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6篇)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篇1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新特点

与会者指出，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体制转换叠加、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多元化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发生竞争和冲突，诱发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妥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

1．主体具有多元性、广泛性。与会者指出，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将会遇到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种种难以预料的干扰，种种难以预料的风险。在这个关键时期，群体性突发事件也可能相应增多，常见的有企业改组改制、国企解体破产、下岗失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贫富差距拉大、市政建设征地、旧区改造、动拆迁、历史遗留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群体性突发事件，另外各种劳资纠纷、经济利益纠纷、国内外敏感问题等也可能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诉求涉及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同时，参与的主体也没有固定性，通常情况下以涉稳事件涉及的主体为主。比如"三农"问题以农民为主，市政建设以动迁户为主，历史遗留问题以涉及的当事人及子女为主，"4·16"事件中青年白领和学生占了多数。因此，我们必须用多层面的立体思维，认真研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源头，研究中主体的诉求，把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2．焦点具有交叉性、复杂性。与会者反映，在日常的群众中，从内容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参与类、求决类和诉讼类，而的焦点和成因十分复杂，协调化解难度大。不但有民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同时涉及治安、行政、企业等，有时还跨地区、跨行业，少则数人、数百人，多则成千上万人。在诉求内容上的交叉性，有时会加大事件的复杂程度，如有些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由于历史遗留积案，久拖不决，越来越复杂，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暗中插手挑动，处心积累挑起事端，使矛盾焦点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这给化解工作提出了新课题。

3．走向具有突发性、激化性。与会者指山，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共性问题都与权益息息相关。当有的个体或群体政治上、经济上的权益受侵犯或得不到解决或满足时，在信"访"不信法的错误观念支配下，纠集人员、扩大事态，指望用过激行为来解决问题。一些敏感事件，一旦有人挑头，极易产生"连锁反应"，规模逐渐扩大，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突袭上访，乃至拉横幅、封桥堵路、游行示威，甚至暴力抗拒执法，有的还演化为""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引发时间短，重大节庆、敏感时期往往会增多，处理不当，极易激化，而且涉及的程度和范围随时会发生变化，使非政治性问题演变成政治性问题，局部问题扩大为全局性问题。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4．传播具有快速性、开放性。与会者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网络已成为信息的重要载体和阵地，它具有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和高度开放性和全球交互性等特点。据统计，目前我国互联网站已发展到66.9万个，上网用户达9400万，手机用户已突破3.34亿，截止2004底，**网民总数441万，平均每4人中有网民1人。网络传播已成为思想舆论阵地的制高点。网络的开放性、自由性和平民化，以及匿名性、互动性、即时性和方便快捷、覆盖面广及网络语言的特点，通过网络"群发"，使一些人能"出版"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论，有时会使人难以辨其真伪，如这次涉日游行，就是通过网络非法组织的，这对舆论引导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5．过程具有长期性、反复性。与会者指出，群体性突发事件由于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合理与不合理诉求相互交织，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加之，有的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不够、工作不细、措施不力、久拖不决，导致反复上访、持续上访。另外，有的群众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或一知半解，道听途说，总认为"法不责众"，抱着"事情闹得越凶，领导越重视、越容易解决"的心态，要求一次比一次高，层层加码，三番五次到多个部门重复不合理的诉求，使解决问题的过程反反复复，这一特点给思想引导提出了新课题。

二、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实践与启示

与会者指出，**在百万工人大转岗、百万市民大动迁、百万农民大转移中，各级党组织探索了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途径和方法，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这种维稳与维权相结合的实践，为化解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加强领导，措施到位。与会者指出，领导是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关键。历届**市委、市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成立了由市委分管领导任组长的应急指挥部。各区县、委办和街道、乡镇均建立了由党政一把手为责任人的领导小组，党委、政府、综治、组织、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先后制订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领导干部直接接待来访群众制度"、"重要信息报送和责任追究制度"、"维护社会稳定政绩考核评比制度"等一系列有效制度。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领导亲自到场，果断指挥，明确责任，归口化解，分流疏导，做到政治敏感、信息灵敏、性质断准、领导到场、策略对头、标本兼治，牢牢掌握了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动权。

2．依靠群众，共同参与。与会者指出，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特别是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和积极分了的带头作用，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和经验，必须坚信大多数群众是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是关心社会稳定的，是通情达理的，是不愿看到社会混乱和动荡不安的，只要我们向群众讲明事实真相，阐明政策，宣传法制，以理服人，大多数群众能给予理解和支持，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就会得以妥善解决。目前，全市每个社区都建立了社区矛盾调解中心，选拔和建立起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设立人民调解法庭，规范人民调解文书，这也是依靠群众，共同参与的有效措施，使许多群体在家门口就能讨个说法，就能吐口怨气，使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念。

3．以块为主，多方配合。与会者指出，化解，必须坚持"条块结合，条包块管，以块为主，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针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和规律，强调维护稳定、化解群体性矛盾一定要以块为主，但在涉及到条的问题时，条要尽快给予解决，配合块做好工作，这样，条块在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才能真正形成合力，改变以往相互推委、相互扯皮、互不关心的被动局面。

4．重视信息，快速反应。与会者认为，重视信息、及时捕捉和抓准信息，是有效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首要环节，也是预防、控制群体性矛盾发展、蔓延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在维护稳定、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一是强化信息意识，落实责任，建立了纵横有序、畅通灵敏的信息网络，做到事先有预报、处理有反馈。二是针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特别对周期性、反复性的突出问题，有专人跟踪深入调查，随时掌握准确信息，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改变了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三是一旦获取引发政治性不安定因素，做到快速反应，上下沟通，立即组织力量，采取应急措施，稳定事态，防止蔓延和发展，进而有效进行化解。

5．思维创新，方法多元。与会者指出，当今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涉及领域多，范围广，矛盾多样复杂，不能照套一种模式，必须思维创新，采用多元方法。近年来，有的单位总结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四宜四不宜"的有效方法，既：宜疏不宜积，宜解不宜结，宜散不宜集，宜缓不宜急。有的单位在化解群体矛盾时注意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稳定和激化的关系、合理与合法的关系，还有的提出了化解群体性矛盾必须"区分情况、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稳定处置的原则"和"帮、教、疏、控、快、敢、稳"方针，这些多元方法，贯穿着一个核心，这就是教育疏导、多策并用、妥善处理。

三、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需要把握关键环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关系的调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变化，其中涉及一些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比较突出。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别不同情况，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加以处理，防止矛盾激化。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要把握以下关键环节：

1．建立预警防范机制。与会者指出，任何具体事物都处在特定的因果链条中，每一个群体性矛盾，都有它孕育的原因、产生的端倪；广泛而大量的群体性矛盾，内在有它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对其规律的探索和把握就能有效地进行预警，有效地坚持"调访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准确预测群体性矛盾的发生及其发展过程，就能有的放矢地进行预防和化解相关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防不胜防"的被动局面。建立预警防范机制，形成信息网络和排查制度，预测和排摸可能发生的群体性矛盾，提出预防和化解出现的群体性矛盾的政策和措施；组织得力人员靠前，把群体性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2．健全社会矛盾释放机制。与会者认为，社会矛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不是消除社会矛盾的社会而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及时地合理地缓释、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只有这样的和谐社会才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因而，健全社会矛盾释放机制极为重要。所谓释放矛盾，就是给社会成员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发泄不满的场所。从制度上保证有一个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通道，即"矛盾释放口"。有了这一通道，社情民意才能得以充分体现。为健全这样一种体制，必须正确理解"稳定压倒一切"。不能把稳定理解为压制群众的不满情绪和行为，不给群众以表达不同意见的机会，一定要避免出现"越是强调稳定，越生怕群众''''闹事''''，越怕听到群众''''吵声''''，群众不满情绪越强烈"的恶性循环。

3．形成网络监控机制。与会者指出，在网络、手机、短信这个信息时代，人们能够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方式、更加多元的价值观念、更加包容的思想参与传播，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应当表示支持、参与、理解。从总体上说，在网络上有些情绪的宣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意见和呼声。在今天的网络上看到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利益诉求，这是传统媒体所难以办到的。因此，应对网络发展的新趋势，一方面，必须加以正确引导和及时应对，以推动正面声音，引导中间声音，化解负面声音，形成网络的正面宣传强势和秩序的形成，一靠法制，二靠宣传，三靠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在汹涌而来的各种信息面前，必须善于独立思考，千万不可盲从，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理智地决定取舍。对那些利用网络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与会者认为，不公平则心不平，心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难稳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差别的社会。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相对的、具体的、长期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以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好、兼顾好各方而的利益关系，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完善协调利益机制、分配公平机制、竞争公平机制、社会福利机制等，化解因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冲突。

5．加强民主法制机制。与会者指出，妥善处理群体性矛盾，法制宣传必须走在前头。这类矛盾的出现，多半与群众对法制政策的一知半解有关。因此，使群众知法懂法是处理好群体性矛盾的关键。所以，在开展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任何一项工作时，一方面要扩大民主，实行民主议事、民主决策，增强决策透明度，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调节。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把法律、政策规定向群众进行反复宣传解释，努力把教育引导做在前、做上门、做到家、做到位，使群众少一点误会，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点融洽；少一点矛盾，多一些团结，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理性看待问题，理性表达诉求。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篇2

(一)国内外对风险认知的研究

“风险认知”(RiskPerception)属于心理学范畴，但是关于它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学、决策科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对风险认知的研究，心理学领域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对风险概率估计、效用估计和决策过程的经验研究(Edwards，1961)，这一时期主要是发现了一系列人们对于不确定性世界的认知心理策略(Kahneman，SI-ovic和Tversky，l982)。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Slovic等人将个体的价值观、同伴、社会等因素纳入对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近年来，国内有些专家如时勘、范红霞等，也开展了一系列有关风险认知、下岗职工再就业心理行为预测模型、证券市场股民风险认知特征的研究。时堪、范红霞、贾建民等人(2003)实证研究了我国民众对SARS信息的风险认知及心理行为。这些研究一方面为进一步分析危机事件中人的心理行为特征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为社会和政府正确快速的进行风险预警，妥善处理危机事件提供了理论指导。西方学者(Knight，1921)对风险所作出的定义是，风险可表示为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的函数：即R=F(P，C)，其中R指的是风险程度，P指事件发生的概率，c指事件发生的后果。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对风险的分析必须包括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大小这两方面。风险总是与损失相联系的，Yates和Stone(1992)亦认为风险应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损失(Loss)、损失的重大性(Significance)、不确定性(Uncertainty)。Sitkin和Pablo(1992)认为风险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和分析，即：结果的不确定性(OutcomeUncer-tainty)、结果的预期(OutcomeExpectations)、结果的可能性(OutcomePotentia1)。从国内外学者对风险的定义出发，我们认为，风险就是不幸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小和其潜在损失的大小。

(二)风险认知和风险沟通的内涵

风险认知(RiskPerception)是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的一个概念。Sitkin和Pablo(1992)将风险认知的定义为，决策者评估情境所包含的风险，包括决策者如何描述情境、对风险的可控制性和概率估计以及对估计的信心度。Slovic(1987)则认为，风险认知是人们主要依赖直觉的风险判断来估计各种有危险的事物。笔者认为，风险认知就是人们对风险特征和风险后果严重性的主观性判断，并且这种主观判断和实际的客观风险之间往往有一定的偏差。Covello(1998)认为，风险沟通是指个体或群体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的过程。Covello(2003)研究表明，良好的风险沟通能有效利用沟通渠道，理性的传达信息，满足民众特定的心理需求。也就是说，有效的风险沟通，可助于降低民众的风险认知，更有利于危机事件的管理。

(三)个体风险认知对危机管理的重要性

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前期的危机管理研究主要是对危机事件本身的特征、危机事件的识别和危机事件损失进行科学分析与定量评价，这一部分研究决定了应对危机的技术手段。后来，学者们把心理学的知识用来研究人类对风险危机事件的认知和危机事件中人的心理行为，这一部分研究主要是应对危机的非技术手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危机管理的研究，重点都是放在对危机事件的过程演化分析和原因分析、危机中的决策和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等方面，有效的危机管理同样也需要把握危机事件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特点，才能即时采取各种预警措施，防范危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因为人们对危机事件的风险认知大多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认知偏差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导致极端行为，不利于危机事件的处理。危机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我们可以定量统计，但是其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恐慌，我们很难估计，而这种给心理造成的影响，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危害更可怕，可能威胁到一个国家的政权和制度。孙玉红(2004)强调了信息沟通对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他认为少数人知道的危机不是危机，危机影响被传播开，风险被放大，社会中形成了恐慌，才是真正的危机。可见危机管理过程的管理人员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对危机的妥善处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风险认识的类型分析

(一)易得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和检验分析

多数情况下，普通民众对风险事件的评价往往是凭自己的直觉或经验来感知风险，一般不会像专业人员那样使用科学的风险评估技术进行风险评价和分析，所以普通民众的风险认知往往存在着偏差。Slovic等人(1974)研究发现，直觉性偏差在自然危机管理过程中会导致严重的决策偏差和失误，不利于危机的管理。群体性突发事件下，个体对风险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这些偏差主要包括易得性直觉偏差和代表性直觉偏差。这些偏差使得个体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有不同的表现。“易得性直觉偏差”是指人们通常参照记忆中存在的一些事例来判断一种事件出现的频次或事件发生的概率，由于受内外等因素的影响，对易得性和直觉的依赖往往会导致严重的预测偏差。相关研究文献指出，影响易得性直觉偏差的因素主要有：媒体的报道情况、个体的想象和联想能力等。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易得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个体风险认知受媒体影响较大

在群体性突发事发生时，除了部分参与者，其他民众对事件的了解大都是通过媒体报道获得的。因此媒体对突发的报道的频率和分析深度的不同，对人们主观认知的影响也不同，进而影响群众对事件的判断。无论媒体的事件信息是否准确到位，只要此类信息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介上就容易让人们误认为此信息是重要和准确的，然而事实却非如此。例如，媒体频繁报道交通事故，就会使人们主观认知上倾向于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多于糖尿病导致的死亡人数。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74)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群众的直觉判断与事实统计结果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为了避免易得性偏差，国家一定要重视对媒体的管理和相关法规的完善。

2．想象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

当人们脑海里没有对风险事件的任何记忆，往往想象这类风险事件的危险程度，从而对其产生不同的风险认知，不同的风险认知又会使个体采取不同的行为。如果这种风险活动的不利后果人们想象不到，人们可能会倾向于冒险去做。而事实上，可想象性越大并不能说明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大。Carroll(1978)、Sherman(1985)、Gregory(1982)等多位学者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笔者做了一项随机调查来证实易得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该项调查有效样本数为92，调查的内容是市民对交通事故和糖尿病两者导致的死亡率认知。其中，有60．04％的市民认为交通事故的死亡率高于糖尿病率更高，并承认对交通事故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体的报道，下列具体结果。导致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受媒体对交通事故的报道影响，市民对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的事件更为关注。当将交通事故和糖尿病两者进行比较时，市民认知中对交通事故所具有的风险要大于对糖尿病的风险，进而表现出市民会加强避免交通事故的风险，相对地对糖尿病的风险防范意识较差些。

(二)代表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和检验分析

代表性直觉偏差在前景理论中被描述为：人们通常依据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来判断一种事件或一类事件发生的概率，如事件A来自于过程B，或者过程B会产生事件A的可能性。由于相似度因素的影响，对代表性的依赖往会导致严重的认知偏差。

1．代表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

通常对风险事件描述的越具体，人们会误认为越容易发生。前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对风险事件具体细节描述的越详细，就可能越接近人们心中的预期和想象于是叭们会倾向于认为其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比如，对我国某地区因公共事业，征用群众住宅区可能会引发，如果只是一般性描述：“某市因公征用群众住宅区可能会爆发群体性对抗事件_’；另外一种增加细节的描述：“某市政府因公征用群众住宅区，只有在与群众利益补偿没有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才可能爆发群体性对抗事件”，大多数人会认为后者发生的可能性更大。通过概率理论的分析，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后者是一个联合事件，前者是一个独立事件，所以后者的概率一定不会超过前者的概率。Tversky和．Khanemann(1983)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的“结合谬论”就是这种现象。同时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代表性直觉还会导致人们承认“赌徒谬论”(gamblerfallacy)，即人们在输了多次之后，会倾向于认为下次是赢的可能性很大。

2．代表性直觉偏差的检验分析

针对代表性直觉偏差，笔者做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成都市市民，发放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2份。问卷结果表明，在对待成都市政府因公征用群众住宅区问题上，有绝大部分市民认为爆发群体性对抗事件是有条件的，即双方未达成一致。实验表明，因为b事件的发生比较符合人们心中的想象，就误以为b事件发生的概率更大，所以选b的比例是73．91％。这结果显然违反了概率的基本原则，但代表性直觉偏差在风险事件下是存在的。

(三)突发事件中个体风险认知的框架效应表现与检验分析

1．突发事件中个体风险认知的框架效应的表现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在突发事件中存在公众认知的框架效应他们认为“政府在信息的时候，从正面宣传和从负面宣传，对公众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我们不宜过多地在特殊情况下，对负性信息进行过分的强化。比如SARS期间一家报纸在当天死亡人数和出院人数的信息时，把死亡人数的字突出放得很大，把治愈人的数字做得很小，这样就强化了负性信息，效果当然不一样。因此，新闻记者也需要学习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知识。”

2．框架效应的检验为了检验框架效应的存在，我们发放问卷做了调查，调查结果分析，实验结果可见，对同一个突发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在描述突发事件时，以正面的方式描述事情，方案A确定有300人获救，也就是有了确定的收益时，人们往往采取风险规避行为，所以选A的人数较多，所占比例为56．52％。而如果从死亡的角度来描述处理事情的方案，面对风险损失时，人们又偏向于风险偏爱，所以在另一方案A中确定有400人死亡，人们又偏向于选B。可见，媒体和政府向公众告知突发事件方面的信息时，在描述时要讲究艺术性，预防引起公众过激的行为反应，这是风险沟通的重要技巧。

三、个体风险认知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变的影响

(一)个体风险认知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前后的影响

个体风险认知的高与低对突发事件的影响比较大。若事前个体风险认知较高，有利于及时预料突发事件的发生和降低突发灾害的损失。若事中或是事后个体风险认知较高，造成个体心里恐慌，使个体做出一些非理，极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理。例如，2003年国内出现的疯抢大蒜和板蓝根事件，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也基本是如此。

1．事前个体风险认知高低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变的影响

事前个体风险认知较高的话，会对较为敏感，可能会及时反馈给社区或是政府相关部门，有利于提高政府相关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警，并采取相应措施，就可能有效地减少和预防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大多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事件，其中有的是因某些相关部门漠视公众的感受、利益和要求，而国家利益与政策又会被少数部门所歪曲，导致了公众铤而走险，采取极端手段。如近年来，常因少数城建拆迁而出现的“自焚”事件，危害极其严重，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形象。

2．事中事后个体风险认知高低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变的影响

事中事后个体风险认知出现偏差或是较高，会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更加恶化，处理起来更加困难。所以事中或事后政府常通过危机预警和风险沟通机制来降低风险认知，使民心稳定、社会秩序更快恢复，让事件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如2008年6月的贵州瓮安事件，因政府相关部门不及时处理和公开事件，导致信息不对称，小道消息和谣言四起，导致了民众的心理不安和愤怒，所以就出现了群众围攻政府办公楼的事件，直接的是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间接的是政府失去了在民众中的信任，长期下去，对我们执政党的危害不堪设想。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下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外部影响因素

1．政府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

(1)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态度和行为。政府作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管理主体，其对事件的识别能力和应对能力，直接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和心理行为。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政府的反应要快速及时，在处理时，要以人为本，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让群众满意。如果处理的漂亮，就能及时就可能把危机事件化为政府在民众心中树立合法性和良好形象的一次机会。若漠视群众利益和公众的知情权，办事拖拉没有及时化解矛盾和纠葛，就会使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就会加剧个体的风险感知，就容易产生恐惧、焦虑心理，从众心理也会更加明显。

(2)个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面临危机事件时，公众和个体往往会对政府有许多期待，他们需要有人来告诉他们，危机事件的具体情况，需要获得事件的相关信息和自身是否安全等等，这时个体的风险认知与对政府的信任就存在很大关系。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公众风险认知的关系，孙玉红(2004)研究表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恐惧程度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存在反比关系，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公众的恐惧和惊慌程度就越低，事件的恐惧感会减少。

(3)领导人风格对人们风险认知的影响。政府领导人的风格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和战胜危机的信心也会产生影响。通常在人们遇到危机事件时，会产生恐惧和孤单无助，群众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领导他们，帮他们决策，告诉他们事情可以控制。所以，危机条件下，需要果断坚强、发号施令、喜欢指挥的领导风格，这样的领导风格可直接影响公众情绪，提高他们战胜危机的勇气。在危机事件下，当人们知道有人在认真负责处理此事，政府领导能与他们一起战胜危机，可降低人们心中的恐惧感。

2．媒体对个体风险感知的影响

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方式和报道频率会影响到个体的风险认知。作为信息过滤器的媒体，按照其媒体行业规则对信息进行选择和处理，公开报道某些社会事件。由于媒体的传播扩散作用，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失真和变形，使得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产生放大作用。媒体对事件的客观、正确报道，能有效降低个体的风险认知，稳定民心。相反，若媒体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过分夸大，恶意歪曲报道，容易使人心生恐慌和产生非理性的情绪。

3．群体行为对个体的影响群体效应对个体的影响比较明显，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还未形成稳定的社会价值观，人们有时思想会产生混乱，个体特别容易受他人价值观和行为的影响。由于在发生时，有很多不确定性，从众效应明显，过度依赖媒体或是其他多数人的行为，而不是依据自己个人的判断。发生时，的参与者易冲动、急躁、缺乏判断力、轻信他人等行为，同时部分人还存在人多势众、责不罚众的心理。

四、风险认知模型的构架与风险认知的防范

(一)风险认知的高低空间模型

根据Slovic等人(1987)提出的预测风险认知模型，我们建立了个体风险认知空间模型，风险事件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个体风险认知的高低。风险认知的空间分布情况，可以进一步了解和判断个体对具体风险事件的认知程度，当一个危机风险事件特征越处于图2右边和上边时，也就是个体对风险事件的未知风险和恐惧风险都很大，这个时候个体对此风险事件的风险认知越大，相反，当一个危机风险事件的特征处于图2左下方，个体风险认知越小。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下个体风险认知的概念模型

对于政府和社会来说，风险沟通，有助于降低民众对危机的风险认知。风险沟通指个体或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相互作用的过程(Covello，1988)。DouglasPowell(1996)把风险沟通的信息分成两部分，即风险事件自身的信息和降低风险采取措施的信息。我们认为，在分析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风险认知因素时，可将信息分为：(1)与群体性突发事件自身相关的信息。如突发事件造成的死亡、失踪的数量冲突的原因、警力出动情况、事件的可控性、网上的舆论情况、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情况等。(2)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信息，如政府高层参与突发事件的现场指挥、政府的态度和承诺、城市联动网络防范情况。(3)风险认识的个体自身因素，如个体对事件的熟悉性、个人的经历、个体的价值观、性格、群性效应等。同时，对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建立影响个体风险认知的概念模型。

(三)风险认知沟通的方式

在危机管理中，风险沟通对民众的风险认知以及心理状态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良好的风险沟通应该能有效利用沟通渠道，理性传达信息，满足民众特定的心理需求(Covello，2003)。根据前面影响个体风险认知的概念模型，通过控制以下几个因素，调节个体风险认知，以更利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理。

1．政府针对风险认知的预警机制

在针对风险认知所带来的群发事件中，政府若漠视群众利益和公众的知情权，就会使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就会加剧个体的风险感知，使民众容易产生恐惧、焦虑心理，从众心理也会更加明显，同情弱者和维护社会公平的心理加剧，使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理更加棘手，严重的还可能演化为社会危机。(侣因此，政府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除反应要快速及时外，还要以人为本，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让群众满意，制定好对突发事件的预警备案，努力化解纠纷与矛盾，才能及时把群发事件的危机事件转化为政府在民众心中树立合法性和良好形象的一次机会。

2．媒体针对风险认识的防范措施

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方式和报道频率会影响到个体的风险认知。通过前面个体风险认知偏差受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方式分析可见，媒体对事件的客观、准确的报道，能有效降低个体的风险认知，稳定民心。相反，如果某些媒体，特别是政府难于控制的网络媒体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过分夸大，甚至歪曲报道，往往会强化个体的非理性心态，增加了政府相关部门对事件的处理难度。因此，坚持公正、公开报道的同时，注重引导公众向正确、社会安全团结的方向倾斜来降低风险认知是媒体的社会责任。

3．影响民众自身风险认知的减弱方式

个体自身因素是最难以控制的因素(如个体的价值观、性格和个体的经历)，也是对个体风险认知影响比较重要的因素。个体自身经历和对事件的熟悉性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若政府不能有效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这类事件发生频率会增大，政府的公信力也会下降，因为多数此类事件，给个体心理留下类似“不闹不解决，闹的越大，解决的越快”的认知，这种I、S"理认知会更加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我们只能通过影响个体自身的因素来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如个体无主见，容易受群体和媒体报道的影响，我们通过引导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来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篇3

关键词：突发事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行为特点；问题；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各种思想得以汇聚碰撞，激发出了一些矛盾，引发出了各类突发事件。高校作为大学生聚集区域，思想行为方面极易受到突发事件侵扰。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保障高校校园的稳定，是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突发事件的概念及高校突发事件的形成因素

突发事件指的是在一定范围内出现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给社会及其个人带来重大影响及伤害的，需要及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处理的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具有不确定性、客观性、复杂性、紧迫性及危害性等特征，带来猝不及防的严重后果。

高校作为青年大学生聚集地，是大学生群体形成价值观的重要场所，青年大学生思想上处于热衷于表达观念看法的活跃期，受到社会突发事件的刺激，在某些波及学生群体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容易滋生高校突发事件。[1]

对高校施加的引发突发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第一，社会因素。一般指社会转型过程中，受到社会形势发展变化及人们价值取向趋向多元化的综合影响而导致的事件。

第二，学校因素。以涉及学生群体的切身利益为主，学生群体与学校管理主体形成矛盾而发生的事件。

第三，个人因素。一般是因为学生个体价值取向错误，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思想偏激，导致行为失控，造成事件的发生。

二、突发事件的类型及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

1.突发事件的分类

（1）政治性的突发事件。涉及国家国体、政体及政府的合法性。表现为国际战争、国际事务冲突、、恐怖主义、敌对势力破坏等。

（2）经济性的突发事件。在经济上发生的突然性的大幅度波动。表现为通货膨胀或紧缩、股灾、经济危机、利率变化等。

（3）社会性的突发事件。泛指给社会造成较大伤害的突发事件。表现为罢课、游行、抢劫等骚乱行为，公共卫生事件也包含于社会突发事件内。

（4）生产性的突发事件及自然灾害。这两类都是发生频率较高的两种突发事件类型。如工矿爆炸塌陷、地震、洪灾等。

2.面对突发事件时，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

青年大学生在面对政治性、社会性突发事件时，因为高度契合了学生群体的整体思想，在行为和表达上显露出了以下特点：

（1）急于表达自身政治认识和态度。一方面，大学生群体具备较广的关注面，但参与政治的愿望较为谨慎理性；另一方面，在涉及政治事件时，又促使他们急于关注社会，表达自己的意愿。如何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抒发学生的政治感慨，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难点。

（2）展现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大学生群体在价值观和价值标准上常出现分化现象，一方面展现了自身对国家、社会和集体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价值取向的自私功利性。

（3）表达方式上趋于多样。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网络得以普及，网络化的信息通道冲破了地域及身份年龄的限制，在虚拟世界中使青年学生组成了不同的团体，青年学生通过便捷虚拟的网络平台，表达宣泄自己的思想和情绪。[2]

（4）易受社会媒体的引导鼓动。因为青年大学生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归属属性，因此，社会媒体等媒介较易对群体状况进行聚焦，通过或鼓动或炒作的方式对学生群体的认知和行为施加影响。

三、突发事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影响

1.高校突发事件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

突发事件将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置于危险状态，而高校发生的突发事件则会给学校的正常教学及运转带来干扰破坏，学生群体之间缺乏安全感、信任感，诱使学生情绪不稳定。

随着高校体制改革的推进实施，不可避免在各个方面会发生利益纠纷，涉及学生群体时，碰到突发事件的发酵，便为学生盲目化的思考处理问题打开了情感宣泄渠道，从而导致了高校学生群体之间、学生与学校之间潜在矛盾的爆发。

2.高校突发事件对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契机

首先，通过反面的事件案例，侧面上为思想政治教育介入提供了入口，以突发事件为突破口，可以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知识进行补充修正，大学生也凭借自身的消化能力予以吸收理解，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素质，面对突发事件时从思想上厘清思路，在行为上冷静从容。

其次，通过突发事件背后的利益冲突，可以及时跟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分析背后利益纠结所在，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

最后，借助高校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新的方法指导，打开新思路。[3]突发事件的发生以突然性呈现，但突发事件本身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因此，需要在矛盾集聚显露阶段，对高校学生加以思想引导和政治教育，把握学生群体的心理动态和行为特点，从而做到防患于未然。

四、面向突发事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

1.对面向突发事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体制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作用停留在培养锻造社会主义建设者及接班人，轻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突发事件的预防及应对上的重要作用，简单将突发事件的处理归拢为学校的安全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这种片面的认识导致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普遍缺乏应有的危机意识，因为在教育内容中没有将突发事件进行纳入，学生接触突发事件的案例研究也相应较少。

2.思想政治教育对突发事件的针对性内容贫乏

如上所述，突发事件在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实例研究的契机，将突发事件当作一次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面实例，在对突发事件的分析处理中进行相应的知识培训。然而现阶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依然将目光局限于一般政治理论、世界观、价值观及人生观等内容上，对于突发事件发生处理机制缺乏相应的培训指导。当有突发事件发生时，学校采用常规行政手段予以干预，丧失了将突发事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机。也正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突发事件的不作为，学生与思想政治教育两者都感到在突发事件面前无从下手，十分被动。[4]

3.在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感知、处理程序上能力缺失

当代大学生群体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感知上盲目化、主观化，简单认为突发事件只是一类小概率事件，或认为自己不会遇到社会性公共突发事件，心理认知上存在思想误区。对公共区域的安全措施及危机处理程序予以漠视或模糊应对，缺乏应有的危机观念，不具备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安全意识。突发事件发生时，无法及时采取科学应对措施，出现慌乱情绪。所有的这些表现都与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忽视突发事件内容有关。

4.缺乏面向突发事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机制

突发事件的突然性和扩散性，需要相关人员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加以遏制，而高校作为输出人才的重要基地，着力培养锻造大学生的各种社会能力和心理素质，对于破坏性强烈的突发事件，更应进行有效的教育引导。建立一套科学合理而有效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势在必行。

五、面向突发事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1.补充完善突发事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1）突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在面对突发事件时，首先要始终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民族责任感、集体主义及一系列法律法规，从思想上、整体上树立学生正确的世界观、积极的人生观和准确的价值观。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在整体认知判断上做到思想正确，领会突发事件背后的时代特征。除此之外，还应参照突发事件的特点，对各种信息进行整合利用，填充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2）转变教育模式，注重教育培训。教育模式要从单一课堂化加以转变，增加实际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亲自体验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处理程序，在实际演练中获取经验，提高处理能力。注重定期进行内容多样的培训学习，将生命教育及应急知识教育提到突发事件学习培训的首要位置，对突发事件的避险程序和后续处理机制要着重强调，通过培训永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用。

（3）充分利用网络，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随着信息化进步，一些网络软件都应补充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中去，通过新的媒介传播形式，拓宽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实现新型教育模式的转变。

2.成立一支素质过硬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1）专业化与全员化的统一。面向突发事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走专业化和全员化统一的教育路线。一方面，学校的党政干部、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等团队要发挥主干作用；另一方面，要将全体教职工集体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里。对这两部分队伍人员开展定期培训。

（2）成立心理疏导队伍。一方面，通过开展各种心理教育，强化学生心理素质，提高学生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力；另一方面，对已受突发事件冲击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消除心理阴影及焦躁感。

大学生在思想行为上处于活跃期，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容易走向极端，因此，要注重加强面向突发事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随着时代变化，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内容、队伍进行丰富，借助信息化手段，更好更有效地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王凤臣，李忠祥，冯瑶瑶.突发事件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策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3（14）：188―189.

[2]张瑜，向波涛.如何运用校园网络在突发事件中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12）：39―43.

[3]王春华.试论突发事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J].铜仁学院学报，2009，11（03）：20―22.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篇4

>>高校突发事件的特点及应急处理研究思政教育角度研究高校突发事件的特点及处理高校突发事件的诱因及对策分析网络背景下高校突发事件的演变及应对策略高校突发事件特点、成因及应对措施之研究北京市1646例突发事件患者的特点分析及现场分流处理关于我国转型时期突发事件的特点及成因分析突发事件财务保障的特点高校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研究突发事件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研究民办高校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研究高校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分析高校突发事件群体沟通障碍分析及沟通机制的构建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分析高校学生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机制的缺陷及对策研究辅导员在高校突发事件预防及处理中的角色研究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高校突发事件处置对策研究应对高校突发事件能力研究基于案例分析的高校突发事件处理策略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参考文献

[1]王绍光，胡鞍钢，丁兀竹.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J].战略与管理，2002.

[2]张燕.论突发事件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4.

[3]李纪中.政治危机管理[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15.

[4]郭强.中国突发事件报告[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5]杨新起.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策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06（5）：19.

[6]王鸿.高校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思想政治教育[J].教育探索，2011（5）：129-132.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篇5

关键词高校；突发事件；应对措施

高校是一个既同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又有别于社会的特殊人群聚集地，具有青年学生多、公共集聚场所多、文化交流多、重点部位多的特点，容易引发突发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牵动着社会神经。新形势下，分析高校突发事件特点、成因、研究应对与处置突发事件，已成为高校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课题。

1高校突发事件的定义及种类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1］高校突发事件，顾名思义是发生在高校校园内的事件。高校学生突发事件是指由于自然的、人为的或社会政治等原因，在短时间内不以高校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在高校内部忽然发生的，危及大学生身心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并对学校教学、工作、生活秩序乃至社会安全稳定造成重大影响、冲击或危害的个体或。［2］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并结合高校突发事件的特点，突发事件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第一，政治类突发事件，包括由于高校自身的管理缺陷而引发的学生对抗性过激行为，如罢课、闹事、破坏公物，或非法集会、群体性作弊事件等大规模的群体性活动。第二，自然和人为型的突发事件，包括水灾、地表下沉、台风、高温、地震等自然灾害引起的突发事件以及人为火灾等。第三，治安类突发事件，比如交通事故、盗窃、爆炸、防火、恐怖袭击等。第四，卫生性灾害事件，包括传染性疫情、食物中毒事件等。

2高校突发事件的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剧，高校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校各类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并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其特点：第一，发生的突然性。任何事件的产生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大学生突发事件同样也是如此。与其他事件产生相比，大学生突发事件产生过程较为短猝、质变的拐点不易把握、产生的起始时间不易觉察和控制、发生发展的方向难以预测、影响深度和广度不易评估。第二，主体的活跃性。大学生突发事件中部分事件直接是由大学生自身的言行所造成的。大学生年轻活跃，富有朝气，易于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理解能力强，对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他们关注社会发展，对非常规事物有天然的敏感好奇心理，但抗挫折和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由于人生阅历不足，社会磨练欠缺，历史感和责任感模糊，加之社会急剧变化。大学生易患得患失，不能正确处理好学习、生活及工作的关系，不能有效化解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从而引发突发事件。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就会立刻引起他们的关注，在加上现代快捷方便的通讯方式，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很容易导致事件的恶化。［3］第三，后果的严重性。大学生突发事件常伴有学生的死伤或致残，如学生自杀、被杀、被伤、意外死亡、意外受伤等。例如2002年的一天，南方某高校一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时，突然感觉身体不适，随后瘫倒在地、昏迷不醒。在场的老师立即施以人工呼吸，通知医务室老师前来抢救，并打110电话报警，但在送医途中该学生就停止了呼吸，整个过程不到30分钟。大学生突发事件事发突然，使人措手不及，给大学生带来极大的心理、生理创伤，给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大学生突发事件往往扰乱学校教学、科研和其他方面的正常秩序，给学校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并造成师生思想的混乱和心理的恐慌。

第四，影响的广泛性。大学生突发事件是负面事件。常言说得好："好事不出们，坏事传千里。"现代社会资讯发达，一旦发生大学生突发事件，其消息会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报纸和口头等传播到千家万户，形成广泛且恶劣的社会影响。不仅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也会给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还有可能成为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导火索"，甚至会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共计我国的"政治武器"，有些群体性突发事件，参与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上千人，一闹就是几天甚至更长时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危害性非常大。

3高校突发事件的成因

3.1学校因素

第一，人数因素。随着高考扩招，学生人数成倍的增长，而学校的各类软硬件设施却发展缓慢，不能满足学生的基本要求，同时人数的增加也给学生管理工作带了很大的难度。特别是现在很多高校采用多校区办学模式，此举必然给管理带来不便，必然降低管理效率。第二，教师因素。现在很多高校只重视生源的招生，而忽视教师的配备，或者说教师的配备赶不上生源的增长。而且配备的教师多少刚从院校毕业的本科生或者硕士生，他们缺少与学生交流沟通的方法。再加上多校区的办公模式，老师奔波于各个校区之间，而且还有各种教学活动和社会事务，必然没有时间与学生多交流，一般是课上匆匆见个面，课下很难谋一见。第三，管理模式因素。多校区的管理模式还处于摸索阶段，各种规章制度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发现弊端。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篇6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群体性突发事件往往具有参与主体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突然性、事件原因的复杂性等特征，一旦处理不好，将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微博、BBS、QQ、博客等为主体构建的“民间舆论场”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如何正确引导和调控网络舆情，掌握正确处理突发性的策略和方法，应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拟以2013年1月百余名四川籍农民工向河北省遵化市职教中心建设项目讨薪遭遇“拦路虎”一事引发的公众舆论为样本，分析群体性突发事件舆情演变阶段，总结政府部门应对原则及策略。

事件概述及舆论周期演变分析

河北省遵化市职教中心建设项目承建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长达6年不予支付，临近春节，百余名四川籍农民工为讨薪在遵化市政府门口下跪，市政府置之不理。这一事件最先在2013年1月6日由网友“巴蜀妹子”到“四川在线”论坛上并引起网民关注。2013年1月13日，腾讯新闻转载了《百余农民工在河北遵化市政府门口下跪讨薪》（以下简称欠薪事件）的配图新闻。2013年1月22日，央视《东方时空》对欠薪事件中所涉该市劳动监察大队个别工作人员接访态度粗暴问题曝光，导致这一事件在短短10天内迅速发酵成舆论的焦点。

目前对突发事件演化机制的已有研究主要分为阶段型、扩散型、因果型、情景型等研究类型。阶段型演化机理的研究主要遵循事件序列和特定生命周期来对突发事件进行阶段型划分并研究。[1]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阶段型演变机理为依据，根据群体性突发事件从其生成到消解的一般过程中，以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化周期中各个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及代表舆情发展变化的标志性事件为节点进行划分，将危机舆情演变的整个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危机潜伏期、舆情爆发期、舆情蔓延期、舆情恢复期以及舆情反馈期。

第一阶段――危机潜伏期。危机潜伏期是危机爆发前风险和危机的积累期，有较强的隐蔽性，不易被人察觉，长期积累易形成引发危机的诱因。欠薪事件的危机潜伏期应从6年前河北省遵化市职教中心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起，直到1月6日“四川在线”论坛出现第一条网络舆情监督帖子之前。欠薪事件的本质属于劳资纠纷，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内部矛盾。欠薪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百余人的群体利益受到侵害，地方政府对此事的处理在长达6年中没有结果，这些因素共同成为引发危机爆发的定时炸弹。从行为心理学的创始人约翰・沃森（JohnB.Watson）建立的“刺激―反应”原理角度分析，群体利益受到侵害形成刺激，刺激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危机，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便是刺激所形成的反应。

第二阶段――舆情爆发期。舆情爆发期的主要特征是危机突然发生，时间短暂，因往往包含一件能够引发公众舆论或公众普遍关注的事件，该阶段的破坏力非常大。在新媒体时代，一个议题在网络上出现并引发网民关注，其议题本身的性质起到了关键作用。崔蕴芳在《网络舆论形成机制研究》一书中指出，事实性议题因只涉及客观事实的陈述及发展进程不涉及价值判断，不具备形成网络舆论的条件；而触及各类社会矛盾以及涉及公平、公正价值判断的议题更能引发网民的意见表达。1月6日，网友“巴蜀妹子”的有关此事的第一条帖子中，除叙述四川籍农民工在河北省遵化市遭遇工资被拖欠，农民工多方维权无果的情况外，还贴出几张照片，成为引发舆论的直接引爆点。欠薪事件反映的恰恰是对由社会个别部门的不公平、不公正引发社会内部矛盾的问题，属于对公平、公正价值判断的议题，网民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对弱者民利和自身利益的维护意识及公平、公正的价值诉求，形成网民关注的舆论话题，这恰恰验证了上述所提到议题性质决定舆论焦点的观点。欠薪帖子在短时间内被腾迅微博等媒体纷纷转载，并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一爆发阶段，网民在传者与受者角色的不断转换中积极参与舆论，并通过几何式转发、快速跟帖、实时更新、实时互动、及时反馈等因素推动网络舆论集中爆发。

第三阶段――舆情蔓延期。舆情蔓延期，是舆情演变五个阶段中持续时间较长的阶段。舆情蔓延期的特征主要集中为两个方面：一、网络媒体舆情十分活跃，网络意见经过社群意见的充分碰撞，在网络空间得到最大化扩散，成为众多网民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观点表达最集中的阶段。网民通过浏览论坛帖子、及时跟帖、发表博文等手段推动网络舆论形成。二、传统媒体在这一时期适时跟进，与网络媒体形成舆情合力，使事件舆情进一步升级。

1月22日央视CCTV-13《东方时空》栏目对欠薪事件进行了报道：《聚焦农民工讨薪：监察部门――我们管不了》《讨薪路上》《讨薪路上的“拦路虎”》等，将农民工讨薪之艰辛、相关部门领导的推诿态度进行曝光，该视频被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并以几何式的增长方式进行传播，这一标志性事件促使危机再次升级，网络舆情由爆发期上升为蔓延期。根据腾讯微博数据统计，网民对于讨薪事件的关注起点是从1月19日开始，而在23日达到高峰。视频中的画面，让网民目睹了老何的悲惨遭遇，许多网民对老何的同情心理在这一时间得到扩散和集聚，贵州交通广播、《成都日报》、《央视新闻周刊》杂志、《齐鲁晚报》等全国上百家传统媒体的纷纷加入，使原本网络媒体的草根声音回归到了主流强势声音。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进行最大规模的意见融合和分化，网络舆情经历由个人意见―群体意见―意见领袖筛选分化形成各种领袖意见的过程，舆论的强度再次升级。

与此同时，舆情蔓延期存在引发次生、衍生事件的可能性，但演化的动力还是来源于主要的突发事件所引发的危机。[1]比如在2010年日本发生9.0级特大地震时，原本属于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而地震引发的核辐射灾难则属于次生灾害，这给日本国民以及周边国家带来的恐慌一点都不亚于地震本身。在社会安全类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由于事件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而导致矛盾加剧；或由于利益诉求导致更多人的参与支持，使事态扩大等情况都属于舆情的蔓延。

第四阶段――舆情恢复期。舆情恢复期是指伴随着事件的最终解决或阶段性解决，危机舆情得到相对控制，网民的舆情热度回落，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置，事态由大变小、由强变弱，不再升级扩大，人民的心理也逐渐平复或得到安抚。

央视曝光欠薪事件当晚，唐山市连夜召开会议，要求遵化市委、市政府立即核实欠发工资，确保尽快将欠薪直接足额发放到农民工手中。同时，依法对涉事劳动监察执法人员立即免职。据中新网唐山1月24日报道，遵化市职教中心建设项目承建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经解决，690万元工资于23日已全部到位。由该市纪检监察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正在对市劳动监察大队个别工作人员接访态度粗暴问题进行彻查，舆情伴随着问题的基本解决也得到了回落。

在网络舆情达到最高点的随后几天里，舆情仍在蔓延，只是跟帖数量表现出减少趋势。腾讯微博1月24日的信息是2300条，25日是2500条，26日是3200条。而到了27日舆情热度大幅回落，微博数量是626条，28日降到117条。从以上数据分析得出，舆情恢复期的舆情特征为，跟事件相关的帖子回复数量呈明显下降，点击率、浏览率、转载率都有所下降。整个帖子在网络论坛中的地位也随着网民关注度的降低而下降，直到被新的更热门的帖子所代替，网民的眼球也逐渐被新的话题所吸引，形成新的关注资源，原来针对某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会逐渐冷却，并最终消失。与此同时，与该事件相类似、相关的新的变异现象也不再出现，这些特征共同出现才意味着舆情恢复期的真正到来。

第五阶段――舆情反馈期。传播学中的“反馈”概念，指的是“接受者对接收到的讯息的反应或回应，也是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作用”[2]。反馈是体现社会传播双向性和互动性的重要机制，在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舆情反馈期是舆情事件经媒体的传播到达事件相关部门呈现的一种回应，以及作为受传者身份的广大网民对这一舆情的反作用。欠薪事件得到基本解决，网络舆情得以基本回落，但该事件引发的社会影响依然居高不下。1月2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北京召开新闻会，就“遵化欠薪”一事答记者问，重点传达了中央政府对于保证农民工基本利益的态度和决心。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新闻回述：“四川籍农民工工资在河北遵化工地拖欠了6年，经过中央电视台3天报道后，政府立即拍板说解决，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刻思考。”

政府应对新媒体舆情的合理性分析

该事件的处理，体现了我国网络媒体、政府和公众在危机爆发各个阶段的互动。此事件在舆情爆发后，由于相关部门的及时处理，事态终于得到了控制。危机的解除和政府合理的舆情引导策略有直接的关系。外交部新闻司参赞邹建华所著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政府媒体危机公关案例回放与点评》一书中提出，政府媒体危机公共应对的七大基础原则，即第一时间原则、公开透明原则、第三方原则、坦诚原则、情感原则、口径一致原则以及留有余地原则。我们参照这些原则对地方政府应对此次欠薪事件过程中的合理行为进行点评和分析。

符合第一时间原则。“第一时间”指的是突发性的处理要突出一个“快”字。在“人们对突发事件的认识处于空白的时刻”，就要迅速反应，以最快的速度告诉民众真实的情况，以杜绝谣言的出现和传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时间”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规定。欠薪事件在央视曝光后，相关部门当晚就组织召开会议，商议事件的处理方案，并通过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积极信息，符合第一时间原则。引导舆情在蔓延期得以控制，没有引发和激发更大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这也算是政府合理应对危机事件的典范。

符合公开透明原则。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人们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传播手段的快捷化以及网络传媒的即时性等特征共同作用，致使危机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及主流媒体有时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有网友通过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对外了信息，成为媒体和公众了解灾情的重要信息源。[3]欠薪事件在处理过程中，政府等相关部门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没有采取硬性的封锁消息，实施捂、盖、压的手段应对新媒体舆情，而是积极回应网络舆情，解决问题，并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及时处理的进度和措施，做到了信息渠道的畅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或降低百姓对政府部门的不满情绪，取得百姓的信任。

符合坦诚原则。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提出了著名的“3T”理论，即提供真实情况、提供全部情况、尽快提供情况。通俗地讲，危机事件处理最重要的原则是让大众在第一时间尽可能地了解事实的全部真实情况。他还认为坦诚的态度是化解危机最好的策略。坦诚包括“三诚”：诚意、诚恳和诚实。诚意，即要及时向公众说明情况，对自己的过失要勇于承担责任并致以歉意，以博得同情和理解。诚恳，即不回避、不遮掩、不隐瞒问题和错误，特别是能够用胆量去面对、回应负面事件和谣言。诚实，即不说谎。问题解决情况如何，处理结果怎样，都不应该向公众隐瞒事实真相。[3]欠薪事件中，在相关部门查清事件实情后，做到了第一时间向公众说明情况，并且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及错误，积极回应央视负面报道。处理问题之快，解决问题之彻底，足见政府等相关部门的重视，也体现了坦诚的态度。

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行为缺失分析

从以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媒体实践中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在处理和解决突发事件时已积累了相关经验，但仍存在一些常见行为缺失问题，结合本案例分析具体表现为三点：

舆情预警不利，诱因事件引发舆情。任何矛盾的爆发都是存在诱因的，从危机潜伏期出发，当引发社会内部矛盾的诱因事件积压程度不深、事件的恶劣及热议程度不够时，即不会形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刺激。本案例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长达6年不还，时间之长，数额之大，涉及人数之多，也算得上积压程度相对较深的事件，因此，存在引爆舆情事件发生的风险。而互联网作为公众自由表达意见的平台，能够迅速有效地收集和分析民意，平民记者、论坛、微博等能够从更人性化的视角发出多种声音，汇集大众的意见，诱发网络舆情。倘若有关部门提早关注舆情预警信息，实施有效的矛盾解决方案及舆论引导措施，那么事态可能会在爆发期就得到平息，甚至根本不会扩散。从欠薪事件中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忽视了前期网络舆情预警，并缺乏相应的引导措施和对所反映问题的重视及积极解决的态度，正是该危机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

政绩观与理性对待的矛盾。传统的政绩观以政绩和稳定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在面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持有一种保住乌纱帽、怕给地方抹黑的心理，对突发性采取一种本能的回避态度。这不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只能激化矛盾，诱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欠薪事件中，“四川籍农民工在气温零下几摄氏度还长跪在遵化市政府大楼前，市政府视若无睹”的帖子和照片已经在“四川在线”论坛中出现并被网友纷纷关注和转载，面对这一情况，河北省遵化市相关部门并未对此引起重视和有效监控，更没有形成有效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处理方式才导致了危机事件的发生。事态在网络舆情的促使下不断发酵升级，相关部门迫于媒体及公众的压力被动做出相关处理，以安抚群众，平息事态。即便事情得到迅速及时的解决，在一段时期内也会形成舆情，对政府公信力造成影响。

过度依赖传统媒体与忽视网络民意的对立。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对传统主流媒体有着过度的依赖性，尤其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时，主流新闻媒体与政府的观点、立场要保持一致。某种程度上，领导的个人观念、态度和处置方式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影响重大，加之传统媒体严格的把关制度等因素，使群体性突发事件报道成为传统媒体不愿意触碰的敏感区。而在信息高速传播的新媒体时代，一个的出现可以很快引发下一个甚至一系列的产生，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危害，甚至会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网络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海量性等特征，使其在面对危机事件时，能够将零碎的言论最终通过网络论坛、微博、微信等便捷途径得到实时扩散，不仅能与传统媒体发挥同等重要的报道、监督作用，甚至在某些事件中还能发挥出超越传统媒体的更为强大、独特的作用。对网民舆论和网民意见的忽视只能使地方政府处于舆情监控的被动地位。

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策略分析

预警――重视新媒体舆情，做好社会预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说：“新闻有个‘先入为主’的特点，一旦事情公布出去，传播速度就会很快，就算马上进行纠正，一般来说效果也不会太明显。因为纠正的速度跟不上首先传播出去的速度。”因此，避免或降低政府舆情危机根本的办法是要从源头上切断引爆源，即预警社会矛盾，及时捕捉具有危机风险的事件，在没有发生危机时及早解决。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增强自身的危机意识，积极建立预警机制，建立完善的信息监测、搜集与分析等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实时掌握来自系统内部、外部的消息和变化，实施积极的舆论引导策略，争取将突发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面对危机舆情，政府部门需要积极拓宽信息渠道，推动网络问政，拓宽舆情监控端口，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等多种传播渠道，加强与网民的互动，实现信息渠道的畅通。利用召开新闻会、记者招待会等多种途径，进行权威，疏通利益诉求渠道，及时澄清虚假或不实信息，督促相关部门解决实际问题。

分析――搜集并分析舆情信息，引导舆情。突发事件，也往往被称之为“危机”。在危机爆发阶段，政府部门应利用信息监测、搜集与分析系统，做好舆情分析工作，掌握舆情动态，有针对性地制订舆情应对方案，引导舆论方向。当然，通过设置舆论议程，加大在热门网络社区等的引导力度，鼓励网络媒体及用户发表意见，变阻塞舆情为疏导舆情也是一项重要的措施。网民对突发性有着极大的关注度，其中也不乏理性的分析和建设性的意见，如果能够充分地吸纳和迎合群众的合理性需要去处理问题，必然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能为重塑政府形象和挽回公信力赢得机会。

处理――变硬性为柔性，变管控为规制。在网络传播时代，政府面对突发性时，不能再仅仅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管控信息，规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减少政府直接强制命令，实行柔性管理是一条可行之路。柔性指的是温和、安抚地解决问题[4]。有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还习惯于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公众的舆情诉求，采取迟报、谎报、漏报、瞒报信息，关网站、停网吧、删网帖等惯用的硬性管制，政府对待网络公共事件的封杀、掩盖甚至是暴力封杀以及一味辟谣和否认事实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其结果只会激发网民将各种意见及不满情绪发泄在网络平台上，并充分碰撞，互相叠加，引发舆论危机，对政府形成更大的舆论压力。

此外，当前不少地方政绩观与公众心目中的期望水平总体上仍存在较大反差，特别是教育、医疗、就业、司法公正、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短缺，这就需要政府部门从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根据社会和市场需求，通过政策法规、经济手段和技术监督等方式进行间接规制[5]，保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上降低矛盾的级别，从而从根本上降低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几率。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演化周期是一个循环的生命周期，应对舆情时需要根据危机在不同的时期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努力做到第一时间消息，杜绝网络谣言的泛滥；以公开透明的态度，主动占领网络主流话题；坦诚对待群众，不封锁公众视听；充分发挥网络的传播优势，强化危机传播效果，有效引导和控制网络舆论，保障社会稳定，同时，加强与传统媒体的互动配合，形成社会舆论的合力等，这些措施都可以有效降低群体性突发事件舆情的蔓延。

[本文为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群体性突发事件新媒体舆情演变机制及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SZ12702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郭倩倩.突发事件的演化周期及舆论变化[J].新闻与写作，2012（7）.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

[3]邹建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政府媒体危机公关案例回放与点评[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

[4]李韦.网络舆情中的政府回应策略分析[J].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9）.

[5]宫承波，李珊珊，田园.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分析与应对的比较视野[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