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6篇)

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篇1

社区教育具有公益性、公平性、开放性、协调性、包容性强的特点，有效地克服了家庭教育的封闭性、学校基础教育的局限性、职业教育的功利性，通过挖掘和发挥各类教育资源的功能，展示出社区教育开放、便民的独特优势，把各类人群集结在一起，把各类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资源整合在一起。如在满足高等师范院校自身教学需求的前提下，向社区选派专业需求对口的教师，将社区教育所需要的教室、文体场馆、图书资料、计算机房等资源向社区开放，为社区全体民众、尤其是学龄阶段的青少年提供全面、全程、多层次、多类型的教育服务与学习支持。借此有利弥补国民教育体系的不足，不断满足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不同阶层人群的学习需求，打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创建学习型社会的最佳平台，使广大群众成为社区教育的受益者和建设者。

二、社区教育发展现状的不足

近年来，我国社区教育虽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但社区教育发展的时间短，总体上还处于探索与实验阶段，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社区教育的理念，还没有在各级领导的思想中真正树立，社区教育还停留在少数理论研究者和从事社区教育实际工作者的层面，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研究机构在社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还不够紧密，理论研究与社区教育的发展还不相适应。同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社区教育内容、师资队伍、载体设施等方面的投入与水平也很不平衡，还不能适应不同社区发展的全面需要。

三、高等师范院校的发展与社区教育的关系

1.社区发展状况对高等师范院校的影响

（1）社区政治发展对高等师范院校的影响

社区政治影响高等师范院校改革和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最直接地表现在对其支持的力度上。目前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许多学校招生人数和办学规模在迅速扩大。由于原有的校区资源紧张，许多院校纷纷建设新校区。虽然建设新校区的主要承担者是学校本身，但是如果没有当地所在社区的政府部门的协调和支持，这种扩建就很难顺利完成。社区政府可以利用其行政资源，为高等师范院校规模的扩大给予政策上的扶持，比如土地的优先使用权等；政府还可以利用其影响力和宣传作用，使社区中的其他机构为高等师范院校的发展提供援助。总之，社区政治对高等师范院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作用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高等师范院校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必须学会积极主动地利用此类资源。

（2）社区经济发展对高等师范院校的影响

教育与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教育发展程度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发展的反作用也已为世人所公认。社区经济对高等师范院校发展的影响，主要是指社区经济形态及经济结构对其人才培养规格和专业结构设置的影响，社区投资状况对高等师范院校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经济是决定性的制约”。社区教育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的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社区的经济、政治、人口、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但最基本的和最终的因素乃是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社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基础教育的质量要求越高；社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越高，对高等师范院校的结构层次要求就越高。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其学科结构的变化必须与之相适应。在现代条件下，经济要想正常运转，离不开能在生产上有创新变革的设计队伍，有掌握和运用市场方法的技术队伍，有具备工业化水平的管理干部队伍，有熟练程度很高的技术工人队伍，有提供后勤保障和产品推销的服务队伍，而所有这些人才的培养，都离不开以高等师范院校为代表的高等教育。

（3）社区文化发展对高等师范院校的影响

社区文化，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所创造、孕育、形成的人文环境、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它总是有形或无形地为社区居民提供着比较系统的行为规范，强有力地约束着社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社区文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社区文化和高等师范院校发展的核心要素———人来制约其发展的。教师和学生同时也是社区生活中的成员，必然要受到社区文化的影响。教师的文化水平虽然取决于其所接受教育的程度，但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也受到当地社区的影响，特别是文化中的核心因素———价值观、情感和态度方面的影响，他们会不自觉地接受一些当地的文化因素，并逐渐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中去，形成了自己对文化、特别是当地社区文化的理解，从而将其通过教学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影响学生的发展，而这种影响也直接决定着学校的办学水平。因此，只有用先进的、健康的、高尚的社区文化去感染和影响教师，才能更好地促进高等师范院校的发展；反之，则不利其良性发展。

（1）对社区教育的影响

现代社区呼唤优质教育，需要高等师范教育与社区基础教育的有机结合。如果没有学院和大学，那么想理解我们复杂社会的问题就几乎是不可能了，更不要说解决问题了”，高等师范院校作为社区教育中心、终身学习中心，已成为提供各种服务的动力源，应当为社区教育和其他学习活动提供公共空间。社区教育必须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立足于社区，以社区现有的条件为依托，寻求与社区发展情境的结合点，变劣势为优势。由教育部、社区基金会、社区教育协会等机构领导的社区教育改革正在逐步开展，要根据社区发展的实际需要，探索良好的社区教育模式，注重产、学、研相结合，从而提高社区教育的投资效益。首先，通过建立学习资源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从而改善和强化社区的社会结构。如建立家庭资源中心和青少年服务中心，开展接受委托从事学龄前儿童的学前教育，家庭危机和心理健康咨询、职业规划咨询等等，引领家庭健康生活服务。

其次，强化社区的复合性，把社区教育纳入到各年龄段学生的课外学习中。开发校本课程，充分利用当地社区和学校课程资源，通过自行研讨、设计或专业研究人员设计或与其他力量合作等方式编制出多样性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使学生学习从教室拓展到社区，内容可以涵盖生态学、经济学、公民道德、科普知识等多领域，让学生有机会运用课堂知识来解决社区实际问题，有利于学生建立社区公民感和责任感，培养学生的思考、创新、计划、领导和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同时，开展以中小学校为主体的活动型社区教育，充分利用自身办学资源和优势，组织社区内的中小学生参与各种形式的课外教育活动。通过资源共享，将社区内的居民请进学校，共享学校教学空间和文体设施，方便社会各界参与校内或校外的教育活动。

第三，通过设立学校企业实体运营项目，强化学校与社区的亲和、凝聚功能。依据社区发展的需要，开办学校企业实体项目。指导学生通过参与企业运营，学习企业经营理念，增强感性认识，积累实践经验；对于具备一定实践经验的学生，更可以通过分析社区条件，找出适合地方需求的商业增长点，理性募集资金并编写创业计划直至开办、运行小型企业等方式，强调不断培养学生自主创业意识及对社区的亲和力，促进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可以接受街道办事处或区域内单位的委托，通过专业开发、课程开发、项目开发等多种手段，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开展区域性、多层次、开放式、综合性、大众化的集区域高教、成教、职教为一体的新型教育模式，融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业资格教育与休闲文化教育、各界委托项目教育与居民自治教育于一体，使其成为一种新型的社区教育办学体系。

（2）对社区资源的开发

社区是由具有一定属性而相互交往的居民组成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共同体，社区中所蕴含的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成分，都是构成社区资源的因子。其中，政治资源是指与政治活动相联系的各种政治主题活动，经济资源是指社区各产业主体通过各种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经济总量，包括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经营与服务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收入。文化资源是指社区内教育机构、教育团体及居民个人休闲时所进行的文化艺术创作及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而形成的文化载体及文化环境。社区资源价值的具体功能在于扩充教师社会实践教育，提高教师对社区的认识能力，丰富教师的社区情感，从而把教育放在整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虑，增强教育的自觉性。

社区资源对于教师职业能力的发展与显性的知识体系不同，它不是直接参与到教师的知识与能力构建中，而是在教师长期职业发展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说，社区内的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都充实与丰富着社区资源总量，为社区发展提供平台与资源。不过，社区资源性质多样、内容庞杂，需要高等师范院校教师结合自身的专业实际，有选择地对社区资源进行梳理，在了解社区现实过程中寻找社区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当下的社会问题，如社区群体对教育的价值取向、邻里关系、不同阶层社会心态等，把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与事件按照一定线索联结起来，通过分析与判断，辨识与选择，以促进社区资源与高等师范院校共同发展为出发点，使潜在的教育资源突显出来，最终形成资源优化与共享的过程。

在开发社区资源的过程中，需要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通过科研课题的形式，对社区中的各种资源进行系统研究，把地方性的经验书面化、知识化、系统化，形成可供学习的知识化体系，进而对社区资源所蕴含的教育功能进行合理而有效开发与利用。主要表现在：不断充实与完善现有课程结构；依托现有教材，结合社区问题，自主编写教材，形成相对独立的教学内容；增加科研力度，通过委托课题等手段，丰富社区资源的知识性，增加社区资源实践的科学性等。

事实上，我国高等师范院校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尚处于自发状态，还没有进入到有意识的建构阶段，更谈不到上升到良性循环的高度。其根本原因在于高等师范院校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具有人事、财务及业务上的渊源关系，地方政府处于主动消费的地位，而高等师范院校处于被动的供应者地位，高等师范院校不属于地方政府领导，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发展也知之甚少，二者不是实质上的伙伴关系。因此，在高等师范院校与社区之间要建立起本应的互利共生关系，任重而道远。

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篇2

关键词：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财富。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挖掘和保护好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利用和发挥好区域文化资源优势；怎样发展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如何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区域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换？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决策遇到的难点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拟从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视角，试图对区域文化传承与文化资源产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当前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化面临的挑战以及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路径选择做些分析探讨。

一、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与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内在关系。

区域文化资源与产业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文化资源产业化不仅有助于彰显区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区域文化资源的产业价值，而且还可以更好地宣传、保护和传承优秀区域文化。

1.文化资源产业化：彰显区域文化资源优势的重要方式。

“进入20世纪后半叶之后，人们对于文化的产业化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并认为它将在今后的整个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1]区域文化资源是一定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区域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和灵魂。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则是实现区域文化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区域文化产业一旦离开区域文化，就会失去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现实竞争力。当今社会，文化不仅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厚底蕴和持久动力，而且成为新一轮区域竞争的新焦点和新亮点。

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品所产生的文化力已经开始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引擎。文化的地域性或民族性差异越大，区域性文化产品的特色就越鲜明，也就越容易受到文化消费者的青睐，区域文化资源的经济开发价值也就越明显。

此外，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还通过文化产品凸显其宣传效应，更好地激发人们热爱家乡、热爱故土、热爱民族和热爱祖国的情怀。区域文化产品折射出的优秀传统观念和人文精神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增进社会和谐也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文化资源产业化：保护区域文化资源的有效手段。

“就一国内部而言，许多国家都是多文化、多民族的，维护文化多样性主要在于对少数群体权利的尊重。”[2]随着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资源保护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切。区域文化资源保护可以通过立法途径进行强制性保护，也可以通过普查、建立数据库、复制等传统手段进行保护。然而对文化资源最好的保护方式莫过于文化资源产业化。通过文化资源产业化不仅可以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而且可以使文化资源在开发利用中得到保护和升华。区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不是简单地为抢救而抢救、为保护而保护，而是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近年来，各地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在其刺激下，各地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民俗馆的修建使一些濒临绝迹的生产、生活用具得到保护和再现，地方特色文化节目的表演挖掘了当地历史文化的深刻内涵，大量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开发，使当地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有效的开发利用，于无形中得到了保护和传承。

3.文化资源产业化：推进区域文化互动的独特途径。

“多样文化的共存是一种包容，是对差异性文化的欣赏。只有平心静气地看待一个多文明并存和文化互动的世界，才能实现求同存异。”[3]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要求区域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在多样性文化的互补共荣中吸取营养，不断发展，从而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不竭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文化互动的过程。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特质赋与其文化产品某种特别的文化内涵。文化产业化过程不仅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借助于文化产品的销售，使某种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在潜移默化的文化消费中，得到更为广泛、更为有效的传播。一些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正是凭借其具有强势地位的文化产品，传播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如美国的电影业不仅赢得全球市场，获取丰厚的商业利益，而且在传播美国文化、输出美国价值观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当人们通过文化产品来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区域之间文化差异的时候，其本身就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一种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使每个前来观光的游客深深地领略到当地文化的独特韵味，从而激发游客对当地文化产品的极大兴趣，并通过他们将当地的文化和文化产品带回自己的家乡。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不同区域文化之间在无形中碰撞、交流、互动与融合。

二、当前我国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特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之路，文化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已经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重要增长极。毕竟，我国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实践还处在探索阶段，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克服和解决。

1.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的认识不足。

在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与区域文化产业优势的转换问题上，上到党政机关干部下到普通群众，至今仍有不少人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不足甚至误区。一是守着区域文化资源金矿当乞丐。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资源，有的甚至还是文化资源的富矿区。这本来是文化产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可是不少人不是认识不到就是无视这种优势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作用。整天守着文化资源优势不去动脑子、想办法。其实，文化资源优势是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这个转化过程不仅需要投资、需要技术，而且需要创意。二是抱着文化资源优势到处炫耀。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地方政府到处宣扬甚至炫耀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却不知道文化资源是非独占性的。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而不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开发利用，就完全有可能随着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而被别人异地开发，最终使当地文化资源由优势变成劣势。三是盲目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一提到文化资源优势转化问题，有的人就不顾当地现有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完全不顾经营性文化资源和非经营性文化资源的区别，对那些不能产业化或还没有条件进行产业化的文化资源也不加选择地提出要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开发成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一些概念性的地域文化、部分宗教文化以及部分历史名人等，所承载的更多的是一种形象价值、宣传价值和教化价值，难以转化成直接带来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

然而，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最大化，在文化产业发展热潮的推动和刺激下，丧失应有的理智和清醒，恨不得在一夜之间把一切与文化沾边的东西都弄成能够立足市场的拳头产品，于是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忙于做一些不切实际的规划，盲目上一些很难看到市场前景的项目。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既造成大量浪费又在不同程度上对当地的文化资源造成了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大大挫伤了人们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

2.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的能力不强。

我国不少地方虽然拥有相当丰富的区域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将区域文化资源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能力还不强。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资金不足，文化产业基础薄弱。投入不足一直以来就是制约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也是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二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创意人才缺乏。人才资源是全球化时代首要的战略资源，也是实现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性资源。现在的高校毕业生数量虽然一直呈上升趋势，但真正懂文化产业的人才不多，创意人才更少。更为严重的是绝大多数高校毕业生向往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不愿意到偏远的地方去创业。三是文化产业市场机制不健全。文化产业管理上存在着政出多门、交叉管理、多头管理现象，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政府大包大揽，习惯于用计划经济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混为一谈，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管理机制依然未能得到彻底有效地改观。四是文化资源产业化水平普遍不高。从目前来看，大部分地区的文化资源产业化还处在起步阶段，有的偏远地区仍然是守着资源睡大觉。中西部地区无疑是我国文化资源的富矿区，尤其是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更是令人艳羡。但多数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发展现代文化产业的条件和基础还不够坚实。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实力就难有实质性的提升。

3.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过程中资源保护的力度不够。

在现代化生产技术、高科技手段和创意能力不足的条件下，文化资源只能是粗放式的、简单的、低水平的开发利用，由此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大多只是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品。这样必然会对一些市场潜质极高的文化资源造成浪费甚至埋没，并且有可能失去再度开发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进程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文化资源开发的短期行为，从而对文化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如许多古迹、文物被改头换面，重新包装，失去了古迹、文物的原貌；许多民间舞蹈、仪式、风俗习惯被庸俗化、简单化，失去了原有的神韵；不少地方的古迹、文物在开发名义下遭到严重破坏，有些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没有保护的掠夺式开发，无异于竭泽而渔，最终必然导致资源枯竭。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神奇独特的古迹只有保持原汁原味，才能吸引更多喜欢异质文化的游客。时下，不少地方为了招徕游客，不惜投入大量资金打造旅游景观，文化资源越来越受到“伪文化”的侵蚀。“伪文化”的泛滥不但降低了人们的审美水平，使人们的文化追求变得廉价和肤浅，而且对真实的文化失去了一种自我维护的抵抗能力。这显然不利于文化资源保护。我国许多城市中新建的大量的微缩景观主题公园，采用现代化的复制手段，把一些世界各国著名文化遗产加以拷贝，浓缩在公园中。这种所谓的文化资源开发，开发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为了商业目的向人们提供了一种虚假的文化幻象而已。这是“伪文化”思潮泛滥的表现。因此，保护文化资源就是要保护文化的历史真实性，引导人们去体验真实的文化内涵，在真实的文化情境中去了解历史。这对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保护文化资源的完整性与真实性，防止被庸俗化。

三、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化优势转换的路径。

产业化是将文化资源优势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只有改革创新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培育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才能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有效转换。

1.改革创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

文化资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赋与新的时代内涵。文化资源的动态性特点要求我们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要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牢牢把握其发展变化规律，以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首先，要有一种开放的目光和创新的意识，不能墨守成规，要善于把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资源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其次，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由于不同区域的区位、地理环境、民族、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乃至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区域，其文化资源的类型和特点都会有所不同，因此，要对文化资源进行分类评估，区别对待；要允许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探索最适合自身资源类型和特点的开发利用模式，绝不能简单地模仿和套用固定统一的开发模式。最后，要整合当地优秀文化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往往最初来源于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比较优势。要想上规模、上档次，一方面要将本地区相关文化资源打包；另一方面，还要与当地的地理资源、生物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捆绑，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综合优势。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文化资源也逐渐丧失其独占性，成了文化再造的资料。在当地缺乏历史文化资源的情况下，照样可以发展文化产业。美国人利用中国的花木兰传说和恐龙蛋化石加工创造出动画片《花木兰》和《侏罗纪公园》就是典型的例子[4]。总之，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的过程中，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提高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和水平。

2.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

为有效发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冲破观念、体制、资金和人才等瓶颈，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首先，要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政策和法规。法制保障是国外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用法制化手段来约束和规范文化资源开发行为，也就是说，要根据文化资源开发行为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使文化资源开发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我国虽然制定了一些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保护条例和政策，但大都是一些宏观性的政策或法规，缺乏可以阶段性实施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可操作性强的具体细则。这样，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往往出现急功近利、盲目上马、随心所欲、无序开发等非规范，不仅破坏了文化生态，而且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其次，要优化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协调机制。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是一种集多种要素于一体的综合行为，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协调机制。比如，政府管理部门与开发者之间的协调、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和宣传教育之间的协调、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协调、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的协调、外来投资收益与当地社区利益之间的协调、区域之间特别是行政区划之间的协调等。只有建立和完善各种协调机制，才能有效避免文化资源开发的雷同及低层次的同质化竞争。最后，要建立和完善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互动机制。尽管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可循环利用、反复开发，但同样存在保护的问题。为此，确立科学的开发利用观念，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形成保护与开发并举、以保护为重的良好局面。同时还要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强调“谁开发、谁受益、谁保护”的原则，把部分开发收益应用到资源的保护上。新晨

3.培育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

文化产业新业态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糅合传统的文化艺术因子，采用新的管理模式和体制，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加入文化内容和科技成分的一种新的生产与盈利模式。要想尽快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化优势转换，必须冲破观念、体制、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发展瓶颈，积极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其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突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老框框，树立“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理念，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拓展文化产业主营业务；突破陈旧经营管理方式，树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开拓进取、敢想敢试的市场竞争意识，大力发展新兴特色文化产业。其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准一两个有地方特色和发展前途的文化产业项目，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开发规划和相关配套措施，从土地使用、项目审批、税收减免等政策方面进行重点扶持和重点突破，以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性推动来培育和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其三，打破长期形成的文化管理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树立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理念，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科技手段如文博、动漫、游戏、网络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延伸文化产业链条。其四，强化人才支撑体系。

一是建立和创新用人机制。对现有文化创意人才的利用要突破资历、职称等限制，根据个人素质、能力和业绩量才选用。二是建立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建立集产、学、研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人才培训基地，定期组织开展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学习，从中选拔优秀骨干到高校进修。三是建立和创新人才按需流动机制。采取公开招聘、客席聘用、签约等多种形式，从基层选拔和从省外甚至国外引进高级经营和管理人才，建构梯级人才队伍。四是制定文化创意人才的奖励措施，营造培养和吸引文化人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其五，拓宽融资渠道。一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逐步取消已经产业化的国有文化单位享有的特殊政策保护和垄断地位，放宽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种种限制，真正实现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二要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引导和鼓励文化企业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途径吸引民间闲散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尤其是新兴文化产业。允许和鼓励文化企业通过直接上市、与上市公司合作成立子公司或收购上市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三要不断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体系。政府可以安排专款、采取银行贷款贴息办法支持金融机构参与动漫、创意等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并对各种投资行为加以规范，以确保我国文化产业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华文。文化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229.

[2]吴汉东。文化多样性的、人权与私权分析[J].法学研究，2007（6）.

[3]钟淑洁。文明对话与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N].人民日报，2005-12-22.

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篇3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模式；集群化；产业集聚区

一个产业的稳健发展离不开一套好的模式。集群化是现代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产业集聚发展能够全方位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国内城市多采用这一模式发展本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目前，洛阳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态势良好，产业集聚效应初显，初步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将有力地促进洛阳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洛阳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概况

目前，洛阳市有十多个在建或拟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从产业类别看，这些产业集聚区包含文化艺术、文化旅游、新闻出版、动漫影视、出版发行、创意设计、创业孵化等，几乎涵盖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全部类别。

从分布空间上看，有5个集聚区位于边郊区县，6个集聚区分布于洛阳市各城区。从行业上看，以历史文化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平乐农民牡丹画文化创意产业园，烟涧青铜文化产业园区、南石山唐三彩文化产业园，关圣文化产业园，中国河洛澄泥砚文化艺术园）分布较广，彰显了洛阳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信息科技最为密切的动漫影视、创意设计、新闻出版等文化创意产业产业集聚区（如洛阳报业印刷创意文化产业园、动漫之都（洛阳）产业园、伊滨区中意科技园）则位于洛阳科技资源最为密集的中南部地区。

二、洛阳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分析

洛阳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覆盖的行业门类较为完善，其中也不乏具有特色的集聚区，这些集聚区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遵循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通过深入研究洛阳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发展的状况，可以总结出洛阳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三种发展模式：

（一）原有资源改造利用模式

原有资源改造利用模式是文化创意产业市场主体对原有资源如老厂房、旧仓库等经过简单改造，作为创作、经营活动场所而逐渐集聚形成的过程。

洛阳是老工业城市，大量留存于市区的老厂房、旧仓库，是城市发展留下的宝贵工业遗产，洛阳可充分利用这些闲置空间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北京的798艺术区和上海八号桥就是通过对工业遗产的功能重组发展而来。国内许多老工业城市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时都学习和借鉴了北京、上海这一模式。

成本低廉且集聚速度快，是原有资源改造利用模式的突出优势。其发展的基础是成本较低且可直接利用的现成资源。洛阳目前有两个产业集聚园区是基于这一模式发展而来，分别是位于洛龙区的八里？唐文化艺术公园（洛阳明花洗涤剂股份有限公司闲置厂房）和涧西区的里？外文化创意产业园（中铝洛铜老厂房）。

（二）依托原有资源提升模式

依托原有资源提升模式指的是某个区域已经具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条件，通过在原有的资源中导入一种新的要素，凭借这些原有资源来拓展新的产业领域，从而提升原有资源的利用价值，形成新的产业链条，促进文化创意产业朝产生集群化效应。这种模式在洛阳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中应用较多，如烟涧青铜文化产业园区、南石山唐三彩文化产业园区，关圣文化产业园、龙门文化旅游健康生态示范园、洛阳报业印刷创意文化产业园、中国河洛澄泥砚文化艺术园。

此模式的运用所需要的最基本条件，是该集聚区内必须已存在有一些标志性资源，如关圣文化产业园中的关林庙、龙门文化旅游健康生态示范园里的龙门石窟。而洛阳此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要建设成功，需要充分发挥这些标志性资源的作用，积极拓展新的功能，打造新型主导行业，促进集聚区稳健发展。

（三）全新规划建设模式

全新规划建设模式指的是，政府划分一个区域集中发展某类文化创意产业，并完善区域内基础设施，实施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引导行业实力雄厚的企业入驻，最终形成集聚区。动漫之都（洛阳）产业园、伊滨区产业集聚区中意研究院就属于全新规划建设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此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须根据该区域的资源环境来制定发展方向。如中国动漫之都（洛阳）产业园的发展离不开优秀的产业基础和动漫设计专业人才资源。该集聚区依托洛阳动漫创意学院，携手香港数码动漫研究院，并与国内多个动漫龙头企业合作，为动漫产业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要以市场需求为风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辅以政府的宏观规划。以洛阳恒生科技园为例，其在政府宏观引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针对成长中的设计公司和设计师的现实需求建立设计专业孵化器，提供技术平台和信息数据库等完善的服务，从而在机制上保障园区的市场化运行。

以上三种模式虽然有效促进洛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显著的运营和管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简单沿袭传统工业、科技园区的模式来建设管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篇4

关键词:县域民俗艺术资源；评估；文化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

西北境内的民族众多，是典型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积聚区域。各个民族多种多样的民俗艺术资源也因此具有丰富性优势，这一点具有突出的代表性。西北地区的40余个民族都具有自我特色的民俗艺术样式，而各民族的民俗艺术又互相交融、互相影响，形成区域性的民俗艺术。此外，到目前为止，西北各民族所固有的文化传统相对得到较好保存，民族民俗艺术得到了较好的延续，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依然保持着民族民俗艺术多姿多彩的传承与表现，许多民俗艺术形式与地方的民俗生活紧密相连，构成了工业文明以外仍然存在的传统文化生活的历史图景。

然而，我们对民俗艺术资源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虽然在一些地区配合旅游和农村文化建设，也做了一些对于民俗艺术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利用的工作，但对于西北这样一个具有丰富民族民俗艺术资源地区来说，还远远不够。目前，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对“都市文化产业”的开发方兴未艾，但西北的自然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显然不适宜这种路子，我们的优势就是在与发展乡土文化、农村村镇文化和具有西北地区特色的地方文化形态，应该认识到要针对自身实际情况，以自身的民俗艺术资源铺筑特色之路。因此，在西北各个地区，尤其是各县域推进“地域特色文化产业”是一个富有前景的事业，具有实际的意义。

从“地域特色文化”的概念范围来说，各县域是一个可划分的基本单位。县级建制是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惟一从未变更的行政设置，县域区划向来是我国社会、行政基层完整结构和地方经济、文化的基本单位，县域也是充分展开管理、整合各个部类文化资源的最小优选区域。从人文资源来看，县域的个性历史脉络也是地方文化最重要的集合表现，西北提出以“地域特色文化”建设发展目标也应强调到县域层面：尤其是以各地民俗艺术文化资源为切入点，合力建构注重自然生态环境与民族人文环境的双重保护性的文化区，强化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后劲，开发各地有特色的民俗艺术资源产业，发展人文经济产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

要进行这样一项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需要对各县域民俗艺术资源进行调查和评估。这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研究制订民俗艺术资源评估的方法，拟定对我们自身地域行之有效的技术指标和实施方案，保证民俗艺术资源评估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从西北来看，县域民俗艺术资源具有文化形态多样、品种多样、大众普及的特性以及仍然缺乏明晰资源数据、缺乏保护措施、缺乏再生利用等等现实特点。目前，各地区更没有统一的政策、措施和工作机构，更没有充足的财力支持，大多数民俗艺术品种从未得到系统的数据采集和整理，各个县级文化管理机构还尚未摸清自己的民俗艺术资源的家底，比如哪些品种非常珍贵，需要加大保护力度，哪些品种的艺术性具有独特价值，哪些品种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哪些品种具有产业开发的前景以及在各品种内部的基本组织系统等等都没有基本材料、也没有判断标准。即使在获得基本资料数据以后，又如何对民俗艺术资源进行分类管理、建立档案，如何制定一系列有效措施，如何将有限资金运用于最需要保护开发的门类品种，如何选择具有前景的品种进行应用和进一步开发，一些值得研究、整理或极有经济发展前景的重大发展项目、重点区域旅游可利用项目也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

这就说明，在进行县域民俗艺术资源系统发展势态考虑中应首先进行资源调查。同时亦应进行切实的资源项目评估，对一系列保护发展问题做出有效回答，只有这样才能为各地制定民俗艺术资源保护与发展规划提供可靠依据和基本准则。

目前，对民俗艺术资源进行评估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通过针对西北地域民俗艺术资源的现状的研究，发现要进行这一项新的工作，应建立几个原则标准：

一、民俗艺术资源资源评估的主要对象是各地域的资源。民俗艺术资源具有地区的差异性，所以民俗艺术资源评估应主要要从特色资源方面来考虑。对独具特色的民俗艺术资源必须格外加以保护，而在开发利用时也往往要注意加强其独特价值，这样才能具备进入市场的竞争力。

二、民俗艺术资源的发展与评估，应能对应于各县域的所有民俗艺术资源部类，只要其有具备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就具体评估对象而言，可以是单项民俗艺术资源，如一种手工艺、也可以是一种资源组合，如民间舞台演艺等；以县域为单位是找到文化传播基本覆盖面，以一个项目为单位是找到品种传播基本覆盖，目的是体现个别的地方民俗艺术应有价值。特定县域所拥有的民俗艺术遗产、民俗艺术名胜景观均应归入县域特色民俗艺术资源的对象。

三、建立全面的评估指标原则和评估方法，使工作具有科学规范性。民俗艺术资源蕴涵着最重要的特点是其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民俗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应首先从精神遗产的层面去认识评价，当然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同时也具备经济价值，即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但不能以市场条件作为唯一评价标准。民俗艺术资源要真正形成产品，有效地进入市场，其前提是进行开发可行性的准确评估。

其次，进行民俗艺术资源评估指标应遵循一些基本规范，首先应考虑的问题是：

（1）规范性与特殊性相统一，民俗艺术具有一般个性特质，资源评估却具有通识标准，但具体到各个县域或各个项目，应根据民俗艺术资源的实际状况及差异性，突出其特色和优势，选择对于该品种民俗艺术具有明显表达力、影响力的因素来顾及规范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2）全面资源调查与重点评估相结合。每个县域都具有丰富的民俗艺术资源，可开发利用的重点资源也不尽相同。因此，既要进行全面评估，又要选出核心资源。既要对民俗艺术资源的整体组合进行综合评估，又要根据各地民俗艺术资源的具体状况，对不同的品种项目和开发条件的进行单项评估，最终，在普遍数据调查的基础上，优选出县域民俗艺术资源的核心项目。

（3）社会评价与经济评价相结合。民俗艺术资源具有区别于其他资源的社会价值和精神文化的特质，也有民俗生活的功能和意义，评价民俗艺术资源，一方面要对其进入开发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行预测评估，另一方面也要对其进入市场后可能产生的文化特质改变或丧失的可能进行相应预测。因此，在评估中应考虑如何发展，还应考虑如何保护的问题。

再次，进行民俗艺术资源评估是一项科学性的工作，应考虑科学规划资源评估程序、指标及方法，对于西北地区来说，最主要的是能够建立具有普遍效应、又有具体内涵的明确指标和具体操作方法。西北从东到西的地理环境变化很大，文化生态有差别，经济状况也有差异，加之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使得各地民俗艺术资源开发的基础、途径和前景各不相同。因此，建立一整套民俗艺术资源评估程序，并在评估中选取适宜灵活的方法，是民俗艺术资源评估工作的必要条件。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民俗艺术资源评估的基本程序应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开展区域性资源调查。对各区域民俗艺术资源进行分类，确定资源大的类别及数量，并做出定性的描述，依据资源现状确定相应重点评估的对象，或确定重点的缺失。

（2）针对评估对象选择适宜的指标、评估类别指标和方法，对跨越几个品种类别的品种确定其基本性质。类别的确定是一项关键工作，民俗艺术品种繁多，有些民族或地域的独特品种更是稀少，甚至名称也是口传形式，要进行界定、鉴别，要尊重原生态的原型分类和名称，交叉性的品种应以其比重确定其品种的类别。

（3）根据评估指标和方法设定合理的等级标准、等级层次和等级数量。按照设定等级标准得出相应分值。需考虑资源特殊性并追加赋值，对濒临灭绝的品种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

（4）评估结果一般为民俗艺术资源信息系统数据库和单项评估报告、评分等级报告和发展意见报告，应取得管理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认可，成为真正民俗艺术资源保护开发的准确依据。

要作到上述工作的实际实施，就要建立一套民俗艺术资源评估的基本指标，通过实际调研，我们认为西北民俗艺术资源评估指标应包括以下内容：

（1）资源的基本性质指标。资源品质评估是对于评估对象的内在品质及其所蕴涵的可利用价值的综合性评估。其中主要包括文明传承性和文化功能性，是对资源进行品质鉴定的依据。

（2）资源的社会功能指标，是对于评估对象社会传播性、应用性及社会价值意义的综合性评估，确定资源在社会背景中的独特身份。

（3）资源的市场价值指标。即资源进入消费市场评估，有无消费市场、市场大小、能否具备市场潜力。市场分析既要分析地区市场的因素，更要分析其可流向、未来空间的因素。

（4）资源的预期效益指标。这也是确定资源利用、产品开发的重要依据，需针对不同的评估对象和开发目标进行，尤其应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和谐。

（5）资源的开发可能性指标。民俗艺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广阔的支持系统，也有是否具备开发条件的前提，评估指标涉及所在县域及其相关区域的政策、资金、人力、物力等多方面要素。

另外，对民俗艺术资源评估的方法要采用多种构成因素集合，防止单一方面对资源的片面性看法，一般采取体验性评估的办法，即选择专家、当地人、外来消费者合作，根据自身不同体验对资源进行评价打分，最后对三种来源的结果加权平均，得出评估结论；也可以采用技术性评估，这种方法只适应部分资源对象，主要用于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评估指标，譬如对技术性极强或产品进入市场因素进行评估等。评估具体的方法包括定性分析法、评估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综合评分法、对于一个对象的单项评估，可有选择地单独使用；对于区域内多类对象的综合评估，则应有针对性地组合使用。

从西北的情况看，目前大多数民俗艺术产业发展依赖于年节文化消费、旅游业以及相关的民族艺术展演业和特色饮食业。但也有一部分民间手工艺制造仍然有生活市场和大众需求，与其它地区比较，仍然显示出较强的生活需求的特点，在民俗艺术资源评估和发展的工作中，通过具体导向性措施就可以较好的使这一工作产生实际效应。比如，参与旅游开发这一基本点，并注意对已有生活市场产品大力扶持、开发、改造、拉动，特色民俗艺术资源才有可能逐步扩大化地发展起来。并特别注重对于各县域独具特色的重点资源认识和集中精力地了解，否则，在实际应用中容易陷入采集数据，归纳档案资料为目的工作。操作中更要力求打造出该县域独具核心竞争力的民俗艺术品牌，建立起与之相关的由多项产品构成的支撑点，并根据资源特色和市场，确定不同产品的开发计划和途径。

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篇5

关键词：长吉图；人力资源；优势；劣势；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127-04

引言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包括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部分区域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其地处东北中部地带、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核心地区和东北亚区域的地理几何中心，与俄、朝陆地相接，与日、韩隔海相望。作为中国第一个沿边开发开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以及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和东北地区新的重要增长极[1]，长吉图自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以来，随着各项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区域内经济、贸易的发展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已初见成效，但由于正式、统一的人力资源发展战略规划的缺失，使得该区域人力资源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源是关键，长吉图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与人力资源发展相对缓慢两者间的矛盾，使该区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优化升级成为当务之急。

一、“长吉图”人力资源发展现状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人力资源的加速集聚和不断增长。截至2009年底，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人力资源总量为794.87万人，分别占吉林省总人口数与人力资源总量的71.43%和42.21%，其中人力资源占总人口比重及人力资源总量呈不断上升趋势，2005―2009年，人力资源占总人口比重年均增长率与人力资源总量年均增长人数分别为0.28%和7.48万，且人力资源集聚度高于人口集聚度1.29个百分点（见表1）。

（一）年龄结构

按照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0%及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7%及以上的标准来看，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与吉林省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步入了人口老龄化行列，并且老年人口系数呈逐年上升趋势，2009年底，长吉图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4.24%，高出吉林省0.89个百分点，而少年儿童人口系数则平均以每年0.84%的速度快速下降。与前两者大幅度的波动相比，长吉图地区人力资源年龄人口比重仅以平均每年0.28%的速度缓慢增长（见表1）。

人力资源内部年龄结构特征与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相似，都呈现出较强的老龄化趋势，2009年底，年老人力资源总量为年轻人力资源总量的1.56倍，随着长吉图少年儿童人口系数的快速下降，人力资源老龄化程度还将进一步加深。这种老龄化程度较深的人力资源年龄结构将对新老接替和年轻人力资源提出严峻的挑战。

（二）文化结构

吉林省人口受教育程度整体呈现出较高水平。2009年底，吉林省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9年，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52年；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分别高出东北地区与全国0.24和3.23个百分点，其中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为东北三省之最，但从人口总量来看，吉林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仅为辽宁省的3/5，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大量外流是造成吉林省“人才空巢”的主要原因。

虽然目前吉林省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的人口比重仍显得过高，但人力资源整体文化结构提升速度较快，相比较于2005年，高中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总人口和比重分别增长了89.29万和2.66个百分点；而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和文盲率分别下降了6.3和2.42个百分点。

（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近几年，长吉图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稳步提升，并逐渐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第一产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比重稳步提升，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且上下浮动，但波动幅度不大。产业结构决定人力资源的需求结构，从而影响着人力资源的产业分布情况。从人力资源三次产业就业状况来看，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逐渐下降，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不断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其中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远远低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与长吉图地区重型化工业吸收劳动力能力不强相关。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系数是测量两者协调程度以及合理性的重要因子之一。长吉图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偏离严重，并且第一产业就业偏离逐渐增大，因此长吉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加大第二、三产业人力资源吸收能力任务艰巨。

（四）人力资源城乡结构

吉林省长期以来，一直以重型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使得工业集聚重心长吉图地区的城市化呈现出较高水平，2008年底，长吉图城镇人口比重为55.03%，分别高出吉林省和全国平均水平1.82和9.35个百分点；人口非农化程度与人口城市化水平基本一致。人力资源城乡分布与人口分布相似，但人力资源的集聚现象更明显，这与极化增长区域人力资源集聚现象明显的特征相一致[2]。从就业人口城乡分布来看，就业人口城乡差距不大，但仍以农村为主，这主要与吉林省农业大省的发展定位以及重型工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逐渐下降等因素息息相关。

二、“长吉图”人力资源的优势与劣势

长吉图作为中国首个沿边开发开放先导区，其发展政策、制度的调整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为该区人力资源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人力资源发展优势

1.教育资源密集，人力资源文化结构层次较高。东北地区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为长吉图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和后续支撑。2008底，东北地区普通高校和在校生分别为198所和199.42万人，而长吉图地区普通高校和在校生分别为34所和45.16万人，占全省的76%和89.6%，是吉林省各类教育资源及高级人才的集聚与培养中心。另外，人力资源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据政府部门数据统计，目前长春市人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十二年，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高层次的人力资源结构为长吉图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2.国内国际交流频繁，对外开放度高。由于历史、经济及区位等因素，“长吉图”先导区与延边国及临海国自古以来在文化、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交流较为频繁，而文化与人才的国际间交流又为延吉图先导区对外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国际环境。2008年，吉林省共聘请外国专家2002人次；同时，截至2006年，吉林省派遣各类留学人员25667人，已有12887人回国工作和创业[3]。另外，俄国对其远东地区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日韩人口老龄化突出以及朝蒙劳动力封闭等问题为长吉图地区剩余劳动力输出和人力资源国际间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3.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大。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和经济增长极化效应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大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吸引大量劳动力资源、尤其是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流入，同时长吉图地区培养的高素质人才的留守比例也将增大；而目前发展水平较低和就业人数不多的第三产业，其未来吸收的人力资源数量也蔚为可观；另外，长吉图地区较低的人口密度和优越的人居环境，也是引导人力资源流入的因素之一。

（二）人力资源发展劣势

1.人力资源老龄化特征明显，新老接替断层。从人力资源内部年龄结构特征来看，2009年底，长吉图地区年老人力资源高出年轻人力资源21.74个百分点，占人力资源总量的3/5强，人力资源老龄化特征明显；另外，随着该地区少年儿童人口系数比重的迅速下降以及大量年轻人力资源的流出，人力资源老龄化程度还将进一步加剧，这对于长吉图地区人力资源的新老接替以及经济的后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人力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现象严重。高级人力资本具有消极的地理扩散效应和溢出效应，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素质人力资源的过度集聚将对邻近区域经济的增长产生消极作用[4]，2008年底，土地面积约为长吉图2/5的长春、吉林两市拥有长吉图4/5强的人力资源，而土地面积占长吉图3/5强的延边朝鲜自治州仅拥有长吉图不到1/5的人力资源。虽然目前这种人力资源分布现状比较符合极化增长区人力资源明显集聚的特征，但随着珲春、延（边）龙（井）图（们）等前沿城市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当前的人力资源总量及结构将无法满足未来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人力资源消极的地理扩散和溢出效应又阻碍了人力资源的区域流动，因此，加快长吉图前沿城市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引进已是必然之举。

3.人力资源类型单一，供需不平衡。长吉图特别是长春、吉林两市长久以来以汽车、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重型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5]，使该地区人力资源结构，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结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单一化特征。随着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当前的人才结构已远远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各类高级管理型、创新型、复合型以及对外型人才将出现严重缺口。

4.高素质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作为吉林省的经济文化核心区，长吉图先导区虽然是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中心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中心，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后原有优势条件的丧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低水平利用和不合理开发等，致使吉林省高素质人才外流现象极为严重。2006年，吉林省流出人才和流入人才之比达到了12∶1，且流出人才多以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高素质人才为主，预计到2010年全省的工程技术人才缺口将会达到55万~100万人左右[3]，形成了人才培养基地出现“人才空巢”的奇特现象。高素质人才的大量流失不但造成了当地教育资源的浪费，也将严重制约着长吉图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长吉图”人力资源发展对策

如何改善长吉图地区高素质人才大量外流和新老人力资源断层的现状，走出人才极度缺乏的困境，以及促使长吉图地区顺利从人才流出地转变为人才聚集地，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必须做好以下准备。

1.结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拓展方向，合理培养各类人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为人力资源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现有人力资源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根据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积极迅速的调整教育发展重点和人才培养方向，促进产学结合，是克服人力资源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之一。一方面，根据长春、吉林两市的发展定位及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并利用两市优越的教育条件，大力培养符合开放型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所需求的管理型、创新型、对外型、复合型以及现代服务型等各级各类人才；另一方面，加快延吉、龙井、图们、珲春等前沿开放城市各类职业性技术院校与培训机构的建设，促进各类中低级的专业性技术人才，外贸及对外人才的就近培养和吸收利用。

2.加快区内外各级各类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要消除人才过度集聚对邻近区域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实现长吉图区域均衡发展，区内各市之间应当加快人力资源的一体化进程，促进各类人才的自由流动。强化珲春、延龙图等前沿城市与长春、吉林两大腹地城市之间的人才联动，从而满足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并促进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合理化。另外，加快户籍制度的调整改革，放宽人口准入政策，以及尽快促成区际、省际间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促使各类人力资源，尤其是年轻人力资源的流入，加大人力资源的区际、省际联动，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人力资源新老断层这一现状。

3.加强区内人才巩固和区外智力引进。人才的长期性流入和短期性流入的主要原因分别为经济发展速度、居民生活质量和平均收入[6]，因此对于人才的巩固及引进，有关政府部门及企业应对症下药。首先，以政府部门和各大院校研究中心为研发主体，并以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长春、吉林为实施中心，制定一整套高素质人才优惠与吸引政策、构建完善的高端人才合理利用体系以及服务系统，在优化区内人才发展环境、加大对区内高素质人力资源巩固力度的同时，吸引区外及国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的进驻。其次，利用区位优势，设立长吉图人才合作交流平台、加强各级各类人力资源的区内外以及国际间的交流合作，鼓励与发达地区及国家的高素质人才交流，并积极引进区外、国外的高素质人才，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和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建立提供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EB/OL].http：//省略/content/2009-11/17/content_1770428.htm.

[2]曾明星.极化增长区域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3]唐文婷.吉林省引进国外智力资源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4]RaulRamos，JordiSuri?achandManuelArtís.HumanCapitalSpillovers，ProductivityandRegionalConvergenceinSpain[J].PapersinRegionalScience，BlackwellPublishing，2010，(2).

[5]于红莉，张兴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产业结构拓展及产业链延伸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10，(5)：34-36.

[6]王胜今，范力达.20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省际间人口迁移的人力资本考察[J].人口学刊，2007，(3)：3-7.

TheAnalysisandDevelopmentCountermeasuresofHumanResources

inChang-Ji-TuDevelopment，OpeningandLeadingareas

SHANLiang1，GONGJie2

（1.TheMarineEconom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of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29，China；

2.SchoolofUrbanandEnvironment，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29，China）

Abstract：HumanresourcesareakeyintheRegionaleconomiesdevelopment.ThefastdevelopmentofeconomyinChang-Ji-Tuareasmakesthelocalhumanresources’reasonabledevelopment，effectiveuse，optimizationandpromotionbecominganurgentmatter.Theauthorexhaustivelyanalysesthepresentsituation，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humanresourcesinChang-Ji-Tuareas，theninviewofthequestionswhichexistproposesthepropercountermeasuresforhumanresources’reasonabledevelopment，effectiveuse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sothatthehumanresourcesinChang-Ji-Tuareascanbeusedreasonablyandeffectively，andocalgovernmentcanformulatescientificandeffectivehumanresourcesdevelopmentalstrategies.

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篇6

关键词能源消费；工业化水平；区域差异；聚类分析；判别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07)05-0059-06

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能源在生产中占有的地位并不突出，并把它看作由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些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产生的一个中间变量。这种理解被当作是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并以CobbDouglas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双变量生产函数为其表现形式。人们分析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的［1］。西方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能源要素对其关联产业和区域的影响。瑞西和塔特（RasheandTatom，1977）还首次将能源使用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他们力图寻求能源利用和经济增长之间更符合实际过程的基本规律［2］。随着能源作为生产要素不断被投入到生产领域，其价值也不断体现出来――在不同的产业或者相同产业不同的产业链上，其以互补品或者替代品的形式进入相关产业，决定和影响产业的产品结构和区域层面的分布与组合。能源要素的利用数量和利用效率不断演进，成为其相关产业的行业绩效和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无论能源要素在新古典经济学被重视到什么程度，还是被引入到生产函数且其消费的效率和总量在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中如何发挥作用，都不可回避地成为能源生产相关产业研究重点。本文试图对30个省区工业化水平进行聚类分析，解释中国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煤炭、石油两类非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在区域工业增长中的判别分析，探讨区域工业化水平对能源消费水平的影响，评价中国能源消费的区域特征，为寻求区域范围内的能源消费效率调整、实现区域工业可持续发展寻找决策依据。

1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区域经济差异通常是在一定时期内全国各区域之间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非均等化现象。根据这个定义，我们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当作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指标［3］。然而，区域范围内的人均生产总值往往受到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我们把这些具有不同特征的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及其所引致的工业化水平界定为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但其所具有的工业发展特征却表现出了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性。为了解释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本文以农业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人均GDP为变量，运用SPSS软件提供的聚类分析程序，采用组建连接的方法，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对2004年中国31个省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聚类，并将数据标准化到〔-1，1〕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并给出了聚类分析的合并过程（见图1）。根据欧氏距离系数的大小，作如下分类:上海为第一类，北京、天津为第二类，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为第三类，辽宁、河北、福建和黑龙江为第四类，甘肃及其它20个省（区）为第五类。作者以此阐述中国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第一类区域为上海，其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55307元，根据钱纳里经济结构转变的时期划分，上海已经进入了发达经济的高级阶段，即钱纳里标准的第六阶段。这一阶段的上海产业结构表现出如下特征：农业生产总值9671亿元，在GDP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其比重为1.2%，工业生产总值为3788.22亿元，占GDP的50%左右，第三产业生产总值3565.34亿元，占GDP的48%。

第二类区域为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其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37058元、31550元，进入了钱纳里意义上的高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在这两个区域，农业生产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4%，工业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610.37亿元、1560.16亿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8%、53%，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分别为2570.04亿元、1269.43亿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0%、43%。

第三类区域为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四个省份，其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19707元、16925元、20705元、23942元。按照钱纳里的标准，这四个省份已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第五阶段）。在产业结构上，四省农业生产总值在816.00亿～1778.30亿元之间，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8%、11.45、8.5%、7.2%；工业生产总值在6045.00亿～8890.29亿元之间，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5.4%、56.3%、57%、54%；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在4382.00亿～5903.75亿元之间，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6.8%、32%、34.9%、39%。显然，在这一类省份里，农业生产总值比重很小，工业生产总值比重最大，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重也较大。

第四类区域为辽宁、河北、福建和黑龙江四个省份，其人均GDP分别为16297、17218、12918、13897元，进入了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在产业结构上，四省农业生产总值在587.76亿～1370.40亿元之间，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1.2%、15.6%、12.9%、11.1%；工业生产总值为4635.23亿～2950.33亿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7%、52.9%、48.7%、59.5%；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在1559.92亿～2823.87亿元之间，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1%、40.2%、384%、29.4%。我们可以发现，四个省份的农业生产总值在GDP的比重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工业生产是区域经发展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比重也较高，但是还没有赶上工业的发展水平。

第五类区域为甘肃及其它20个省（区）。这一类区域包含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省份，也包括了新疆、陕西、内蒙古、宁夏、青海、云南、贵州、重庆、、四川、广西、甘肃等所有西部省市区，另外还包括了海南省。在这一类区域内，中部省区（含吉林和山西）人均GDP在7768～10500元之间，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三个产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分别在8.3%～20%、39.5%～59.4%、29.8%～39.5%之间。可见，农业在这些省份GDP中占据一定的比重。工业是GDP的主要增长来源，第三产业有较大的贡献，但是相对工业的贡献就有一定的差距。对于新疆（除外）等11个西部省区而言，其人均GDP在4215～11199元之间，除了贵州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人均GDP为4215元）外，其余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三个产业生产总值在GDP中的比重分别处于12.4%～24.4%、37%～49%、31.5%～49.5%之间。在这些省份中我们可以发现，农业占有GDP一定的比重，工业总体上是GDP的主要贡献力量，但是工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重差别不大。

陈军等：工业化水平区域差异与中国能源消费需要强调的是自治区也属于这一类别的省区，但作为我国最边远的西部省份，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779元，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其产业结构为20%、27.3%、52.7%，处于较低的状态，特别是工业经济比较落后。海南省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省份，虽处于东部沿海地区，但受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的影响，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450元，其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很高，为36.9%，第二产业相当落后，其比重仅为23.4%，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达39.7%。

2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区域差异

工业生产是人为改变物质形态的过程，因此，大量采用自然资源作为工业原料和开发能源提供工业动力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特征。然而，在既定的时间范围内，自然资源和能源是不可再生的，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受到了自然资源和能源供应边界的制约，这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障碍。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演进过程，就是自然资源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与其它生产要素进行替代和互补的数量转化过程。能源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并被分配到各个行业。能源分配和消费的密度与强度成为工业化水平区域差距的内在动因。在不同的区域范围内，产业结构的特征和由此决定的工业生产方式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自然资源和能源资源的消耗赋予了不同的区域特点。这些特点以能源消费的结构、能源品种的数量以及单位能源的产值等多项指标表现出来。在明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的情况下，通过研究能源消费构成以及主要类别能源要素的消费总量在区域范围内的分布规律，发掘能源消费结构与工业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内在关系，这是区域工业化水平在既定的能源约束边界下实现转变的切入点。

在前文对中国各省区工业化水平区域差异聚类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各省区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总量的截面数据作为依据，运用SPSS软件提供的判别分析程序来研究能源消费的区域类型和特征，并以此对比工业化水平区域类别和差异，来阐释能源消费对工业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影响。

2.1样本数据的说明

本文选择2003年中国30个省区的煤炭和石油消费总量作为样本数据。其中，煤炭消费总量由原煤和焦炭两类能源消费量构成；石油消费总量由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等五类能源消费量构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3》。

2.2判别分析的过程与结果

本文收集整理了2003年全国各省区煤炭和石油消费量2个方面的内容作为预测变量，因变量为区域工业化水平。为了研究问题的需要，联系前文各省区工业发展差异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各省区工业发展水平加以整理后分为四组，即：高水平（第一组，包含北京、天津和上海），中高水平（第二组，包含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北、辽宁、福建、黑龙江），中等水平（第三组，包含山西、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以及落后水平（第四组，包含内蒙古和除之外的中国西部省区）。通过整理和加工后的样本数据和对应工业化水平分组如表1所示。

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3》没有列出该省原油消费量，作者取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四省市2003原煤消费的平均值作为2003年原煤消费总量，然后与其它油品消费量加总求和得出其年度石油消费总量。**《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3》没有列出两省的原油消费量。作者分别取两省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消费量的平均值作为原油消费量，然后与其它油品消费量加总求和得出其年度石油消费总量。***《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3》没有列出两省的煤油消费量，作者分别取两省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消费量的平均值作为原油消费量，然后与其它油品消费量加总求和得出其年度石油消费总量。

（1）判别计算结果。根据列表数据建立的与表形式完全相同的数据文件，本文采用自变量全进入模型来进行判别分析。参加判别分析的观测量总数为31，而有效观测数量为30，占96.8%。包含缺失值或者分类变量范围之外的观测量为1，占3.2%。各个自变量按照工业发展水平的差异，显示为四个组别。其中，第一组3例，第二组8例，第三组7例，第四组12例。本文的判别分析是以组变量为自变量，以煤炭消费和石油消费为因变量，来分析预测变量在4个不同组中的平均数差异。通过计算发现，煤炭和石油两个变量类均值检验的显著性概率都小于0.05，可以断定两个变量在不同组中的平均值都达到了显著水平，判别分析可以进行。然而，在判别分析中，各变量的线性相关程度会影响判别结果。然而，通过计算自变量间合并的相关性矩阵相关系数为0.071可以得知，可知各变量的线性相关关系皆不显著。因此，判别分析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2）协差阵相等的Box检验。本文还计算了按各类和按合并的类内协方差矩阵的秩以及对应的行列式的自然对数值。与其对应的检验协方差矩阵相等的Box'sM统计量值为38.510＞0.05，从而在显著性水平0.05下认为各类协方差矩阵相等。F检验的显著性概率Sig.=0.001＜0.05，从而认为判别分析是显著的，其判错率很小。

（3）判别函数描述。通过协差阵相等的Box检验，本文求出了判别函数特征值。由于文中预测变量为煤炭消费总量和石油消费总量两个预测变量，组别数为4，因此，判别函数的个数为2。一般而言，判别函数的特征值越大，表明该函数越具有区别力。计算结果显示，第一个判别函数的特征值为1.461，第二个判别函数特征值为0.244，典型相关系分别为0.77、0.44，它表示判别函数与组别间的关联程度。表2给出了两个判别函数的显著性检验。虽然第二个函数的显著性概率Sig.=0.059略微大于005，但是，我们仍然判定两个判别函数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在这一表中，“1through2”描述了两个判别函数的平均数在4个组别间的差异情况。另外，通过计算λ值，得出Wilks'λ值为0.327，卡方值为29.081，相伴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表明达到了显著性水平。“2”表示在排除第一个判别函数之后，第二个函数在4个组别之间的差异情况，相伴概率为0.059略大于0.05，也基本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判别函数是有效的

表3列出了两个判别函数的标准化系数，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判别函数分别为：

第一个判别函数：F1=0.358×煤炭消费总量+0.909×石油消费总量

第二个判别函数：F2=0.937×煤炭消费总量－0.423×石油消费总量

从中可以看出，石油消费总量与第一个判别函数关系密切，而煤炭消费总量与第二个判别函数关系密切。

通过考察变量和判别函数的组内相关矩阵，可以发现石油消费和煤炭消费两个变量和对应的标准化判别函数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9234和0.907，均达到了相关显著性水平。相关系数越大，表明该变量对判别函数的影响越大。所得出的相关系数计算结果显示，石油消费总量对第一个判别函数影响较大，而煤炭消费总量对第二个判别函数影响较大。这和标准化判别函数系数表的分析结果一致。

（4）分类统计。表4给出了分类函数的系数，即Fisher线性判别函数系数。据此建立各类线性判别模型。

将各变量值代入以上4个Fisher判别函数模型，比较函数的数值，若函数值最大，则表明该观测值属于该组。因此，通过将2003年中国主要省区的煤炭消费和石油消费代入各类线性判别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各省区工业化水平分组和实际能源消费分组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判别分析的结果显示，工业化水平分组和实际能源消费分组存在的差异：上海的工业化水平组别处于第一组，而能源消费组别却归类为第二组；河北的工业化水平组别处于第二组，而能源消费组别却归类为第三组；福建、江西、吉林、湖南的工业化水平组别处于第三组，而能源消费组别却归类为第四组；黑龙江的工业化水平组别处于第二组，而能源消费组别却归类为第一组；四川、内蒙古的工业化水平组别处于第四组，而能源消费组别却归类为第三组；陕西、甘肃和新疆工业化水平组别处于第四组，而能源消费组别处于第一组。

（5）分类统计结果的解释。表5列举了各省区能源消费分类的结果矩阵。在该表中，对角线显示的为准确预测的个数，其余为错误预测的个数。从该表中可以看出，30个个案通过判别分析，18个通过了判别分析，准确分类率达到了60%。判别分析的结果证实了工业化水平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水平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在北京、天津、山西、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青海、宁夏这18个省区，其工业化水平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具有统一性。在这些省区，工业化水平所依靠的煤炭和石油消费总量总体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趋于一致，即工业化的进程拉动了与之对应的煤炭、石油能源消费，而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总量能够支持这些区域的工业化水平。而上海等12个省市工业化水平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却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为工业化水平领先或者落后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的水平。在工业化水平领先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的水平的省区，其工业化的进程突破了煤炭、石油能源消费的限制与约束，即以较少的煤炭、石油能源获得了较快的工业化水平。这些省区主要包括上海、河北、福建、江西、吉林、湖南。而在工业化水平落后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的水平的省区如四川、内蒙古、陕西、甘肃和新疆等省区，其工业化的进程受制于煤炭和石油能源的消费，以较高的煤炭和石油消费获取了较低的工业化水平。

区域范围内的工业化水平以及由此导致的区域经济增长，和特定区域内的工业经济总量及其所依靠的能源消费联系在一起的。李俊（1993）［4］、SUN（1998）［5］、韩智勇、魏一鸣（2004）［6］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能源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能源效率的提高。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不同区域工业经济增长的质和量差别很大，而产生这种差别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既定的经济结构下单位能源效率水平和工业能源密度的不同。能源要素的凝聚状态、组合方式是各个区域工业化水平的制约条件。就全国各个区域工业化水平与主要能源资源的消费水平关联来看，60%左右的省区工业化水平的发展等级与其煤炭、石油能源消费的等级具备着一致性。这些省区在区域工业化的过程中，既依赖于能源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又通过工业化水平的速度与总量促进了主要能源资源消费数量、结构水平的适度。并且，这两个不同内容的水平等级与其它区域的水平等级相比具有同级性，这意味着这些省区的能源消费与工业化水平呈现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趋势。

通过对2003年中国各省区单位工业能源密度的比较（图2）可以发现，对于工业化水平组别领先于煤炭、石油能源消费水平组别的省区，除个别省区（吉林）外，其工业能源密度都低于全国水平，而对于工业化水平组别落后于煤炭、石油消费水平组别的省区除个别省区（陕西）外，其工业能源密度基本上都高于全国水平。可见，工业能源密度的差异与各省区工业化水平以及能源消费水平组别差异呈现一致性。工业能源密度越高，该区域的工业化水平效率就越低，能源消费的强度与要求就越高。这为我们分析区域工业化水平的差异提供了来自能源要素的视角与依据。

3结论

中国各省区的区域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工业化水平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这些成就令世界瞩目。然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依靠大量消费能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了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许多省区工业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粗放式增长的过程，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工业能源密度的降低和能源效率的改进是工业化水平提高的根本出路。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关注越来越强，标准越来越高，继续大量耗费能源和环境，走粗放式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支持工业的持续发展。因此，区域工业化必然面临着从主要依靠耗费能源技术来支撑工业化水平的阶段向主要依靠节约能源技术来支持工业化水平的阶段转变。这是一个区域工业化水平提高的重要突变。在当前这一时期，区域工业结构的升级，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国家有关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管制制度的完善和技术标准的提高，直至接近和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将成为区域工业化水平提升的基本方向。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中国区域工业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能源资源的消费总量、结构和工业能源密度等与工业化水平相协同的因素，将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变化经历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的显著变化。这种变化正是国家能源发展和提高工业化水平的政策诉求，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编辑：徐天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赵丽霞，魏巍贤.能源与经济增长模型研究.预测［J］.1998，（6）：32.［ZhaoLixia,WeiWeixian,AResearchonTheModelofEnergyandTheGrowthofEconomy［J］.Forecast,1998，(6):32.］

［2］RasheR，TatomJ.EnergyResourcesandPotentialGNP［J］.FederalReserveBankofStlouisReview，1977，59（6）：68～76.

［3］谢健.经济结构的变动与区域经济的差异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3,（11）：78～84［XieJian.AnalysisonChangeinEconomicStructureandRegionalEconomicDifference［J］.ChinaIndustrialEconomy，2003，(11):

78～84.］

［4］李俊.中国区域能源供求及其因素分析［J］.资源科学，1994，(11)：34～41.［LiJun.TheSpatialPaternofEnergyDemandandSupplyandItsFactorsAnaysis［J］.ResourceScience,1994，(11).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