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的定义范例(3篇)

融资的定义范文

一、转融券是否纳入证券金融公司表内核算问题

转融券是指证券金融公司从出借人手中借入证券，按照市场的需求状况将上述证券借给借入人，借入人到期如果无法偿还证券，那么证券金融公司将承担偿还所借入证券的责任。对证券金融公司从出借人手中借入的证券是否应该纳入证券金融公司的报表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从资产的定义来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对资产的定义，资产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上述三个条件是企业确认一项资产必不可少的三个要素，转融入证券融出给借入人之后，证券金融公司并不能控制所融出的证券，在约定的期限到期之前证券金融公司无权提前解除合约；同时证券金融公司也无权对所出借的证券进行自主展期。上述种种约束不符合会计上对资产的定义。再从资产负债表的另一侧负债来看，负债的定义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借入人借入证券首先要向证券金融公司提交一定比例的现金保证金和流动性较好的证券作为保证金，这是第一层保证；作为借入人的机构对从事融券业务的投资者要按照不低于融出证券价值150%的比例收取担保品（目前我国融资融券业务规定）。对最初的出借证券有接近200%的担保品，从这一点上说这种责任更像是一种名义上的责任。证券金融公司偿还所借入的证券并没有导致公司经济利益的流出，或者说其经济利益的流出与其所借入证券的价值相比很小。从这一点上说，证券金融公司的融入证券不符合负债的定义。从转融通业务各参与方所承担的风险和收益来看，出借人和借入人承担了转融通证券价格波动所带来的绝大部分风险及收益，证券金融公司承担的只是借入人违约时代为偿付的违约风险，而不是与所有权相应的风险，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及收益应体现在出借人和借入人的财务报表之中。从转融通证券转融入及转融出前后对公司未来现金流量净现值及时间分布的波动使公司面临的风险来看，公司只是按期限长短收取固定融券利息收入，虽然公司承担了借入人违约时代借入人偿付证券的风险，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违约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完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金融资产转移所规定的终止确认条件。从金融资产的分类来看，转融券纳入表内核算时金融资产归类面临较大困难，如果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则相关公允价值的变动要记入证券金融公司的损益，对证券金融公司来说不合实际；证券金融公司只负责将到期收回的证券还给出借人即可，借入证券价格无论怎样变化和证券金融公司无关，因此不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定义。如果归类为贷款及应收款项同样不符合其定义（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指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证券金融公司转融券在公开市场上都有公开的报价。若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准则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要求计入资本公积，对证券金融公司公司来说，也不合实际。综上所述，证券金融公司的转融券作为表外资产进行核算更符合会计准则的核算要求。案例：2012年12月11日证券金融公司从甲基金公司融入100万股收盘价格为8.31元/股的中兴通讯的股票，当日融出给乙证券公司作为其融资融券的券源。根据约定证券金融公司借券期限为28天，转融入费率为1.8%，证券金融公司将股票转融出给乙证券公司的融出费率为3.7%。当证券金融公司通过转融通平台融入证券时作如下会计分录（假定忽略相关交易费用）：借：融出证券——成本（表外备查簿进行登记）8310000（8.31×1000000）贷：融入证券——成本（表外备查簿进行登记）8310000证券金融公司按日计算利息及融券费用：借：利息支出4155（8310000×1.8%/360）贷：应付利息4155计算融券费用收入：借：应收利息8541（8310000×3.7%/360）贷：转融券收入8541到期乙证券公司归还借券时，证券金融公司做相反分录并在备查账簿进行转融券销账。

二、担保品是否纳入表内核算问题

对于证券金融公司收取券商的担保品是否应纳入证券金融公司表内核算，笔者认为对于证券金融公司收取的现金担保品应该纳入证券金融公司的表内核算。证券金融公司收取现金担保品，现金作为一般等价物不存在价值变动风险（出现恶性通货膨胀除外），因此应将现金担保品计入证券金融公司账户，并确认为证券金融公司的一项负债。对于证券金融公司收取的证券担保品，不应该纳入表内核算。作为证券担保品在公开市场上其价值时刻处于变动之中，且其价值的变动风险并没有转移到证券金融公司，从国库集中支付下事业单位财政应返还额度的会计核算文/程娟这一点来说不符合纳入表内资产的定义。从负债的定义来看，证券金融公司在借入人违约的情况下，证券金融公司并没有承担偿还担保证券的义务，因此担保证券也不符合纳入证券金融公司负债的要求。

本文作者:王法荣工作单位: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融资的定义范文篇2

一、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继续深化

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马克思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做了科学阐述。资本积累一般规律表明，资本主义积累在工人阶级方面造成了过剩的人口，使工资处于永远不会超出的固定范围，造成无产阶级日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在另一极——利润方面，资本主义积累决定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和利润量的绝对增长造成了过剩的资本，这种过剩资本按利润最大化的需求不可能按通常办法在现有的生产部门中使用，迫使一部分资本闲置，另一部分资本外流，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马克思指出：“如果利润率下降，那么一方面，资本家就紧张起来，个别资本家就用更好的方法等等，……赚得额外利润；另一方面，就出现了欺诈，而普遍促进这种欺诈的是狂热地追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投资、新的冒险，以便取得某种不以一般平均水平为转移并且高于一般平均水平的额外利润。”〔1〕因此，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使更多的剩余资本脱离生产部门流向高利润的金融部门。

有的文章说，作为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基础的某些经济条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会发生某些变化。二战以后，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出现了大量新现象和新问题。其中有许多重要的现象和问题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有着密切的关系。〔2〕尽管帝国主义发展出现新现象新问题，但它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发展。特别是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所揭示的另一端：伴随着无产阶级贫困化，整个社会的剩余资本积累，造成资本的积累过剩，由此而产生的剩余资本的转移。进行资本的转移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而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寻求剩余价值、利润来源的变化，即资本增值形式的改变。

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充分证实了上述的理论原理。自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经历了长期的繁荣，长达近三十年的“黄金时期”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为资产阶级积累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剩余资本。出现了资本的“过度积累”，出现了滞涨危机。这些资本的盈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内部无法消化。但是，资本总是要实现它的利润最大化，总是要寻找资本获利的途径。这些剩余资本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就是涌向金融部门，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保罗·斯威齐，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人也在他们的研究中描述了这个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许多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开始将经营活动的重心转移到金融领域。垄断资本在剩余不断增加与利润率趋向下降和盈利性投资机会日益缺乏的情况下，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正是通过金融部门的增长来吸收剩余资本并获取和扩大货币资本。并且，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过程表明，金融部门虽然不创造价值，但依靠吸收更多资本投入形成金融泡沫而获利，金融部门受到了逐利资本的青睐。由于金融业获得更高的额外利润，而成为了金融垄断资本“淘金”的沃土。社会资本流入金融业和信贷、投资活动的发展，使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提升。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3%的银行控制了70%以上的资产。16家最大银行控制着整个银行系统三分之一的资产，一批金融巨鳄在金融活动中占有支配地位，它们从事于数额庞大的信贷与投资业务。经济的金融化、金融资本快速占据主导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鲜明趋势。

二、新自由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由于资本过度积累所带来“滞涨”普遍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寻找资本积累的替代方案，生长于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甚嚣尘上，出现老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理论的新版本——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它适应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需要，被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基础以及政策工具，成为金融资本实施金融化的金融垄断资本统治、实施全球新的金融扩张的先锋，主导了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思潮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统治的需要。它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等运行规则。是一种有利于资本统治劳动的新规则。在资本与劳动，市场与政府，中心与等关系方面，有利于前者驾驭后者。作为一个社会的价值评判的根本标准，社会活动的最高目的和行为的最高价值是什么，新自由主义从价值观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新说，适应新时期的金融资本统治需要。其思想来源：一是洛克、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和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看不见的手”理论。特别是自由化、市场化成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市场的规则也被应用到政治中，金钱前所未有地成为政治影响力的关键所在，以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成为大多数政党共享的事情。

最近，美国的琼斯出版了他的新著《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记叙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他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到了1980年代，也就是第三个阶段，他说：“最终的结局却演变成了把自由市场理念当成一种总体性哲学的全盘接受。这种‘市场哲学’与早期新自由主义者所持的更具妥协性的哲学立场相比，其实也已经有所不同。这个巨大的跳跃是由政治上的极右分子完成的，时间则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在英国赢得大选、罗纳德·里根于1980年在美国赢得大选之后。”并且，新自由主义理念是怎样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大国政党竞选和统治的工具，该书作了这样的描述：“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各种新自由主义观念——关于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取消政府管制的各种观念——是以什么方式转变成了英美两国的竞争纲领和胜选计划的，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为金融资本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作为一个新的生产方法、新的积累方式，具备其理论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其发展新的阶段性的标志。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基础和政策工具两个方面助推金融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其理论政策工具，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开辟道路。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迎合金融资本统治的需要，鲜明地代表了金融资本的利益。它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主张放松金融管制，开放金融业务，推动金融自由化。欧美等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缺乏监管，信息极不透明，欺诈成风并且带来了严重的金融泡沫。同时，虚拟经济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不断向金融资本和金融部门倾斜，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金融泡沫支撑下的财富效应。听任金融自由创新，听任金融信贷自我膨胀，使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过度虚拟化，不仅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而且增大金融风险，导致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理论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法律、伦理、文化等方面。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三化”，即私有化、市场化与自由化。具体指，第一，全面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即主张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第二，效率就是一切的效率与公平观。新自由主义认为，贫富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第三，绝对市场化的市场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相信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也只有市场能够解决问题，完全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与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监管。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的极端推崇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国际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的对外开放与自由贸易，主张以全球化来运用全世界的资源。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更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更强调金融与银行自由的重要性，几乎反对对金融市场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反对对金融资本施加严格监管。是有利于金融资本在全球进行金融化统治，进行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其剥夺世界人民的、最后造成贫富两级分化的政策。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无论是撒切尔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住房成为首批被私有化的资产，还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之后实行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以及阿根廷开展的异乎寻常的私有化浪潮，其结果都是野蛮的剥夺行为，它们的剥削程度在历史上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新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主张放松金融管制，推动金融自由化，从而使得国家干预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相对较小的作用。在发展金融经济和利用其积极功能中，需要有效的制度约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但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金融化、全球化进程中，奉行于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的是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政策主张，极大地助长了经济自由化、金融化、虚拟化。与罗斯福政府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管不同，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推进金融自由化。正是在新自由主义体制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力量大大增强，步入了其“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金融资本力量得到恢复和加强的直接后果就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开始金融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个促使资本从“价值生产”到“无价值生产”即价值寄生的东西，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客观存在的阶级兴趣，阶级利益，为了逆转下降的利润率，要求放弃凯恩斯主义，而实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是有利于金融资本大行其道的政策。在新自由主义“自由化”措施的激励下，激发了虚拟资本的狂热积累。

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裹挟着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金融化、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在世界泛滥。对经济落后国家经济、政治进行损害；对原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着极大的危害。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大肆泛滥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广泛接受和共同推动下，新自由主义原则被写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这个协定的一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1990年代，上述组织还根据上述新自由主义原则，在许多国家中推行“结构性调整”政策。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把这些原则总结为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在全球推广，它包括以下要点：税收改革、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取消管制以及加强私有产权保护。

三、垄断资本向虚拟金融垄断的深化、发展

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的阶段性变化，集中体现在虚拟金融资本的发展和相对独立膨胀上。垄断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基础，垄断程度的加深和垄断问题的复杂化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发展膨胀。由于产业资本的高度集中，以及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的发展，二者在更高的垄断程度上相互融合；在股份制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大量企业上市融资，并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获取利润。股权分散化和社会化，在提高资本社会化程度的同时为金融资本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提供条件；资本家阶级不仅获得剩余价值，还通过向工人阶级提供消费信贷等方法，利用金融的方式从工人的工资收入中获取利润。所有这些都说明金融资本垄断的权利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传统的金融资本把垄断之手又伸向金融领域，通过金融领域实现剩余价值的占有、掠夺。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受极少数垄断资本操纵和控制，就如同一个人的左右手，在传统的实体资本垄断基础上，又加强虚拟金融资本垄断，后者逐渐成为垄断利润的最大来源渠道。

所有这些说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垄断的深度、广度有了巨大的发展。金融膨胀，金融与实际产业的分离，是在高度垄断的基础上产生的，金融资本的统治不是由于这种分离而削弱，而是在更大的范围，以更强硬的手段加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资本主义的一般性，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完全依赖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而“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3〕在美国，金融资本的扩张使传统的金融部门从包括金融以及保险扩大到房地产部门，（通常以FIRE表示），通过私有化导致金融部门的进一步扩大，扩展到垄断行业和资源行业。五大泛金融部门，即金融、保险、房地产、垄断的资源和公用事业部门的垄断权力空前增大，同时增强的也是不劳而获的能力，扩大寻租，扩大食利性经济。

并且，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不仅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等各个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明显的特征，金融资本在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建立起经济上的绝对统治后，必然要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使国家机器完全服从于金融资本，将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去。金融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占据统治地位后，推行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以便将其垄断势力扩展到世界范围。因此，当前阶段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实质就是金融资本的统治，有的论著又将这一时期称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

在当今世界，国际金融资本寡头垄断空前发展。法国学者黑弥·艾海哈2011年10月13日在台湾成功大学演讲时说：“整个金融的操作，其数目非常庞大，手段极其复杂。而庞大的金额和操作机器，却只落在非常少数的几个人身上。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十五人集团’。就是这些跨国银行的寡头在操控着地球。这些寡头大部分都在美国，譬如说摩根史坦利集团、高盛集团，就是这些人在玩弄整个金融体系的衍生性商品。”〔4〕

四、垄断资本推行全球化及其控制的全球市场经济体制

金融资本为取得更高的利润，不仅向金融领域集中，而且在地域上扩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全球化，实际上是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资本的扩张、以金融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资本的本质在于实现价值增殖，这决定了资本的行动逻辑是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地扩张以追求价值增殖。它一方面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而奔走于全球各地，另一方面造成全部社会关系按资本的愿望向一切社会领域中广泛渗透，因此，“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5〕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垄断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劲，这是垄断资本支配作用，在全世界进行更广度和深度统治的重要表征。

垄断资本推行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加剧金融与产业分离的趋势。一是垄断资本推行的资本输出，全球资本的流动，形成产业转移，助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空心化。世界形成两极：一极是获取高额垄断利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巨头，一极是发展中国家的广受剥削的劳动大众。二是全球化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全球性的虚拟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交易，使遍布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中心所控制的金融交易空前巨大。在空间纬度上，金融资本所操控的金融市场通过全球空间布局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交易。加剧了资本脱离实际产业的分离趋势，加剧虚拟金融资本的膨胀。

全球化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全球性金融市场的独立与发展是重要特征。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出现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利润率持续下降。垄断资本所积累的大量资产必须找到新的增殖空间，世界金融市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市场经济的大发展，金融市场的独立是金融与产业分离的一个条件，使金融资本不必经过生产过程，把资本直接投入金融市场运行就可获得收益。实现了G—G′的现实运动。正是借助于这种形式，金融资本获得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摆脱物质生产过程的束缚，最大限度地满足其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迅猛扩大；多种金融机构纷纷崛起；衍生金融产品、有价证券、风险资本等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出现。资本不断地流向这些领域。法国学者德洛奈认为，货币和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提取和集中世界储蓄的体系，“确切地说，金融市场是进行控制的地方，它能够保证资本所有者的绩效最大化”。〔6〕

五、美元与黄金脱钩，失去货币的价值基础和货币发行的约束力，是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体制性原因

1971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黄金是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美元承诺兑换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黄金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任意增发货币的行为形成约束力量。1971-1973年的美元危机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世界货币进入了浮动汇率的时代。“美元以及其他货币与黄金脱钩。这样，黄金不再是具有货币意义的商品，而美元一旦不再兑换黄金，其他国家便没有进一步将其盯住美元的义务，世界从此开始了一个崭新的货币体系。许多汇率——包括主要币种之间的汇率——开始不断地在自由市场上浮动。”〔7〕

在这个浮动汇率体系中美元仍处于中心地位。但是，由于世界货币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基础，使得美元纸币的膨胀失去约束，给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为虚拟金融资本膨胀奠定了制度和体制的基础。

我们还应重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关于价值与货币的理论，货币是执行价值尺度的商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8〕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商品的价格标准，执行着两种职能：“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它是价值尺度；作为规定的金属重量，它是价格标准。”〔9〕这里清楚地表明货币与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当世界市场形成，商品交换成为国际性商品交换，社会劳动获得全面的发展，成为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劳动。各国的社会劳动转化为世界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商品的国别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国际价值是世界商品交换的基础。

在各国货币与美元对比，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世界货币体系下，金银作为表示商品价格中一定的价值标准，是货币进入流通、执行货币职能的前提。然而，在美元与黄金脱离，黄金非货币化以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进入商品流通这个口时，却不是作为有价值的商品进入的。这样，它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即在决定商品价格时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这就为以后的通货膨胀、虚拟资本的膨胀开了口子，开辟了资本以金融形式获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新天地。

20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领域发生的这一变化，也促使资本的增值过程、增值方式发生变化。在货币失去相应的价值基础以及浮动汇率制度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没有价值基础的货币使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增强，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却给金融资本带来了获利的好机会，由此引起资本市场繁荣并向全球扩展。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性质，使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市场不断地扩大，资本的积累才能顺利进行。但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来扩大市场，而是采取扩充信贷的方式来刺激市场的扩大，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这种方式同时也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货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机会。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美元的发行失去了黄金的价值约束。适应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没有价值基础的美元纸币大量发行，为金融垄断资本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来源。因此形成了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的过度金融化。

在世界货币性质、作用改变的情况下，以及世界货币汇率浮动制下，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不受限制地发行，同时用于金融市场流通的信用货币量激增，都大大加剧了金融化趋势。在货币失去相应的价值基础以及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大量发行还为了满足信用货币的需要，即金融市场中为资本增值而流通的信用货币。金融市场中运行的信用货币具有自我膨胀、虚拟化机制。当达国家金融的过度扩张，金融活动自身存在着的自我膨胀、虚拟化的机制，各种金融衍生品、金融创新泛滥都反映了立足私有制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货币信用活动扩张趋势。在资本主义金融市场条件下，整个社会的资金日益流向股市、证券交易市场，出现货币信用过度扩张。国民经济中超出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信用交易活动量过度增大，特别是金融虚拟资产交易量过度扩大。

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元霸权地位的确立，它可以利用美元霸权掠夺世界其他国家，没有黄金支持的美元可以任意印发，并获得了大量来自石油输出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盈余，以弥补日益增加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者，美国享有巨额的铸币税收益，通过贸易逆差的方式，享受着别国廉价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形成了新的“中心—”架构，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严重失衡。美国还有着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信用评级机构，它们与美元霸权相互支持。危机中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美元贬值把自身的危机向外转移。戴维·哈维指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利用其货币帝国主义和资源帝国主义的霸主地位，利用美元贬值导致了国外债券的缩水，使全球资产的价值缩水了数万亿美元，从而减轻了美国自身的债务，实现了对全球经济体的危机转嫁。

六、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成果成为金融资本实施金融化的技术性原因

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质上就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当今时代的资本主义，利用互联网统治的核心技术，不仅引起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方式的转变，而且使金融资本形态发生变化，统治手段发生着变化。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改造最显著和最深刻的领域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模式，以及商业模式，特别是金融模式。这种模式最大限度地满足金融资本获取最大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问题在于生产力进步和科技革命成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了资本的属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依托于信息技术，在金融化和全球化这两个纬度上迅速膨胀。由大垄断资本集团主导的金融业成为控制全球经济命脉的主体。信息化与全球化为资本的时空运动提供了最大限度，资本在全球灵活布局大大增强了对雇佣劳动的统治。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和理论政策工具的影响；垄断的深化与发展，是资本主义金融化阶段性特征变化的根本原因，制度性原因；市场化、全球化市场经济运行；世界货币性质与作用的变化；生产力进步和科技革命的突破，是其变化的体制性、技术性原因，体制性、技术性因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资本的属性，被金融垄断资本所操纵、运用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论述了资本主义金融化变化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288.

〔2〕仇启华，等.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在当代〔J〕.中国社会科学，1980，（2）.

〔3〕列宁全集：第27卷〔M〕.人民出版社，1990.374.

〔4〕〔法〕黑弥.艾海哈.不是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在台湾成功大学的演讲〔EB/OL〕.中华论坛网，2011-10-1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25.

〔6〕【法】让·克洛德·德洛奈.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J〕.国外理论动态，2005，（10）.

〔7〕【美】托宾.J，戈卢布.货币、信贷与资本〔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30.

融资的定义范文

不同分支的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货币(金融结构)对实际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以致它在经济的实际功能给定的情况下不能被称为是中性的。而且,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较,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更加强调金融交易与实际交易之间的差异。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不是储蓄决定投资,而是投资决定储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从公司的投资决策开始。公司的投资决策是以其对不确定世界中的利润预期为基础作出的。利润预期是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代表投资机会成本的预期利润与利率的比较决定是否为一投资项目融资,但是,利率并不拥有为整个经济有效协调投资和储蓄决策的基本性力量。利率是由货币因素而不是实际经济变量所决定的。这些货币因素是经济主体的流动性偏好和/或货币政策。由于储蓄与投资的反向因果关系,对储蓄与投资之间关系的解释就不同于新古典理论。在凯恩斯主义中,储蓄与投资的关系通常是由乘数概念解释的,通过乘数作用,投资增长产生一定量的储蓄,导致储蓄与投资事后的一致。在此框架下,利率在宏观经济上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传递机制的基本变量。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除非是在流动性陷阱情形下),从而刺激实际投资。

凯恩斯主义者强调银行通过信用扩张创造货币对实际经济的影响。凯恩斯曾讲道:“…在从较低规模活动向较高规模活动的过渡中,银行起着关键的作用…投资市场可以由于现金的匮乏而充满求货者,而永远不会由于储蓄的匮乏而充满求贷者”。他指出:“信用扩张不仅是增加储蓄的一种替代,而且是它的一种必要的准备,信用扩张是增加储蓄的父母而不是它的孪生子女”。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中货币创造是重要的,创造货币的能力也是银行的一个基本功能,它使为投资进行融资成为可能。在投资、储蓄、货币创造与增长之间基本上有一正向相关关系。

因此,在凯恩斯主义传统中,金融最重要的方面是由于金融机构能满足融资的需要而对经济发展有正的贡献。60年代以后,新凯恩斯主义从微观经济方面研究融资过程,认为融资的可得性影响投资进程。因为许多投资者面临着融资约束,这种约束只有通过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信用才能得到缓解。

在完全资本市场假设下,如M-M定理所假设的,公司进行内源融资或外源融资是没有差别的,是否为一特定项目融资是由(风险调整后的)利率与资本的边际产生力的比较所决定的。在内源融资的情形下,利率代表公司的机会成本,该机会成本是公司如果将内部资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可能得到的收益。对于有利的项目,没有融资约束,因为利率的调整使资金的供求相等。但是,如果资本市场不是完善的,公司就不能以与内部资金相同的条件获得外部资金。对于小公司和新型成长性公司尤其如此,他们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为获得外部资金的来源。这些公司是银行依赖型借款人,因为他们难以在得不到信贷时转向商业票据市场。从而,银行放贷的意愿(如他们的风险厌恶程度)决定着融资的可得性,从而影响真实经济活动。如果银行不愿意放贷、不愿为投资进一步融资,真实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因为没有其他可以替代性地用于为额外的投资项目融资的银行信贷替代品。

但是,没有什么东西保证金融活动确实提高真实生产力,而且金融活动可能是以真实部门为代价而成长的。没有任何价格机制(虽然有利率的修定)保证最富生产性的投资项目能得到融资,因为投资主要地是由不确定世界中的预期所决定的。当期不进行商品和劳务支出(储蓄)的决策并不能自动地导致更多的产出从而将来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消费。货币要部分地用于金融资产的积累或在比较近的将来进行商品和劳务消费。给定恒久的货币供给,如果花在购买金融资产上的货币较多,就没有相应的投资增长(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投资是独立于当期储蓄决策的),将会减少总需求,从而在经济中创造负的乘数效应。在这些情况下,经济就成为需求约束型的。萨伊定律不适用于凯恩斯主义的世界,因为有一个金融部门,这个部门使储蓄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实际资本投资的增长。

根据凯恩斯主义传统,当利润预期经济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时经济倾向于产生易变性和投机泡沫,当金融活动提供更高的收益或风险更小时,会出现金融活动增加不稳定性或以实际经济活动为代价成长的情形,金融活动与增长之间也会有负的相关性。如凯恩斯所讲:“当一国资本的发展成为活动的副产品时,这事情就作错了”。在此情形下,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要对将资源疏导向“一连患稳定的企业”的前景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凯恩斯主义的分析中,对于金融发展有可能对实际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挤出假设

金融资金既可以投向实际(有形)资产,也可以投向金融资产。当金融资产提供的收益率高于实际投资项目时,更多的货币会投向金融资本,结果在厂房和设备方面进行实际投资可以得到的货币就减少,并通过负的乘数效应破坏经济的实际部门。

2.金融主导假说

重要的经济变量如利率、汇率愈益由不反映“经济真实状况”的投机性金融活动所决定,因而,金融部门也愈益主导着实际部门,因为金融活动决定着实际部门活动的标准(如实际投资的机会成本)。

3.假说

当投机泡沫在金融市场盛行时,金融市场(主要是证券市场)的价格并不准确地反映基本因素(实际变量)的状况。在此种情形下,金融市场上的价格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对预期的未来现金流贴现决定的。根据有效市场假说(EMH),对预期的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应反映所有当前可得到的关于基本面的信息。在这种环境下,金融市场形成其自身的投机增长动力,这种动力由非理由行为引导,用凯恩斯的话讲就是,“聪明才智都用于预期一般意见预期的一般意见是什么”。许多学者认为这种发展破坏实际经济,有变成的副产品的危险。

4.短期主义假说

金融市场吸引短期投机易者,因为这些市场允许连续易。价格对影响金融市场上预期的各类信息反应迅速。因而,金融市场上的价格倾向于易变并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产生利润(当然也有损失)。由于金融市场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经理人也将金融市场的短期行为作为其决策的指南,因为金融市场仅看中短期成功。如果金融市场低估长期投资,经理人也会低估他们,因为他们的活动是由公司金融资产的表现来决定的,这会破坏公司的长期前景。

5.金融不稳定性假说

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最初来自于明斯基50年表的论着。金融不稳定性的基本来源是实际赢利机会与债务负担的不成比例的发展。在经济高涨期,接近于充分就业时,债务责任开始剥夺对于服务债务责任所必须的收入流,这种情况发生是由于从实际赢利机会看预期变得太乐观了,实际赢利机会受生产力增长的制约,而信用的扩张则不是。因而,信贷越来越多地用于投机性和补偿性支出而不是用于为实际投资项目融资。金融结构变的愈益脆弱,商业周期积累起引致下滑的债务紧缩。这种情况是80年代美国经济的特征,当时投机性支出以前所未有的水平超出生产性支出,这种情况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二、现实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自由化、全球化和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发展,在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频频引发金融危机以及证券市场泡沫的膨胀与破灭,使相关国家经济遭遇相当的损失与困难。这一切为凯恩斯主义金融与发展的理论提供了实际的证据。限于篇幅,本文仅就近20多年来的金融发展对证券市场泡沫膨胀的作用机制与渠道进行分析,但对于凯恩斯主义上述的几种观点也有相当的适用性。

1.金融约束的放松

金融约束的放松是现代信用货币经济发展的关键。金融约束的放松使总的银行信贷量增加,进入股票市场的银行信贷增加。在股票发行一定的情况下,进入股市的资金增多必然提高股票的价格,出现偏离其基本决定因素的趋势。

90年代以来的研究发现:(1)金融或信贷约束及其放松对实际经济特别是投资决策有很大关系。[8](2)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9],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由于各类金融市场上交易费用的降低,各种不受货币当局控制的新金融资产越来越多地被当作支付手段使用并代替了传统形式的货币,传统货币总量指标如M1、M2或M3不再是对货币量的一种合适的度量,现在对于如何区分货币与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已难以确定明确的标准。

金融创新和各种新的银行业务改变了信用货币发行的条件,从而为实际经济活动融资的货币的可得性以及为购买金融资产的货币的可得性,主要通过两条途径:(1)使银行在准备金上更加经济化并能够无须准备金的相应增加就可以通过信用扩张扩大货币供给,也使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够参与供给信用而不受中央银行和银行业管制的约束,提高了银行与其他证券公司之间在信贷市场上的竞争压力。[10](2)技术进步与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降低了发放贷款的信息和监督成本,提高了信贷市场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