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业背景分析(6篇)
时间：2026-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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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1.5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4-25
作者简介：文学（1977-），男，湖南益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郝君富（1978-），女，辽宁东港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学。
一、引言
近年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PoliticalConnections）与公司财务学的交叉研究已成为公司金融领域的一大热点研究问题。“政治关联”，通常用于表征的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大量研究文献表明政治关联将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机会、市场准入、财务危机救助、税收待遇等方面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公司价值带来重要影响。Jayachandran（2006）、Goldman等（2009）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市场经济和法律体系都非常健全的美国，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行为和经营绩效的影响也非常重要[1-2]。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阶段，不完善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经济制度使我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更紧密和复杂。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俞鸿琳（2006）等指出，公司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治理的衍生物，在我国，政府行为几乎影响到包括董事会、股权制衡、激励机制、控制权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在内的所有公司治理机制有效作用的发挥[3]。由于我国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特定的制度背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也将构成影响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因而，对政治关联和公司治理展开系统的交叉研究已成为两大热点领域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客观要求。
本文选取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董事会要素，试图研究政治关联是否会对董事会这一重要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带来显著影响。基于当前“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这一地方控股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外在治理环境背景，提出“制度背景——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的这一分析框架，主要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公司治理机制，即董事会结构的有效性是否有显著影响。基于以往研究，本文在实证研究中，（1）进一步改进了政治关联指标的量化度量，以进一步提升实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并将企业的政治关联进一步细分为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与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2）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是影响董事会治理效率的重要方面，基于制度分析和研究假设，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影响，以期进一步丰富董事会结构及董事会内部治理机制问题的研究。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和行政性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对地方经济的管理权并逐步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在GDP至上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各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锦标赛”。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在地方财政支出压力进一步增大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加强对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和掠夺使企业的经营行为服务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官员的政绩目标。
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仍呈现出国有控股和“一股独大”的普遍特征。“一股独大”原本有利于调动大股东加强对经理人的监督，降低成本，但国有股委托人又存在“所有者虚置”问题，因而导致了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时具有“政府干预”与“内部人控制”的双重特征[4]。特别是我国地方国有企业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全民所有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多层委托关系，地方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第三级委托人，其在委托企业的人时，为便于将社会性目标内化到企业，更倾向于任命现任政府官员或具有政府从业经历的人员担任公司管理层，以使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政治关联关系，这自然导致与政府关联紧密的人更可能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成为真正控制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内部人”，形成企业管理层与政府之间紧密关系的利益脐带，“内部人”也越有能力依托地方政府的支持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控制的董事会结构，如在董事会中引入更多的政府官员背景董事。根据Fan、Wong和Zhang（2007）[5]的研究，如果董事会中引入太多的政府官员，虽然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但欠缺职业经理人的管理能力，董事会的专业性不强，从而会导致较差的公司治理水平，无助于甚至会损害公司业绩的改善，即政治关联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将越不合理，董事会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和咨询职能，甚至将纵容与政府存在紧密关联关系的“内部人”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合谋”，为更好地满足双方各自的利益目标服务，造成对国有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侵害。因而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将通过弱化公司董事会人文结构的专业性，制约董事会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降低董事会这一最重要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
因而，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如下基本研究假设：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越不合理，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董事会内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效率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10年我国A股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基本研究样本①，同时采取以下筛选程序：剔除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样本；剔除2006年及以后上市的公司样本；剔除金融类公司样本；剔除政治关联信息、财务数据缺失或出现异常值的公司样本，最终观测值样本为1916个。公司CEO、董事长及其他董事会成员的个人简历及行政级别资料主要根据WIND数据库中的“公司深度背景资料”进行整理获得，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主要变量指标的度量
1.自变量。本文将“公司CEO、董事长或董事会成员现在（或曾经）在国家各级行政系统任职”视为存在“政治关联”②。为更准确揭示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不同政治关联强度的影响，本文借鉴王庆文、吴世农（2008）对政治关联的度量，对每家样本公司按年构建政治关联综合评分。首先，对公司CEO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行政级别进行赋分③[6]。赋分标准设置为“无任何从政经历为0分，具有行政部门工作经历但为副科级以下为1分，副科级为2分，正科级为3分，副处级为4分，正处级为5分，依此类推”。而后将公司所有政治关联个人的行政级别得分进行简单加总，计算得到每家公司各年的政治关联综合评分（PC）。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细化考查不同来源的政治关联对董事会结构的影响，对政治关联评分做如下进一步的细分，见表1。
除此之外，借鉴Fan等（2007）的研究，本部分选取以下可能影响公司董事会人文结构的变量作为模型控制变量，见表2。
2.因变量。国内外学者以往对董事会结构治理效率的研究，集中于董事会的规模结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这三个重要方面的治理效率，但尚未得到一致性的结论。本文认为，还应关注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研究。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主要体现为董事会成员的年龄、性别、学历、专业背景、管理经验等。董事会成员的人文结构特征可能决定董事会成员所具有的专业素质及能力，而董事会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正是董事会监督、评价职能有效履行的基础，对董事会的治理效率有重要影响[7]，同时还将对董事会的顾问、咨询职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Bhagat和Black（1999）甚至认为董事具备专业知识与经验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独立性更为重要[8]。而且，政治关联对董事会结构及治理效率的影响，可能正是主要通过对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的影响实现的。因而，本文将因变量设定为反映董事专业能力背景的董事会“人文结构”特征，具体选取了包括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具有财务背景、法律背景、科研背景、技术背景、国际背景、企业高管经历背景的董事人数及具有上述六种专业背景的董事的总人次数等主要相关指标，见表3。
3.模型设立。本文设置模型（1）和模型（2）对基本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④，采用泊松回归法。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度量董事会人文结构的主要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除给出全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外，本文还分别给出政治关联组（PC>0）和非政治关联组（PC=0）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通过对上述政治关联组样本和非政治关联组样本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的比较可发现，政治关联组企业样本，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为3.432551年，低于非政治关联组的3.507818年。政治关联组企业样本中，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平均总人次数为11.55618人次，低于非政治关联组的11.89005人次，其中，政治关联组样本企业具有财务背景、法律背景、国际背景董事平均总人次数高于非政治关联组样本，而具有科研背景、技术背景、管理背景的董事的平均总人次数低于非政治关联组样本。
2.样本公司政治关联水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主要源于与地方政府和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
3.其它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6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非政治关联公司样本的ROA经营业绩指标的均值为0.410497，略高于关联组公司样本的0.0405901，即非政治关联公司的整体公司业绩水平高于政治关联组公司；非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的负债水均值也整体上高于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除此之外，政治关联组样本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资产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市时间各变量的均值整体上略高于非政治关联组公司。
（二）实证检验结果
1.以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Education）和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SpecialistB）作为因变量的泊松回归结果（见表7）。
表7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Education）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从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SpecialistB）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具有专业背景董事的总人次数不存在显著影响。
上述实证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企业的“内部人”越可能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控制的董事会结构，导致公司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更低，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越欠缺，董事会的专业性更差，无法充分发挥董事会应有的监督、决策和咨询的职能。进一步，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主要体现为独立董事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而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越欠缺则主要体现为是内部董事的专业经历背景的欠缺，即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越可能形成内部董事缺乏专业管理经验背景、独立董事平均教育水平较低缺乏监督能力的董事会人文结构，致使董事会的专业性更差，将无法发挥董事会对经理人应有的监督作用，助长了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弱化了公司治理的效率。
此外，从模型其它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总资产报酬率、上市年指标等控制变量与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规模和公司资产负债率对董事会的平均教育水平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控制变量对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上市年指标等控制变量对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专业经历背景则不存在显著影响。
2.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所拥有的具有财务、法律等六大专业背景董事人数影响的泊松回归结果（见表8至表10）。
（1）表8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结构中具有财务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结构中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显著负面影响，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或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董事会中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董事的人数越少。
（2）表9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源于企业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中具有科研背景董事的人次数（Research）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从董事的专业技术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技术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技术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则具有显著正面影响。
（3）表10表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国际背景董事的人次数（International）具有负面显著影响，而这一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中具有国际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从董事所具有的高管经历背景来看，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高管经历背景董事的人次数（ManagementB）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董事会中具有高管经历背景董事的人次数具有显著正面影响。
综合上述实证回归结果，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的人文结构具有显著负面影响，政治关联水平越强的地方控股国有企业，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同时从衡量董事会成员专业背景的六大具体指标来看，要重点关注（1）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法律背景、科研背景和国际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2）企业内部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技术背景、国际背景和管理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3）企业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成员的法律背景和科研背景的显著负面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实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在上文实证回归模型检验的基础上，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敏感性测试：对于“政治关联”的界定既包括公司CEO、董事长的政治关联，也包括其他董事的政治关联。考虑到公司的关键高管人员（即CEO和董事长）在公司决策中的作用将更为重要，因而在本部分稳健性检验过程中，仅将政治关联界定为关键高管人员的政治关联，并计算关键高管人员的政治关联水平及对前文模型重新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前文在政治关联评分的构建过程中，对公司CEO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行政级别进行赋值时，赋值的级距统一设定为1，而实际上CEO和董事会成员从政经历的经济影响程度可能与按统一的级距对其行政级别赋分后简单相加的得分并不一致，特别是当公司高管曾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从政经历时，其政治关联的经济影响很可能大于按级距1赋值的行政级别评分的影响。因而，为验证实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这里改用公司CEO或董事个人政治关联评分的平方和作为整个公司政治关联水平的度量进行相关实证检验。上述检验结果与前文结论无本质区别。
五、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的外在治理环境，即地方政府干预背景，以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政治关联变量引入董事会结构的研究，通过建立“制度背景——政治关联——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效率”的基本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人文结构及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董事会的人文结构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即政治关联水平越强，则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董事会的专业性越差，董事会的人文结构越不合理，董事会内部治理监督机制作用及治理效率越低下。可见，政治关联可通过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人文结构特征弱化公司治理的效率。
注释：
①2006年我国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国有股份解禁后能够在二级市场上流通，与中小流通股东在追求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方面更可能趋于一致，这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可能产生相应的影响。同时，我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因而，为尽可能剔除股权分置和会计准则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可能影响，本文选取了2007年至2010年四年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
②以往文献中，很多学者对政治关联指标的度量，将CEO及董事会成员具有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也包括在内。本文考虑到多数企业高管是因所在企业经营业绩好、社会影响力大而当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而不是相反，因而如果将CEO或董事会成员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包括在政治关联指标的度量内进行研究，可能使回归分析产生较为严重的变量内生性问题，因而本文并未将其包括在内。
③考虑到政治关联影响的滞后性，本文按照年初时公司CEO、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当时或曾经在国家行政系统任职时的最高行政级别对其进行政治关联赋分。
④因本文将同时用前述八个因变量对模型进行检验，因而在下面的回归模型中统一用Dep代表因变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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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庆文，吴世农.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的研究[C].中国第七届实证会计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2008.
文章以高阶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中国各省级领导团队人口背景特征的实证研究，探究其与政府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研究，本文发现：中国各省级政府绩效成员的专业背景以及任期对政府绩效水平显著相关。而性别、学历、年龄以及工作经历与政府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
【关键词】
人口背景特征；政府绩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0引言
政府领导作为一个组织的领航者、组织政策的决断者和组织行为的推动者，对政府绩效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楚德江，2008）。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政府领导的认知以及其价值观决定了政府行为的方向，政府领导的背景决定了政府的资源等。政府领导的学历水平越高，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越强，其相应的高学历关系网越大，所获得的意见和资源就越多，由此所考虑的问题越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越多。不同的备选方案，使得政府领导能作出更好的政策方针，好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是政府绩效的提高。因此，吴建南和马亮（2009）提出，官员的个人特征和政治背景等将是未来学术界的研究方向。
对于政府领导者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研究个体绩效和特征等对晋升的影响（薄智跃，1996）；二是以绩效作为因变量，考察个体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Sigelman&Roland，1981）。但实际上官员晋升，是基于晋升者预期能带来好的绩效，而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鲜有报道。因此，文章以高阶理论为基础，通过实证研究，探究各省领导人口背景特征对政府绩效的影响程度。
1相关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高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高层管理人员会对其所面临的情景和选择做出高度个性化的诠释，并以此为基础采取行动，即高层管理人员在行动中注入了大量自身所具有的经验、性格、价值观等特征。从文献的调查来看，学术界对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与企业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等研究中普遍以高阶理论作为依据，其基本观点之一是：高层管理者的人口背景特征可以有效地解释企业管理结果。Hambrick和Mason（1984）认为，要研究企业家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就必须使用人口学中的相关指标，如年龄、组织任期、职业背景、教育、性别、种族等等。因为人的认知基础都是从他的经验中演化而来的，所获得的认知基础是共享的前提，因此人口学特征是测量人口背景特征的最佳指示器。中国各省级领导犹如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和管理着各省的经济、社会、政治等。
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来看，通常把管理者的年龄（James，2005）、性别（Adams，2009）、学历（Wally&Baum，1994）、专业（Barker&Muller，2002）、任期（Hambrick，1991）、职业经历（Bantel&Jackson，1989）等作为背景特征的观测指标。针对此类问题，西方学者（Finkelsetin&Hambrick，1997）认为企业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能背景和任职时间是最能影响高管的知识基础、认知导向和价值观；陈传明等（2008）综合了各家的经验，着重分析了企业家教育背景（学历、专业）、职业背景（职能背景、任职企业数）、年龄和性别四类变量；陈守明、范嘉斯等（2012）结合高阶理论着重分析了企业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能背景、任期四个变量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本文根据研究的目的及数据的可得性，从人口统计特征、教育背景和工作背景三个方面研究中国各省级领导人口背景特征与政府绩效的关系。
1.1人口统计特征
相关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管理者的认知能力会下降，知识结构会老化（陈传明，2008），这对于政府领导者个体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变革产生抵抗的倾向。随着年龄的增大，管理者对财务和职位的安全性会越来越重视（Aluttoetal.，1975），年长的政府领导从心理上都安于现状，抵制改革，因此政府绩效提升不大甚至停滞不前。鉴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1：中国各省级领导的年龄与政府绩效呈负相关。
（2003）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智力上的本质差异几乎为零，差异主要体现在其各自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上。男性政府领导由于魄力十足，敢于挑战新事物，因此容易出大政绩；而女性领导则稳打稳扎，政绩提升较慢。此外，陈传明等（2008）认为，在职业生涯中，男性较女性所获得的知识、资源会更多。有关实证也证明，男性比女性在信息获取的渠道上占优势。据此，我们可以得出：
假设2：与男性领导相比，女性政府领导的政绩一般较低。
1.2教育背景
教育水平是体现个人文化素质和解决问题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学历是反映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和信息收集与处理的能力等。一般来说，学历高的政府领导人，容易对复杂的地区问题进行快速正确的定位，并能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同时，社会关系学研究也发现，主体学历与社交范围和层次成正相关（胡荣，2003），政府领导在解决问题时能从全局的角度综合各方意见提出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法。也就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中国各省级领导人学历水平与政府绩效呈正相关。
自然科学是对自然规律的一个掌握，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不为人的主观意识而改变。相反，社会科学则是考察人与人之间所反映出的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人可以通过行为或思想来影响社会和改造社会。政府作为特殊的服务型组织，本质是通过政府行为来促进社会进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假设4：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政府领导的政府绩效较好。
1.3工作背景
任职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着中国各省级领导对其所在省份具体情况的了解。一般来说，任期越长，对省内问题的根本认识越充分，行政管理团队越稳定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假设：
假设5：省级领导的任期与其政府绩效呈正相关。
中国各省级领导在踏入仕途之前，也许曾经在一个或者更多的企业中工作过。而这些工作经验，能够让省级领导灵活运用到实际的行政管理当中，并且分享给所有部属，从而影响政府的整体绩效水平。相反，对于高校毕业后直接到政府机关工作的，其工作背景较弱，相应的社会经验较贫乏，知识面比较局限，考虑问题过于片面，导致政府绩效的低下。鉴于此，我们认为：
假设6：政府领导的工作背景与政府绩效具有相关性。
2研究样本与研究设计
2.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是中国31个具有省级行政权利的省、市和自治区。政府绩效所要测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这些数据虽然不能全面的反应出中国各省级领导人的人口背景特征以及当地政府的绩效水平。但省长是本省行政系统的最高领导者，在行政系统中影响力是最大的。同时，2011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中期，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设定的政策已处于中期阶段，以及统计年鉴数据具有官方的权威性。因此，数据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可搜集性。
2.2政府绩效的测量
政府绩效作为衡量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依据，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存在着多个维度或者构面，很难用一个或两个维度或指标进行概括（Boyne，2002）。本研究则是基于多维度测量的原则，引用高昊等（2013）所构建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该体系从6个要素、36个指标来评价政府的绩效水平。同时，考虑到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所造成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引入“人均GDP”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2.3中国各省级领导人口背景特征的测量指标
政府作为一个具有行政职能的机构，省长对于本省政府职能工作是具有核心的作用，省长的价值观以及社会经历都会影响到本省的发展。因此，本文所要测量的省级领导人口背景特征是通过测量中国各省省长的信息为主要依据。
3实证分析
3.1描述性统计与Pearson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将中国各省级领导的人口背景特征数据以及测评得出的各省政府绩效的6个统计指标和最终绩效评分录入到SPSS17.0软件中，得出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分析表（见表2）。从均值指标来看，中国各省级领导人的平均年龄高于57岁，平均学历接近硕士研究生水平，绝大部分的领导人具有社会科学的专业背景，平均任期3年以上，具有企业工作背景的领导人数量不多。观察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各省级领导的专业属性、任期与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专业属性与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相关。政府综合绩效与专业属性呈显著负相关，与任期呈显著正相关。由于本文只考虑政府的综合绩效，故忽略政府绩效各指标与省级领导人口背景特征的相关性。
3.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数据，剔除性别，本研究对样本总体的其余五个统计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表4和表5。根据DW检验表（α=0.05）可知，Durbin-Watson的临界值为DL=1.16021和DU=1.73518。表3显示模型Durbin-Watson值为1.682，处于临界范围内，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自相关。
表4显示，专业性质和任期t值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呈线性相关，与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一致。相反，年龄、性别、学历和工作背景并没有相关分析结果证明具有相关性。
从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性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国各省级领导的专业性质和任期与政府整体绩效显著相关，且结果显示：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比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领导的政府绩效要高；省级政府领导的任期越长，其政府绩效越高。因此，假设1、2、3、6没有分析结果作为支撑，不予以成立，而假设4与结果相反，假设5得以证实具有显著正相关。
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领导人所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活”的东西，而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是研究和归纳自然的普遍规律，是一种“死”的东西。一般来说，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善于用模型、数据等实证研究来归纳总结，因此往往容易发现事物的规律性。此外，在中国教育中，社会科学专业往往是纯粹靠背就能毕业，这也容易引发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各省级领导人的平均学历水平很高，但绝大部分都具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是否社会科学专业真的是纯粹的靠背就能顺利毕业？但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在实际的事务操作过程中会更多的关心数据的结果。而且，理工科的思维方式要求发现其最本质的原因，因此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更能从问题的本质出发来解决，而不是治标不治本。
进入组织的时间是决定成员沟通交流的重要因素（Allen&Cohen）。团队人员共事时间越长越容易形成固定的沟通和表述团队成员观点的方式（Katz）。中国各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间越长，与下属成员之间相互的沟通越通畅，更容易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好政策实施和推广的可能性更大。省级领导者任期直接决定了其在省级政府系统中的地位，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到领导者能否对资源的有效支配。此外，省级领导的任期越长，其社会认识能力和影响力也较大，对于社会各阶层情况的了解和资源的利用都能做到有效解决、利用。
4结论与展望
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中国各省级领导的专业背景和任期对于政府绩效是具有显著地影响作用。一方面，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的逻辑思维方式能更够对社会根本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提出“治本”的方法，从而能较好地提高本省的综合发展水平。相反，在中国教育体制水平欠发达的环境下，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领导人对问题的根本把握不深，社会问题没能有效得以解决。另一方面，任期长的省级领导人，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行政管理团队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有利于政策措施的落实。同时，任期时间长，对本省各个阶层的认识也较深，考虑问题能从全局的方面去思考。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各省级领导人普遍为男性。针对这一现象，我们能否假设男性较女性更适合当领导人？此外，政府绩效是一个综合指标，是经济协调、人民生活水平、政府效率、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共六个指标的要素权重计算综合结果。但是，在考核领导者人口背景特征与政府绩效关系的过程中，本研究对于人口背景特征与政府绩效体系的逻辑关系缺乏研究。因此，相信在未来的课题研究方面，会有更多的学者循着以上的方向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高昊，杨琴，周洪美.中国省级政府绩效测评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3（1）：51-55.
[2]吴建南，马亮.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J].公共行政评论，2009（2）：178-202+212.
关键词：数字图像处理；融合专业背景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5）06-0158-02
DiscussionandPracticeoftheTeachingMethodofDigitalImageProcessing，WhichisIntegratedwithProfessional
ZHENGJing，WANGTeng
（YangtzeUniversityCollegeofArtsandSciences，Jingzhou，434020，China）
Abstract：digitalimageprocessing，asacomprehensivesubject，iswidelyusedinmanyfields.Thedisciplineinvolvedintheknowledgeofmany，thantheundergraduateteachinginotherscienceandengineeringdisciplinesinvolvedintheknowledgeofmorethan.Howtomaketheteachingofdigitalimageprocessingmorefittotheactualknowledgeofdifferentprofessionalstudentsandfutureemploymentneeds，itisparticularlyurgent.Teachingpracticeshowsthatcombinedwiththestudents'professionalbackgroundofteachingmethodstoteachstudentsinaccordancewiththeiraptitude，improvethestudents'interestinlearning，findlinkwithotherdisciplines，morespecificlearninggoals，tofurtherstimulatethestudents'learningmotivation.
Keywords：digitalimageprocessing；fusionprofessionalbackground
1概述
《数字图像处理》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专业课程。当前，本科阶段的《数字图像处理》课程大多在电信、控制和通信、计算机等相关专业作为专业核心课程开设，也是很多专业的选修课程。其教学大多以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其中理论教学大多采用讲授基础理论、分析原理的方式，使学生对本学科的通用理论和基本算法有所了解。实验教学主要是对经典算法和常用的成熟算法的编程实践，使学生具有应用的能力，同时还要培养学生面向实际应用，设计解决方法的能力。
2现状分析
传统的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内容均过于刻板，不但无法适应图像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实现上五花八门的图像处理问题，其形式也过于刻板，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对学生未来的就业、工作、学习也没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即使学生将来从事相关工作，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现实工作的需求。
理论教学长期以来采用讲授方式，教师按照原理分析、算法推导、处理效果分析等顺序按部就班地进行讲述，学生可以掌握基本的原理和算法，但面对现实中复杂多变的应用需求，往往需要多种算法相结合或对已有算法的改进才能解决问题。而习惯了单一讲授模式的学生，在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时，缺乏分析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多角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教学也存在内容和模式单一化的问题，大多由教师提出实验要求，设计好实验步骤，甚至提供示例代码，而学生要做的工作则过于简单，因此，学生没有机会去思考、研究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将学到的基本理论和算法融入实际问题，而只是将实验环节作为加强理论教学效果的一个工具。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和应用，数字图像处理中的大多数算法都是为人工智能和机器识别做图像预处理环节的工作，除此之外，是诸如遥感图像的处理、医学图像的处理等。这与相关专业学生的其他课程的目标截然不同，也正是数字图像处理课程的特殊性，使很多学生，在学习该课程之初，就没有将课程与未来的就业相联系，认为该课程算法理论较多，内容艰涩难懂，从事相关工作的门槛较高，且与以后的工作没有相关性。因此，很多学生认为此门课程是脱离实际的一门课程，也就不会投入过多的精力去学习它。
另外，在数字图像处理课程的理论讲授中，很多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数学、生理学、心理学、信号处理甚至医学等专业的相关知识，而现实的状况通常是，理工科学生对于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等知识的储备是不够的，且理工科中，由于所在专业不同，学生的背景知识也不同。例如，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有较强就编程和算法的实现能力，但是对于信号和时频变换的相关知识相对就比较欠缺，所以，对于算法的理解有时会存在一定障碍；电信专业的学生对于数字化过程、信号处理和时频变换相关知识的掌握较好，但是缺乏较好的编程和实现能力，虽然能够较好地理解算法，但瓶颈往往在于算法的实现。
如果在教学中，能够根据学生专业背景知识的差异性，采用与专业背景相融合的教学方法，摒弃单一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因材施教，针对不同专业学生设计不同的理论和实验内容，就能够更加充分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加明确数字图像处理课程与本学科的联系，也能够为学生未来的工作和进一步的学习深造提供帮助。
3在理论教学中如何实践
与专业背景相融合的教学方法，在理论教学环节的实践上，具体过程和内容如下。
理论教学在讲授基础知识、原理分析、推导算法、分析算法效果的基础上，因材施教，为不同专业设计适合本专业应用领域的内容，并将这些内容融入到基础知识、基本算法原理等的讲授中。在理论教学中，每次讲授完一个算法原理和该算法的基本常用应用后，再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具体问题，让学生思考怎样利用已有的多种算法的结合或改进来实现新的问题。
在理论教学中，将时间划分为几个模块，分别有讲授、讨论、思考等。在内容的设置上，完成教材内容的同时，融合专业特点，对教材内容进行加工处理，并扩充和设计不同的内容进行讲授、讨论和课后研究。
在对计算机专业学生进行理论教学时，将计算机专业不具备的信号相关知识和时频变换相关知识，尽量深入浅出，精简至该专业的学生能够理解的程度，再结合计算机专业擅长编程和代码实现的特点，多将算法与代码相结合，在算法的表述上，可以使用某种学生已学过的编程语言来表述，并通过代码分析算法流程和算法实现的复杂度问题，进一步引导学生优化算法，减小算法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在讲授基础内容和算法后，提出一个本次课算法相关的实际应用示例，进行算法分析并组织学生讨论算法是否有优化的可能性和方法。最后，提出一个研究性问题供学生课后思考和上机实现，学生可以利用课后时间查阅相关参考资料，提出初步解决方案，设计问题的详细解决方案，进而实现，并可在实验课时间进行测试和讨论。
在对电信专业学生进行理论教学时，则要结合该专业的先修课程已讲授的内容，适当调整教材中各部分内容的处理方式和时间分配。在讲授内容的设计中，对于其他课程中已讲授过的知识点，例如，时频变换部分的变换公式及快速算法的原理分析等，不再进行详细讲解，做简单回顾即可。数字图像处理中的很多概念、术语及算法，都与数字信号学科中的相关概念、术语和算法相类似，且数字图像可以看成是特殊的一种二维信号，进而可以分解为一维信号。在讲授相关知识点时，可以跟数字信号处理中的相关内容相关联，使学生更加容易理解数字图像处理领域中算法的设计缘由和原理。但是，对于算法的实现方面，针对电信专业学生的欠缺，降低算法实现环节的难度。在进行算法实现的展示时，采用仿真脚本来代替源代码对程序进行书写，并根据仿真脚本的运行效果，来调整算法的相应参数设置，使学生掌握用仿真软件描述算法、调试脚本以及观察对比运行效果等。相应地，给电信专业学生分析讨论的开发示例也采用仿真语言描述，用于思考和课后解决的研究性问题，也要求学生用仿真软件实现即可。
在理论教学中，要始终贯彻开放思维的重要性，强调算法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启发学生如何改进算法，如何融合不同算法的优点，如何设计新算法。通过融合专业应用、开放性教学和思维方式，让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已有算法知识，还知道怎样利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
4在实验教学环节如何实践
与专业背景相融合的教学方法，在实验教学环节的实践上，具体过程和内容如下。
实验教学中，首先要解决实现算法的工具及平台的问题。在工具和平台的选择上，也要融合专业特点，根据不同专业的知识背景选择不同的工具来实现算法。
对计算机专业，选择学生学过的高级语言以及使用过的开发工具和平台来进行实验，例如C语言、C#或JAVA等。因为本课程要求能够较快地实现算法及算法的结合和改进，更会要求解决新的应用型问题，这样，就需要熟练的代码编写能力，所以不适合采用新的语言和开发工具。
对电信专业，首先排除仿真软件以外的其他高级软件及其配套的开发平台，因为大多数的学生，并不具备除C语言外的其他语言的代码编写能力，如果选择某一种高级语言来做实验的话，学生需要将较长的时间花费在语言和开发工具的掌握上。所以，与电信专业其他课程的实验教学相匹配，由于学生已经掌握了多种仿真工具，本门课程的实验环节采用仿真软件来实现，例如MATLAB等仿真软件。
鉴于不同专业的背景知识和优势不同，在实验目标和内容的设置上，也应有所区别。
计算机专业善于编程、实现算法，但对于部分算法，如时频变换、采样量化等算法的原理掌握不深，所以在实验内容的设置上，尽量偏向于空域数字图像处理算法的实现，较少涉及频域。
电信专业则相反，虽然不擅长编程和实现，但由于仿真脚本的编写较源代码要简单得多，所以，可以在实验内容的设置上，适当提高难度，对于常用算法，重点掌握这些算法在实际问题中的用法，而不是实现算法流程本身。
对于研究性课题的设置也相应地融合专业特点，设置不同难度和领域的实际问题，供学生自我学习和讨论。
实验教学应采用开放式的教学方式，进行研究性教学，不是简单地设计好实验内容和步骤给学生，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更高的要求，让学生参与进来，共同解决问题，提高学生参与度，锻炼学生用已有背景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在融合专业的教学方法的实践中，教师的作用如何发挥
首先，教师应坚持自我学习，不断更新知识储备，适时更换教材、扩充知识点；其次，应向学生提供完整的教学资料，包括教学演示文稿、源代码、脚本等，还应督促学生课后自己查阅相关文献；最后，转变教育观念，贯彻开放式的教学方式，注重启发性教学，并增加开放性教学环节，让学生充分参与到理论和实验教学中来。
6结束语
本文结合自身多年教学实际经验，通过对不同专业具体知识背景和特点的分析，提出在教学中，应充分考虑学生自身因素，融合专业特点，为不同专业设计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经初步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教学方法适合数字图像处理课程在不同专业的教学，因此开展比较顺利。但实施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教学学时的问题，教材选择的问题等。因此，在该教学方法的具体实施上，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参考文献：
376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95.7%，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占37.2%，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5名。当然，占有相当比例的高级干部的学历是在中共中央党校修得的在职学历。
205位中央委员中，有官方公布教育背景的中央委员共有142人，其余63位找不到关于他们教育背景的权威出处。而在这142人中，26%为在职进修学历，74%为全日制大学生，当中包括“”期间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生的35位，“”前和恢复高考后大学本、专科毕业的70位，两者总计105位。
大陆高校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三大名校各有中央委员校友12人、6人、4人，值得注意的是吉林大学在这个榜单中也出人意料地高居前列，共拥有5位中央委员校友。此外，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各有中央委员校友3人；其余大多数学校分别为2人或1人，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就读过的学校，如今已经合并或者更名，比如原天津师专绍兴师专、宁波师专常德师专衡阳师专等。
不过，各学校校友办公室公布的数据与以上统计并不一致，原因是他们将在职进修的中央委员也计算在内。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统计，205名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有-18名人大校友；清华校友网公布，该校共有8位校友当选为十八届中央委员；吉林大学官方网站称，该校校友中有15人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北京大学没有公布，不过照此标准统计，北京大学应拥有19位中央委员，傲居榜首。
不少中央委员不仅是校友，还是同级同系。例如，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清华大学1979届化工系本科毕业生，现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陈希也是1979年化工系毕业。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为清华大学1970工程化学系毕业，现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与刘延东同届不同系，为1970年精密仪器系毕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北京大学高材生，他的本科、在职研究生、在职博士都在北京大学完成。这三个时间段分别和多位中央委员的北大学习经历重合。在1978至1982年在北大法律系学习期间，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赵乐际是比他高一年级的哲学系学长，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则是低他一年级的中文系学弟。等到1988年在北大经济学院就读在职研究生时，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源潮也同时在北大经济管理科学中心在职学习。
与改革开放以后两代集体领导中多为工程师出身不同，新一届中央委员群体具有更加明显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背景。205名中央委员中，除了21人（占比10.2%）是理工科背景外，其余具备大学以上学历的委员均是人文社会科学背景，或者是具备理科、文科复合背景。其中，最集中的专业学习背景是经济管理、法律、政治学等领域。有大陆媒体称，这预示着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将全面进入一个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具备人文社科知识背景的精英治理时代。
【论文摘要】文章在市场调研及网络资料收集基础上，对重庆市七所普通本科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在激烈的高校市场竞争中，重庆七所高校的旅游管理专业存在着一定的竞争，突出表现为专业发展方向的细化，专业认知度存在较大差异，专业依托背景与专业需求存在一定缺口，专业发展方向和教师个人研究方向存在一定偏差等问题，提出了旅游管理专业差异化发展定位，认知度提高，专业需求和教师个人研究统一的发展对策。
旅游管理专业是隶属于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方向，其主要培养目标是适应我国旅游业高速发展的需要，培养旅游业急需，具备旅游业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学生毕业后可在各类旅游业管理部门、星级饭店、大中型旅行社、名胜景区、院校和科研单位从事相关工作。主干课程有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学、旅游营销学、经济法、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学、饭店管理原理、旅游法规、资源规划与开发、导游业务、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英语等。
重庆市设置本专业的普通本科高校数量较多。据统计，重庆设置旅游管理专业或方向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有12所，每年在校学生人数约为5000～10000人。学校类型有公立和私立民办两种。本研究选取有一定知名度的七所院校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旅游管理专业、重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重庆教育学院旅游系、三峡学院旅游系、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系、重庆工商大学旅游与国土资源学院进行分析，以期对其发展进行分析并找到发展对策。WwW.133229.Com
一研究方法介绍
一个专业的合理发展需要从依托背景、师资队伍、学生认知、专业定位及课程设置入手，找到四方的最佳契合点，因此对一个专业的发展现状分析需要从这五个方面入手。
1．依托背景
任何专业都依托其所在学校或学科而存在。学校性质和发展将影响到一个专业的长远发展。文科类院校较注重感性描述和一定程度的建模分析，其宏观思维能力较强；理工科院校则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较强，思维较为规范和有条理性；综合性院校则二者兼备，交叉度较高。学科背景对专业发展竞争也有较大影响，我国旅游管理所开办学科背景主要有三类：一是地理学科背景，其空间思维能力较强，适合旅游规划总体设计，这部分比重最大，约为40%多；二是管理学科背景，其突出宏观管理理念应用，具有较高的宏观管理能力；三是历史学学科背景，在旅游文化管理和旅游人才文化素质提高上具有优势。
2．专业定位及课程设置
专业定位是基于对相同专业市场竞争对手、自身实力和社会对专业需求分析基础上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制订。它决定专业课程设置方向和学生将来的专业就业竞争力。专业课程设置是基于专业定位基础上的课程合理安排设计，主要体现为课程开出的先后顺序、课程群性质合理划分及配置等。
3．师资队伍
专业发展和竞争实力关键在于师资力量。专任教师学历背景、研究方向最好与专业方向有机统一；其职称高低反映出其研究实力，同时也将影响到专业竞争优势。
4．实验体系
专业竞争必须考虑实验体系因素。旅游管理专业具有在重视基本理论基础上更突出实践动手能力、专业个性，实验体系中的师资配置、仪器设备、实践体系等都直接关系到专业培育人才的合格与否。
5．社会认知
社会认知主要是指社会对本专业的认知认同度。社会认知度高低将决定和影响专业招生效果和专业学生就业意向选择，同时也是检验专业所在院系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
二重庆市旅游管理专业发展现状分析
通过实地走访和网上资料收集，按照前面专业发展分析路径，我们将重庆市内七所高校相近专业各要素进行态势分析。
1．依托背景
背景依托包含专业所依托学科背景和学校背景，其影响到学生对其认知度和专业竞争地位。据分析，七所高校所依托的学校背景存在较大差异，有的是具有博士授权点的211重点建设高校，有的是无硕士授予权的普通院校。所依托的学科背景也有较大区别，总体看分为三类：一类是依托管理学学科背景，如西南大学、重庆理工大学；一类是依托地理学学科背景，如重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重庆教育学院、重庆三峡学院；一类是依托文学学科背景，如重庆工商大学依托思想政治专业和中文专业，重庆交通大学旅游系设置在人文学院下。
2．师资力量
师资力量也是反映一个专业实力的重要指标。它主要通过师资数量、师资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师资科研成就、研究方向等指标来综合体现。七所高校本专业师资竞争态势：在职称结构上，七所本科院校高级职称比重分别为58%、16.9%、47%、46%、51%、54%、40%，具有较大的差异。究其原因较复杂。在研究方向上，就专业接近程度上，地理学和管理学与旅游管理专业知识结构接近度最高，重庆工商大学和重庆交通大学专业接近度存在一定问题。在科研获奖上，西南大学最靠前，重庆师范大学次之。在学历结构上，七所院校中，重庆三峡学院和重庆理工大学稍为落后，但总体结构较为合理。
3．实验体系
旅游管理专业的高应用性、专业特性要求实践实验体系的完备。实验实践主要体现在实验体系构成、实验基地（研究所、中心等）、实验人员配置等。七校实验体系如下：在实验师资配备上，三所院校无专业实习实验老师，一般由任课老师担任实习员，这会增加教师工作负担，影响教师开设实习环节的积极性。在实习基地和实习体系建设上，西南大学明显落后其他院校，这可能是该专业不太受学校重视所致。在实验仪器和设备上，西南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和重庆三峡学院较为滞后，可能是认为旅游管理专业实习训练只要场地，不需要太多的仪器和器材设备所致，也有可能是专业定位所致。
4．专业定位及课程设置
专业定位是否准确、清晰和有特色化是判断专业定位的重要指标，一般可以通过专业描述和授予学位体现。课程设置是否匹配专业定位，课程开出先后顺序是否合理，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配置比例是否合理以及其是否与专业定位符合也是考量指标之一。总体看来，七所高校都偏重于旅游管理大背景下进行差异化定位，有的偏重于传统的酒店方向，如重庆工商大学、重庆教育学院、重庆三峡学院；有的偏重于前沿的会展旅游、旅游策划等，如重庆师范大学、重庆理工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就课程匹配度看，七所高校专业定位和课程匹配度都还尚可，但课程群比重搭配上存在较大差异，重庆工商大学选修课比重过大，西南大学专业主干课比重大，其余学校都是3∶3∶4，一般来讲，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群专业要求3∶3∶4比重较合理。
5．认知度
认知度是一个人或社会对某事的整体看法及评价。社会对一个专业的认知了解程度将影响其专业方向选择，认知模糊或认知度较低则要求专业在发展时必须进行改进或调整。认知度包含专业知晓度和专业美誉度。知晓度可以通过利用google搜索引擎进行网络资料收集，其结果为：西南大学旅游系1710000条，重庆理工大学旅游系1020000条，重庆交通大学旅游管理系987000条，重庆工商大学696000条，重庆三峡学院旅游管理系659000条，重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636000条，重庆教育学院旅游系606000条。西南大学的网络认知度比最后一名的教育学院整整多出一倍。专业美誉度通过专业就业率和专业就业流失率测算，据中国旅游报报道，重庆地区旅游专业学生专业就业率仅为30%，专业就业流失率则高达到65%。
三重庆市旅游管理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各院校专业定位特色度不够，同质化现象突出，与市场接轨性不高
按现代市场竞争理论，高校专业发展需要寻求差异化定位，以求立于不败之地。据前统计，仅有重庆理工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交通大学进行了专业方向上的差异化发展；其余四所高校都是传统的旅游管理大专业下的传统方向（酒店和旅行社）。另外，七所高校在进行专业拓展时考虑市场变动需求不够，主要是旅游行业发展变动趋势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征方面，会议会展和专题旅游方向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2．专业社会认知度不高
根据前面分析，在知晓度上，七所高校存在较大差异度，导致学生选择报考学校时，存在较大偏好度。专业就业率上总体偏低，说明专业教育存在较大问题。专业就业流失率较高说明专业市场吸引度不高，这与旅游业属于朝阳产业不相匹配。
3．师资背景与专业匹配协调度不高
在教育部学科专业设置中，旅游专业隶属于管理学学科，但仅有两所高校选择设立在管理学背景下，其余五所院校的教师师资大都具有地理学或中文学科背景，虽然可以从不同学科角度拓展旅游研究内容，但旅游专业思维毕竟不能等同于地理学的时空思维，中文文学的想象发散思维。
四重庆旅游管理专业发展对策
1．拓展专业范围，实时发展特色方向
前述七所设置旅游管理专业高校中，除西南大学外，其余高校的生源80%来自于重庆本地，所以其专业定位和拓展面临较大竞争压力。考虑重庆其余高校竞争实际情况和重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旅游管理专业可以进行放大或缩小两个层面专业发展定位。所谓放大型专业定位就是突破传统旅游专业局限于远距离和长时间研究特征，进行全方位休闲专业定位。这样一方面学生就业面较宽，另一方面也可以结合教师不同的学科专业特长。缩小型专业定位就是在传统旅游管理专业大方向基础上进行分市场群体的专业定位。如酒店管理方向新增商务酒店课程群设置，瞄准重庆商务客源日益增大趋势；旅行社方向深化专题旅游课程群设置，瞄准旅游发展的个性化需求日益增大趋势；同时新增会议展览服务管理方向应对重庆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需要。新增旅游策划方向，因为本科旅游专业竞争不是服务技能竞争，而是营销策划竞争，是创新能力竞争。
2．外引内联，提高社会专业认知水平
所谓外引，就是进行培养方式的改革，改变传统的、单一的课堂闭门式模式，通过进行与旅游产业界、旅游政府部门的联合合作进行订单式复合型人才培养；内联指旅游管理专业开设在地理学科和中文学科背景基础上的高校可以与校内外管理专业进行联合培养，提高学生的宏观战略管理能力。
3．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发展与研究方向有机统一
通过进修、在职攻读学位、学术交流、企业顾问等方式提高部分非专业教师的专业水平。可与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管理专业院校进行合作与专任教师培养。让教师参与国内外知名酒店、景区、旅行社和旅游规划公司实践合作，担任见习经理或管理咨询顾问。鼓励教师积极参加旅游学术年会交流或论坛研讨，积极与旅游理论前沿领域接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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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凤.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毕业了，就业了吗？［n］.中国旅游报，2010.7.28
［3］胡弼成、陈远位.尽快为高校学生开设思维课程［n］.科学时报，2010.6.1
1.大数据背景下引起新的教学观念转变
随着大数据越来越多被应用到教学上，我们必将迎来教学观念的大幅转变。传统的课上老师授课、课下学生练习，由考试来检查教学成效的教学观念会慢慢转变成学生在线自主学习。有条件的高教可以大数据背景下，老师的转变在于从原有的教学经验转变成对海量教学案例进行数据分析；学生的转变在于从依赖老师传授知识转变成对自身学习过程的数据分析。
2.大数据背景下引发新的研究生教学模式
研究生教育和本科生教育不大相同，研究生更有自律性，学习目的更加明确，因此十分适合自主学习这种方式。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建立E-learning学习环境，用Blackboard教学平台、Moodle等开源学习系统，形成一个协作的虚拟学习社区或学习共同体，学生可以自由安排在线学习的时间和地点，随时进行在线作业和测验，合理提高学习效率。同时，研究生都是小班教学，这更利于学生和老师之间进行良好的交流，在交流中发现更多的问题并有效的解决。这种教学模式无疑更加科学化，效率化。
3.大数据促进个性化教育
当学生经过本科的基础学科教育，跨入更高一级研究生教育后，个体差异慢慢凸显出来。大数据背景为学生创造了更好的个性化教育平台，在师资和教学资源都相对比较缺乏的研究生教学中，使因材施教得以顺利实行。学生在线学习的所有数据被后台记录下来，老师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轻易知道每个学生的优缺点，再来调整教学进度，找出适合每个学生不同的学习模式。
4.大数据背景下统计学研究生培养改革
要顺应大数据背景下，对统计人才的新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要全面衡量统计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做出适当的改革。首先必须将大数据相关课程纳入培养体系，开设大数据时代具有挑战性的内容相关课程包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内容，引导学生关注大数据发展前沿，为了和本科生的教学有区别，可以适当采用一些优秀的英文原版教材。统计专业的研究生不但要有娴熟的理论知识还必须要有搜集整理数据的能力，数据分析的能力，运用统计软件的能力以及撰写分析报告的能力。因此大数据所需的专业人才不能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培养，要从数学，计算机等相关的专业来联合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其次在理论教学部分要增加如何处理数据这一核心内容，目前很多大数据算法例如链接算法，K-means等本科阶段没有学到的专业算法必须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的。理论部分的教学除了大数据相关内容，还必须拓宽到相关交叉性的学科，包括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数据可视化工具、NewSQL数据库等课程。除此之外还需要重点讲授典型的大数据实用案例，例如美国梅西百货的实时定价机制。根据需求和库存的情况，该公司基于SAS的系统对多达7300万种货品进行实时调价。再例如某知名快餐业的视频分析。该公司通过视频分析等候队列的长度，然后自动变化电子菜单显示的内容。如果队列较长，则显示可以快速供给的食物;如果队列较短，则显示那些利润较高但准备时间相对长的食品。对研究生教学绝不能拘泥于理论教学，更需要把学生置于真实的大数据环境中进行实战培养。统计学院应率先建立大数据实验室，给研究生良好的学习平台，并让学生参与项目并提供一定的奖学金资助。目前不少高校已经和相关企业签订校企联合培养计划，如2015年4月18日，亚信集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慧科教育集团开展大数据人才培养战略合作计划，将“产学研用”为一体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扩展至企业人才再教育领域，助力企业内部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这样构建以课堂、实验室和社会实践多元化的立体教育教学体系值得地方高校学习借鉴。
5.结束语
统计研究生的教育更标志着统计学教育的一个新高度。作为地方高校统计专业教师，应该顺应大数据浪潮，强化大数据意识，形成大数据思维，转变研究生培养观念，建立新的研究生教学模式，因材施教，找到每个研究生相符合的教学平台和方式，培养出精通统计，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更多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作者:杨炜明廖书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游士兵,张佩,姚雪梅.大数据对统计学的挑战和机遇.珞珈管理评论,2013:165-171.
[2]吴启富.我国统计学专业研究生培养问题探析.才智,2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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