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危机及其解决方法范例(3篇)

能源危机及其解决方法范文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环境风险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8-048-03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防范主要由人类社会自身造成的风险是现代社会重要议题。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未然状态的风险等同于已然状态的危机，但是，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我们正在讨论和争论的虽然‘不是’现状，但如果我们不改变进程却‘可能’发生。”面对随时可能转化为现实危机的风险，我们必须重视现代社会发展中所面临日益增多的复杂因素，因为哪怕其中一个微小的因素也能把潜在的风险变成现实的危机，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应该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警示，防患于未然，积极完善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政府决策的首要责任人，是预见并及时化解风险，防止风险转化为危机的关键角色，而且，当风险无法控制转化为危机的时候，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又直接影响危机管理的效果。从现实情况上看，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受体制机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各种矛盾聚集，社会和自然风险不断增加，社会危机现象频繁发生，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风险社会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已经成为人们认识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风险代替物质匮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烦恼。风险是有威胁的未来，在风险社会中，社会进步的阴暗面会越来越支配社会和政治。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不同，现代社会风险更多的是由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如工业的自我维护以及对自然的毁灭性的破坏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对于现代社会的风险研究，贝克非常注重对核辐射、生物工程学或者温室效应、技术应用等所带来的环境风险的研究，他试图从社会整体上把握环境危机及其对西方工业社会的影响，他认为环境风险是一种社会威胁，同时威胁着所有的社会阶层，环境危机是工业社会的制度危机。为了抵御风险，现代社会构建了完备的制度和技术系统，但也产生了新的更多风险，比如技术风险、制度风险和环境风险等，这些风险具有隐秘性和高技术性的特点，它们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相对满足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需要更高的生活质量的时候，规避风险就成为我们时代的中心政治议题。要解决社会风险，就必须对现代性进行积极的反思并寻求变革。贝克同时认为，要解决这些风险需要专门的知识，风险政治学就是关于是知识、专门技术和非专门技术的政治学，在风险讨论中，知识和专家的地位提升到了政治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处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矛盾聚集阶段，是社会和自然风险的高发期，而这些潜在社会和自然风险往往又很容易转化为各种现实社会危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利益纠结，社会发展中的突发安全事件，政治发展中腐败问题，以及大规模雾霾的蔓延，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等都是风险社会时代的重要表征，虽然我们还不能武断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但是，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根据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提前布局，建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长效机制，以期能迅速化解风险，防范危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处于政府决策核心位置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对政府的危机管理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故而，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探讨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是极为必要的。

二、风险社会的到来凸显了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

作为新时期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它既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也是进行各种危机处理的关键人物，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关系着危机局势的发展变化。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处理能力，也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危机情境中的组织、协调、指挥、控制、决策等能力的综合体现，是其有效化解危机的根本前提和基础。而面对随时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的风险，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日益凸显。

1.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预见能力不足。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重任，政府的决策质量的高低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而作为政府决策核心要素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则左右着政府决策质量的高低。而现阶段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经济社会发展决策过程没有充分意识到风险社会的特征，对决策在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近几年，因暴雨问题凸显的城市排水问题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的明证。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本应高瞻远瞩，尽可能预测未来可能的风险和危机，并为此建立相应的应急机制，充分预估未来遭遇灾难或危机后可能出现的瓶颈，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消除导致灾难的各种潜在因素。而由于制度和领导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决策风险和可能的危机预估不足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2.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辨别能力差。对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来说，在风险和危机爆发之初有效的控制和消弭危机往往比挽回和处理危机更加重要。然而从当前我国风险防控和危机处理的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部分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具备对风险和危机的辨识能力，不能在危机爆发初期，就准确判断危机的性质，预见危机爆发的危害，从而对症下药，将危机化解在尚未造成危害之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就凸显了地方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的欠缺。

3.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索能力比较弱。赫伯特・西蒙曾指出：“在危机状态下：决策者事实上并不具备相关决策状况的所有信息；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决策者在有了相关决策状况的简单印象后就行动；决策者对的选择行为受所得信息的实质和先后顺序的影响。”从中不难看出，针对信息收集，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集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即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情报部门收集来的有关风险和危机信息，难以分辨出信息的真伪、主次，不能透过信息的表层现象对风险和危机的本质有深层次的认识，从而引起判断失误，决策不力。其次，信息掌握不全面，当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不完全的信息时，难免不会影响到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的发挥，做出偏颇错误的决定。最后，信息搜集不及时，例如2008年南方低温冬雨灾害，由于我国气象局的天气预报系统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而准确地预计未来一周之后的天气状况，各交通部门之间互通信息不够等，导致公共行政领导者不能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无法估测到可能出现的情况。

4.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不足。当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的危机时，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的重要考验，然而，许多领导者在危机决断时，果敢不足、优柔有余。尤其在面对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时，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失去判断力，不能灵活地应对复杂的环境当机立断做出最有效的决策。

5.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执行能力差。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虽然对风险和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当机立断做出了合理的决策，但是在危机决策的执行环节，限于主客观条件，正确的决策没有执行到位，致使危机决策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

6.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能力欠缺。社会风险具有隐蔽性和潜在性，往往突然爆发酿成危机事件，而且其后续发展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危机决策是往往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做出的紧急决策，有的时候是完善的、不合理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应对危机事件密切关注，及时调整政策，进行追踪决策。而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会忽视了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导致危机事件不断蔓延，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三、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不足的原因

1.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是他们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基础，公共行政领导者应该预见潜在或现实的风险和危机，识别风险和危机爆发的征兆，并在爆发之初，预见风险和危机发展趋势，估测危机带来的后果，提前制定有力的预防措施，以控制危机的影响范围。现实中，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决策意识淡薄，而致使危机事件扩大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薄弱不仅会使危机扩大化而且会引发新的危机。面对危机爆发，公共行政领导者承受着心理和时间上的双重压力，他们不能在复杂的危机面前果断决策，从而延误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机。

2.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有待提高。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的高与低直接影响着他们决策能力的强弱。危机决策制定的特殊性，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具备较高的自身素质，使其能在短时间内做出适合危机事件处理的决策。这里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首先，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素质不过硬。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能力、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多重考验，“在危机发生中，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心理承受能力的强弱是决定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本身能力的重要依据。”就当前的一些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有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自身危机处理知识不足、心理素质过差，导致在危机突发之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危机决策，致使危机转化为灾难。更有甚者，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因为惧怕风险，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期，畏手畏脚，最终错失危机处理的良机，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

其次，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不强。责任重于泰山，责任意识是公共行政领导者成功进行危机决策的关键要素之一。所谓的领导，就是在享受特权的同时，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风险或危机来临时，有勇气站出来，单独扛起压力。在危机处理中，公共行政领导者在责任意识的驱使下，将自己的职、权、责联系起来，立足于社会民众的利益，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使命。

现实中很多危机事件是可以在初发期就加以控制，但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或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麻木不仁，或对危机的爆发心存侥幸，或对潜在的危机敷衍塞责，导致危机事件不断发生。

最后，知识水平有限。变化多端的危机事件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不断学习，不仅要具有管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掌握危机决策相关的知识。但是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缺乏危机意识或者极少接触类似危机事件，危机决策学习的意识不足，危机处理经验缺乏。另外我国缺乏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技能的专业培训等制度，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知识不足。

3.危机决策的信息搜集系统不健全。无调查无发言权。信息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决策资源，更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依据。缺乏充足的信息资源，公共部门领导者的危机决策就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就我国而言，信息搜集系统存在以下缺陷：其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息系统的技术设备较为落后，人员素质不高，造成信息系统的搜集力度不大，我国的电子政务、数据库资源共享平台等的建设都处于初级阶段，信息的搜集一直沿用传统的方式，同时信息系统的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这就造成我国信息资源不足，难以支撑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其二，我国官办的信息机构，除国家安全部门外，均实行分级管理制。在这种管理方式下，信息机构的独立性大打折扣，当信息搜集的工作触及政府或者某些领官员私人利益时，政府的自利性和官员的私利性便会凸显，一旦缺乏监管，政府和公共行政领导者极有可能对信息搜集进行人为干涉，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信息进行伪造、篡改，因而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

4.决策的辅助机构作用不突出。决策辅助机构是指由专家组成的辅助公共行政领导者决策的智囊团，它主要负责信息的搜集、处理、分析，方案的制定等工作，在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中发挥参谋咨询的作用。事实上决策者在利用专家智囊团时存在一定的误区和问题，具体为：一方面就公共行政领导者而言，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智囊团的作用认识不足，或者过分依赖，将所有的工作全部交予智囊团，对其提出的方案全盘接受，将智囊团的作用过度扩大；或者咨询意识不强，公共行政领导者过分自信，误将智囊团当做秘书机构，弱化其真正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就智囊团本身而言，智囊团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人员的知识水平，实际的工作能力较低。智囊团成员结构有待改善，研究人员的年龄、气质、经验、知识等结构不合理，部分研究人员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政策研究分析。而且，作为智囊团中的专家学者在辅助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应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不健全。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逾越法律。处于非常态下的危机决策行为，需要法律为其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现实中，我国危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具体说来分为：其一，由于对公共行政领导者行使危机决策权力的过程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管，使得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的运用出现滥用或者缺失的现象。为了能快速解决危机事件，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决策的首要负责人，会在危机决策中迅速集聚权力，决策程序相对简化，以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决策。这一过程中，领导者的危机决策极易侵害公民的利益。此外，部分领导者因怕担风险、担责任，而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刻，放弃决策权力，不履行自身的职责义务，导致危机发展为灾难。

其次，现有的危机管理方面的法律体系存在很大的不足。部分现有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够，无论多么有威慑力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落实，那么只能是一纸空谈。此外，部分法律法规太过分散、老旧，需要及时补充更新，以适应复杂的危机管理工作。

四、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建议

1.增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现实生活中，很多风险和危机爆发前都会有征兆，可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在危机初露端倪之时，不能及时发现，采取相应措施，致使危机酿成大祸，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这就要求进行危机决策的公共行政领导者，有较强的危机意识。一方面公共行政领导者树立“居安思危”、“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思想，在日常工作中，关注久积社会问题的变化，留心各类信息的传播，培养自身的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将危机决策纳入日常决策中。另一方面，平时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注意危机决策资源的积累，其中主要包括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和信息、智慧、经验等无形资产，这样有利于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做出。

2.提高公共行政领导者素质。首先，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心理素质。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第一决策人，必须具备处惊不变、大胆果敢的心理品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公共行政领导者具有很强的克制力，压制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以沉稳冷静的方式，快速有序地应对危机。同时，面对非常规的危机决策，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果敢善断，能准确地判断危机发展趋势，迅速获取相关信息，并从众多的备选方案中，准确地挑选出最佳的决策方案。

其次，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在危机决策中，公共行政领导者要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履行职责，危难时刻不退缩，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想方设法化解公共危机。然而，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在危机关头的自利思想会影响其决策的正确性。因而，在公务员常规培训中，要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同时加强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处理过程的监督，对于、不履行职责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加以惩处，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最后，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知识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教育，即组织公共行政领导者定期进行必要的危机决策知识、经验和技能的学习交流活动，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知识储备，加深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决策的认识，避免公共行政领导者因知识的缺乏而束手无策。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危机演练，即进行公共危机模拟训练，展现危机爆发的情景，这种方式既丰富了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经验，又有利于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提升。

3.完善信息系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日常决策中，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可能搜集到所有的信息，尤其在情况紧急的危机关头，公共行政领导者更加不可能获取足够的信息用以决策。因此，在危机决策中，利用有限的条件尽可能多的搜集与危机相关的信息，就显得及其重要。一方面要利用新型的科技手段，提高信息搜集工作的质和量，一改原来不科学的搜集方式利用互联网、大众传媒等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的信息传播渠道，获取更充足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改变原有的信息机构的管理体制，变分级式管理为纵向条式管理，建立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信息系统，广泛搜集各种社会信息。

4.发挥决策辅助机构的作用。从公共行政领导者方面而言，要彻底改变对智囊团作用的认识，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纷繁多出的危机事件，公共行政领导者要积极利用好智囊团的优势，在决策制定中真正发挥智囊团的参谋咨询作用，这就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重新定义智囊团在危机决策中的辅助作用，促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从智囊团自身来讲，国家要从硬件和软件上支持专家智囊团的发展，软件方面完善智囊团的人员结构，老壮青三者结合，提升研究人员的素质，同时发展和吸纳复合型、综合性的人才；硬件方面，扶持非政府智囊团，为他们提供资金援助。

5.健全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健全的法制环境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形势危急决策权力的外在保障条件。为此，应加强对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使用的监督，健全和完善公务员引咎辞职和行政问责等制度，将危机决策与领导者自身利益联系到一起，增强领导者危机决策的责任感，确保决策权力用于为人民谋利益。同时，加强危机管理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完善危机管理相关法律系统，为领导者危机决策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让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DL11BC02]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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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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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岩松.政府危机管理机制与对策探索[J].行政论坛，20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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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德]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与公民社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HeleneJoffe..RiskSocietyandRepresentationsofRiskEarthquakesandBeyond[J].ClaudineO’ConnorinCitiesatRisk，2013

能源危机及其解决方法范文篇2

一政府形象在化解危机中的作用

政府形象是公众对政府行为及政府人员的总体评价，良好的政府形象对优化政府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优良的政府行为又是有效政府能力的保障。可以说，政府形象是一种的能力资源，对化解风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在日常生活中培植和塑造一种诚实、负责任、廉洁和高效的形象，在危机管理中有效发挥这笔无形资源的积极作用。

首先，政府形象反映的政府信誉、威信是一种精神资源，能激励公众共同应对危机。政府信誉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一种良好印象和评价，是政府服务于民，取信于民而树立良好形象的表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一种无形的政治资源。政府信誉的树立，能够促进政府的勤政建设，促使政府系统改进作风，提高政府造福于社会、谋利于人民的能力。政府信誉增强政府组织的内聚力与外张力，政府信誉反映了广大政府公务员共同的价值观，必然对政府系统内的全部成员有一种强烈的感召力，激发出士气高昂、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激励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其次，政府形象决定的政府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是一种能力资源，能动员公众共同应对危机。政府形象是构成政府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政府影响力体现着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心理关系，它是决定政府政策能否为公众所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的一项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政策的心理、行为或行为倾向。政府凝聚力是指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这种凝聚力可以使公众与政府情感容易沟通，关系容易协调，问题容易得到解决，进而能创造出一个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构成政府权威合法性基础。政府号召力，即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能力。因此，政府形象是政府在推行政策、实现既定目标可资利用的能力资源，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它能动员公众共同应对公共危机。

二公共危机对政府形象建设的挑战

(一)社会公众期待政府形象的理想性

由于政府在防范并化解社会危机方面处在关键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公共危机发生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期待是理想的。公众所期待的政府形象主要有:

1.诚信形象。政府是社会最具公信力的组织，它对社会诚信系统建设具有根本的引导与示范作用。树立诚信的政府形象，首先要使政务公开，只有实行政务公开，才能使政府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只有实行政务公开，才能使政府在管理公共事物过程中保持中立和公正、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并以此来营造一种“守信为荣，失信为耻，无信为忧”的社会环境。

2.服务形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改革政府管理方式，构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实现行政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服务型政府借助市场、社会的力量管理国家。既节省了政府开支，又使政府真正实现由“划桨人”向“掌舵人”的转变，实现从部门利益向公共利益的转变，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要彻底根除官本位思想，树立以民为本的意识，由“为民做主”转变为“由民做主”，淡化为官思想，强化职业意识，做人民公仆。

3.责任形象。所谓责任政府，是指一种政治原则，以及建立在这种政治原则基础上的政府责任制度。政府把老百姓的利益看成是最高点，真正从公共利益出发，善于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百姓的疾苦，及时解决公众的实际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增强政府的责任心，从而有效的推进政府工作，真正树立起“创新、务实、廉洁、高效”的新形象。

(二)危机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

危机既可能是衰亡的开始，也可能是走向新阶段兴盛的契机。获得哪种结果，既取决于危机环境的压力状况，更取决于危机管理主体的状况和能力，后者起着决定性意义。

任何组织在经历危机状态的过程中，都可能面临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政府作为一种代表公共利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特殊公共组织，也不例外):一是组织无法承受危机的沉重打击，组织在危机中全面崩溃，不复存在;二是组织在危机中虽然存活下来，但是，由于没有及时采取适当、有效的管理危机对策，尤其是没有及时想办法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在危机后，组织形象严重下降，极度损坏了它在社会中原有的威信和地位;三是在危机中，组织不仅经受了危机带来的各种压力，而且由于它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危机管理措施和危机问题解决对策，使组织进一步巩固了社会地位和竞争优势。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也大幅度提高。

我国当前政府形象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以处理公共危机为契机，推进政府形象建设，完善原有的政府形象。重新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三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形象建设

(一)通过信息公开塑造政府诚信形象

信息公开是保证人民群众在知情前提下实现民利的需要。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知情权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危机来临时，由于危机不确定性影响已大大超乎事件的本身，对社会运作体系、生命财产安全产生威胁，一般公众很难对危机做出全面的分析，大多都会倾向于将危机发生的主要责任归结到管理部门。公开实情并采取有效行动，是政府的基本义务，人们有权利要求获得及时的、真实的信息。因此建立公众沟通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就是完备的信息沟通和管理机制的领导者和指挥者。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及时解释和公开相关的准确信息将会有利于危机事件向好的方面转化，公众在了解真相后会更多地表现出宽容和理解，这对危机的控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进程中，如果不提高危机信息的透明度，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危机发生时，市民对政府信心指数的增减，主要与政府的危机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密切相关，宣传报道的及时性和真实性也是决定因素之一。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危急事件，如果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各种谣言、小道消息就会趁虚而入，扰乱人心，只能造成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定时向社会危机信息，积极引导舆论，让民众远离谣言，克服恐惧心理，减少不安定因素，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陛互动，增强政府在公众中的凝聚力和美誉度。信息的及时公布和公开，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公众的知情权得到满足，激发战胜危机的信心。敢于公开危机信息，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能力和信心的具体体现。政府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与合作，有利于塑造诚信形象。

(二)通过指挥和组织处理危机来塑造政府服务形象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上，政府必须建立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应急反应机制，建立一套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和管理系统，将部门协调行动制度化以及建立统一协调机构，以保障各个部门及各级领导者能在第一时间对危机做出判断，迅速反应，政令畅通，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各部门协调配合，确保我们在各种危机面前转危为安。危机管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的潜在伤害，控制危机局面，尽最大可能保护民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

建立一个完善的危机处理系统，确保民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建立预警机制和危机识别体系，

及时收集各种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辨别，对危机的后果事先加以估计和准备，有效察觉潜伏的危机，敏锐地洞见危机中隐藏的机遇，为危机处理赢得主动。危机发生前的预防是危机管理的重点，预防与控制是管理中成本最低、最简便的方法。预先制定科学而周密的危机应变计划，分析预计危机情景，建立一套规范、全面的危机管理预警系统，明确组织、责任、措施、资源、训练，一旦危机发生之后，这些系统就会快速地做出反应。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强化危机发生后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把人民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及时掌握危机信号，分析事故原因，果断地采取措施，实施应变方案，明确指挥、协调和控制的组织与责任，实施危机评估，落实资源保障措施，强化沟通与媒体管理，从经济、社会、国际、国内等各方面减少危机的负面影响，并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不断完善解决方案，尽可能把危机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形象。

(三)通过理性治理来塑造政府责任形象

能源危机及其解决方法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从理论上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就是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一般的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或人性的普遍弱点。这样的一种研究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在进行生产、运用科学技术和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看法，克服危机的出路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态度。悲观主义态度主张通过缩减或停止生产、放弃或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等措施来解决生态危机。而乐观主义态度则认为通过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调整生产过程、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并规范其应用来解决生态问题。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后者是真正的主流。实质上，这两种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都指出了生态危机在人类社会上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在讨论生态危机时都考察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生态问题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状况制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状况有着不同的特征。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侧重于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来分析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当代生态危机的联系，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指明克服危机的出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视野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突出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运动的最初反应就是对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进行了批判，揭示忽略生态危机的社会关系纬度以及藏在其解决方式之后的政治利益和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质。

德国学者爱森伯格对生态运动的批判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回应。他指出：“生态运动体现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往往被其研究生态问题的方法论缺陷和理论的混乱所掩盖。生态学在当代己经变成了研究人类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事实上，人类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的趋向已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学科，而这一趋势的合理性并不是被它的实践者在科学基础上所证明，而是在生态目标的紧迫性基础上所证明。因此，当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一学科预测人类未来的时候，它从全球增长的趋势来预测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也就仅有戏剧性的含义，其合法性尚未得到证明。可以说，生态文化的固有缺陷就是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相应地也就幼稚、不现实和自私。另外，根据在现实生态运动中的三种人群划分，爱森伯格进一步指出，作为第一种人的技术统治论者，是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可以被看作是乐观主义的代表。只要对解决当前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有用，他们就总是如此去做。因此，他们对生态问题没有正确的意识，只有当他们属于生态运动的操纵者并能从中获益时，他们才加入生态运动。

实际上，生态运动为了争取一个清洁的环境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常常包含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最终还是变成了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对环境问题和生态运动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其本质就是揭示生态运动的背后所隐藏的特殊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真正的全球生态危机意识，事实上并没系统的确立起来。因此，解决危机就难以达到协调一致性，其原因就正在于研究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中表现得极其明显。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及局限性。

技术统治论者作为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所采取的措施占据着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主流，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理论应用。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往往只重视技术进步和经济手段的作用。

所以在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时，往往导致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中的失败。

例如，经济学家作为西方社会中技术统治论者的主要代表，在初始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时候，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和资源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甚至是可以忽略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把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忽视自然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个世界可以没有自然资源而有效地进展，因此耗竭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灾难。”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也表明环境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从以上两位经济学家的阐述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在刚刚关注资源、环境等问题时，对资源和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不充分。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一方面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倾向于根据消费者的主观偏好和市场交换来确定商品的价格，而把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排除在外，从而使经济学家往往忽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学家做为技术统治论的代表，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而采取了“快速技术修理”的方法来掩盖问题。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从正面来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并通过发展原来的经济学理论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环境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环境经济学通过赋予环境和资源的货币化，以此衡量和评估环境和资源的价值，从而把环境和资源计入生产成本中，这样就可以通过税收或其他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生产，从而控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和对非再生资源的无节制使用。然而，如此解决问题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根据现实情况，大型集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往往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更多的污染许可证，从而比其他企业更多地享受了污染的权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后代人无法参与目前的政策制定，政府对环境或资源的定价往往过低。因此，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阿兰·加利在其《后现代主义与环境危机》一书中所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学家们呼吁的措施己经被商业组织和政府以极大的热情所接受，但在实践中，对付生态危机的主流建议已经失败了，这反映了市场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局限和不足，这种策略并不顾及社会和政治方面。”

当代的生态危机不仅涉及到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西方学者看待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比较重视技术和经济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就在于它和在当今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探索克服危机的出路必须首先考察这种联系。

三、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自18世纪年代以来，伴随着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和生态运动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关系，出现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已经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矛或生态危机。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在建立之初就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工业社会进行批判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将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状态做出了考察。他们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是人对人统治的基础，自然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凭借科技进步把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要避免生态危机，只能是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问题讨论的先导。马尔库塞继承和发挥了霍克海默关于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基础的论点，认为人类运用有效的科学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严重异化，导致了人类自由的丧失。在现存社会中，无节制的控制自然已经成为扩大对人类控制以及政权统治的一个因素。

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是一种政治危机。

对于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马尔库塞认为，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密切相关的。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使科学技术倒退，而是把它向前推，通过新的方式来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只能在自由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多有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解决经济增长方面是十分有效的，但它无法克服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生态系统吸收污染能力的局限性。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破坏外部自然的生态平衡。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它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它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危机，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莱斯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统治逐渐演变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掩盖了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严重浪费了生产力和资源，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要消除危机就要缩减资本主义生产，创立稳态经济。这种稳态经济是一种较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本·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人们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从而加速工业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消除危机的模式不能是原本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而是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去进行的变革模式。即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丰裕的消费品的期望破灭，因此不得不对自己寻求自我满足的方式，即异化消费从根本上进行评价，并最终放弃原有的满足方式，而转向生产领域去寻找快乐和满足。为此，就需要工业生产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以使工人从事创造性生产并参与生产的管理，来获得满足。

（三）生态危机理论的缺陷。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强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而且强化了对人本身的统治和压抑。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危机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第一，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特别重视现代的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常常不自觉地以对科学技术的分析和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对人和自然的压抑和破坏，却很少看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看不到它们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准备着条件。第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然和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时，往往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己经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己经过时，主张用生态危机理论来代替经济危机理论。第四，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仅限于从理论上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却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评论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最终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而这只能是用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分析当代的生态危机，可以使我们克服技术统治论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生态危机时的理论偏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依然来自于资本运行的唯一目的，即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然而，私人资本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发展趋势是根本冲突的，这必然将抑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的本性同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绿色科技更是相冲突，私人资本主义对于绿色科技的发展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抑制性的力量。试图对绿色科技进行长期垄断，也妨碍了作为克服全球生态危机之手段的绿色科技的扩散，从而使绿色科技的应有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概括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都受到资本的选择，资本由于其目的的狭隘性必然抑制科学技术应有的发展潜力和价值无法实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消费领域的危机，认为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可以克服危机。但是，消费领域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的本性。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持政治统治，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刺激消费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把整个社会的人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展开了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本性使它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终变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力量。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向全世界范围的不断扩张，使得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也扩张到全球范围，这是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了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过程的基础上，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导致的不合理状态，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建构。

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必然将克服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不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被克服，当代的生态危机也将被克服，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无法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根本解决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就不得不通过生产领域的扩张来提高社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以掩盖和缓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除了满足经济上追求利润的需要以外，还具有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的意义。然而资本主义缓和社会矛盾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这种方式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手段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因此，从根源上来看，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起、推动和加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约束，直接影响着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实际能力发展，而这一切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本性。就资本的本性而言，对资本的追求是可持续的增殖，而不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克服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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