会议管理，工作效率较高，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转与政治稳定。对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运作的框架性特征，刘后滨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的概念，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6）一文中，他考察了敕牒的特性及应用，认为敕牒是集中反映中书门下体制特征及体现宰相政务裁决权的公文书，是中书门下体制下产生的新形态的中央命令文书。他的《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北大史学》7）考证分析了堂帖、堂案和五房、堂后官、堂头、堂吏等，指出中书门下不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简称，而是宰相裁决政务的具体化的相府，它有处理公务的文书堂帖和堂案，及常设的办公机构五房和专门的办事人员堂后官。沙宪如则认为中书省的政事堂议政是政事堂制度的破坏，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是政事堂制度的瓦解（《唐代政事堂制度的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6）。曾维君对自唐代宗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各个时期枢密院机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枢密院权力的起伏变化是受着唐代末年恶性膨胀的宦官政治与五代军阀割据的武官政治影响的（《唐后期至五代枢密院之演变略考》，《山东社会科学》2000-—6）。戴显群《五代的枢密使》（《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3）全面考察了这一中枢要职，总结了五代枢密使在由内廷班子向外朝机构转化、向掌管军事的外朝机构转化的过程中变化发展的规律。

使职、吏制研究成为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势。石云涛《唐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使府体制新探》（《论集》）考论了开天幕府构成及僚佐职名职掌，指出开天边镇幕府之僚佐系统是从前期行军总管府历镇军统帅府脱胎而来，而幕府体制与性质是当时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变化所造成的。贾志刚《从唐代墓志再析十将》（同上）据出土墓志，汇集了有关十将的史料，澄清了一些有关十将的模糊认识。赵雨乐追溯了唐五代武德使、皇城使的演变历程，揭示了唐宋变革期内使职与机构的过渡问题（《从武德使到皇城使——唐宋政治变革的个案研究》，《唐研究》6）。李庆新《唐代市舶使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论集》）考察了市舶使的充任者、设置地点等，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市舶收入对唐朝内库乃至国家财政的影响。王川论述了市舶使、市舶太监的出现及其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中山大学学报》2000—2）。李锦绣《试论唐代后期的三司胥吏》（《论集》）指出，有官的吏是唐代后期财政机构的主要维系者，官领吏职始于刘晏改革，改变了财政官员的构成及财政机构的运转方式。唐后期三司胥吏分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奉行文书三类，前两类职权更重，由勒留官及商人充三司胥吏，是三司胥吏构成中引人注目的特色。冻国栋《汉唐间“伍伯”浅识》（《资料》17）考察了汉唐间伍伯及其演变诸问题。汉伍伯为“官供力役”，唐则泛称呵辟行路、主行杖之人为伍伯，实以“问事”之名取代之，因两者任役相当，诸种文献或时人习惯上多沿旧称，问事或伍伯在唐属职掌中杂任役之一。

翰林学士成为新的研讨重点。毛蕾《唐代翰林学士》一书对其形成过程、建制、职能作用、地位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对翰林学士人数、学士职责、学士权力大小、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等提出新解。傅璇琮《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学遗产》2000—4）以翰林学士的起始阶段，即玄宗、肃宗两朝的翰林学士作一个案分析，并与当时的中书舍人等作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一时期翰林学士的政治环境及相应的社会作用。许辉认为，翰林学士始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掌重要诏令的起草并参内议。这一重要职官历经玄、肃、代宗三朝发展,至德、宪宗时,因集中皇权和动荡的局势的需要以及朝中权势斗争的影响,翰林学士的职权得到显著发展,导致其政治影响在唐后期日渐提高（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科举制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彭万隆《唐代科举与文学的个案研究——贞元八年“龙虎榜”》（《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6）从地域、仕第、交游、德才与文学五个方面对贞元八年榜作了综合考察，展示了这一榜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刘海峰《.唐代俊士科辨析》（《中国史研究》2000—2）认为，唐代俊士科并不是以四门学俊士生为取士对象的贡举常科,而是面向庶民的四门学部分学生的入学选拔考试科目。俊士即俊士生,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其存在时间不是止于天宝十二年而是一直实行到唐末。俊士科或俊士制具有某些类似科举的性质,它的设立和衰微反映出参政权向平民开放和教育机会下移的历史发展趋势。何敦铧,林剑华《略论唐五代福建人士登科及其特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4）统计福建人士有123人在唐五代科举中陆续登上科第，并考证了福建人士最先登上科第的第一位进士。有关科举制的文章尚有党银平《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文史杂志》2000——6）等。

二、经济与财政

土地制度仍有新见提出。卢向前《唐代西州田制的普遍意义》（《论集》）从授受田额、式的规定性、授田对象、田土分类、土地还受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了西州田制可视为狭乡田制代表的结论，将西州田制与全国土地制度联系起来。乌廷玉回顾了“庄园”说产生的历程，认为把“庄园”作为学术问题加以研究从日本学者开始，中国史学界唐朝庄园说深受日本学者（尤其是森谷克己）的影响。作者经过分析有关唐朝庄园的史料后指出，唐朝只有地主田庄，没有包括多种产业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也没有“庄园经济”（《唐朝“庄园”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史学集刊》2000—3）。这一结论与刘红运对敦煌文书“庄”、“田庄”分析后所得的结论相同（《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2000—2）。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分三编十章考察了唐前期土地制度及在中唐的演变。该书指出，唐前期土地制度是一个三极结构的土地所有制体系，中唐以来的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它使封闭性的土地所有制演变为开放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此后的中国土地制度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法门寺织物的保存状况和已揭展部分的初步研究》（《论集》）研究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织物的保存状况及工艺技术价值，值得重视。郑学檬《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制造技术门外谈》（同上）及唐刚卯《跋敦煌文书〈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资料》17）、《“库露真”与“襄样”》（同上）研究了唐代金银器工艺技术、家具、漆器等，均呈现出唐史研究扩展视野的新趋势。

陈明光对唐代商业活动进行了细致分析，《略论唐代官私借贷的不同特点》（《中华文史论丛》62）探讨了纯经济性质的私人借贷与县财政属性的官府借贷在债务人身份构成、借贷形态、借贷原因、政府管理乃至社会经济影响等方面的差异，并进而指出，唐代官府借贷社会影响有一点不同于私人借贷之处，即助长商人势力的发展，中晚唐富商大贾势力明显发展，得利于“置本兴利”财政措施下对“捉利钱户”的种种优惠。他与毛蕾合写的《唐宋以来的牙人与田宅典当买卖》（《中国史研究》2000—4）通过阐述唐宋时期牙人从事田宅买卖中介的行业习俗以及由此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指出牙人参与田宅典当买卖，加剧了自耕农的佃农化。谷更有分析了船商的复杂生活，他认为，唐代船商以客贩为主要经营方式,他们贩运四方行踪不定,逐渐使他们淡化了“恋家”观念,导致了多数船商家庭的不稳定。同时,虽然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以致做下了种种不合时宜的举动（《试论唐代船商的社会生活》，《思想战线》2000—6）。

吴丽娱关于唐代盐法及物价的系列论文值得重视。她的《浅谈大历高物价与虚实估起源》（《论集》）、《试论唐代后期盐钱的定额管理》（《中华文史论丛》62）、《试论唐后期物价中的省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3）对唐后期重点难点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虚实估起源于乾元、大历，与盐专卖及国家政策有关；元和省估与大历物价不同，是虚实各半的比价；盐钱与两税同样，存在着以省估计算的定额，定额支配着盐钱的收入支出；唐后期物价既受商品经济发展，亦受政府试图支配市场、国家财政部分商品化的双重影响，但最终虚估向实估靠拢，仍体现经济规律的特点，从而为唐后期的物价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此外，她的《唐后期五代财务勾检制探微》（《唐研究》6）提出以往几无学者涉及的唐后期勾检制问题，通过大量的考据勾勒了唐后期比部衰微和使职管理系统下勾检制发展取代比部的线索及方式，从而揭示了唐宋之际勾检制度变化的趋势和过程。《唐末五代的河东盐池与政权移替》（《春史》）分析了乾符以后，围绕两池盐池的归属，朝廷内部朝官和宦官之间、中央藩镇和藩镇彼此之间的战争和拼杀，得出了“对于两池盐利及其所在地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廷的存亡，也决定了中原政权最终鹿死谁手”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柳斌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于清华《唐后期“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评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2）分析了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该文指出，唐后期山东地区受藩镇割据的影响，赋税总量较前期有所下降，但幅度有限，全国的经济重心依然在北方，只是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与南方而已。

此外，黄正建关于唐代社会生活研究的系列论文也颇具新意。他的《试论唐代前期皇帝消费的某些侧面——以《通典》卷六所记常贡为中心》（《唐研究》6）通过对土贡物品的分析，指出贡物除具有一些象征意义或礼仪意义外，具有很大的实用性，贡物如实反映了某一时期皇帝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需求或消费倾向的一些侧面，进而解释唐前期整个社会的消费状况。《S.9641V号文书与唐代兵士的春冬衣》（《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在研究了该件文书的性质、唐代春冬衣发放制度、当时成套衣服的称呼如“事”、“具”、“对”、“副”等问题后，充分利用文献和文物资料详细研究了兵士一套春冬衣的具体内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唐代兵士的衣物消费状况，对研究唐代军费支出和兵士生活也有帮助。

三、军事、交通、民族与对外关系

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利用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军事文书材料与史籍相互参证，探讨了关涉唐朝全局性的若干军事制度，如府兵装备、府兵的征行制度、兵员制度、行军制度、军镇制度等，是作者长期研究的总结之作。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全面论述了唐朝朔方军的崛起、发展、分解及衰弱过程，分析了这支军队兴衰的基本原则。该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德宗时为朔方军的衰弱期，德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也终于完成了对朔方军的分割和西北防务的重新设置，从而使西北对吐蕃的防御变得持久而有力。该书论述朔方军与神策军关系、外部民族环境与朝廷政策的关系、交通道路与防区条件等，也有新意。郭?ゴā堵鬯逄?aclass=content_ahref=/class_free/14_1.shtml>政治制度与军事政策》（《学术集林》17）对隋唐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新解，认为唐代基本上是一部由军事操纵政治的历史，唐统治者不重视儒学，以武力得天下，并征服四夷，致使武人坐大，唐因之灭亡。作者又指出，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隋唐上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大都由武人坐天下的余绪，下启五代十国藩镇割据之乱局。程存洁《略论唐王朝对西北边城的经营》（《论集》）分析了河西走廊及伊西北庭等地的边城设置和分布情况，并探讨了唐王朝建城对西北边城建置的影响。黎虎《唐代缘边地方政府的外交权能》（《史学集刊》2000—4）一文指出，唐代缘边地方政府在前期为州县二级，后期为道州县三级，它们是唐王朝的外交门户，并分析了其外交职能和特点。王援朝《唐代啄锤考——兼说唐代的戈》（《唐研究》6）认为，唐五代时期的啄锤是一种类似于短柄戈以啄击为主兼有劈砍功能的兵器，为步兵骑兵使用，唐文献中的啄锤与戈异名同物。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成为唐代交通史研究的显著特色。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篇》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综合中外研究成果，清晰展现了高昌通往中原的四条道路、高昌与三个中央政府、十多个割据政权、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交通的历史。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将汉简、出土文书与典籍文献结合，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过所的起源、唐代过所制度、过所与公验的嬗替、公验过所反映的关防及国家统一、交通贸易及社会关系等。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资料》17）将镇戍、烽所与馆驿、道路进行了细致分析，体现了对各地所藏吐鲁番文书综合研究的新趋势。

民族史研究中，有关突厥、回?的成果较多。吴玉贵认为史籍中关于唐初与突厥交往的史实有所避讳或语焉不详，他的《唐朝初年与东突厥关系史考》（《中亚学刊》5）指出，在唐朝消灭或吞并北方割据势力的过程中，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东突厥的重要影响，唐朝在北方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突厥有关，或者是得到突厥支持的结果，或者是与突厥妥协的产物。杨铭《〈大事纪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同上）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为线索，联系藏汉文资料，考实唐代吐蕃与突厥的关系，指出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中叶，吐蕃为其向西北发展的战略需要，曾先后与突厥十姓部落、后突厥汗国、突骑施等有过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往形式有互派使节、联合行动、缔结婚姻等。刘安志根据吐鲁番文书，探讨了8世纪初在西州活动并定居的突厥人的来历及他们在西州的活动情况（《唐代西州的突厥人》，《资料》17）。田卫疆一两篇文章研究回?史，其《漠北回?在西域诸地的活动及其后果》（《西域研究》2000——2）指出，回鹘西迁之前，漠北回鹘汗国依靠所控制的“回鹘路”，已插手北庭诸地事务，并于贞元十一年以前击败吐蕃，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迄庞特勤率诸部落居焉耆一带，创建安西回鹘政权，都是早先漠北回鹘汗国在西域诸地活动的直接后果。另篇《“卜古可汗传说”史实解析──一把打开高昌回鹘史研究之门的钥匙》（《民族研究》2000——3）认为,“卜古可传说”实际上是唐朝咸通七年（866）回鹘部落联盟中的仆固家族建立西州回鹘国的历史折射，西州回鹘国的创建者仆固俊就是所谓“卜古可”的人物原型。

关于其他民族，杨《试析唐代党项羁縻府州制》（《宁夏大学学报》2000——4）指出，羁縻府州制度.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期，其总体趋势是随着中央王朝实力之盛衰,党项羁縻府州制度的控制力呈现相对的强弱反应。该制度是唐朝与党项利益认同的产物。石硕通过对后弘期藏文史料、吐蕃时代藏文史料和汉文史料三者的相互比照与参证，对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进行了详细的甄别和考订,其结论认为,后弘期藏文史籍中所载金城公主出嫁对象之情节虽具某种史实背景,但实则缘自一种对史实的误传与讹变,是将金城公主入藏前后的吐蕃赞普父子关系弄颠倒而衍生的一个结果（《关于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的考订》，《民族研究》2000—4）。周佳荣与.龚荫均论及和亲，前者统计在唐代289年间,正式请求和亲的活动达40余次之多，最终有16位公主分别嫁给了7个少数民族。虽然实现和亲的情况比预期和亲的要少,但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盛事,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唐代“和亲”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后者认为，到了唐朝,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成了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南诏等8个族(国)共计和亲28次(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较大的作用（《唐代和亲政策述论》，《思想战线》2000—1）。何灿浩阐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湖南地区蛮族的分布、蛮族的活动以及湖南政权同蛮族的关系与政策，认为蛮族的活动对湖南政局有重要影响，湖南政权与蛮族保持了羁縻的关系，但政策思想却有某些变化（《.唐末五代湖南地区的蛮族活动及其它》，《宁波大学学报》2000—3）。

华涛较多地直接利用阿拉伯、波斯语史料，丰富了西北史地的研究内容。他的《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在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其他文字资料，描绘了八至十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的活动历史。他的《北庭之战后的回?、吐蕃和葛逻禄》（《中亚学刊》5）结合汉文、阿拉伯文、粟特文史料，认为九姓回?可汗碑关于回?最终夺回北庭、沉重打击吐蕃和葛逻禄的记载是可信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也在回?的控制之中，这为840年灾难后回?西迁天山东部地区埋下了伏笔。薛宗正为怛逻斯之战定性为，从651年大食首次向唐遣使,就同唐朝出现了外交上相背走向,大食的河外扩张实质上是对唐朝西域政治的严峻挑战。公元751年爆发怛逻斯之战,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而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怛逻斯之战历史溯源——唐与大食百年政治关系述略(651—75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4）。

关于东北亚，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唐研究》6）认为，统一新罗时期唐罗维持亲密盟好关系，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韩?N对《隋书·倭国传》进行了考释（《〈隋书·倭国传〉考释》，《中华文史论丛》61）。

四、社会、文化与中外交流

婚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志生《唐代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取向考析》（《北大史学》7），通过对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的分析，指出其具有重与皇室联姻的不同于山东旧族的通婚观念，并指出随着时代的改变，其通婚观念出现了从初唐重家族政治背景、到中唐家族政治背景和人物并重、再到唐后期重人物的变化。孙顺华认为，唐朝妇女观大体经历四变，其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文史哲》2000—2）。

盖金伟从唐代郊祀活动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出发，集中论述郊祀活动中关于唐代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政府诏令、赦文、德音、推恩令所揭示的唐代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和变迁，拟从郊祀祭享这项重大典礼的角度展现唐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景观，以丰富和加深对唐代总体社会发展史的认识（《论郊祀与唐代社会生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0—1）。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朱海指出，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忠先于孝,“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00——3）。葛承雍《唐代移民与社会变迁特征作者》（《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考察说，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移民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民族最杂的一个社会,唐代人口迁入的特点是周边各族与各国向内地大量迁移,而迁出的特点则是狭乡人口向宽乡迁移,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移,以及时多时少的逃户和动乱时期的南迁。傅玫据出土墓志研究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俨师唐墓所反映的一些唐代社会状况》，《春史》）。

张弓分析了自贞观至元和七次佛经翻译参译朝臣的家世、起家以及参译前后的任官经历，指出参与儒臣具有应举登第多、官至宰相多的特色；唐译场选派第一流儒臣参译，反映了唐王朝对译经所完成的华梵文化转换工程的认真与郑重，这体现了唐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也体现了唐皇室的文化高品位（《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议》，《论集》）。许敬宗是唐太宗、高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和史官，曾经领导和参与了唐朝国史、实录等多种史书的修撰。岳纯之《也谈许敬宗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问题》（《烟台大学学报》2000—1）指出，.无论从唐朝实录、国史修撰史和许敬宗个人品质，抑或从史料证据来看，许敬宗之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都很难否定。许敬宗篡改实录、国史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与唐朝的政治现实、尤其与唐高宗关系至密。

贾二强的《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民间信仰的专著，该书提出唐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格局可大致分为神观念、鬼观念和佛教的民间化等主要方面，在研究中着重探讨了佛教与民间信仰彼此的双向作用。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王永平《论唐代的民间淫祠与移风易俗》（《史学月刊》2000—5）提出，民间淫祠在唐代社会非常盛行,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以及巫鬼信仰。唐政府及各级地方官对民间淫祠,基本上是持禁绝或改造的态度,为此曾展开过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贾二强《唐人本命观是佛教》（《论集》）研究了原是佛教说法的本命在流传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干支纪年纪日法融合为一体，形成颇具影响的民间禁忌的历程。严耀中也注意探讨佛教对民间信仰、社会观念的影响。他的《〈新唐书·惠庄太子?执?抵械摹拔魍潦魃瘛薄罚ā堵奂?罚赋觯?拼?魃袷峭ü?鸾桃?氲纳耢螅??魃窀拍钍怯《让窦涑绨荻苑鸾逃跋斓慕峁?K?摹抖鼗臀氖橹械摹捌降却笸酢焙吞扑渭涞木?剿枷搿罚ā短蒲芯俊?）认为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是当时流行的平等观念成为社会思潮的产物，这种观念随佛教西来，流播中土，同时该文还探讨了唐宋间平等观念在民间流行的社会背景。张总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唐研究》6）通过对初唐时齐士员献陵造像碑铭及早期阎罗王图像的分析，探索了初唐佛教信仰及宗教观念、艺术图像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在有关道教的研究中，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论集》）与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唐研究》6）值得注意。前者通过分析道教在唐前期对外民族交往和对内民族交流中的主要事迹，得出道教在唐代并没有随唐帝国声威而远被四夷的结论，指出道教在唐初没有走上“世界主义”的道路，以后就加剧走向“民族主义”的倾向，日趋自我封闭与没落。后者分析了6种21件唐代道教镜实物纹饰，将其内容分为三类，指出道教镜或多或少或偏或全地体现着道教某种思想或某一观念。张萍指出，由于统治者的推崇,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饮食当中,统治者将道教禁食鱼、肉的教规推广到普通百姓之中,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道教节日与节日饮食习惯传入民间,道教养生食品受到普通百姓的推崇,这一系列现象反映出唐代饮食文化独具特色的一面（《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2）。

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分“文献考释”（包括“粟特文考释”及“回?考释”）、“专题研究”两部分，对吐鲁番摩尼教及中亚摩尼教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一文，对某些学者提出的摩尼教七世纪中叶在吐鲁番传播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803年漠北回?汗国直接控制高昌后，摩尼教渐广泛传播。葛承雍还研究了唐代的景教（《论唐长安景教传播的兴衰》，《春史》）。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交流》把实地考察、语言文字研究和各种文献综合起来，把对西域文明及中外交流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葛承雍指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外来文明的炎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单是它具有唐人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天下国家”盛唐气象》，《今日中国》2000—1）。周尚兵认为唐代对外开放盛世的出现是唐继承历代政权的必然结果（《唐代对外开放政策的历史渊源》，《人文杂志》2000—6）。

在唐代,中亚有“曹国”、“西曹”、“东曹”国之分,而唐代文献混淆了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并把相关史实混淆了。许序雅《〈新唐书·西域传〉所记“曹国”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结合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中亚考古资料,.考证了曹国的政治状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东曹、西曹的道里方位等。邓文宽《史道德出西域胡人的天文考察》（《论集》）用古天文知识对史道德墓志中相关文句加以释读，指出其用隐晦文字曲折的表达了史道德出于西域胡人。吴倬《尉迟乙僧综考》（《中亚学刊》5）考察了唐初来长安的于阗画家尉迟乙僧的生平及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林梅村进一步较释了《大唐天竺使出铭》并考证了相关史实（《〈大唐天竺使出铭〉较释》，《中亚学刊》5）。林英着重分析了可萨人改信犹太教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并结合唐代文献证明可萨汗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同中国相连，提出犹太人或对萨犹太教徒有可能从可萨汗国出发，经过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北道入华的论点（《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中山大学学报》2000—1）。苌岚通过分析日本奈良时代寺院资财帐及传世或考古发现的佛具、供养具，探讨了唐代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奈良寺院资财帐所记唐物及发现的相关文物》，《论集》）。荣新江、段晴认为，图木舒克出土文书所用的伊朗语，不应定名为“图木舒克语”，更不能称作“疏勒语”。根据文书所反映的唐朝羁縻州统治下的年代特征及同书汉文文书属于唐朝时期等理由，将这些文书年代断于据史德城统治时期，其语言应成为“据史德语”（《据史德语考》，《中亚学刊》5）。

有关资料考证校补的论文主要有：李方《唐西州仓曹参军编年考证（上）、（下）——唐西州官吏考证（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4、5），牛继清《〈隋书〉时误校补（一）～（五）》（《文史》50），贺忠辉《〈唐刺史考〉增补》（《文博》2000—2），胡可先《〈郎官石柱题名考〉金部郎官补正》，《淮阴师院学报》2000—1），彭万隆《〈登科记考〉订补八则》，《阜阳师院学报》2000—1）等。

五、敦煌学

200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有关敦煌学的论著、论集、论文等如雨后春笋，其中较大规模的论文集有8种，即敦煌研究院编《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以上三种均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荣新江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柳洪亮主编《吐鲁番学研究》创刊号等。专著、个人论文集38种，包括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陈永胜《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雷绍锋《归义军赋役制度初探》（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刘进宝《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柴剑虹《敦煌吐鲁番论稿》（浙江教育出版社），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作家出版社），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巴蜀书社），张涌泉《旧学新知》（浙江人民出版社），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陆永锋《敦煌变文研究》（巴蜀书社），邓浩、杨富学《西域敦煌回?文献语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牛汝极《回?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文佛教文献》（新疆人民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施萍婷主撰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方广?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宗教文化出版社），郑阿财、朱凤玉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杨宝玉《敦煌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裴智勇、孙铁《大梦敦煌——一个文化圣地的辉煌与伤心史》（新疆人民出版社），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广东教育出版社），黄征主编《敦煌传奇故事》、《敦煌佛教故事》、《敦煌孝道故事》、《敦煌智慧故事》（以上均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化丛书”包括：汪泛舟《敦煌古代儿童课本》、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高金荣《敦煌石窟舞乐艺术》、刘进宝《敦煌历史文化》、《藏经洞之谜——敦煌文物流散记》、谢生保《前世善行——敦煌壁画本生故事》、伏俊琏《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孙其芳《大漠遗歌——敦煌诗歌选评》、谢生保《成佛之路——敦煌壁画佛传故事》、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杨秀清《华戎交会的都市——敦煌与丝绸之路》、颜廷亮《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伏俊琏、伏麒鹏《石室奇谐——敦煌小说选析》等。译注有王克孝译《敦煌汉文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赵燕等译《从罗布沙漠到敦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王邦维、荣新江、钱文忠译《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看它的印度起源》（燕山出版社）等。敦煌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刊布也大量增加，主要有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甘肃人民出版社），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罗国威《敦煌本文选笺证》（巴蜀书社），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林世田、申国美编《敦煌密宗文献集成》（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彭金章、王建军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文物出版社），段文杰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浙藏敦煌文献编纂委员会编《者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国家图书馆特藏部、上海龙华寺、《藏外佛教文献》编辑部合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卷7《法华经画卷》，卷9《报恩经画卷》，卷12《佛教东传故事画卷》。此外，尚出版了一些大型画册，如段文杰主编《敦煌图案摹本》（江苏古籍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吴健主编《中国敦煌》（江苏美术出版社），吴健摄影《艺术的敦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论文约数十篇，以下简要介绍如下：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在陈垣、刘铭恕、王重民原编的基础上，对北京、伦敦、巴黎所藏敦煌写本逐一著录定名，过录写本题记，加注说明，为敦煌学者必备的工具书。《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包括敦煌文献发现百年的回顾与展望、在英国的收藏与编目、英国收藏敦煌文献叙录、英藏敦煌文献研究四部分，收录了宋家钰、刘忠、吴丽娱、杨宝玉、张弓、马继兴等论文数十篇，反映了敦煌研究的最新成果。

唐代文学论文篇2

关键词：唐诗意象承继性研究

从最早的《诗经》到后来繁荣发展的唐诗宋词，动植物一直是中国诗歌史上歌咏不迭的对象。诗人或直观咏物，或寄托深情，或讽喻时政。在此基础上，咏物诗层出不穷，随之发展起来的诗歌意象研究亦成为学界屡屡关注的重点。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鼎盛期，亦是诗歌意象表达的成熟期。在此阶段，有专门对唐代咏物诗进行分类的专著，如陆坚编选的《中国咏物诗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胡朝阳的《唐咏物诗二百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刘逸生的《唐人咏物诗评注》（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陈新璋的《唐宋咏物诗鉴赏》（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徐正的《说唐诗・咏物寄寓》（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等，将唐代比较突出的咏物诗分别加以分类，指明唐诗中所涉及的动植物意象多达几百种。另有梅庆吉编著的《唐诗动物园》《唐诗植物园》，分别对唐诗中出现的吟咏动植物的诗歌进行了收录和分析。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唐诗意象研究成果突出，无论是对一类意象的整体解读，还是对单个意象的具体剖析，包括某位诗人的主要意象，某类诗歌的主要意象，意象使用的密度、作用、文学特征、情感内涵等，无不触及。唐诗意象研究虽未有专著，但期刊硕士论文多达上百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体意象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以唐诗意象为整体（如植物意象，动物意象，如对唐诗意象特征的探讨等）的研究，也包括多个突出意象相结合的研究，同时也表现为某个诗人或某一类诗的主要意象研究。如南京师范大学石润宏的硕士论文《唐诗植物意象研究》，统计出了唐诗中出现的近两百种植物意象，并指出了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松、竹、柳等意象；莫砺锋的《论唐诗意象的密度》，对唐诗意象使用的密度、唐诗意象密度的合理性以及意象密度与意象类别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探究；河北师范大学王磊的硕士论文《论唐诗创作中的日月星辰意象》，将唐诗中比较常见的日、月、星辰意象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从多个角度论证了这三种意象对唐诗创作的影响；山西大学郭h的硕士论文《唐诗意象略论》，从儒释道三教思想文化的融合着眼，探讨了唐代诗歌意象呈现的基本特征。

二、单个意象研究

唐诗意象研究以单个具体意象的研究最为突出，其意象呈现亦较为丰富。如刘亮的《论唐诗中的“猿”意象》（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2期），选取了唐诗中的动物意象“猿”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善援之猿、清啸之猿、听经之猿、豢猿与放猿四个层面进行了探讨；青海师范大学杨微的硕士论文《唐代蝉意象研究》一文，亦选取了“蝉”这一具体意象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唐诗蝉意象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概括出政治属性的蝉、离别属性的蝉和光阴属性的蝉，观点新颖独特；又如大学罗朋朋的硕士论文《唐诗舟船意象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杨珊的《唐诗东风意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李文佳的《唐诗黄昏意象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彭海玲的《唐诗草意象研究》，暨南大学谭伟华的《唐诗灯意象研究》等，均是从单个意象的角度对唐诗创作的情感意蕴进行探讨，且大多数为近几年的硕士论文，此足见唐诗意象研究之热。

除上面提到的一些常见意象外，其他诸如长江意象、海洋意象、天文意象、桥意象、扇意象、玉意象，甚至R子意象、眉意象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笔者在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中发现，在繁复杂多的唐诗意象中，动物意象研究极少。孔子说，读《诗经》可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这在庞大的唐诗体系中更是有着最直观的体现。从诗歌意象使用的角度而言，唐诗可谓草木鸟兽虫鱼无不涉及，但是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兽意象研究相对单薄，只有很可观的几篇硕士论文。一是东华理工大学戴丹鸽的《唐诗龙凤意象研究》，该文以唐诗为研究载体，从作为“祖灵象征”“皇权象征”的“天上龙凤”意象和作为“君子象征”“爱情象征”的“人间龙凤”意象两个方面入手，探讨了唐诗龙凤意象的象征意蕴；一是暨南大学李征松的《唐诗中的瑞兽研究――以唐诗中常见的六大瑞兽为主要研究对象》，该文以六大瑞兽――麒麟、白马、虎、鹿、狮、象为研究对象，对唐诗中的瑞兽做了深入考察，认为瑞兽意象是唐代盛世的符号，瑞兽精神的张扬彰显出唐人独特的人格魅力；再有就是新疆师范大学赵士城的《唐代边塞诗中马意象研究》，该文将马意象置于边塞诗中进行探究，考察了马意象在边塞诗中频繁出现的原因，论述了马意象在唐代边塞诗中的流变，认为马意象的变化与唐代社会现实的变化密不可分。

此外，笔者暂未觅得其他关于唐诗兽意象的个案研究，此足见唐诗在兽意象研究上的不足。相反，草木、风雨、虫鱼、禽鸟等意象却是比比皆是。故而，笔者作出进一步思考：既然意象研究是目前硕士论文选题的热点，唐代又是意象发展的成熟期，最重要的是，唐诗意象研究虽多且泛，但在兽意象研究上却存在明显的不足，可否以此为入口，选取一种大家喜闻乐见又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兽类意象进行研究？比如，鹿意象就是唐诗兽意象研究存在的一个缺口，这说明唐诗意象研究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象体系，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挖掘。

三、唐诗意象比较研究

对研究对象进行比较阐释是文学研究中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唐诗意象研究亦不例外。

如陕西师范大学高卫国的硕士论文《李杜诗歌中动物意象的比较》一文，对李杜诗歌中出现的动物意象进行了梳理，在对其典型意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其不同意象使用所透露出的不同情感内涵，该文系唐诗意象比较研究中最突出的一例；再如何锋兵的《李、杜诗歌中“凤凰”意象之比较》（古籍研究，2013年第1期），该文从“凤凰”这一具体意象出发，对李、杜诗歌中同一意象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探讨。

从以上对唐诗意象研究现状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唐诗意象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是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唐诗意象体系；唐代作为诗歌意象表达的成熟期，其意象使用之多、之广、之新，是其区别于其他朝代并为研究者频频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遗憾的是，学界似乎都只倾心于某个时期某位诗人或者某类诗歌的主要意象研究，对很多值得挖掘的单个意象研究存在疏漏，尤其是前文提到的唐诗中的兽意象研究更是乏善可陈。其次是对唐诗意象缺乏一定的承继性研究；以笔者所关注的鹿意象为例，鹿作为一种意象在《诗经》中早已有之，并且相关研究成果颇盛。然而在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原本颇受关注的意象却逐渐淡出文学视野，其原因究竟是意象本身的淡化还是研究者们的主观忽视，值得深究。

就此，笔者以为，对唐诗意象的起源及其承继性研究应有所重视，比如，可以将《诗经》意象与唐诗意象进行一个历时比较研究，探究出唐诗意象对《诗经》意象的潜在继承，从而梳理出一条唐诗意象发展体系。另外，在对唐诗意象承继性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窥探出中国诗歌意象发展的一条隐性曲线，比如，某类意象的逐渐成熟或定型化，某类意象的衰退或新生。这是今后诗歌意象研究可以尝试关注的点，期待学界的后续摅论。

参考文献：

[1]严云受.诗词意象的魅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石润宏.唐诗植物意象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4]郭h.唐诗意象略论[D].太原：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5]李轩.试论唐诗意象的文学特征[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6）.

唐代文学论文篇3

关键词：唐代方言；宋代方言；方言学；方言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H1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84?05

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既能填补此项断代研究的空白，又为汉语方言学通史、唐宋语言学史、古代语言学通史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也能更正前人关于唐宋方言学的不妥之处。此外，唐宋方言学史中涉及的方言现象，还能为历史方言、现代方言、方言史的研究提供参考，为古汉语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支持①。

如何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目前可资借鉴的成果主要有：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1]、何耿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2]、华学诚《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3]、柳玉宏《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4]、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5]、汪启明《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6]、储泰松《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7]等。总体来看，专门探讨研究策略的不多，而且提出的有些策略也未必适用于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有鉴于此，我们拟定了几条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的策略，这些策略多为前人未述及或语焉不详者。

一、把重要方言史料纳入讨论范围

前人研究方言学史时，一直把方言史料亦考虑在内，如《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提及古籍注解和文人笔记等文献中的方言记载；《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王力先生序云：“现在何耿镛同志把汉代经师的笺注和汉代语文著作所反映的方言现象、中古时期的方言记载等方言材料加进去，内容就丰富了……其所搜得的材料是很宝贵的，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汉语方言（学）发展的轮廓。”《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摘要》把辞书和经注征引方言称为“文献方言学”，并指出：“中国方言学研究的古典传统是口语方言学和文献方言学并行。”《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认为研究方言学史的方法论原则之一是方言学史与方言史并重，文中说：“（汉语方言学史）更大量的工作则是从各个时代的辞书、类书、注疏、文集笔记中把关于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零散研究爬梳搜罗，并按一定的组织方法进行科学整理。”《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系统清理周秦汉晋时期的方言学史料，并兼及这一阶段的方言史料。”[5]该书共收王逸《楚辞章句》22条方言记载，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33条、郑玄注群经67条、高诱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72条，复从辑本中获得三国时期的方言材料50余条、两晋时期45条等。鲁国尧先生序该书云：“它（按：方言学史）就得囊括这一长时间内的有关方言记载、研究的各种史料，予以甄别、熔炼、分析，做出论断，前人的观点正确者阐发之，错误者驳正之，不足者补充之，还要能提出自己的新见，这新见还要有份量，如果是高见，就更难能可贵了。”

前人论及唐宋方言学时亦是如此。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第七部分“中国学者的方言研究”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均视为方言学史料[8]；《汉语方言研究小史》唐宋段重点介绍唐代汉藏对音

收稿日期：2012?05?14；修回日期：2012?12?28

基金项目：2011年甘肃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唐宋方言学材料及其价值”（YYGGS201107）

作者简介：王耀东（1970?），男，甘肃陇西人，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古代语言学文献.

材料和宋代方音材料[2]；《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主要依据玄应《众经音义》、窥基《法华音训》和《妙法莲华经玄赞》、慧琳《一切经音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音义书中的方言史料。

前辈学者把方言史料纳入方言学史，原因有二：一是现存的方言学史料太少；二是重要的方言史料亦蕴含方言研究成分。在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时，我们要广泛钩稽重要的方言史料，尤其是辞书、经注、笔记、集注、地志和佛经音义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比较零散，须整合后分类述评；辞书和经注材料须考察其共时性；汉藏对音材料的地域性和音值的对等程度不好把握，可暂不予考虑。

二、文献的全面考察和重点考察

相结合

前人对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或是简述性或是专题性。最早论述唐宋方言学史的是《中国方言学概论》，此文仅提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颜师古《匡谬正俗》、庄绰《鸡肋编》《宣和遗事》等，显然没有对唐宋文献进行全面考察。此后出现的一批旨在构建汉语方言学史史学框架的专著和论文谈及唐宋方言研究状况时，总是举几个常见的例子，而这些例子都来源于明清学者的称引。唐宋方言学史专题研究有刘红花《方言词研究》[9]、储泰松《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10]、王智群《颜注引方俗语研究》[11]、赵振铎《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12]等。李匡乂《资暇集》、沈括《梦溪笔谈》、王观国《学林》、王楙《野客丛书》、周去非《岭外代答》、洪迈《容斋随笔》等书中的方言学成果鲜有提及，对《匡谬正俗》、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书中的方言研究亦未进行深入探析。

全面考察须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入手（据初步调查，两种丛书共收唐宋文献近千部）。还要适当考虑元明清以来的唐宋佚文。考察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根据两部丛书的《提要》，结合清代《续方言》系列书，初步确定一批可能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微观层面，把这些文献粗略过一遍，确认蕴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据考察，涉及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在百部以上），然后逐本爬梳材料。

重点考察以史志、小学书、笔记和地志为主。史书的艺文志通常刊载方言专著；小学书包括小学专著和辞书，如李涪《刊误》《匡谬正俗》《切韵》系韵书等，佛经音义书也归入此类；《资暇集》《梦溪笔谈》《老学庵笔记》等唐宋笔记中含有大量的方言论述；唐宋地志除有零散的方言记载外，还有完整的方言研究内容，如《岭外代答·风土门》有“方言”和“俗字”两节。

三、合理利用清人辑录成果

最早涉及唐宋方言学史料的是清人《续方言》系列书。这些著作以续补扬雄《方言》为目的，辑录古代方言词语，并兼收少量方言学史料。这类著作有戴震《续方言》（二卷）、杭世骏《续方言》（二卷）、程际盛《补正》（二卷）、徐乃昌《又补》（二卷）、程先甲《广续方言》（四卷）、张慎仪《新校补》（二卷）和《方言别录》（四卷）等。影响较大的是《续方言》《广续方言》和《方言别录》（原名《唐宋元明方言、国朝方言》），其中后两部辑录唐宋方言学史料较多（总量不及我们掌握的十分之一）。《方言别录》把《匡谬正俗》《梦溪笔谈》和《老学庵笔记》等书中成段的方言学史料压缩成了简略的方言记载，抹杀了作者对方言的认识和思考。

《续方言》系列书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主要有：材料遗漏尚多，不标原始出处，所注出处有误，截取方言句段不合理，文字错讹脱漏，误判方言史料，朝代名与地名相混，自乱其例等。如杭世骏《续方言》辑录方言材料522条，时人评价很高。然《补正》校正67条，超过原书十分之一。《新校补》又“是正者十之七八，芟补者十之五”。凡此种种，笔者暂不赘言，拟另撰《清人辑录唐宋方言材料之失》一文详叙。

尽管如此，《续方言》系列书仍是研究方言学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初次排查含有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时，可把《续方言》中出现的直接认定；同时，通过与《续方言》比对，弥补搜集时遗漏的古籍和材料。

四、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相结合

一部完整的唐宋方言学史，既要全面概述其整体面貌和具体特点，又要重点讨论代表性成果。

全面概述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唐宋方言史料状况，可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概述。②唐宋方言研究状况，除介绍出现过的专著外，还要概述唐宋人研究方言的特点和内容。据我们了解，特点有：唐宋学者多以“论述”的方式进行方言研究，方言研究语音和词汇并重，有些研究是无意为之，注重揭示古今诗文中的方言等；内容有：关于方言观的论述，关于各地方言现象的论述，关于南北方言的论述，关于方言本音本字的论述，关于方言名源的论述，关于诗文中方言的论述等。

重点讨论的内容应包括唐宋人的方言观、方言专书和知名学者的方言研究，兹简要分述如下。

（1）唐宋人方言观包括：方言自古就有，各地方言不同；方言为通语之讹；方言多为通语音转而来，重音不重形；方言皆有所本，多为古语之遗；南北方言具有互动关系；方言形成自有原因等。

（2）唐代有李商隐《蜀尔雅》（三卷），北宋有王浩《方言》（十四卷）、王资深《方言》（二十卷）、吴良辅《方言释音》（一卷）等。这些著作虽已亡佚，然史志均有记载，如《直斋书录解题》卷3：“《蜀尔雅》三卷，不著撰人名氏，《馆阁书目》。按：李邯郸云：‘唐李商隐采蜀语为之。’当必有据。”

（3）唐代研究过方言的学者有慧琳、刘知己、李涪、颜师古、刘肃、段成式、封演、李匡乂等，宋代有沈括、项安世、王楙、王观国、朱熹、郑樵、洪迈、胡仔、陆游、周去非、俞琰等。方言学史要归纳他们方言研究的成就，指出其对前代方言学的继承和对后世方言学的影响。对《匡谬正俗》《刊误》《资暇集》《容斋随笔·四笔·南北语音不同》（卷9）《野客丛书·俗语有所自》（卷29）《学林·方俗声语》《老学庵笔记》等著作，既要进行宏观评述，又要从微观方面揭示作者表达的方言观和反映的方言现象。

在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宏观评价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唐宋学者研究方言的方法、理论、经验及历史条件，探讨唐宋方言学的发展道路及其内在规律，构建符合客观实际的唐宋方言学史的史学框架。

五、参考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罗常培《中国方音研究小史》是汉语方言学史学科的草创之作；[13]许宝华、汤珍珠《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14]《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导论》第九章“方言学史概要”、[15]张玉来《方言音韵研究小史》、[16]游汝杰《汉语方言学的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趋势》[17]等勾勒了汉语方言学史的大致脉络；《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则是唯一的断代研究。这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方言学史的写作范式。

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根据学者研究的自觉程度和所取得的成就，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上世纪20至80年代。这个阶段的研究多为印象性的简述或少量的材料辑录，学者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提到学术史的高度。主要成果有：《中国方言学概论》、崔骥《方言考》[18]、周祖谟《问学集》、[19]丁介民《方言考》、[20]周法高《中国方言学发凡》②和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等。

第二阶段为上世纪80年代至2010年。这个阶段学者研究方言学史的自觉性加强，出现了方言学简史和断代史，其中有些涉及唐宋方言学史的内容。主要成果有：《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等。也有专门探讨唐宋方言学的论文，或是专题研究，如徐时仪《北宋王浩、王资深曾著有》[21]；或是宏观概述，如《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此类成果还有时永乐、门凤超《唐代的方言著作》[22]、汪寿明《与方言》[23]、马重奇《方言考——兼评张慎仪所辑唐宋方言》[24]、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25]、冯庆莉《和的方言词比较研究》[26]、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27]、刘晓南《朱熹与闽方言》[28]、钱毅《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29]等。

第三阶段为2010年以后。这个阶段人们开始全面探讨唐宋方言学和方言学史料。《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首开风气，谈及如下内容：唐代文献方言记录概览，唐人对方言的记录和描写，唐人对方言现象的认知等。其后王耀东《唐宋方言学材料考论》首次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了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30]

上述成果能为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提供一些材料、方法和观点。

六、辩证对待前人观点

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前人的某些观点进行辨正，试举数例。

（1）《中国方言学概说》、陈钝《旧籍中关于方言之著作》[31]《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陈炳迢《辞书概要》[3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33]等均认为唐宋时期未出现过方言专著。《汉语方言研究小史》说：“这一时期（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关于方言研究的专门著作几乎没有，我们只能从研究音韵的著作或者其它文献资料中找到这一时期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2]何先生此说欠妥。首先，唐宋时期出现过方言专书。其次，我们从唐宋研究音韵的著作中很难找到理想的方言学材料。再次，唐宋方言研究的成果不限于一些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许多学者在谈及唐宋方言研究时总把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该书卷19有“俗语有所本”一条）作为代表。《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只提了《困学纪闻》和《齐东野语》；《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只提了《匡谬正俗》和《困学纪闻》；《汉语方言学导论》也只提到了这两部著作；[15]《辞书概要》说：“这段时期，兼录方俗词语的书有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赵叔向的《肯綮录》、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陶宗仪的《辍耕录》等。但它们都不是方言词典专著，收录也很少。”[32]经考察我们发现，《困学纪闻》“俗语有所本”一条中没有出现一个地名，王氏只在古文献中找到了这些俗语的原始出处，该书与方言研究有很大距离。

（3）《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认为：唐宋类书和清代的一些重要的辑佚著作如《小学钩沉》《邃雅斋丛书》《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小方壶斋丛书》《小学钩沉续编》等都有六朝唐宋方言学材料。这一提法也许适用于六朝，但未必适用于唐宋。因为唐宋类书中的方言学材料极少，即使有几条，也因类书的抄撮性质，未必有共时价值；清代辑佚书所收佚书基本上是唐以前的，鲜有唐宋方言学材料。

七、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定位

举凡学术史，必是横向分析和纵向比较相结合的。在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的基础上，还须考察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代以及元明清的方言研究，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语言政策，在古代文化史、古代语言学史、古代方言学史的大背景下对唐宋方言学在学术史上定位。

南北朝以前的方言研究，《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论之甚详。南北朝方言学史料，据我们初步了解，只有刘延明《方言》（已佚）和少量的方言记载。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文献大量散佚的客观原因外，恐怕这个阶段方言研究处于低谷是主要原因。较之南北朝，唐代方言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蜀尔雅》，颜师古等学者也均有方言研究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方言研究仍处于低谷。宋代出现过王浩《方言》等三部方言专著，沈括等一批学者也参与了方言研究，民间可能还印行关于方言的小册子，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与宋代杂剧、话本等俗文学的繁荣有关。元代出现了反映北方方言的名著《中原音韵》。明代有李实《蜀语》、岳元声《方言据》等方言专书，也有《韵略易通》《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等一批反映方音的韵书韵图，还有《问奇字》《菽园杂记》《字学元元》等记载方言的笔记杂记。至清代，方言研究达到全盛，具体表现在：编纂了一批续补扬雄《方言》的著作；撰写了许多调查、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如钱大昕《恒言录》、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钱坫《异语》、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证》、张慎仪《方言别录》、钱大昭《迩言》等；做了校勘疏证扬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方言疏证》、卢文弨《重校方言》、刘台拱《方言补校》、钱绎《方言笺疏》、王念孙《方言疏证补》等；出现了一些研究方言音韵的著作，如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陈澧《广州音说》等；民间流传着各种地方韵书，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漳州和厦门的《雅俗通十五音》、潮汕的《潮汕十五音》、广州的《千字同音》、徐州一带的《十三韵》、武昌的《字汇集》、江西靖口一带的《辨音摘要》、河北一带的《五方元音》等。另外，研究戏曲声律的著作和地方志也涉及方音材料，如王德辉、徐沅《顾误录》和段玉裁参编的《富顺县志》、俞樾参编的《续天津县志》和《上海县志》、钱大昕参编的《长兴县志》和《鄞县志》、杭世骏参编的《乌程县志》和《平阳县志》等。

纵观古代方言研究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给唐宋方言学史做出比较合理的定位。《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把宋元之际视为方言研究走出低谷而承前启后的时期[5]。《汉语方言学导论》则认为：“如果说汉代是传统方言学的勃兴期，那么隋唐宋元应该是衰微期。”[15]

注释：

本文所说的“方言”仅指汉语的地方变体，不包括无地域名的俗语、少数民族语和社会方言。方言学史料须有明确地域名或根据语境可推知地域。

周法高的《中国方言学发凡》载台湾1955年《中国语文研究》，笔者仅见目录而未见原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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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earchTacticfortheHistoryofTangandSongDialectology

WANGYaodong

（MobileStationforthePost-doctorsin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24，China）

唐代文学论文篇4

杨时、朱熹、严羽等人开创了我国古典诗学理论批评中一个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经典论说，后来经过方回、杨士弘等人的补充,最后是由高、徐师曾等人使其更加完善。明清有许多评论家在种理论的批评内涵基本成型后，从各种层面对这种理论的疏漏与缺欠，进行了补充、纠正，从各种角度加深了对每个时期唐宋明清文学的认识,对我们客观的分析理解唐诗的变化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一、从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

时代论诗，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文学风气，在文人的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这一时期，把持反对意见，对严四唐之分进行消解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董应举、叶羲昂、黄周星等人的言论中。他们主要针对“四唐”说分期断限与唐诗历史发展流程的内在连续性存在抵牾加以阐说。

明朝代中后期,针对黄克缵主导册编的《全唐风雅》一书当中，董应举就针对这一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唐朝的诗学不应当以每个朝代存在的时间界限来划分，这样看来是非常片面的，同时，董应举也提出了他个人的观点，他认为要判定一个时期诗歌创作优劣的标准，应该是这些诗歌是否能够伴随时代的发展，在诗歌当中体现当时的文化气息、思想内涵、艺术表现等元素，这些元素应该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欣赏标准的，只有人民群众达到耳熟能详，那么这首诗歌的功能性就得到了体现，切记不要拘泥于诗歌死板的文体，盲目的已时代界限来划分诗歌水平的高低。董应举的这一思想观点便开启了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对严“四唐”之分消解的先河。

到了明末清初这个时间段，在董应举前期提出的观点上，文人叶羲昂便明确的提出判定诗歌水平高低以时代时限来划分显得过于死板，不够灵活。其中他有一个比喻是非常的深刻的，就好比一年有四季，景色交替，故不能以一面之词来判定这个春夏秋冬的好坏。在叶羲昂比喻的基础上，文人黄周星也是以四季轮回来论证唐诗界限的划分不能以时代界限为依旧的合理性，更能够形象地表达出消解“四唐”高下的想法。从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得知，唐代诗歌水平高低的评鉴不应该按照朝代时限作为依旧来划分，因为这样的划分是经不起群众人民的实践检验的。

二、从肯定真情表现角度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

除了从朝代时限角度对四唐的诗歌文学进行消解外，其后，更有很多的文人参与到消解的队伍中来，而且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自己的看法，他们论述的出发点是以唐代诗歌的创作方式为出发点，对唐朝各个时期诗歌进行了自己观点的论述。

到了明朝代的中后期,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针对严“四唐”的消解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例如以文人郝敬为首的，他以初唐时的张说、张九龄,盛唐时的孟浩然、王维及中唐时的钱起、皇甫冉为例,认为他们虽然身处于唐朝的各个时期，但是他们的诗歌却包含了各个朝代文化发展的意味。所以他对严“四唐”提出了自己的论断,就是说明严“四唐”的这种划分方法既没有体现当时朝代所要表达的文化意境，也没有体现出个人的时代特征，所以说这种分法是相对比较笼统的，还是欠佳合理性，经不起实践检核。

到了清代中期,皇帝康熙也针对唐代的诗歌进行了划分，并针对唐代诗歌的搞下进行了论断。康熙个人认为，唐朝诗歌是非常繁荣的，各种题材各种风格都是具备的，纵然风格不同，但是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诗歌都是机遇创作主体的基础上发表个人的看法，有情感有悲哀有感叹等，所以从这些特点来看，唐诗的爱好者以时代性来划分唐诗是不合理的，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性。

三、从对诗歌审美本质的张扬及融通正变观角度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

金圣叹、吴乔、薛雪、袁栋、管世铭等人对严“四唐”之分的纠正，主要是从对张扬诗歌本质审美和融通正变观角度展开论说。他们对唐诗艺术价值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特征的肯定。明末清初,金圣叹认为,要从内在含义与风格特点上来进行整理和概况。他提出要按时间顺序来划分唐诗的高下,其实这是宋人的皮毛之见,唐人选诗是不分系统、不排名次的,以“九品”论说不同体制唐诗之名次,其在实际上有违对唐诗真实面目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有碍于人们对唐诗历史发展流程的认识,是并不明智的做法。

四、从肯定新变角度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

明代,刘绘较早从肯定新变的角度对严“四唐”之分予以了消解。他对以“四唐”界分唐诗高下持以诘问,他个人认为伴随朝代的发展，唐诗的发展内在属性是相互关联的，诗词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朝各个时期的诗歌高下不能一改而论，不同时期的创造各有特点，各有风格，应区分对待。

唐代文学论文篇5

为了全面地理解唐诗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著者探讨了唐代司法监察制度及考试制度，以及唐代地理学的成就。这属史学的范围，但它们与唐诗中的自由精神、诗赋取士和山水诗的发展均有间接的关系，可以对唐诗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唐代各种哲学体系并存的开放型文化所促进的思想的解放，儒家地位的加强及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以及景教、伊斯兰教、祅教、摩尼教的流行，统治阶级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大量吸收外域文化，成就了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这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再将唐诗的繁荣仅仅归结为社会经济高涨的产物或社会变革的结果，较切近唐诗发展的真正原因。从社会意识形态对唐诗的影响而言，著者着重探讨了道教文化对唐诗所发生的作用，这即是：道教超越功名利禄的思想对唐代诗人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唐诗中有许多直接表现神仙世界的游仙之作，寻求新境界的浪漫情调在唐诗中的回响，自然深秀和空灵飘逸的审美追求是道教文化在唐诗中着上的鲜明底色。由此我们将唐诗与汉魏六朝诗、宋诗，以及元明清诗相比较，可见到唐诗所受道家哲学和道教文化的明显影响，有助于我们对唐诗的思想与艺术特色的认识。为了说明道教文化与唐代诗人的渊源，著者在全面考察唐代诗人的基础上将诗人分为八种类型：隐居读书或著书讲学者，求仙服食者，隐居学道以求仕者，仕途失意后隐居者，厌世归隐者，隐居避乱者，被迫终生隐逸者和受道家思想而淡泊名利者。因有这样细致的归纳，使道教文化对唐诗的影响的论点得以落实。

在唐诗研究中，著者关于李白的研究共有七篇论文。它们多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及其他刊物转载，在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影响。此组论文中关于李白与谢脁诗的比较，关于李白诗的评价，关于李白诗的主体意识、艺术风格、兴趣爱好与心理特征，李白与杜甫青年时代创作的比较，李白待诏翰林时期作品的考察，李白散文艺术的探索等，题材较为广泛而新颖，从各个视角对李白进行了新的学术研究。作者认为，在李白的主体意识中体现得最鲜明和突出的是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和平等意识，其作品有着鲜明而独特的艺术个性。他敢言人之所不敢言，敢言心中之所欲言，敢于突破先贤圣哲的清规戒律，对自己的感受毫不压抑，也不扭曲自己以媚时俗。然而他对人性、个人的尊严与人身自由的呼唤，还是非常模糊，十分朦胧，层次较低的，是在追求个性解放时无意识接触到的。在其主体意识中掺杂有不少消极的因素，自由独立的意识仅为改善个人生存条件而表现出来，并将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依赖于明主及权贵的赏识。这样就很确切地概括了李白的主体意识，既指出了其积极的一面，也见到其消极的一面，对我们认识李白这位诗人的个性及作品的思想意义能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李白诗的艺术风格，概括起来其特征是：以雄放浪漫的艺术方法传达纯真情愫，使其作品气势跌宕，饶有韵味；以非常的方法描绘仙灵怪异形象和梦幻神奇的特殊意境，新人耳目；以不假雕饰的俊逸诗风与复杂多变的艺术风格进行有机整合。这是深入研究李白诗的艺术特征后所作的较为确切的归纳，并非简单地以感悟方式以为其诗富于青春气息，或者以为是一种醉态思维，或者沿袭旧的“诗仙”之说。作者关于李白的主体意识和艺术风格的分析，具有一种宏观意识，达到了新时期以来李白诗研究的高度水平。自来关于李白的研究中对其诗之外的文章——文、表、书、序等方面鲜见专文。著者为全面研究李白，对其今存之六十余篇散文作了探索。李白的散文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对当时的重大时事有所触及，艺术风格也很独到，所表现的思想更为直观、明确和具体，固是研究李白的珍贵资料。其散文的艺术风格是：气势沛然，发端突兀；参差错落，富于变化；纵横奔放，行文自然；形象生动，长于比兴。李白思想驳杂，等同儒道，这是其散文不为后世所重的原因。其散文中奇句单行的句式不少，工整的四六骈偶不多，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萌芽。关于李白散文的论述，使著者的李白研究臻于完满的境地，亦为李白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课题。

中唐诗人钱起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存诗四百余首，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句知名；其诗是由盛唐诗风向中唐转变的典型。这位诗人在诗史上是颇有争议的，对其评价则毁誉均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钱起诗的研究是被忽略的。王定璋先生选择了钱起诗作为重点研究的个案，先后发表了五篇论文，完成了《钱起诗集校注》，于1992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收入《两浙作家文丛》出版。著者认为钱起诗具有新奇研炼、简淡自然的特色，即虽重藻饰，但不浓艳；讲究字面，而又合于自然。他属于艺术造诣高于思想境界的诗人，不少篇章的思想一般，但格调高雅，艺术形式精致；其诗的艺术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著者对钱起的研究基本上是采取实证的方法，对重要诗作进行编年考证。今存《钱考功集》十卷，宋人葛立方，明人胡震亨，及近世岑仲勉和傅璇琮对一些作品曾有考辨，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其集中尚羼入其子钱徽的作品，又有储光羲、韩翃、赵起、严维、崔峒、白居易和杨巨源的作品混入，情况十分复杂。对此，著者以翔实的资料进行辨析，成为整理钱起诗集的基础工作。当代学者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中有《钱起考》，考订了钱起的卒年。王定璋通过对钱起有关晚年的作品的辨正，对钱起的卒年作出了确凿的论断，纠正了傅著之失。

《文史思辨录》所收的论文大都以思辨方式探讨唐诗中重大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问题；对钱起的研究，则主要采用传统的考据学方法进行考证、辨伪、校勘、笺注，体现了深厚的考证功力，使此项研究达到极高的学术水平，填补了唐诗研究的一项空白。

唐代文学论文篇6

综合起来看，《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打破了传统的研究格局，开启了新的研究路径。因此，本文的讨论重在该书研究理路的梳理与研究方法的抉微，并在此过程中彰显其学术特点及其对于学术史的贡献。

第一，文化现象：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整体考察。《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唐人选唐诗文总集的一次成功尝试。作者认为：“唐人诗文总集的编选活动与唐人诗文创作活动一样，贯穿整个唐代社会的始终，二者共同构筑了唐代诗文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第1页）“全面地研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并将其放在中国古籍编纂长河中全方位审视，不仅是研究唐代选学的需要，也是研究我国古籍编纂与编纂文化史的需要。”（第13页）基于此，作者在论述中一直将“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探讨，同时将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理论阐述与文献稽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具体的论述中又能做到三个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渗透、互为经纬。如本书总论编，在宏观追溯唐前诗文总集的编纂对唐代总集编纂活动的影响之时，又着重以《文章流别集》《晋元正宴会诗集》《文选》《诗苑英华》《玉台新咏》等唐前总集为例，考述其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内在联系。在研究宋人著述对唐人总集的重出、误收现象时，则以《新唐书・艺文志》《玉海》为中心重点考察。再如本书分论编，虽以个案探微为主重点择取九种颇具代表性的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各成章节进行考论，然而，这些看似独立的章节之间仍有一条宏观发展主线贯穿始终，这条主线即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段诗文总集的编纂特点及其成就得失。至于文献稽考，更是全方位地渗入了本书各个章节的研究内容，尤其在《宋人著述对唐人诗文总集的误收》《〈续诗苑英华〉考论》《〈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考辨》《李吉甫编纂的诗文总集考论》等章节中。作者通过大量的考据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石，以支撑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属于一种文化现象的学术理路。

第二，选本批评：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独特价值。唐人编选诗文总集是特定的选家在特定的时期根据自己的选取标准按照特定的体例而编选的集子，因此，每一本总集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蕴含着编选者的选本批评观点。本书在抉发选本批评的独特价值方面用力颇深，往往能从选诗的相互联系中总结其体例、类例、批评特点、批评方式诸方面的规律。就类例而言，唐人诗文总集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以人为次，如《玉台后集》《国秀集》《河岳英为集》《中兴间气集》;二是以诗文为次，如《因继集》《刘白唱和集》。就体例而言，或以官班为次，如《翰林学士集》;或以时间为序，如《续诗苑英华》;或以类编纂，如《唐诗类选》;或以文体为本，如《古今诏集》《古今诗人秀句》;或综合多种体例，如《古今类聚策苑》，体例的综合化也是唐人编纂体例成熟的标志。就批评特点而言，是与体例密切相关的，以选录存者为旨归，以地域为限，以文体为准，分类别编纂，这样的批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有些选本有序评加上小传，其批评则具有最深刻、最直观、最全面的特点;而综合多种体例编纂的文集，又体现出复杂性的特点;但唐人所编的诗文总集，还属于初创阶段，不少总集体例尚未尽善，如以官班为次而不够严格，选录己作以自张声势等。就批评特点而言，一是表现为选与编共存，侧重“编”者，有家集、唱和集、送别集等，侧重“选”者有断代诗总集、断代文总集、诗句选集、分体文总集、诗文混合总集等;二是选本批评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表现为选家主观的审美判断和鉴赏活动融入其中，从而突出了选家的个性化特征，主观色彩的渗入，也使得选本的质量良莠不齐。而对于具体的选本，其选本批评意义的阐述更具文学史与批评史意义。诸如姚合的《极玄集》，“以选录王维诗风格论之，《极玄集》兼及王维诗风的两大领域，上与《国秀集》《河岳英灵集》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下启《又玄集》《才调集》，其诗学观表明唐人选唐诗对王维诗审美接受的一致性。也正是这一异同互见的特点，才使唐人选唐诗如百花争艳，为今人认识唐代诗人及其诗歌成就提供了宝贵的诗学理论借鉴。”（第315页）再如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是选本批评中最具个性和最有价值的一种，“《中兴间气集》以前，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就选本批评针对性而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选诗的方式对遴选对象的比评，此可谓之内涵式批评。……就其外延式批评而言，《中兴间气集》在其序言中谓‘……《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由此可见，高仲武选本批评直接指向本朝选本，这在唐代选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第267页）这样对于内涵式批评和外延式批评的界定，以及在唐代选学史上地位的论证，对于文学选本学术史的研究无疑是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的。

其次，出土文献的发现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原典材料。新出土文献当中，涉及唐人编选总集虽然并不完备，但资料弥足珍贵，或可纠正传世文献的讹误，或可与传世文献相互补充。而且，已经有学者将出土文献中的唐人著述辑出，利用起来十分方便，如程章灿《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张固也《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补正》、陈尚君《石刻所见唐人著述考》、潘明福《唐代墓志中新见唐人著述辑考》、韩震军《唐代墓志中新见隋唐人著述辑考》等，而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则专设“出土文献所见唐代诗集研究”一节，将近年来新出土文献中的唐人编纂的文学总集，分总集、家集、唱和集三类辑考，对于研究唐代总集的编纂及流传情况，颇为有用。《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虽广稽文献，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编纂者、集名、卷数、编选范围及特点等考证谨慎，论据坚实，但因为对出土文献中的信息注意不够，论证时难免顾此失彼，有所疏漏。比如《文馆词林》的编纂，《唐代墓志汇编》咸亨六八《唐故司成孙公墓志铭》：“公讳处约、字茂道，本乘乐安人也。……从贞观已来，奉敕修撰《周史》、《续贞观录》，兼国史、《文馆词林》。”此墓志铭记载孙处约曾参与《文馆词林》编纂，而此事并不见于传世文献的记载，故本书自然也无从征考。如果在研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资料来源时，更加关注出土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并与传世文献与域外文献相互印证补充，可能会取得更大的创获。

再次，缘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复杂性，其研究范围的边界和类别划分的尺度也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本书将《艺文类聚》《初学记》视为诗文总集汇入辑考，这是否合适是可以讨论的。众所周知，此二书虽收录了大量唐人诗文作品，但本质上仍属于类书，是各种专题文献资料的汇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作者辑考时“参照胡应麟等观点，视该集为诗文合选集，暂系于此”（360页），而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并载诗词，则近于集。”胡氏只说“近于集”，但也并未归入总集范畴。况且《初学》《艺文》广为学术界所用，即便视为诗文总集，也没有辑考之必要。再如第二章第一节，在考察唐代诗文别集编纂者的类别时，作者以“杨炯为王勃编集”为例，说明第三类为门生、友人或崇拜者，这个例子似乎有争议之嫌。据杨炯《王子安集序》：“君平生属文，岁时不倦。缀其存者，才数百篇。……兄壹瑁磊落词韵，铿风骨，皆九变之雄律也。弟助及勋，总括前藻，网罗群思，亦一时之健笔。友爱之至，人伦所及。永言存没，何痛如之。援翰纪文，咸所未忍。盖以投分相期，非弘词说，咳G涕。究而序之，分为二十卷，具诸篇目。”从杨序的这段文字看，王勃的诗文集似乎是其死后由兄弟收集编写，而杨炯只是为之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