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神经病学的认识(6篇)

对神经病学的认识篇1

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机制

1977年Besedovsky提出体内存在着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的假说，使之成为医学生物学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很多科学工作者热衷于此研究。依此假设l982年Blaock等在研究了大量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将此跨学科的领域称为神经免疫内分泌学或称为神经免疫调节学。这三大系统的调节行动，对维持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和内环境的稳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旦此系统平衡失调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换个角度讲也就是说病因作用于此系统，使此系统平衡失调，就会形成疾病。

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反射，我们一刻也离不开反射，我们平时的吃饭、大小便、呼吸、心跳、出汗都是通过反射来完成的，就连我们的姿势和有意识的运动也是通过反射来完成的，在绝大多数的疾病机制中都有反射机制参加，如各种休克、神经性水肿等，我们临床上遇到的症状和体征也都是由反射引起的，如咳嗽、呕吐、发热、出汗、疼痛等，人体内环境一切内容都受到反射的调节，如血压、pH、渗透压、电解质、体温、本体感觉、前庭感觉、水、激素等等，反射在机体调节过程中是最重要的机制，因此有人将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看成是神经反射的一种延续。神经反射在疾病的发生中起了主导作用。

内分泌系统

人体有七大内分泌腺体，分别为脑垂体、甲状腺、甲状旁腺、胸腺、胰腺、肾上腺、性腺，它们分泌激素去调节机体代谢，以适应环境，内分泌系统是人体中除神经系统以外的又一重要调节系统，在疾病的发生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内分泌系统本身受神经系统的调节，激素的异常是人体发病的一个重要机制，我们的机体一天也离不开激素，细胞如果没有激素的刺激，就不能完成代谢过程，就会表现出惰性，如甲状腺激素不足，引起呆小病，胰岛素不足引起的糖尿病等。内分泌系统在疾病的发生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免疫系统：人体如没有免疫系统就如同一个培养基，一块死肉，就会很快被微生物分泌的酶分解而腐烂，免疫是机体活命的又一保证，免疫是生命生存斗争的产物，几乎所有疾病都有免疫系统的参与，它分泌免疫因子、免疫激素也参与机体调节。

以上三大系统，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调节机体内环境，如神经系统，对内分泌器官和免疫器官的神经支配，这叫直接通路。还有间接通路，如免疫细胞、内分泌细胞的细胞膜上有神经分泌物的受体，神经细胞膜上也有内分泌激素和免疫因子的受体，免疫反应可以被条件反射引发，这条足以说明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关系。神经及心理因素可以影响免疫功能，由免疫系统产生的物质，在结构与功能上与内分泌细胞和神经元所分泌的激素完全相同，免疫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对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都有影响，免疫系统对内分泌系统也有调节作用，另外，免疫系统还是人体的一种感觉系统，它还能感觉到神经系统不能感觉到的细菌、病毒、毒素、异体蛋白等物质的入侵，以及肿瘤细胞、机体抗原性的改变等“自身”变化，这类刺激被认为“非认知性刺激”，B1alock等于1985年在((ImmunologyToday))中提出免疫系统可以起一种“游动脑”的作用。

细胞机制

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后可以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组织、细胞，造成某些细胞功能代谢障碍，从而引起细胞的自稳调节紊乱。某些病因如外力、高温等，可直接无选择性地损伤组织细胞；但另一些病因又可直接有选择性地损伤组织、细胞，如肝炎病毒侵入肝细胞、疟原虫侵犯红细胞等。致病因素引起的细胞损伤除直接的破坏外，主要表现为细胞膜功能障碍和细胞器功能障碍。细胞膜功能障碍中目前对膜上的各种离子泵(如钠泵即Na+-K+ATP酶、钙泵即Ca2+-Mg2+-ATP酶等)最为重视，当这些担负离子主动转运的泵功能失调时，细胞内外离子失衡，造成细胞内Na+、Ca2+大量积聚、细胞水肿，甚至死亡，这是导致有关器官功能障碍的重要机制。细胞器的功能障碍中尤以线粒体最重要，在有关病因作用下，线粒体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氧化还原电位下降，辅酶II不能再生，各种酶系统受抑制，特别是丙酮酸脱氢酶系统催化过程发生障碍，阻碍丙酮酸脱氢、脱羧生成乙酰辅酶A，抑制葡萄糖、脂肪及酮体进入三羧酸循环，此时因能量不足，造成严重的细胞功能障碍。此外，ATP生成减少还可以明显抑制cAMP酶，影响cAMP生成，使依赖cAMP作为第二信使的激素不能发挥其调节作用，最终导致细胞死亡。

分子机制

对神经病学的认识篇2

最快于今年年底出台的《精神卫生法》，因为近期各方博弈频现，能否如期出台，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据专家透露，《精神卫生法》草案，对拟强制住院的“准精神病人”，在医生诊断后，增加一道复核程序，以对病情做全方位的鉴定，避免因诊断不当或其他目的，致使正常人住进“疯人院”。

这无疑让精神卫生法研究者欢欣鼓舞。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精神病与行政强制收治立法研讨会”上，不少学者表态，希望通过此次立法，终结精神病强制收治乱象。

不过，知悉《精神卫生法》立法进程的北京回龙观医院22区主任闫少校向《望东方周刊》表示，现在《精神卫生法》出台的最大阻碍，并非学界争议最大的强制收治程序设定，而是经费保障。

“立法25年，最大的目标是让重型精神病人都有可能得到免费医疗。这个目标，近些年来，才有了解决的契机。这也是去年《精神卫生法》忽然提速的原因。”闫少校说，“很有可能立法出台后，大量的重型精神病患者可以得到免费的治疗。最核心的就在这儿。让该治疗的得到治疗。”

能接受有效治疗的精神病人不到10％

《精神卫生法》起草始于1985年。不过，实质推进是在1987年。该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卫生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合作，在天津举行了首届司法精神病学及精神卫生立法研讨会。随后，立法起草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4年后，草案即修正到第十稿。

频频修正，却又难以出台，原因如何?闫少校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保障不足，国家无力承担如此巨额的治疗经费，《精神卫生法》也就自然无法出台。

有学者做过统计，我国二三十年来每年在精神卫生领域的投入，只占到卫生总投入的1％。而这与精神卫生疾病占疾疯总数20％的比例极其不匹配。

问题也由此越积越深。一方面是“该收治的人不被收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主任薄绍晔介绍，在中国能享受到卫生部门有效治疗的精神病人，不到10％；另一方面，因为无法保证对所有送来的准精神病患者进行全面检查后再进行治疗，以及强制收治程序性规定的缺乏，使得部分“不该被收治的人反而被收治了”。

这亦有实例佐证。近些年来，正常人被强送精神病院，并获媒体报道的案例，屡有耳闻。

今年4月9日，湖北十堰市民彭宝泉因拍摄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面对舆论压力，当地警方最终拿出了“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彭宝泉确有精神病：第一、彭有精神病史；第二、彭当日在派出所里满嘴胡话。

但是，彭宝泉被警察送入精神病院的程序，无法不令人质疑：强制收治前，并未征得家属同意；在被送进去后，也没有通知家属；在家属得知此信息后一周内不准其家属探望。

闫少校向本刊证实，类似的案例可能有不下百例。

否认患病被视作有病

此类案例将精神卫生立法一次次推至风口浪尖。

2007年12月，卫生部将精神卫生法(草案送审稿)上报国务院。2009年两会期间，姜健、方新、陈先岩、杨伟程、郝萍、郭新志等185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呼吁加快立法进程。据悉，此间全国人大也曾多次组织调研组赴各地就精神卫生法立法进行调研。在多方呼声下，《精神卫生法》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立法工作计划。

得知《精神卫生法》列入立法规划后，不少学者建言立法要继续关注程序问题。其中，精神病认定标准、收治程序、救济途径是争议焦点所在。

精神病学学者黄凯平指出，尴尬的地方还在于，精神病学界目前对精神病的认识还非常幼稚，精神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仍然是一个谜，不经谨慎诊断就断定谁有偏执型精神障碍，需要强制收治，这明显缺乏精神病学常识，也缺乏基本医德。

而在司法实践中，受诟病最多的要属卫生部2001年的《加强对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通知将“拒绝接受治疗或门诊治疗困难者”列为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被学界批评为给强制收治行方便之门。

长期精神卫生领域案件的律师黄雪涛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如果你被送进精神病院，你会承认自己有病吗?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拒绝治疗，精神病医生就说你没有自知力，可决定对你强制治疗，如果你反抗，会被医生视为躁狂的特征；如果你诉说遭到了不公正对待，医生会认为你病得不轻，已经有妄想、幻觉了。

闫少校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表示，医师绝对不会仅仅因为患者不承认自己有病就将其收治。“在问这句话之前，其实就已经存在着其他标准。我们是先发现这个人思维上的异常，才问他自己是否认知。比如我接触过的患者，他认为自己掌控这个地球，认为自己是皇上，认为街上的女子都是他的妃子，因而经常被人打。我就问他，是否认为有精神病，他不承认，此时你能说他精神上没有问题?”

对于彭宝泉等实际案例，闫少校认为，这本身不是精神病学科的问题，而是违法犯罪。“1200万重型精神病患者，里边确实可能存在几百人，他们其实没有病，却被家属，或被有关部门以各种私心送入精神病院。但不能因此否认大多数人需要治疗，这是对大多数人的不人道。”闫少校说。

天文数字经费下的困局

闫少校希望社会能正确地认识精神病院，把他们当成是普通医院。“病人来了，我们就治疗，这与治疗感冒、发烧没有本质区别。”

反对者指出，精神病院与普通医院差别很大。而其中最大的差别是，一旦当事人被“确诊”为重型精神病，等待他的将是人身自由被限制，以及每天被强迫性地服入具有负面效用的药物。而这些，普通医院根本无法做到。

另外，精神病院的这道“确诊”程序，似乎也不像想象中那么严格。“不可能严格到司法鉴定的程度，甚至称不上是鉴定。”闫少校向本刊记者表示，司法鉴定里具备的鉴定程序，包括3名以上具备资质的医师、长时间的检验程序，这些在“确诊”程序里都不具备。

“这是国际惯例。”闫少校称，如果都走司法鉴定的程序，在确认当事人有精神病后再进行治疗，一个是时间耽搁不起，一个是意义也不大，因为通过简单的“确诊”程序，出错的概率很低。

“1200万重型精神病患者，每人每月1000块钱的药物费用，一年就是1440亿。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闫少校说。也正因此，从全国来看，最终能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有偿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其实不到十分之一。闫少校说，倘若对每一个入院的准精神病患者都加入一道鉴定程序，经费总数又得攀升不少。

对神经病学的认识篇3

就其研究范围来说，神经外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中枢神经系统，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解剖复杂，加上人类大脑的机能的认识并不是十分清楚，而且病人的临床症状、体征千差万别，同种、同部位的疾病可有不同的临床表现，不同的临床表现也可能是同一种或同一部位的疾病，这给神经外科疾病、特别是颅内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例如：对于昏迷的病人，可能是颅内疾病所致（如肿瘤、出血），也可能是颅外疾病所致（如水电解质紊乱、心血管疾病），其研究范围可能属于外科范围，也可能是属于内科疾病，因此，对于神经外科医生来说，面对有神经系统症状的病人，首要的问题是确定，是否属于本学科的研究范围。然后才考虑治疗方案。

就其治疗方法上看，神经外科的手术治疗涉及大脑及其病灶，面对着人类目前还不十分清楚的、复杂结构的、而且又是生命中枢所在的大脑，神经外科医生在手术前必须决定，在什么部位、以何种方式进行手术，既达到治疗目的，又对大脑正常组织损伤最小的理想术式；在手术时，必须十分熟悉大脑的局部解剖，以娴熟的操作技巧，进行手术操作，才能做到既损伤小，又能达到手术治疗的目的，在手术后，采取何种有效的方法，促进病人的恢复，这一切，都对神经外科医生的理论水平及操作技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对于颅脑损伤的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这就要求神经外科医生临危不乱，对病人的病情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判断，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抢救及治疗措施。因此，随时准备处理突发事件，也是神经外科的特点之一，而具备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也是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㈡、实习方法

由于神经外科属于专科性强的科室，实习同学进入科室后，面对各种神经外科的疾病，常常感到疾病复杂，手术操作难度大，从而产生畏难情绪，实习的收获却与所用的时间不能成正比。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学到更多的知识呢？怎样才能搞好神经外科的实习呢？这就需要同学们在实习前及实习中掌握有关神经外科的实习方法。

首先，熟悉掌握有关的理论基础知识是本学科实习成功的关键。因此，在进入神经外科实习前，就应该复习中枢神经系统的解剖，入科后还应根据具体疾病的临床表现对照复习，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实现对疾病的正确认识。

其次，要选择好自己实习的立足点，明确实习的重点。由于神经外科的专业性相对较强，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专科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因此，教员和专科医生热衷于研究的疾病并不一定是同学需要掌握的重点疾病，同学应该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明确自己需要掌握重点内容，然后制订适合于自己的实习计划，而不应好高鹜远，片面追求专业性太强的有关知识和内容。

第三，临床实习的目的是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临床，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应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对神经外科疾病，特别是神经外科急症疾病（如头皮外伤、各型颅脑损伤、脑疝等）的诊断、治疗方法以及临床工作程序等方面，这样才能及时正确地对病人的病情作出判断，从而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

对神经病学的认识篇4

【关键词】精神卫生；社区：知晓率

InvestigationoftheAwarenessRateforMentalHealthKnowledgeinKunmingResidents.HanHuiqin,ZengYong,ZhaoXudong,etal.ShanghaiMentalHealthCenter,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030,R.R.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awarenessrateamongcitizensonmentalhealthKnowledgeinKunming,YunnanProvince,aimedto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relevantpolicyandstrategymaking.MethodsThequestionnaireforinvestigationwasdevelopedandappliedfor514residentsinKunmingcommunityandschool.ResultsTheawarenessfortheknowledgeonmentalhealthamongresidentsinalloftheitemsarelowerthan45%,especiallyfortheknowledgeoflegislation,whichisthelowest(8.4%).Significantdifferencesarefoundamongdifferentoccupationanddifferentfamilybackground.85%oftheresidentsaresympatheticandcareaboutmentalpatients,47.5%thinkthatpartofmentallyillpatientsaredangerous.Thosewhohavefamilymember(s)sufferingfrommentaldisorders,hadmorenegativeanswers,comparedtopeoplewhosefamilymemberdidn'thavementaldisorder.ConclusionCitizensaregenerallylacktheknowledgeofmentalhealth.Inordertopromotethementalhealthwork,thegovernmentshouldreinforcethepropagandaandstruggletodevelopacomprehensivelegislation.

【Keywords】Mentalhealth;Community;Awareness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竞争压力逐渐增大，精神卫生问题日益突出。进入21世纪后，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在我国将更加突出。为唤起社会对精神疾病挑战的重视，世界卫生组织把新世纪的第一年定为精神卫生年，正确认识及预防控制精神疾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2002年《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以来，国内诸多城市进行了市民精神卫生知晓情况的研究。由于存在地区差异，研究结论各有侧重。本研究在昆明市进行了市民精神卫生知识的调查，旨在根据其实际情况，吸收、借鉴和推广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为贯彻落实精神卫生规划目标而调整相应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研究对象是在昆明市社区及学校进行随机调查，基本上包括了社区人群、校园人群、职场人群。本次研究采用的是自编成套调查问卷“社区居民调查问卷”。该问卷于2004年5月已在上海做过调查，依据当时居民对问卷的反映，专家对问卷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5项、家庭情况6项及医疗方面的基本情况6项，精神卫生知晓情况6项，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理解与认识3项。

1.2方法2007年9～10月，研究小组采用无记名随即搜集的方法进行了调查，本次研究发放问卷550份，收回有效问卷514份（占发放问卷的93.4%)。我们对收回的有效问卷采用SPSS/PC9.0软件包进行了统计分析。

2结果

2.1一般人口学资料被调查者中男性183人（占35.6%)，女性330人（占64.2%)；年龄分布以中青年为主：17~29岁（占38.5%)和30~39者（占123.3%）居多；绝大多数人为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其中高中／中专104人（占20.2%)，大专以上314人（占61.1%)；学生（125人，占24.3%）最多，其次是工人／农民／服务业人员（103人，占20.0%)。

2.2医疗相关情况医疗保障的基本途径主要是一般医保（占60.3%）和自费（占26.5%)；就医的主要途径以综合性医院（占57.8%）为主，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的仅占17.3%。家人中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患者、抑郁患者的比例分别为8.2%、11.3%、14.6%。

2.3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总体上看，被调查者精神卫生知识的知晓率较低。6个问题中回答“知道”的百分率均低于45%，尤其是对精神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知晓率最低（见表1)。精神科3种疾病均回答“知道”的只有107例，只占20.8%，均回答“不知道”的60例，占11.7%，6项均回答“知道”的仅18例，占3.5%，6项均回答“不知道”的41例，占8.0%。家人中有无精神障碍患者对精神卫生知识各项的知晓情况是有显著差异的。

2.4对精神科常见疾病的知晓情况比较分析被调查者对精神科常见疾病的知晓情况与其社会学因素（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职业的人群对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及焦虑症的知晓情况有显著差异，以专业技术人员和学生回答“知道”的比例最高，见表2。以年龄分层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群对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的知晓情况部分在部分年龄段上是有差异的，尤其在17~29岁，29~30岁的人群差异比较显著。

2.5对精神卫生立法的知晓情况比较调查发现，精神卫生立法知晓情况在各社会学因素之间无统计学差异。仅在家人中有无精神障碍患者的人群间存在差异，见表3。

2.6对精神卫生服务机构的知晓情况比较对于“社区心理咨询或心理就诊的场所”及“全市范围内至少一所心理咨询或精神病就诊场所”的知晓情况的回答，不同文化、不同收入的人群间存在显著的差异（P值均为0.000)，只有研究生回答“知道”的多于回答“不知道”的，在专业技术人员和学生中回答“知道”的比率最高；在家人中有无精神障碍患者的人群中也存在差异，见表4。

2.7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理解与认识情况对精神障碍患者是否是危险人物，47.5％回答“一部分是”，20.2%回答“不是”，12.4％回答“是”。对精神障碍患者表示关心和同情的最多，占84.5%，有10.8％的人群表示恐惧，其中4.2％认为精神障碍患者是危险人物，并表示恐惧；56.9％的人群认为会受到精神障碍患者的影响，其中11.9％的人会受到很大影响。除家人中有无精神分裂症患者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感觉之间没有差异外，家人中有无精神障碍患者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理解与认识情况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家人中有精神障碍患者的人群回答“恐惧”、“是”、“很大影响”的人更多，见表5。

3讨论

精神卫生问题作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共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大力推动精神卫生工作的发展，2002年颁布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确立的工作目标要求，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疾病预防知识知晓率2005年应达到30%，2010年达到50%[1]。要提高公众知晓率，首先需要了解现状，知道目前的基线情况，以及存在的相关影响因素，方能有重点有针对性的部署今后的工作[2]。本研究正是基于以上背景设计的。尽管问卷调查项目有限，但仍可以大致反映我国西南地区市民的知晓率现状。调查结果显示：普通人群对精神卫生的知晓率很低，尤其是对精神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知晓率最低，对三大疾病均“知道”的占8.0%，6项均“知道”的仅占3.5%。这与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及人群的社会人口学因素是密切相关的。自2002年以来，诸多地区对人群的精神卫生知识水平进行了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沿海发达地区人群的知晓率较高，但总体来看，国内多数地区普通人群的精神卫生知识仍较匮乏[3]。本调查发现，患者因心理问题而就医的主要途径为综合性医院（占57.8%)，首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仅占17.3%。国内外的研究均发现，综合医院和基层保健的非精神科医师对这类精神障碍的识别率不太高，能给予正确处理的比例更低。我国在90年代曾参加一项WHO组织的合作研究，内科医师对精神障碍的识别率仅为16%，因此有必要加强联络会诊精神医学教育，提高其对常见精神障碍的识别和处理能力[4]。家人中有精神障碍患者的人群负面的回答（“恐惧”，“是危险人物”，“很大影响”）的比例明显高于家人中没有精神障碍患者的人群，且两者间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精神疾病所引起的歧视和病耻感造成的。对于歧视和病耻感的来源有多种假说，天谴说认为精神病人是恶魔附体或者精神疾病是原罪的惩罚等；认知学说认为：对于精神病人的歧视及病耻感来源于错误的认知过程。病耻感可以理解为对于歧视的投射性认同，这不仅是精神病人自身，也是精神病人家属和精神科医护人员所认同的对象[5-9]。在中国精神病人家属的调查中发现，家属对于病耻感的负性反应是由于在中国人的认知观念中将家庭作为在道德及法律上约束患者行为责任承担者，也正是这种认知，使精神病人家属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9]。如何提高人群的精神卫生知识水平，消除歧视以及病耻感，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难题，也是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难题。世界精神病协会（WPA）早在1998年就已经在26个国家开展了“openthedoor”运动，希望能够引导公众重新认识精神病患者，以达到减轻病耻感和消除歧视的目的[9,10]。中国精神卫生工作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进入新的世纪，社会各界正在积极寻求解决之道，我们应该在以下方面加大力度来改善目前的状况：首先，广泛开展宣传和健康教育，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增进公众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增加社会各界对精神卫生重要性及精神障碍所致负担的认识，使人们正确了解精神障碍对人类、社会及经济方面的影响，消除对精神障碍的偏见与歧视，减轻精神病人及其家属以及精神科医护人员的病耻感是精神卫生工作需要迈出的第一步。其次，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增进人们对精神卫生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为精神卫生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保障[11,12]。令人欣慰的是，调查显示约84.5％的人群对精神障碍患者表示关心和同情，47.5％的人认为精神障碍患者只有“一部分人是”危险的人物，这为今后的精神卫生工作带来了新的希望。本次调研还存在很多不足，样本来源不是通过严格的抽样过程产生，调查表的设计项目有限，尤其是对精神卫生知识方面的调查项目只有3种精神疾病及精神卫生立法，有关精神卫生保健方面的其他许多内容尚未涉及。希望今后能够进行更为全面严格的研究，提供更全面更精确的科学依据。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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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神经病学的认识篇5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0月～2014年11月来我院进行治疗的患者1000例作为调查的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1000份，回收的总有效率为100%。将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进行相关的分析后发现，男性患者501例，女性患者499例，年龄范围在17～6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2．45±10．15)岁。其中，年龄范围在17～20岁之间的有166人，所占比例为16．6%;年龄范围在21～25岁之间的有164人，所占比例为16．4%，年龄范围在26～35岁之间的有168人，所占比例为16．8%，年龄范围在36～45岁之间的有163人，所占比例为16．3%，年龄范围在46～50岁之间的有179人，所占比例为17．9%，年龄范围在51～60岁之间的有160人，所占比例为16%。患者的学历情况为，高中及高中以下的患者257例，所占比例为25．7%;中专的学历的患者有243例，所占比例为24．3%;大专学历的患者有260例，所占比例为26%;本科学历的患者240例，所占比例为24%。

1．2调查方法

在进行调查之前对参与调查工作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通过一致性的检验后方可继续进行调查工作。评定之前由相关的医生对被调查的对象进行相关讲解，提高患者的配合度，本次研究采用的是不记名的问卷，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精神疾病的相关卫生常识，大部分调查的内容主要参考卫生部发表的《精神卫生宣传教育:核心信息和知识要点》，每一份问卷包含26个题目，备选答案为“是”和“否”，答对积1分，答错不扣分，积分越高则证明患者对精神卫生知识的知晓程度越高。

1．3统计学方法

对上述患者各项记录数据进行分类和汇总处理，采取统计学软件SPSS19．0对上述汇总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P＜0．05，具有显著性差异和统计学意义。

2结果

通过本次研究后发现，我院患者对精神疾病的相关知识的认识程度并不高，正确率位于80%以下。另外，患者对于相关的精神卫生知识的知晓正确率为50．97%，21题～26题属于特殊阶段常见的精神疾病相关知识，患者知晓正确率也仅为63．17%。在关于“心理健康是人类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吗?”751人回答正确，正确率为75．1%;在关于“你认为“精神疾病就是思想出现问题”这一观点正确吗?”541人回答正确，正确率为54．1%;在关于“有的人认识不到自己出现心理问题，是这样的吗?”642人回答正确，正确率为64．2%;在关于“精神疾病患者都是因为受到了刺激?”450人回答正确，正确率为45%;在关于“精神疾病是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641人回答正确，正确率为64．1%;在关于“精神疾病是治不好的病症吗?”164人回答正确，正确率为16．4%;在关于“怀疑自己患有疾病需要找医生看病这样做对吗?”784人回答正确，正确率为78．4%;在关于“心理问题出现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这一说法是否正确?”264人回答正确，正确率为26．4%;在关于“是否知道精神卫生机构是什么?”493人回答正确，正确率为49．3%;在关于“您认为产妇是不是更容易产生相关的心理问题?”521人回答正确，正确率为52．1%。

3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精神健康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当下的生活中，现代人更加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但是在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同时也给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和负担。精神卫生工作主要包括各类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和降低各种不良心理问题的发生的几率，主要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宗旨［1］。随着医学界对精神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对精神疾病的定义不仅仅局限于因神经功能障碍而造成的疯癫现象，还包括心理是否处于正常的状态，因此，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此同时，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成为医学界亟需解决的重要难题之一［2］。经过相关研究发现，人们的文化程度、生活环境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快慢等因素都能够对心理的健康程度造成极大的影响［3］，所以，在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宣教工作的时候需要认真对待，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争取良好的预后，不但要达到减少我国精神病患者的人数和降低精神病的患病几率的目标，还要防止已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出现复发或精神残疾［4］的情况。通过本次研究发现，在我院进行治疗的患者中，对于相关的精神疾病知识的知晓情况不容乐观，在对世界精神卫生日的具体日期、睡眠日的具体日期、孤独症日的具体日期和自杀预防日的具体日期的知晓方面，知晓率均低于45%，这就启示我们在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宣教工作时需要加大宣传的力度，可以将主要的力量用在较为薄弱的方面，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增强心理保健的意识，掌握正确应对精神疾病的措施［5］，共同为“提高疾病知晓率，降低精神类疾病患病几率”这一目标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对神经病学的认识篇6

全球各地之所以会出现相同的“原型”，是因为各地不同的人作为一个相同的“类”属在其日常生活中面临相同的生活问题，为此而形成的基本生活经验有极大的相似性甚至相同性。如全球的人都怕虎，是因为各地的虎都伤人。不同地方、种族的原始神话和仪式之所以有类似之处，是因为人类作为同一种属，虽生产生活及行为方式不同，但想象方式在本质上的高度一致，只不过具体表现方式各有特色而已。因此，神话和仪式的类似并非不同地方的人因同属一个种属而有同样的“原型”。由此，不能把各地人们相同的生活经验当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本质上，它仅是人类社会相同或类似的生活经验。

“原型”实为一种高度同质化的“文化—知识结构”，它具体体现为世界各地各具特色但本质内涵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知识结构”会高度一致是因人类生产生活的目的、途径、手段及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相同或相似。因此，“原型”实为各地人们作为同一生物类属在进化中形成的相同和相似的环境适应性。任何种属都有成为该种属的生物潜能，但仅奠定了意识的生理基础，要形成种属能力一定要在同种属的生存环境中实践，个体思维能力的形成一定要经过人类社会的实践，否则个体只是生物性个体。意识的生理基础———大脑虽是生物性感官，其本质却是社会性的，只有大脑才具备：对客体事物的本质和特征进行抽象概括的能力；关系思维能力，即从抽象意义上考察事物间关系；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认识信息本身的能力。其他生物的思维意识，最多只能是受自然选择规律支配而发展起来的适应环境的生存。因此，人类意识的动力虽由自身的种属因素赋予，但本质上是由社会决定的，具有社会性。无论是生物性生存还是社会性生存，个体始终离不开作为背景和参照系的整个社会环境，并一生都深受影响。个体为实现社会性生存，必须不断地“实现”：成为自身种属，成为社会“类我”甚至“独我”。因此个体意识深处的“类我”实现欲望，即其心理意识的动力。心理动力很多时候表现为个体能力和现实可能之间的张力，它给肉体和精神造成了双重的压力，最终转化为心理能量。如果欲望顺利实现，体内积聚的能量释放，紧张感得到舒缓，个体意识运动正常；“实现”欲望受阻，精神或生理机能倍感压抑，久之精神呈现病态。

精神病的起因

此处所言的精神病系指由社会性而非先天性、遗传性因素所引发的忧郁性及强迫性精神病。对于其起因和治疗，很多精神理论分析家认为，既然其主要由社会压抑和强制所引起，因此治疗多重视意识治疗，以缓解社会对个体的压抑。笔者认为，无论探讨其起因还是治疗，除注意社会、历史、文化等影响外，还需注意患者发病时的意识状况、器官机能和器官之“气”的变化。意识如悬浮的颗粒，其运动忽此忽彼，毫无规律，正常人的意识运动呈现发散和悠忽的特性。假如外因干扰严重，使个体意识不能正常发散悬浮，而是紧张固结，很可能形成意识焦虑，甚至导致崩溃。因此，精神病的根源虽然应该是社会性的，其直接动因却是紧张和焦虑，由此可见，精神病实质是患者意识一种情绪性的固结和过度发作。那么，个体意识从常态走向病态除以往所述病因外，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因素或哪些因素的某些特定方面？这些因素或方面对精神病的治疗具有什么影响和意义呢？

长期的社会不公是许多人倍感压抑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公使社会很难达到有机团结状态，而机械团结又很难舒缓不公带来的压抑。种种社会不公还可能由于代际相接而绵延，与此相应的是相关文化体制的延续。群体也会由于社会不公引发群体非理性，在特定时期以群氓的疯狂暴动表现出来。时代精神的压迫和社会转型期个体气质的不适也能引发忧郁性神经病。时代潮流一往无前，在社会剧变中总有一些落伍者，他们时刻感到时代前进所带来的深沉的压抑和不适。尤其当努力适应失败后，个体的精神忧郁往往加深加重。

家族精神病的氛围也有相当影响。精神病家族的生活场域有长期的“染缸”效应，它为新生代精神病患者的最终发作提供了一个长期狭小和固定的“染缸”，患者从小耳濡目染，既易受成年精神病患者伤害，同时伴随其身心成长的是一种病态的家庭氛围和为人处事方式，长期熏陶最终使其思维和行为方式演变成一种病态的“定势”。

精神分析理论对人们心理也有一定压抑。在一定程度上，有的患者是精神病理论定义出来的。有时，人们为了防止自身精神意识的病态被发觉，常以一种伪装的面目来抵御理论，这就说明了患者对社会理论压抑的无形恐惧。因此，时代的前进和发病因素的日益复杂化，使得治疗的模式绝对不能一成不变。

社会对个体的塑造，一定要通过个体与同类的交际才能实现。社会化交际使得社会纷繁的映像投射到个体的心海之底，这种映像使得个体意识能在不同的意识映像时空中不停地转换休息。因此，如果社会交际不能正常进行，那么个体就很自然地与外界隔绝，隔绝到一定程度意识就会“固闭”，“固闭”到一定程度就会对外界自动地产生一种神经质的自我保护意识。

任何个体都有自我保护的私密空间。当这种空间受到社会或他人的无端挤压时，个体精神就会自动地紧张。越到此时人们越会将这种空间作自动调整；如果调整失败或无法调整时，个体意识有时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泄，如暴怒或更加忧郁。如果无法发泄或发泄失败，那么精神就会病态发作。精神的紧张还会导致患者与外界互动关系的“孤独自认性”，之所以是“自认的”是因为“他者”对患者是敞开的，患者不能与“他者”正常交流是因为他把自己深锁在自己的意识时空中。在这种自认性的孤独中，还会产生“同类攻击焦虑”，即患者觉得到处都充满了敌人，为了逃避“同类攻击”，患者往往躲避到带有强烈封闭性的自我空间及非同类环境，最终成为“他者”眼中的“异类”。

精神病的治疗

意识飘忽不定、忽此忽彼、转换极速、毫不连贯，因此其常态应是“分裂”，只有在“分裂”、发散和悬浮中意识才能得到放松、平衡，而压抑、忧郁、恐惧、紧张等表明意识在某个时空场景上“附着”或“固结”，由此造成的“气”的阻滞会使相应器官病变，病变后器官的感觉机能已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甚至衰退，于是患者无法正常感知交流。“固结”到一定程度精神意识就会呈现病态甚至崩溃。意识崩溃后患者的整个意识处于完全的模糊混沌状态，此时“气”又重新运行，但已非原来浩然充沛的健康之气，而是神经系统和器官受损后的残缺之气，它只能大致保障患者的基本生理需求。可见，解开“附着”、“固结”的意识，使其能正常“分裂”、发散、悬浮，应是精神病治疗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最终目标。

精神病的早期，一般都有某些表征，如患者喜欢独处、寡言、孤僻、主动性差、过度回避伤害、对外界逐渐体现出少有的敏感性等。逃避的倾向是患者意识在自认性时空中躲避的标志。此时患者很可能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让一个虚假的自我在外面招摇撞骗，麻痹和欺骗外界。但只要其自我保护的精神空间没受到过度挤压，那么发生精神病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少的。当此情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意识的逃避变成经常性现象，逃避的意识在自认性的狭小空间中日益无法排遣，于情结之处形成“固结”。当意识的固结性不强时，它还可以舒缓发散，回复正常；当意识顽固性固结时，精神就会更趋紧张与固结。弗洛伊德通过解梦来治疗精神病，他诱导患者说出那些压抑已久的经验和欲望，就是想明了患者意识附着和固结之处的内容，找到意识固结的原因，帮助患者解开情结。

因此，精神病的发生和最终发作的情形如下：首先是患者的社会际出现问题，与外界产生一定程度的紧张，此时，其意识开始“附着”某处，初步“固结”；开始时“附着”“固结”性并不强，类似于假性固结，随着时间推移，固结强度不断增加，使得患者无法超越某个特定的时空场景，因此，其意念一动就立即进入固结时空，于是形成真正的“固结”，情结就是意识的“固结之核”；之后，固结不断加强，形成强性固结，整个身心完全处于病变状态，感官机能已经完全不能正常发挥功能，最后意识固结所带来的压抑终于超过了神经系统正常的承受能力和范围，导致神经系统的全面崩溃。真正的精神病就是思维意识的强性固结和崩溃时期。

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必须在意识开始固结时尽量转换意识时空场景，使其能在新的时空场景中发散悬浮，尽量避免意识恶性固结。为此，精神病的治疗必须仔细区分意识“附着”、“固结”的不同阶段施以不同治疗。此外，治疗时还需统筹考虑意识、气、器官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意识是大脑的机能，但大脑对外部世界形成综合认知要以其他器官的具体感知和神经系统将信息顺畅的传送才能最终形成，而其他器官和神经系统功能正常与否又取决于“气”的状况。“气”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一切变化的动因和所有联系的桥梁。中国人自古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最基本的物质：“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人禀气而生，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生，散则死”。《难经•八难》中说：“气者，人之根本也。”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指出：“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赖气以生”。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指出：“人少有生，全赖此气，有气则生，无气则死”。

可见，中国人自古就把“气”看成个体生命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因此，“气”一旦病变既影响人体的整体生理机能，更影响大脑和神经系统机能的正常发挥，“气”机紊乱失调甚至会导致相应器官和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同时，大脑主导控制的意识直接决定“气”的运行是否通畅，“气”的运行状况又决定器官的功能状况及思维意识能否正常。三者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一方出现故障其他两方就会随之病变，反之，对任何病变一方的治疗都可从另外两方着手。神经病的发生，表明意识的运动出现了故障，因此可以通过对“气”、大脑及神经系统的治疗来恢复意识的正常运动，其中“气”的治疗尤为关键。

中医之“气”有像无形、非对象性存在的特征，人们对其无法检测，虽然如此，中国传统的养生、医学和武学等，历来都非常重视“气”在生理、病理方面的作用。“和”是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标志，但必须以“气”机宣畅为关键，老子就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为和。《黄帝内经》等古典名籍以及中国历代医家都非常重视“气”在身心健康及疾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内经•本神》篇中说“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当代医家也认为“气为百病之长”，“气”的通畅协调对强身健体具有直接和明显的作用，而气机紊乱不调将会导致病变甚至死亡，因此治病重视理气、顺气。

帮助患者理顺社会关系解开情结、服食中药以及“气功”锻炼等都可理气、顺气。研究显示，精神病患者存在凋亡通道的异常，致使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的凋亡活动发生改变。早期表现出非致死性凋亡，导致不伴有神经元死亡的突触丧失，对神经元和突触联络产生影响，而理气、顺气，尤其是气功锻炼能够恢复和增强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与活力，避免神经的不正常老化和死亡。

东西方文化结构各有不同，长于逻辑思维的欧美心理学界着重从意识的社会属性和结构特点来研究治疗精神病，但对意识的功能器官———大脑及生命的重要动力———“气”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东方传统文化长于形象思维，治疗时重视理“气”，但对精神意识的社会特性和深层结构研究不多。因此神经症的治疗须结合东西文化各自的优长，对患者的社会关系、感官机能、大脑和神经系统以及“气”进行综合治疗。根据患者病情的轻重缓急，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在精神病的前期阶段，患者意识开始“附着”、“固结”，气机开始不畅，此时器官还没发生根本性病变，也没出现功能。治疗可重在医患交流、转移注意力及改变环境，以解开患者情结。情结一解，患者涣然冰释，心情舒畅，气机自会通畅，精神意识容易恢复正常。因此，此时只要及时发现辨证治疗，一般不会向恶性方向发展。当患者意识“附着”、“固结”的时间较长，感官机能出现障碍，大脑和神经系统无法正常思维时，患者的“气”肯定已经出现程度不等的郁闭甚至紊乱、错乱。为此，治疗时最好是先利用传统中医的功能理气、顺气，只要“气”的状态恢复正常，感官机能、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思维意识功能也会逐步恢复，在此基础上，再理顺患者的社会关系，解开其情结，从而恢复意识的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