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6篇)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1

【关键词】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

【正文】

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education），一般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在英语当中，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cross-culturaleducation”（多种文化的教育）和“trans-culturaleducation”（异文化的教育）等。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所属，而每一种教育也都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按照教育的民族属性，它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单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基本上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属性，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民族教育等。而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久而有之。但人类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则始于本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各界学者自20世纪上半叶起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流。时至今日，跨文化教育研究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扩展到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等诸多国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选一些影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及相关理论流派作一简略介绍，供我国有关教育研究人员借鉴和参考。

一、文化变迁论

1、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本世纪初期，伴随西方殖民地的扩大和传教士的布教等活动，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世界各地。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其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迅速瓦解崩溃。以此为背景，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人类学界的强烈关心。在早期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美国人类学会于1935年在其下属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SSRC）当中，指派罗伯特·莱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赖福·林顿（RalfLinton）、米尔维勒·赫斯克维兹（MelvilleHerskovits）3名人类学者负责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变迁”（或称“涵化”）研究的委员会，对有关文化变迁的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整理。经过1年左右的细致深入研究，于1936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文化变迁研究备忘录》的研究报告。虽然该报告仅有4页，但却给文化变迁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并将到当时为止的有关研究课题和涉及领域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对后来的文化变迁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该报告书主要由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他们将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定义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使其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注：江渊一公著：《异文化间教育学序说》，第68页，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其次是研究的路线，包括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索引、资料的分类、分析的方法。第三是对文化变迁问题的分析，包括民族间接触的类型划分、文化变迁的状况、文化变迁的过程。第四是在文化变迁过程当中文化选择和融合的心理结构，包括个人的作用、对相异文化采取接受或拒绝态度，人们的人格类型特征、因性别及社会地位、信仰、职业等不同所导致的态度差异、在文化变迁过程的初级阶段时的反抗与妥协心理、伴随抛弃固有行为方式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忧虑。第五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包括接受、调整和拒绝。

这一研究虽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以后的文化变迁学说及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基础的理论框架。例如，指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并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文化集团，可能会导致双方都发生某种变化。也就是说，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而且，接触的结果除同化、拒绝同化外，其中所说的“调整”实际上指出了文化融合及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另外，正确地指出了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还会因个人的人格特征和具体情况而产生差异。而在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许多术语，如传播（diffusion）、选择（selection）、适应（adaptation）、变迁（acceptance）、调整（adjustment）、融合（integration）等，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广泛使用。

但文化变迁学说的真正形成，是距此约20年后由文化变迁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在过去的基础上通过进行大量新的调查研究来完成的。他们于1954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它与1936年的研究报告相比，除强调系统的理论体系构成外，还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与前者以西方以外的不发达民族和国家为研究对象不同，新研究报告侧重于研究美国国内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文化变迁；其二，与前者强调文化变迁的消极变化过程不同，后者更侧重它创造新文化的积极的一面。

首先，新研究报告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体系”（autonomousculturalsystems）；继而，提出文化变迁是“通过两个以上的自律性的文化体系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变迁。将文化看作为一种体系，对于把握文化变迁的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认识和判断处于变迁过程中各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对外部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在内部结构上的“僵硬性”或“柔软性”；以及在文化环境变化情况下的体系恢复能力等。他们认为，在文化的接触和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放弃”和“丧失”，决不是通向一种“虚无”的过程，它必然要被新的文化所“补偿”。因此，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放弃，实际上意味着对新文化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当把某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引入到另一种自律性的文化体系中并与之结合成为一体，便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另外，该研究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反向适应”（reactiveadaptation）的概念。即当来自另外文化集团的排斥威胁过大时，有时会产生与同化恰恰相反的“撤退”（withdrawal）过程，从而对自身集团的诸种文化形态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并予以强化。他们认为，这种反向适应是一种“后向”的适应；而“融合”和“同化”是一种“前向”的适应。融合（fusion）是指两种文化处于大致对等的关系，是一种双向过程（bilateral）。同化（assimilation），则处于与融合完全相反的一极，即一个集团接受另一个集团的文化的单向过程（unilateral）。融合与同化，分别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但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其结果都是使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丧失。而既不完全融合和同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使各文化体系保持相对的自律性，则成为所谓的“共生的多元主义”（stabilizedpluralism）。

2、心理人类学派的观点与上述文化人类学派注重文化变迁中文化集团的质的变化不同，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研究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的认知、适应途径、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哈勒威尔（Hallowell），于50年代开始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沃盖特（Voget）认为，将文化的变化作为同质的单位来处理是不正确的。作为一个“变化着的连续体”中的变异形态，他将之划分为土著型（native）、土著改良型（native-modified）和白人型（American-marginal）。与此相似，布鲁那（Bruner）提出了非文化变迁型（unacculturated）、境界型（marginal）、文化变迁型（acculturated）。紧接着，著名学者斯宾德勒（Spindler）又使用心理人类学的方法，对向异文化（白人文化）适应过程后的不同结果，即不同人的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整理。他认为这种“变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划分为保守的传统倾向派、部分传统信仰保持派、过渡中间派、被白人文化同化了的文化变迁上层派及其下层派五种变异。进入60年代后，斯普拉德利（Spradley）在参考斯宾德勒的类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同人们划分为五种行为类型：①固守传统文化，对西洋文化持完全拒绝态度类型；②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均采取拒绝态度创造出全新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类型；③拒绝传统文化而被西洋文化的价值体系同化了的类型；④立于两种文化中间摇摆不定的类型；⑤能创造性地并有效地适应复数文化环境的类型，即所谓的“双文化人”。

二、文化同化论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在思想基础上，它与19世纪以来美国盛行的同化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所谓美国白人“开拓者”，强制要求新移民和少数民族等采用与自身集团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盎哥鲁文化同步主义”（Anglo-Conformity）或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其核心理论，可以列举20年代由帕克（Park）和巴杰斯（Burgess）提出的“民族同化周期说”，也称做“接触理论”。他们认为，民族的同化必须要经历一个互相接触和较量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周期。一般这个周期由接触（contact）—竞争（competition）—冲突（conflict）—调整（adjustment）—同化（assimilation）几个阶段所构成，最终被支配集团的文化所同化。用美国社会学者纽曼（Newman）的评价，同化理论的公式可以用A＋B＋C＝A来形容。

到了60年代，美国学者对同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民族同化意识以及如何被同化等方面。如1964年高顿（Gordon）的“同化七阶段说”：①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表现出向主流民族（移民和少数民族所处社会的支配民族）的靠拢倾向；②与主流民族的成员建立密切关系（工作、学习、娱乐等伙伴关系）；③增加通婚；④民族属性的改变（产生对主流民族的归属意识）；⑤减少对主流民族的偏见；⑥消除差别意识；⑦放弃与主流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70年代，美国移民社会学者葛瑞利（Greeley）从分析移民的内心世界入手，提出“同化六阶段说”：①主流文化对移民的冲击；②因异文化冲击所引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强化；③随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恢复，开始正视和吸收主流民族的文化；④一部分趋向同化并获得一定权力的领袖人物从移民集团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设法消除本集团的偏见和差别意识的同时，为提高本集团的社会地位也必须与其民族集团进行抗争。然而这些人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往往受到主流民族的警惕和压制，从而常常驱使他们的偏见和差别意识重新得到强化；⑤挫折与反省使他们对两个民族都加深了认识，开始思索能使双方共同生存的第三条道路；⑥最终形成可以在两个世界自由转换的概念体系。也就是说，他认为同化的结果并非肯定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

三、文化融合论

也被称做“熔炉”论（Melting-PotTheory）。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历史学者亨利·塔纳（HenryJ.Turner）等。这一融合主义（Amalgamationism）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不要完全排除各少数民族固有的宗教及文化等背景，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用纽曼（Newman）的公式来形容的话，则应是A＋B＋C＝D。

“熔炉”论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美国建国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所谓的早期西欧白人“开拓者”占据着支配地位。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南欧的意大利、东欧的波兰，以及亚洲的中国和日本等移民大量移入。在严酷的环境当中，各民族集团共同努力使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08年在华盛顿公演的由英国籍犹太人作家詹克威尔创作的舞台剧《熔炉》（TheMeltingPot），当时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剧中唱到：“美国是上帝赐予的熔炉。来自欧洲的所有人种熔化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有着五十种不同语言和不同历史的集团，反目为仇。然而并非永远如此，因为有上帝的火焰。争斗与复仇正被焚烧。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都将被投入熔炉。美国人将由上帝来创造。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美国人，他们还在炉中。即将诞生的是融合了所有人种的超人！”（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5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

但是，这种融合主义的理想并未能如愿以偿。正如美国籍犹太人哲学家喀兰（Kallen）指出的：“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配偶者、宗教、哲学，但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7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他认为“熔炉理论”不仅在现实上难能实现，就是在理想上也有失妥当。他以管弦乐队为例，倡导“统一体中的多样性”。并于1915年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熔炉》的论文，首次提出“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但须指出的是，与倡导融合主义的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人少数民族集团同样，喀兰当时所讲的“文化的多元主义”，实际上是限定在欧洲白人集团的范围内，并不包括黑人和土著的印第安人。即使是“熔炉理论”，实际上也同样是将欧洲白人集团以外的有色人种排除在外的。

四、跨文化适应论

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其中包括个人的文化态度、思维方式、信念、动机、民族归属意识、文化摩擦、人际关系、文化调整、文化交流能力等诸多因素。心理学家博瑞（Berry）根据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对主流民族的态度，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将人们划分为四种类型：①文化迁移型（acculturation）。否定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与主流民族保持积极的关系；②拒绝型（rejection）。具有强烈的本民族归属意识，对主流民族集团采取消极态度；③平衡型（integration）。在持有本民族归属意识的同时，与主流民族也保持积极的关系；④文化放弃型（deculturation）。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与主流民族的交往上均采取拒绝态度。另一位心理学家阿德勒（Adler）则根据对异文化适应的心理过程，提出了五阶段说：①接触。接触异文化后，对该文化中的某些新的特征产生好奇和兴奋；②崩溃。新鲜感消失，并出现隔阂、迷惑、混乱、乏力感；③摸索。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文化观；④自律。对两种文化的异同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从迷惑中逐渐走出来；⑤确立。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赋予新意，使自己更加丰满和成熟。而阿特津森（Atkinson）则侧重研究在主流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的异文化适应心理。他的跨文化适应五阶段说是：①对异文化采取积极适应的态度；②因两种文化在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差异，陷入混乱、动摇和苦恼当中；③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对异文化产生抵抗并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之点；④在民族自尊、民族忠诚与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⑤协调两种文化，能恰当地处理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对问题采取更灵活的态度。

另外，噶勒浩恩夫妇（Gullahorn）根据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过程，总结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曲线，简称w.曲线。这种跨文化适应曲线反映了多数人在接触异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样式。以青少年到国外留学的文化体验为例，该曲线共分为7个阶段：密月期——所见所闻都感到十分新鲜，觉得周围的人也很亲切；斗争期——面对日常生活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出现无力感，常常在斗争与脱逃两者之间徘徊；纠葛期——困难和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使情况更加恶化；适应期——逐渐适应当地社会和日常生活；再纠葛期——自以为对异文化已经了解，但对复杂的问题仍不能明澈地把握；归国前期——喜悦地期待着归国，精神振奋，有恋恋不舍之情；归国后的冲击——与所期待相反，在生活及与人接触当中，有疏远之感，必须进行文化的再适应。

五、跨文化交流论

文化与交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与其他动物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人类持有文化。而文化又是通过交流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因此，交流是文化的一个特有功能。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化即交流，交流即文化。所谓交流，一般是指人们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媒体以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但不同学科对文化交流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如日本的辞书和百科事典有关交流的定义就达到100多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列举：（1）相互作用过程说：主要是把人际之间的交流看作是构成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基础。通过这种交流，可以使人相互发生作用。认为“交流是一个理解对方，并被对方理解的过程。它是根据情况的总体的运动而经常发生变化的一种动态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2）刺激—反映说：主要是从学习理论的观点加以考虑的。通过刺激—反映的实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说服效果。该类型主要是把交流作为社会调节和管理与说服的一种手段。认为“交流即对刺激的一种生物体的特定反映。”“人类的交流是通过言语象征以引起反应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3）附加意义说：是在上两种学说的基础上，将作为媒体的记号附加上一定的意义，然后把这种意义传达给对方的一个过程。认为“交流即将某种意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的过程。”“是通过选择、创造和传达记号将传达者心中的意图让对方能够知觉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5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4）修辞（逻辑）说：是根据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代修辞的观点来加以定义的。认为口头交流是由讲话人、特定语言、目的、听众及讲话的特定时空这五个要素所构成。而现代则进一步将之概括为：行为、情景、行为者、手段、目的等五种因素。

由上可见，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在某种文化的信息输出者和不同文化的信息接收者之间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交流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当中通过信息传达所进行相互作用的一种象征性的过程。此外，与跨文化相近似的概念还有“国家间交流”、“国际交流”、“异人种间交流”、“异民族间交流”等。正如文字所述，国家间交流是指在国家间和政府之间直行的交流，主要是以外交和政治宣传为目的：“国际交流”是指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多国间的文化交流。而异人种间的交流是指在人种上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异民族间的交流通常是指在同一国家内属于不同民族者之间的交流。概括起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期望将外民族的先进文化等引入到自己的民族中来，通常带有“文明开化”的性格特征。如日本在古代向中华民族学习文字、宗教、政治制度等。第二种是对自身民族的文化持有一种优越感，企图将自己的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当中，常常与“文化输出”或“文化侵略”等字眼相伴。如历史上大英帝国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和文化拓展。第三种是对自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异同，能够较为平等和客观地加以看待并互相理解，即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目前世界一般所倡导的是这种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的多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

六、跨文化理解教育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对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作为一种完整和可操作的教育过程，包括知、情、意各个方面。首先，须了解文化与他文化的异同，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来增加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即所谓的认知过程；其次，是情感的转变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应学会心胸宽广和平等对待不同文化；最后，是将这些知识和情感等付诸实践。

应该说，平等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是跨文化理解，而文化上的偏见则是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流中的最大障碍。社会心理学家波利斯林（Brislin）在所著《跨文化交流中的偏见》（《Prejudice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一书中曾将偏见分为六种类型：①“基于极端人种差别主义基础上的偏见”（red-neckracism）。根据某种主观上的标准，将特定的人种判定为低劣人种，是一极具主观色彩的偏见；②当感觉到其他文化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有所威胁时，对其所持有的一种“基于象征的民族差别主义上的偏见”（symbolicracism）；③对其他文化集团虽然下意识地怀有非善意的感情，但自己并不自觉的“名目主义的偏见”（tokenism）；④根据其他文化成员的情况采取不定的态度，这种偏见被称之为“保持一定距离的偏见”（arms-lengthprejudice）；⑤“基于好恶基础上的偏见”（reallikesanddislikes）；⑥六种偏见中最轻的一种，称做“基于熟悉与否基础上的偏见”（thefamiliarandunfamiliar）。（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118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这些偏见尽管程度不同，但对跨文化交流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波利斯林认为，对这些应从跨文化教育的角度加以克服和改进。为此，他充分地对教材指导人员、参加者、时间、场所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六种教育方法：①以情报及事实为中心，首先必须就有关当地的文化等通过授课、讨论、照片、录像带、文献等，使当事人获得必要的知识；②从当地文化的观点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原因加以阐明，并指出因为行为方式不同而易带来误解，尤其要摆脱自文化中心的评价和判断；③树立正确文化观，要对当事者指出自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特征；之后，阐述当地文化的这些特征，从而使其了解在进行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④修正认识上的偏差，将心理学的原理应用到跨文化的研究中。如利用赏与罚的心理学原理，使当事者更容易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做出适当的修正；⑤经验学习的方法。其特点是在指导人员的帮助下让参加者进行跨文化体验，或通过模拟体验使当事人理解跨文化的特征；⑥相互作用的方法。与经验学习相似，但要求与当地文化的出身者或者具有这方面丰富经验的人一起行动，使其能够在直接的相互作用中克服不安与不。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方法，一般至少需要2、3天至1周。

七、多元文化论与多元文化教育

1、多元文化论如上所述，“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是早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喀兰提出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没有社会制度上的保障，这种理想只能停留在议论上。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多元文化论”，一般是指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产物。这场席卷美国的“黑色旋风”，既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和差别、要求平等和民权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反对同化主义和融合主义的文化运动。这一反过去的白人文化同化思潮，认为黑人文化有着与白人文化不同的和独自的价值标准，旗帜鲜明地喊出“黑色也是一种美”的口号。作为当时黑人民权运动著名领袖之一的杰西·杰克逊，把用白、黑、黄、棕（墨西哥人）、红（印第安人）等颜色共同组成彩虹，来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象征。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1964年美国颁布了公民权法；1965年颁布了初等中等教育法、投票权法；1969年颁布公正居民法；1972年颁布雇佣机会均等法等。与此同时，在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个由“白人化”转向“黑人化”的文化倾向。黑人歌曲、爵士音乐、黑人舞蹈和美术等的独有价值被重新发现；“黑人研究”、“黑人民族史”、“黑人文化史”等课程和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出现。这一风潮很快波及到其他少数民族。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尊重各民族的独自特征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成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理念。用纽曼的公式来形容的话，便是A＋B＋C＝A''''＋B''''＋C''''。

2、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education），一般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当中，为保障持有多种多样民族文化背景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的子女，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使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及其特点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实施的教育。其代表论者为美国的班克斯（JamesA.Banks）。他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使属于不同文化、人种、宗教、社会阶层的集团，学会保持和平与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注：JamesA.Banks:《AnIntroductiontoMulticulturalEducation》，日文版第2页，SIMUL出版社，1996年。）但多元文化教育并非只是一种理念或口号。要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活动，必须进行切实的教育改革。这一改革至少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教育课程的改革，要在所有学校和大学的课程内容当中，真实反映各少数民族集团、文化集团和被歧视集团的呼声、成就和斗争历程；其次是充分保障所有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特别为使那些低收入阶层的子女、非白人儿童、女学生和残疾青少年能接受教育并完成学业，要采取种种有效措施；再次是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要对属于不同人种、文化和集团的成员持积极和肯定态度。也就是说，它是一场从教育内容、制度体系到思想观念的全面的教育改革运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多文化教育学校应具备的8个基本特征：①教职员要对所有学生寄以厚望并持肯定的态度，关怀学生；②学校的正式教科书当中，要正确反映男女性别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和民族集团的贡献、文化和观念；③教师的教学要与学生的学习、文化和动机相一致；④教职员要尊重学生的母语和方言；⑤学校所用教材要立足于多种多样的文化、阶层和人种集团，在记述上必须公正和客观；⑥学校的学生评价及考试活动，要注意文化上的区别和标准掌握的适当；⑦学校文化及其活动要反映文化和阶层的多样性；⑧学校的培育方针，要指向不同的人种、社会阶层和语言集团的全体学生，要制定积极的进取目标并尽力帮助他们得以实现。他强调多元文化教育的教育对象并不仅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也包括主流社会的白人青少年，是对所有学生的教育。另外，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教学科目，必须浸透到所有有关科目当中。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将文化的概念分为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两种。而所谓的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要削弱或者取消平等、人道主义、自由竞争等代表全民意志的宏观文化，其主旨在于强调对弱小民族和文化集团的尊重，使所有民族的儿童都能真正受到平等的对待。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2

[关键词]中国人民族文化融合

中国人，一个人口最多而四海一家的民族，一个历史最久而延绵不绝的民族，一个以其独特文明而曾在世界数千年里遥遥领先的民族，她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又具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中国人为什么会是一个整体？让我们以纵向的视角，洞察其内在的轨迹。

一

关于人类的起源科学界尚无定论，我们所明?的是人类作为同一物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分化和组合。如中国所处的亚欧大陆于上古时期，就布洒着满天繁星般的部落氏族，他们有的率先创造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对周边地区起到引导的轴心作用，有的则滞留在蒙昧的蛮荒时代，通过吸收文明或征服文明区来发展自己。中心与边缘的双向互动构成了社会的新陈代谢和民族的冲突融合。

从我们已经掌握的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来看，当时东亚存在着若干个互不统属的人类集团，他们的种族血统和语言文化千差万别，其中以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平台的中原文明长期居于先导地位，她的起源是本土固有抑或是外来传承目前尚不能肯定。需要指出的是，有关专家大多倾向于认同人类起源于非洲，在中东创造了最早的文明，并由此分化发展，其中有的陆陆续续地抵达今天的中国境内。在此后的数千年间，众多的种族在东亚进化、磨合，逐步地共同缔造了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涵义的中国、中国人与中国文明。古中原人仅是其中的一支创造力，到中近世纪甚至不再是主力军。现代生物技术已使事实越来越清晰，所谓的“炎黄子孙”不过是一个虚拟的概念，有团结华人的功效却缺乏科学的依据，世界上也没有哪个民族会是脱离人类大集体而独立纯粹地从某些祖先那里繁衍而来。

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将夏列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这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典籍与传说均对此作了相应的描叙，然而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她的曾经存在。即使夏真是最早步入文明的国家形式，按常理推测，在社会生产力仍非常低的条件下，其统辖和辐射范围不太可能超出黄河中下游，也许仅局限于河南一带，在她的四周应该散布着数不胜数的原始部落或国家，夏未必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而只能是“屹立于（当时）的世界民族之林”。

已能确认无误的商建立起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其影响在华北扩散，京都的屡迁路线标示着她的活动范围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在商的晚期，更涌现出象纣这样的杰出人物，他侵掠淮河与长江下游的举措，客观上推动了文明的传播与民族的融合。一般认为，商是一个从中原闯入的民族。

周人崛起于西北，成功实施的分封制使其疆域伸展到黄河、长江中下游及邻近地区。各臣属民族由此交流频仍、密切往来，逐步地迈向一体化。位居中原的诸国相对先进，从周专制秩序的解体下，创造出空前繁荣的新文明，带动边缘的落后群体步入古典时期。由此，中原和中原化的各民族被视作是中国的华夏族，而仍处在蛮荒阶段的区域，则被排斥于中国之外。最晚从那时起，“中国人”这个概念就不能以血统来厘定，而是凡在文化上融入了由中原引领的“全球化”，就是中国人。

秦以边缘之身，后发先至，使春秋战国以来的大一统趋势得以顺利实现。嬴政统一六国，收复河套，吞并岭南，使中原文明进入征服与定型期，“凝固”了境内各族。尽管其法西斯统治迅速崩溃，但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汉巩固并发展了先秦故业，全面扩张，驱逐匈奴、楔入西域、开化西南夷、东征朝鲜，使满州和日本纳贡称臣，基本上完成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们都在中原文明的同化下，全部成为中国人。

魏晋以降，民族萎靡，国家动荡，塞外游牧民大举南下，侵入韩、日，践踏中原。一部分汉人避难江南，加快了与当地原住民的融合，而滞留北方的汉遗民同游牧民混血杂居，渐渐地难分彼此，促发了“胡”汉混血的隋唐皇室君临南北，开拓关外，复兴秦汉式的大一统，中原的固有文明与西域文化交汇、同归，将诸多种族融为一炉。

实际上，隋唐及其以后的中国人在血统上已与周秦汉魏人有了很大的不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角度的同一民族。汉末三国时，汉人经乱世屠戮，已凋零到一千余万，随后的两晋南北朝期间，光史书详载的入塞诸“胡”就不下数百万之多，其中有的是血缘较近的其他蒙古人种，有的则象是突厥或地中海人，如羯族高鼻深目，而鲜卑族则似乎是说印欧语系的白人，至少其中的一些氏族明显具有高加索人种的外形特征。隋唐皇室皆与胡人联姻，而其先人都是北朝时鲜卑族政权的贵族国戚，这或是汉化的胡人，或是殖民地上的汉奸。现代科研结果也表明，五“胡”乱华是中国人血统发生质变的一个时期，如此多的异族血液的融入，已超出了主体民族吸纳少数民族的范畴。由于五“胡”在很大程度上汉化，又以黄帝的苗裔自居，以美化刚刚摆脱的蒙昧，更是要瓦解汉人的反抗意志。加上隋唐皇室竭力淡化他们在血统与政权上与北朝诸“胡”的密切渊源，以自我标榜为华夏正朔。种种因由，才造成了后人的认识偏差。我们不能因为地域、王朝和文化的延续性而曲解了这次质变。

先秦的华夏族、秦汉起的汉族和隋唐后的新汉族（“唐族”）这三个时期的中原王朝虽然实际上民族各异，但具有血肉渊源，正如同于主支流的万川归海，全都集结于汉（华夏）文化的大旗下，传统上将他们均视作是中国、汉族（或名为其前身）。但从此以后，宋明的力量向内萎缩，中原封闭，推动民族融合的手，主要来自于塞外的新五“胡”。如契丹曾是东亚的最强者，无分汉“胡”多相臣属，以致于俄语以及一些国家至今仍称中国为契丹；蒙古人筑起横跨亚欧的大帝国，中国汉族被兼并为其一部分，与其他种族加强了交流；满族打造的金、清也使汉“胡”分野更趋模糊，特别是清，大致恢复了汉唐两朝的势力范围，当今中国的版图与中华民族的一家就是直接受之于清的遗产。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可以指拥有中国国籍的各族人民，也常常包括不具有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组成中国的各民族及其聚居地对于中国的发展，客观上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无论是从道义还是功利的角度出发，都没有理由去排斥某一民族。

二

综上所述，民族是一个动态的群体，其血统源流绝非单一不变。就汉族而言，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构成主体极为多元，是对不同历史时期多个民族的总称。中国、中国人的意义内涵在不断地演变，受到不同时代的不同群体的一致认同，都给自己贴上这些概念的标签。实际上，当代中国各族，甚至于各地的汉族，其形貌特征、风俗方言等的差异性并不比欧洲各国的区别小，以不确切的譬喻来说，中国是统一的欧洲，而欧洲是分裂的中国。

如果要给出中国得以统一的原因，我们可以罗列很多，但最不能忽视的，是以汉字为标志和主要载体的汉（华夏）文化，她的长期先进使其在民族融合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边缘民族在汉化后融入中国，如鲜卑、满洲；有的在汉文化的孕育下创立子文明，但结果也融入中国，如契丹、西夏；有的原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又分离出去的子文明，如越南、朝韩；有的是建立子文明却独立至今，如日本；还有的则正在汉化与西化之中，如新疆、东南亚等地。早期的华夏族和四“夷”融合成汉族，乱华的五“胡”又和汉族融合成新汉族（“唐族”），而今天的汉族又进一步与国内外诸多种族相融合，也许将演变成新的中华民族。

假定中国统一了日本，抑或是日本征服了中国，和族都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既然要为倭寇的侵华失败而毋忘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冤魂，就不能由于“”的殖民成功反而淡忘扬州十日那八十万人民的惨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忘记它就意味着背叛，时代变了，形势变了，但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没有改变。在国际竞争中，民族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与归宿，那股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也就绝不能改变。

屈原投江不是为了分裂祖国，苏武牧羊也不是出于地方主义，不能将岳飞抗金看成是挑起内战，不能把夏完淳的舍生就义说成是破坏团结。否则，就成了促进统一的民族大英雄了。我们若以现代的民族范畴去歪曲古人，那后人也同样会把我们的爱国救国批判为叛国卖国。纵使“中国人”的指称范围一直在扩大，纵然这种扩大还可能继续，我们也绝不能丢掉为自己所处时代的民族大义而奋斗的精神。世界的确在走向大同，人类最终会融为一体，但那还远不是现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全球化正在演绎着新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如果我们片面地追求全球化，只会助长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并使我们身受其害。故此，我们不但不能放弃民族主义，反而要在力争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增强民族意识，维护祖国利益，为全球化的良性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对于民族的冲突和融合，我们还得站在历史的高度，辩证地去看。实事求是地说，五“胡”乱华、蒙满南下确是另一个国家在征服当时意义上的中国。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中国已由华夏族－汉族之国的概念伸展到了汉“胡”一家，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民族之间的冲突，给双方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整体的发展。我们也可以义愤填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历史已经造成了这样的结局，原曾势不两立的宿敌成了水融的同胞，我们应以务实的精神，铭记历史，以此为鉴，顺应时展的潮流，维护今日中国的安定与统一，转变思路，开拓未来。

因袭春秋战国与魏晋南北朝，中国近现代又进入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人必将实现新的巨变。各族人民杂居、通婚，语言文化趋于一致，原有的民族割据格局正在被打破。如满族与汉族之间我们就难以分辩出有哪些不同，东北自清末以来的移民开潮，已使之成为省而不是自治区；蒙古高原上曾兴起过无数流星般马背上的强权，然现在也前所未有地与内地、国际靠扰；相对保留传统特色的新疆、等地也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汉唐都护虽早已是湮没的辉煌，西元八世纪阿拉伯扩张势力将其回教化，泛突厥、泛伊斯兰思潮总阴魂不散，藏族占总人口的大多数，与内地路遥地险，重山阻隔，文化传统绵连至今，但元、清的大一统却使我们生活到了同一个屋檐下。随着西部开发的深入进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必将加强，中国也务必尽快地促使全民抱成一团，以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三

纵观五千年，中国人具有极为艰韧的生命力，她不断地吸收外来血液以丰富自身，是不同民族融成一体的成功典范。而中国、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如是地同步进行，三位一体，连绵扩展，其模式势必对新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产生现实的借鉴意义。

总结融合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最普遍也最浅薄的是军事上的征服，它以占有他方的领土、人民与资源为目的，靠高压强权和愚民政策来维持统治；更高一筹的是殖民扩张，即迁徙本国民众定居到被征服地，以在人数、权势上居压倒性优势，从而巩固这一版图。

这两者之间，武力征服是基础，很少有哪个国家和民族会自愿地被外界所统一，同一民族在分裂中谋求统一，双方所想的往往都是自身的利益，故此通常是由更强者去兼并弱者，而通过伐谋伐交以屈人之国，同样也是一种征服。

但仅此两点，远为不足。被征服者在被奴役、被边缘化下，除了十分堕落的病夫民族外，均会极度地仇视征服者。两者的矛盾到了尖锐、激化的地步，征服者的统治就有动摇的危险。奴隶们不合作、闹反抗，生产劳动就没有积极性，社会秩序也会不得安宁，潜伏着种种的隐患危机，恶性的则演变为一个包附，使征服者得不偿失。

其实这也就是西方称霸世界的模式，欧美的传统历来就是以分化为主流，不断地生发出新的个体，通常奉行单边主义。其他的种族总是因其血统的差异性而被排斥在外，难以水融。于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传播现代文明、推动世界进步的同时，也不断地激化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公正合理的全球化因此而遥遥无期。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3

地方文献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较全面地反映了某一地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地方文献的典型特征表现为文种多样,文献内容复杂不同,各民族间文献交流融合特征显著等。

内蒙古地方文献是指有关内蒙古地区的具有参考价值的各种文献,文种上主要包括蒙文文献和汉文文献两部分。内蒙古地方文献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蒙文文献更是独树一帜。内蒙古地区地处北边,历来民族活动频繁,语言文字复杂,这使得其地方文献发展与内地汉文化长期单一影响下的地方文献相比较,显得更加纷繁复杂,多姿多彩,因而也具有与内地地方文献迥然不同的特点。

1内蒙古地方文献更多地体现出民族意义

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内蒙古地方文献并非只具有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更多体现出民族意义。可以说,自从内蒙古地区有文字记载以来,该地区民族间的交流也便自始至终地被记述下来。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地方文献,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族融合的印记,这从内蒙古地方文献的文种上能得到充分表明。内蒙古地方文献的文种从北魏时期起便一直纷纭多样,有汉文文献、蒙文文献、满蒙合璧、藏蒙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具有明显多文种并存的文献现象是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地方文献的主要差异,而象内蒙古地方文献这样涵括了中国数个主要文种,则表现出该地区多民族互为影响、融合的激烈程度。单看汉文文献,它集中反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内蒙古地区的交流史。最早在战国时,汉族人民即在该地垦务戍边,到清朝统一蒙古部落,大批汉人来到塞外,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解放后,汉族与蒙、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平等相处,共同为内蒙古的经济文化繁荣而努力,汉族的活动使汉文文献从古至今都是内蒙古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汉文文献不仅是历史过程的反映、记录,同时也担负了传播汉族先进文化科学知识的重任。没有汉文文献的介入,蒙文文献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再从蒙文文献来看,它不仅仅是为满足内蒙一地蒙古一族的自身需要,它也担负着内蒙古地方文化向外辐射的功能,如保持邻近八省区蒙古族聚居的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又如国际研究蒙古学的需求。蒙古族文学艺术、医药等方面的文明贡献也正是通过蒙文文献的传播得以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内蒙古地方文献中的语言工具书,也是出于民族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出诸如蒙汉会话、满蒙会话、蒙文文法等书籍,它们可以说是内蒙古地方民族文化传播交融的见证。对于内蒙古地区来说,它的历史发展总是伴随着多民族交融的过程,因为它的文献也总是超越了地区意义。从这个角度,笔者在理清该地区地方文献发展脉络时,尽力更多地从民族交往、文化融合上把握。事实上,这种划分也正反映了内蒙古地方文献“更多表现出民族交融的文化意义”这个重要特征。

2内蒙古地方文献发展更多是中华文明整体带动的结果

从内蒙古地方文献自身来看,由于经济文化长期较为落后,内蒙古地方文献的发展自动力不足,其发展更多的是中华文明整体带动的结果。从脉络上看,内蒙古地方文献史有着较清晰的发端(清以前)、初兴(清末、民国)、发展(建国以来)的阶段性特征。由于文化底蕴不足,其发展并非随蒙古族武力全盛而带来文治大兴,元朝时蒙古族虽拥有四海,内蒙古地方文献也有一定数量的增加,但与同时期的内地相比,只不过是涓涓细流。真正的兴起集中于近代,尤其是建国之后,在经济发展、与内地交流频繁的基础上,党和政府积极发展内蒙古文化事业,出版了大量文献,带来了当地文献事业的繁荣。这充分表明,纳入国家整体文化发展、协作的轨道,内蒙古地方文献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

3内蒙古地方文化的发展起始于地方文献的繁荣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4

一、屯垦戍边是促进中华文化认同的有效形式

盘点2000年屯垦戍边史，其促进中华文化传播和认同的作用堪称卓著。第一，屯垦戍边是国家政治和制度文化在边疆传播的重要途径。屯垦戍边是国家行为，代表着国家政治和意志，贯彻国家认同理念，执行国家政治军事战略。屯垦戍边到哪里，就把国家政治文化传播到哪里，并使之落地生根。第二，屯垦戍边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祖国观在边疆传播的重要途径。屯垦戍边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以中华民族和国家核心价值观为支撑，屯垦戍边到哪里，必将把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大一统祖国观传播到哪里。第三，屯垦戍边是我国先进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在边疆传播的重要载体。屯垦戍边架设了内地与边疆物质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包括先进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在内的物质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和载体。第四，屯垦戍边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边疆传播的重要实现形式。屯垦戍边以捍卫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护各族人民不受外来压迫为目标，彰显和传播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着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融合发展。第五，屯垦戍边是中华先进精神文化、艺术文化的播种机。屯垦戍边始终彰显着强烈的文化传播功能，对促进边疆地区中华文化传播和认同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渠道作用。

二、兵团60年屯垦戍边为促进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认同作出了突出贡献

1.在履行“战斗队”职责中，强化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传播，促进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新中国60年捍卫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兵团人牢牢驻扎在祖国西北边境，“种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成为新疆边防巩固的战略组成部分，与军队和地方构建了“四位一体”的联防体系。在半个多世纪的戍边实践中，兵团人以自己的戍边行动和突出贡献彰显着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促进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

2.在履行“工作队”职责中，推动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促进了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从“凯歌进新疆”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从帮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今天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兵团选派大量干部到地方工作，并为地方培养大批干部。兵团人在新疆各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在半个多世纪“工作队”的担当中，兵团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新疆的践行者、传播者和推动者。

3.在履行“生产队”职责中，引领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促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化的传播和普及。解放初期，新疆依然处在简单的农耕和游牧经济状态，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兵团空前的屯垦开荒使新疆实现了自给有余；兵团的机械化农业推进了新疆的农业机械化；兵团在工交建商各领域的艰苦创业，奠定了新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兵团在新疆传播了以先进的生产理念、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为丰富内容的物质文化。

4.在履行“宣传队”职责中，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和中华文化的创新、传播和认同。60年屯垦戍边，兵团人不仅弘扬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且铸就了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兵团人分布在天山南北，与新疆各族人民水融，既高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鲜明旗帜，又秉持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军垦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的绚丽奇葩。兵团人作为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坚持不懈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在新疆各族人民中间广泛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不断筑牢新疆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大力发展繁荣文化事业，构建了自身较为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全疆建立起星罗棋布的公共文化场所；创作生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旋律的精神文化产品，极大地丰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三、促进中华文化认同是新时期屯垦戍边的重大使命

1.促进新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文化认同，是党和国家赋予兵团的重大使命。在兵团组建初期，就赋予了兵团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任务；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要求兵团发挥稳定新疆的核心作用；20世纪末，进一步要求兵团做生产建设的模范、安定团结的模范、民族团结的模范以及稳定新疆和巩固边防的模范。进入新的世纪，明确要求兵团正确处理“三大关系”。更好地发挥建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三大作用”。乌鲁木齐“7・5”事件后，更加明确地要求兵团“既要当好生产队、战斗队，又要当好工作队、宣传队”。其中“宣传队”职责的提出，使屯垦戍边在促进中华文化认同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任务更加明确。

2.新疆特殊的民族分布格局，使兵团成为推动民族文化交融、增进民族文化依存、促进中华文化认同的主导力量。新疆有50多个民族，仅世居民族就有13个，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文化交融的边疆省份。兵团作为中央支援地方、内地支援边疆、汉族支援少数民族的重要载体，分布在全疆各地，与各族人民水融，在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融合、增强中华文化主导地位等方面，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又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3.新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使兵团促进中华文化认同的责任更重大、任务更艰巨。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不同思想文化激烈交锋的前沿阵地。进人新的历史时期，新疆不仅面临着思想意识多元多变多样、各种文化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复杂局面，而且面临着境外思想文化极力渗透、泛伊斯兰和泛突厥主义思潮猖獗、非法宗教暗流涌动的严峻挑战。兵团作为增进民族团结、确保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筑牢主阵地、打好主动仗、唱响主旋律，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人心的任务更加艰巨。

四、兵团必须更加有力地肩负起促进中华文化认同的使命

1.进一步强化兵团“宣传队”的责任意识，更加自觉地肩负起促进中华

文化认同的使命。兵团各级要不断加强“宣传队”使命教育，深刻认识当好“宣传队”是党中央赋予兵团的政治责任，不断增强履行“宣传队”职责的使命感；深刻认识当好“宣传队”、促进中华文化认同与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确保新疆长治久安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当好“宣传队”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深刻认识新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不断增强当好“宣传队”、筑牢主阵地、打好主动仗、唱响主旋律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2.进一步加强兵团作为“宣传队”的能力建设，更加合格地肩负起促进中华文化认同的职责。进一步加强兵团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制机制建设，把当好“宣传队”作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和重大任务突出出来；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武装干部职工，努力使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成为中华文化的宣传队，使每个兵团人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进一步加强兵团自身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系建设，努力提高舆论引导力和文化传播力，牢牢占领宣传思想文化阵地；进一步加强兵团自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把兵团各级各单位特别是基层一线建设成为传播和捍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坚强堡垒。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5

【关键词】民族交流，民族交往，民族交融

一、新形势下推动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新态势

1.1新形势下各民族交流的新态势

民族交往的内容涉及到民族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各领域、各方面的交流，涉及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产品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即民族生命群体的延续），或者说涉及到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民族交往交流是民族发展重要的一环，也是民族发展的一种动因和形式。民族只有在纵向质的演进和横向量的扩展过程中，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民族发展无论属于常态的，还是属于异态的、跳跃式的发展，都是在实现民族交往交流活动中实现的。具体来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交流。民族交流是民族交往的实在内容，是民族关系涉及的领域和内容。

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的民族发展特点，决定了民族地区政治体制、运行机制以及法律制度的构建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显得异常的艰难和曲折。重人情轻制度、重宗法轻法律、重私约轻公法等情况时有发生。他们往往靠传统的政治、法律手段和道德观念的约束，并同时用来调整本民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少运用现行法律来处理内部发生的矛盾和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如果不加以引导或合理解决就极易引发民族矛盾。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中、东部地区城市长期工作与生活，通过交往交流，有利于消除民族偏见和刻板印象，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因此，就民族关系而言，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往城市，对促进民族交融，建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国每年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1000万人，大部分以进城务工经商为主，特别是一些沿海开放、经济发达地区，是少数民族群众大量、快速流入的区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在城市的增多，改变了民族人口比例，使少数民族得以进入全国各个地区的就业市场，进入各地的经济结构，这样他们得以更加广泛地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接触，加强彼此的文化交流，拓展了交往交流领域，强化了民族之间的了解与认知，有利于民族交融与发展进步。

民族交往是社会交往的一部分，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必然发生和经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民族交往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族际关系的协调，即指民族联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马克思所说的交往含义很广，包括个人之间、社会团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民族交往的形式包括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交往；民族之间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是民族交往的基本形式。

由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既有全国的普遍性特点，又有特殊的民族性特征，在许多具体权益方面，尤其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民族之间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磨擦。当这种矛盾涉及民族因素时，受到部分人的煽动就容易转化为民族问题的诱因，容易使经济问题转化为复杂的民族问题。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的事件时有发生。

虽然当前国际上，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和放松。特别是2008年和2009年由国内外敌对势力组织策划的拉萨“3・14”和乌鲁木齐“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给各族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给各族人民的感情造成极大伤害，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事实反复证明，境内外敌对势力从来不会放弃对中国进行颠覆和分裂的图谋，反分裂反渗透的斗争是长期的。民族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对民族政策、民族团结宣传提出了新的挑战。

1.3新形势下各民族交融的新态势

当前，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好的，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扎实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巩固和加强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民族之间的跨区域交往交流交融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和密度进行，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影响民族团结的因素更加复杂，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易发高发。近年来西藏、新疆、昆明等地接连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更是用残酷的事实警醒我们，我们与“三股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决不能掉以轻心。

此外，还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偏见。在我国中、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在少数民族最初进入城市时，许多人在观念中认为少数民族成员素质低，不是城市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而且认为少数民族各有特点，来自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难以融合到现代城市生活中，来到城市只会增加城市的负担。因此，有的地方在招工、招干、坐车、住宿中存在地域和民族歧视。同时，以偏概全，把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极小部分人存在的违法乱纪，引发的矛盾和冲突，看作是所有民族成员的行为，认为城市民族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成员流动人口的问题，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污名化”。

二、新形势下推动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对策研究

新形势下，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基本法律、基本制度以及体制机制。要根据新的实际，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成果。

2.1新形势下推动各民族交流的对策研究

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深化改革、加大向西开放的历史机遇。要落实好中央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的体制机制，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要以推动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为契机，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探索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增强民族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要把基础设施建设摆在优先位置，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教育、医疗事业，切实解决就业问题，不断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要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突出抓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牧区、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发展。总体来说，就是要发挥好国家支持、发达地区支援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优化媒介环境，加强舆论引导。各种健康的不健康的、正确的不正确的信息混杂在一起，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进而误导他们的行为选择。应充分发挥国际互联网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传播迅速，时效性强的优势，利用QQ、微博、社交网站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网上交互方式。让不同层次、不同样式的载体竞相发挥武装人、鼓舞人的重要作用。还应加强媒介的审查和监管机制，多宣传正面的人物和事件，多报道积极的信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正确认识民族矛盾和冲突，在流动人口与汉族交往交流中难免会有冲突，但必须对冲突有正确的认识。冲突是人与人或群体之间为了某种目标或价值观念而互相斗争的方式与过程。冲突往往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应尽量避免冲突。但在现实中难以做到，完全消除冲突不仅不可能，而且没有必要。冲突可以反映出民族间存在的问题，有时民族间的冲突还可以加深了解和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冲突都有明确的“现实取向”，如果对这些问题能够找到获得同样目标的合法解决的手段，就可以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为民族成员提供某些正当的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避免更大的激烈对抗。青壮年尤其是青年，是少数民族经商人员的主体，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强，经过三五年经商磨练，城市生活知识、生活能力、文明素养迅速提高，因风俗习惯不同而与当地居民产生的误会、摩擦明显减少。

2.2新形势下推动各民族交往的对策研究

加强民族团结，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一项现实的紧迫任务。要从根本上推动民族政策宣传工作，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切实增强民族政策宣传的效果。

进一步完善政治法律制度，改善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洽生态，为多民族交往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法律条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加强立法，严格公正执法，整治贪污腐败、违法犯罪，整顿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治安，加强环境管理，推进政务公开，保障民族地区公民对社会管理事务的知情权.保障民族地区公民能够自由地行使权利。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逐步形成引导与约束、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长效机制，以树立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不断的民族交往、互助有助于减少偏见和歧视。“如果主导群体成员与少数民族成员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如果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彼此合作，相互依赖，如果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着平等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接触是由大家接受的法律或习俗所认可的，那么偏见性态度一般会减少。”

2.3新形势下推动各民族交融的对策研究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杂居、共生互补的多元一体格局。近代以来，在抵御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各民族人民的血流在一起，情融在一起，形成了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中华民族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认同和归属。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缔结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这种新型民族关系，新就新在其社会主义性质，新就新在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新型民族关系中，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四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6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发展，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重大命题，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多做务实之事。要继续用好发展这把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按照谆谆教诲和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人民群众。要增强各族人民文化认同，扎实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深入开展守望相助理念和“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思想教育，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奋力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文化建设，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所有这些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国情和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共同愿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满足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追求，又保障了中国各民族在统一的国家中共同享有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各项权利。进入新时代，为确保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上千万的扶贫干部深入农村牧区落实党中央扶贫任务，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真正关心各民族发展，把实现各民族平等和谐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作为一名党员，旗帜鲜明“讲政治”，就要牢牢站稳政治立场，始终加强自身党性锤炼，始终将思想建党摆在首要位置，始终对党和人民、法律法规保持敬畏之心，始终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要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一切向人民负责。要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发扬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和作风，以“舍我其谁”的气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

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守卫祖国边疆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是各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面貌、中华民族整体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

增强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