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论文(收集5篇)

社会主义论文篇1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社会形态

【正文】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分歧的症结就在于没有为社会主义定好位，并从这个“位”出发再谈什么是社会主义。

要解决“为社会主义定位”的问题，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和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联系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在“人类历史”的横坐标和“世界历史”的纵坐标的交汇处，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方位。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确定“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有一个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在早期(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末期)，他以所有制不同形式初步奠定了五种社会形态的雏型：“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从理论上指出社会形态是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相一致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68至70页)在中期(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他进一步完善了“五形态”论；从人的发展角度提出了“三形态”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关系、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还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二个时期”或“二个王国”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止。恩格斯称之为“人在一定意义才最终脱离动物界”的时期)和“真正的人”的时期，这也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在晚期(19世纪70年代末至1895年)，他从人类学的高度完善了他们以前对人类原始社会的“粗糙的描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后文明时代；谨慎地探讨并回答了俄国“农业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及条件的问题。这时期的研究弥补了两个时期对原始社会知之不多的窘况，从而完成了他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图画。

所有制是社会形态的基础，人的存在则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系统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形态有不同的表述，但其中有两条重要的平行线。一条是所有制形式，以“五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一系列“否定之否定”三段式，例如分工的三段式：自然分工自发分工(即奴隶般的社会分工)自觉分工(即消灭分工)。另一条是个人的发展状况，以“三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在《起源》中揭示的婚姻家庭形式。

为了简明和直观一点，我们不妨列出坐标图以示之。这个坐标图以马克思的“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这两条重要线索为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以所有制发展形式为纵坐标，以人的发展阶段为横坐标，画列出理论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坐标图上的方位(见第9页图)。

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确定“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找到以后，我们再以“三形态”论为基础，并借重与此理论相关和相联的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理论、两种生产中的婚姻家庭理论，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证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然后再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坐标图上找出现实社会主义的方位。

首先，从“三形态”理论的角度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十月革命前，列宁对当时俄国的国情的认识在总体上看是拔高了，总是将俄国与英美法等国相提并论。认为同处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在实践面前，列宁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决然指出，俄国之所以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并提出“利用资本主义”为俄国服务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

中国是以苏联为师走上社会主义的。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想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有一定的“实验”，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但总归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我们自己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也走了不少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四大以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些切合实际的理论，对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国情，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相当深刻的揭示：“十亿多人口，八亿农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这就是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比苏俄还低，比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更低(但这并不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既然苏俄当时是从“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既然中国是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的，那么。根据“三形态”理论，我们就很容易找到现实社会主义应处的历史方位——“人的依赖关系”的末期和“物的依赖关系”的初期。

其次，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恩格斯讲：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最终又被社会收回的力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不会马上消亡，必须经历一个由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的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的消亡是世界历史性的，必须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在这个“过渡时期”，消亡的不是一两件事物，而是与国家有关的一切事物，如阶级、私有制、奴隶般的分工、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战争、男子对女子统治的专偶制、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家庭、三大差别，等等，可见，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历史过程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经历着由低潮—高潮—低潮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如同一条抛物线一样，国家也如此。日中则昃，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

最后，从两种生产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家庭在人类历史上的方位。恩格斯说：社会结构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有两种，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我们先看“劳动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是文明时代的本质特征，自主劳动是后文明时代即共产主义才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因此，现实社会主义中的劳动还具有异化劳动的性质。我们再看“家庭的发展阶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国家的基础，是进行人类自身生产的场所。家庭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父系氏族制度以后，从对偶婚中发展起来的。“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这种婚姻家庭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通行的是丈夫对妻子的统治和奴役，通行的是男子的继承权；个体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家庭是生产子女(劳动力)的“工厂”，其产品一子女的性质是由生产他们的父母的性质决定的。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个体家庭不仅存在，而且发展程度都不高。婚姻家庭中的经济因素还占主导地位，其产品(劳动力)还具有较强的私有性。在城市，家庭还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单位；在农村，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普遍存在着。说：“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因此，从婚姻家庭这个“细胞形态”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那就更落后了。

将“理论”方位与“现实”方位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说到底是对人(劳动者)和物(劳动资料)交互作用(劳动)发展阶段的理性说明；社会形态就是以“人”这条“人类历史性”的纬线与以“物”(所有制等)这条“世界历史性”的经线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社会历史状态。实际上，“三形态”论就是从人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五形态”论就是从“物”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二者是相互连接协调发展的。“三形态”是“五形态”的基础，“五形态”是“三形态”的展开和深化。要为一个社会定位，必须以“三形态”为纬线或横坐标，以“五形态”为经线或纵坐标，确定它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就是以“三形态”论为体，以“五形态”论为用来确定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的。

社会主义论文篇2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其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公平。

第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四，对未来社会的解释。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表面看来。发达国家显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物质条件建立一个绿色社会，但在主要发达国家，绿色变革的要求与动力并不是社会政治的主流。而发展中国家正在拼命向发达国家学习，沿袭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这样整个世界几乎注定不可能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场社会变革。

第五，变革力量的选择。传统社会主义一直强调变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酋

[1][2][3]

先应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然后才是工人。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毕竟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的阶级，仍蕴藏着最终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有三个，第一是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第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阐述。从另一个视角大大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几年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

今天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极大补充。生态社会主义期待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共同开展对现行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西方产业资本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全球流动而导致绝对过剩，在生态与就业上，大多数工人选择后者。生态社会主义今天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开始，这就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rl然的能力产生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址工业文明。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明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都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是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原则即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

其次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生态文明却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三、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论文篇3

从新文化运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近现代史在几种文化的激荡中前行。大致看来，这种根于文化的时代精神，经历了几次大的冲突和发展。

一是中华传统文化，同西方民主、科学精神的交融时期。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之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根基，受到西洋文化和科技的挑战，在战败和屈辱中，传统文化被打开了桎酷。这次文化意义上的交锋与结合，对于近代史上大批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而言，是一次世界观的革命。

二是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的信念同中国具体历史文化的融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经过短短28年，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和国情很完整地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产生出伟大的文化动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10月1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当时的信念，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时代精神，得到社会支持和接受，并飞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

三是中国社会全面建设发展时期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与时俱进”，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开创具有现代气息、时代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等一系列的新概念、新理论，这对当前的文化理论研究来说，意义重大。

本文着重谈谈作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体会，并对文化理论探索的有关概念和问题，进行一些很初步的学习、研讨，以此请教于专家学者。

一、信念与文化的深刻联系

1、信念的概念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类认识可以分为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人类对已知世界的知识，称为理性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等等；而对于未知世界或未知领域，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同样积累了大量有关这一领域的观念性知识，这就是所谓的信念和信仰。

信念，是社会的人对与现实相关联的未知领域的一种思想预期和美好憧憬。信念，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种重要的意识现象和一种最普遍的思维观念，它是指人类当时具体的认识能力范围与未知世界、彼岸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形态，这就是认识论意义上信念的定义。简而言之，信念就是界于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体系。

信念既受到已知世界的影响和制约，又是通向未知的精神王国、彼岸世界的一道桥梁。信念与信仰的区别是，信念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随着人类思维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而有可能实现，但信仰基本上完全没有可实现性。

信念既能制约在它后面的科学，又能兼顾在它前面的信仰。研究信念观，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硬道理，那就是，信念有可能统一，信仰则无法统一。

2、中国传统文化以信念观为主干

笔者认为，中华文化两大学术成就——儒家和道家人文学说，都是以信念观为主干的。

儒家文化，“克己”、“礼让”、“中庸”、“学而知之”等等文化观念，都可以纳入信念的范畴。在信仰观上，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似乎没有重视、甚至是不屑于去考究“终极信仰”的问题。孔子的信仰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一种信念观。他的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信念意识、信念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老子、庄子等道家的思想先驱，则描绘了一个对社会、对未来美好憧憬的信念境界，即，道德至上的信念社会。这些信念意识都是通过教育和主体精神的能动发挥，而有可能实现的文化信条。

东方人“无事不求神”，西方人“上帝与我同在”、“上帝是万神之神”。从信念和信仰的表现形式来看，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信念意识，明显区别于西方人对“宇宙本体”、“绝对理念”或“客观精神”的终极信仰的倾向。

除了儒、道两大学术体系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其它有影响力的学说。但总体而言，从学术研究的对象特征来看，中国文化重人文、轻数理，在文化形成的鼎盛时期，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受科学观的影响少，受基于“客观精神”的信仰观的影响弱，所以，比较早地形成了分化信仰和信念，文化与信念合流的趋势。

我们古老而伟大祖国，长江、黄河流域幅员辽阔的地理优势，人民群众的勤劳、智慧、勇敢和善良，为中华文化的起源时期，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条件，并且很快形成了泱泱大国、儒雅大气的文化信念风范。

二、信念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

1、历史的回顾

信念文化和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信仰文化一样,都是先进的文化形式，都对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做出过积极贡献。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信念文化”特征。一个具有中国文化信念的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信念，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信念，同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相比，在人权上，是完全平等的；在人格魅力和灵魂境界方面，则是同样高尚和崇高的。信念和信仰一样，都是人类智慧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

封建时期的中国，从统治者，到士大夫，再到广大民众，普遍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信念基础。“忠”、“孝”、“仁”、“义”、“礼”、“修身”、“齐家”等等，代表了这一历史环境中主流的文化信念。例如“修身”、“齐家”，是指锤炼个人的品德修为，维持家庭关系的和睦，承担养家糊口的义务和担负起兴家、兴业的重任。“修身”、“齐家”是由儒家文化推出的教条，也是信念。人们之所以恪守、深信、坚信这一教条，就是因为它是文化，没有别的更深刻的原因。这一文化信条是经过努力有可能实现的一种美好的、预期的境界。

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人文信念，其实质，都是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可能实现的完美境界。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就是文化信念；这种深层的、完美的融汇，更加放射出智慧的光华，照亮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在古老的年代，就呈现了许多辉煌的创举。例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古老的“丝绸之路”商业文明，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等等。当美国宇航员登上月亮时，他仍然能用肉眼看得见我们的万里长城。任何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都不得不赞美中华文化的伟大。在2000多年前，人类许多民族还过着茹毛饮血、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我们的先辈们，就能够举全民族之力量，创建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长城，这背后需要多么伟大的文化动力和信念的力量来支撑。

中国历史，所呈现出的信念文化，造就了一大批信念文化的楷模和英雄人物。例如蜀汉丞相诸葛亮；再例如唐太宗、魏征；再例如康熙、乾隆、成吉思汗等等；再例如孔、孟、老、庄，屈原、李白、杜甫、朱熹等等；再如关羽、岳飞、文天祥等等；女英雄花木兰、穆桂英等等，医学家华佗、李时珍等等，近代的孙中山、鲁迅、等等，以及、、叶挺、雷锋等等，等等。这些信念文化社会中的古圣先贤，他们可歌可泣的信念操守和信念风范，同西方信仰社会的历史伟人相比，没有丝毫的逊色。

2、新文化运动与共产主义信念的融合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们推广白话文，引进西方的民主信念、法制信念和科学精神，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就是近代史一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文化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信念同西方正统的哲学理念的全面接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

二十世纪，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借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及时地引入人类的文化导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学说，开创了一个以共产主义文化信念作为精神追求目标的伟大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非常完美地演绎了信念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它是中、西方文化在信念文化领域的一次成功的交流和实践，是文化信念“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

中华民族在经历100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族噩梦之后，告别了那段科技落后、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开始驶入文化发展的快车道。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伟大的复兴。

共产主义信念，是一个对全人类社会的美好而理论化的预期，它既是社会学、更是文化学的现象和理论。

3、西方社会的信仰文化特征

从起源上看，基督教的信仰文化，在古老的冲突中诞生。2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在耶路撒冷，到处是烽火狼烟。在那里，是一片信仰的战场。信仰文化观已经发展了2000多年，但古老的冲突并没有因为2000多年来文化观的发展、变革，而有所消解的迹象。至今，在那个地区，仍然弥漫着的恐怖主义行径，与这种信仰文化在文化学起源之初的冲突，有着很深层的联系。如果没有起源时的信仰文化冲突，自杀性的恐怖攻击是不可想象发生的。而令人欣慰的是，咱们中国的信念文化，是在一种相对比较富庶、宽松的古代文明的社会环境里诞生。

在欧洲近代史上，从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了信仰文化和哲学理念并驾齐驱的历史时期。但是，就社会公众的信仰意识来说，仍然是深深地打下了追求“至高理念”的信仰文化的历史烙印。

应该充分肯定，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是依托于一种先进的文化基础的。就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言，它非常伟大的一面，是迅速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科技、经济能力，发展了人的实践创造力，造就一个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时代。如果分析这种文化的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冲突扩大化，文化扩张引起的同其它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尖锐化。

以美国文化为例，它表现出极强的占有资源，占有物质财富、最大化的满足社会物质生活欲望的特征。本文姑且称之为“物欲文化”，也被描述为“雄性文化”。从文化渊源来解释，这种追求物欲满足的极大化，同信仰文化具有的信仰观念上追求极大化(无限化、极端化)的倾向，是一脉相承的。信念文化则不同，在人们的信念世界中，只是将个人的信念目标定位为追求有限的（有可能实现的）预期值。从学理上来说，西方发达社会的高度物质文明，既不是哲学造就的，也不是文化学造就的，而是人文精神偏重于发展科技、发展经济文化和发展制度文化所造就的。

文化观不仅仅是信仰观或信念观，但是如果离开了信仰观、信念观来思考文化现象，很难想象文化将会被带向何方。信仰和文化互为依托，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现实社会理性与信仰和信念的结合，就是文化。

信念文化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文化可以充当信念，从而建构起一个以信念为主体的信念文化时代；然而，在信仰文化方面，可以建构起一个以信仰为主体的信仰文化时代，但是文化本身不能够充当信仰。

也许，21世纪的我们，是处在一个文化形态对话与交流的特定历史时段；说得夸张严重一点，是所谓文化征服的时代。那么中国，作者认为，应该是属于一个信念文化的东方大国。

三、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内涵

经过了以上讨论，本文再回到信念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主题上来。

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特色的信念文化，是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先进形态和一种必然结果。

上个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一个正在进程中的伟大时代，同时也必将孕育出一种新的无愧于时代的“先进文化”。由于文化现象和理论的复杂性、重要性，加之本文作者学识肤浅，对这一论题的研究也是非常肤浅和有限的。现提出一些思考性的观点，思想的火花，其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能得到各位领导，前辈学者，以及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1、信念文化符合中国国情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曹州府的德国天主教堂与义和团发生冲突，当地群众将两名德国传教士打死，这便是近代史上的“曹州教案”。随后，义和团运动同西洋教会的冲突愈演愈烈。1900年，义和团民杀死德国公使，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朝政府被迫签定了《辛丑条约》，向侵略者赔款4.5亿两白银。

回首历史，可以发现，八国联军在100年前上演的那一段血淋淋的历史，其直接的、重要的起因，是中国信念文化与西方信仰文化相冲突。

历史记录着，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信仰文化的一方，作为征服者，最后的“谢幕表演”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行径不象是教徒所为，而更象是强盗所作。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国土上两股伟大的文化信念潮流，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共产主义信念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了一个信念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

在中国，共产主义信念的成功，是历史使然。为什么中国会历史而必然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念呢？这其中一定有着深刻的缘由。

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只用三年时间,就战胜了远比自己强大的军队。作者认为,这种战争奇迹的发生,其实是受到信念文化的原理决定或制约的。从红军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连队以上建制设立党支部，这就为军队奠定了坚实的信念文化基础。军队则没有这样一个信念指标体系。由此可见，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最根本的优势之一，是共产党人所拥有的牢固的、坚实的信念基础。

二十世纪后半叶，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来考察，中国社会，主流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文化，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式现代信念文化。台、港、澳文化，概括起来说，是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物。其核心，仍然是信念文化，而不属于西方的信仰文化体系。

近代颇有影响的“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说明当今社会的时代精神，仍然无法割断与中国历史长河中主导地位的信念文化的深刻渊源。中国文化既需要与时俱进，又需要回归历史、传承历史。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所积淀的信念文化，底蕴深厚。尽管经历了那一场血与火的战争，西方信仰文化、基督教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国国情和主流社会文化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

以上是作者对上个世纪中国信念思潮发展轨迹的一个简单观察。

2、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和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信念文化是一个“大文化”，“大社会主义的”概念与范畴。

十三亿人口的伟大祖国，其庞大的超社会结构，空前规模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改革开放后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法预见得到的。

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后党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的论断，为当今和未来中国的文化之路，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上个世纪末，当代共产主义信念的教师爷——苏联，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如果从文化与信仰的角度，来看待东欧巨变，作者感觉到，整个东欧、俄罗斯，又必然地回归了历史，复归到了欧洲传统的信仰和文化体系之中。

人类伟大的文化导师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曾经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本性的一种“全面的”复归；共产主义是向着“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复归。作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作为文化现象的共产主义，其本质内容的“复归论断”，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学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考察近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并结合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大致可以将文化的层次划分为下列几个时期。当然，这种划分，是非常粗线条的。

（1）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工业社会前期，文化巨匠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一股强烈的文化正义感，对资本主义早期剥削制度作了无情的鞭打和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崇高的友谊和毕生心血，创立共产主义信念学说，书写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不朽的篇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共产主义信念，只是一种文化的预言和理论形式。随后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将这种信念文化载入了史册。共产主义，作为信念观和文化观，是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精神瑰宝。

（2）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以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信念文化为主体。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人民的伟大领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结合农民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国国情，书写了建党、建军、建国的一段光辉历史，并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人民民主》等光辉著作留给了后人。

（3）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时代：时代在前进，文化也在发展和前进。当代中国，是一个发展了的社会主义时代，也将是一个创新的、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个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将跨过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等等重要的社会形态，同时也呼唤着创新的、伟大的时代精神潮流，呼唤着一种前沿性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

党的十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智慧结晶。

“三个代表”思想，博大精深，涵盖了经济学、文化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方方面面，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深刻领会，勤勉探索，创新发挥。作者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指导“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有着很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或“逻辑出发点”，就是“爱社会”。这个“爱社会”，实质是，爱社会主义的现实的中国。这是一种“信念之爱”，也是“文化之爱”。爱社会主义，不仅包括爱社会主义的制度，而且包括爱社会主义的文化。

所谓文化关怀，就是中国人民信念文化的共识，就是本文所说的“文化之爱”。

爱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所需要的爱，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国，是我们十三亿公民的社会，是我们生存、安定、统一、团结和繁荣发展的逻辑前提；这既是一种理性形态的爱，又是一种信念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爱。

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内涵，属于“大文化”、“大社会主义”的探索思路和探索方向，是一个庞大的学术性、理论性课题。本文作者联系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此略谈一二，不对之处难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这个重要信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文化信念理论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仁爱社会”的信念。中国特色的信念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仁爱社会。在儒家文化中，深深蕴涵着我们炎黄子孙的思想智慧、道德风范和精神宿求。社会主义与儒家信念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包容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魅力，正将体现出一种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作为民族智慧精髓的儒文化，主要包括经典思想家儒家学说，汉代儒家学说，以及近现代新儒家学说。世界上其他许多开放民族、先进社会和先进文化，都在积极对儒家思想进行学习、研究。我们社会主义的大文化，完全有优势、有机遇，将中华本原的儒文化发扬光大。当然，孔孟之道也存在着些许糟粕，责任不在孔孟，而主要在封建的帝王将相统治者。同志曾经教导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是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包容性，需要遵循的原理。

——“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的信念。发展物质文明，为中国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为建设“先进文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人为本”、“发展科技”、“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信念。科技为人所用，造福人类。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控制环境污染。在环保领域，中华信念文化完全有能力为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做出表率。

本文通过以上的论述，试图推演和得出如下论题：

——信念与信仰，各有其本原的优势和不足。

社会主义论文篇4

从新文化运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近现代史在几种文化的激荡中前行。大致看来，这种根于文化的时代精神，经历了几次大的冲突和发展。

一是中华传统文化，同西方民主、科学精神的交融时期。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之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根基，受到西洋文化和科技的挑战，在战败和屈辱中，传统文化被打开了桎酷。这次文化意义上的交锋与结合，对于近代史上大批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而言，是一次世界观的革命。

二是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的信念同中国具体历史文化的融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经过短短28年，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和国情很完整地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产生出伟大的文化动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当时的信念，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时代精神，得到社会支持和接受，并飞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

三是中国社会全面建设发展时期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与时俱进”，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开创具有现代气息、时代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等一系列的新概念、新理论，这对当前的文化理论研究来说，意义重大。

本文着重谈谈作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体会，并对文化理论探索的有关概念和问题，进行一些很初步的学习、研讨，以此请教于专家学者。

一、信念与文化的深刻联系

1、信念的概念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类认识可以分为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人类对已知世界的知识，称为理性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等等；而对于未知世界或未知领域，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同样积累了大量有关这一领域的观念性知识，这就是所谓的信念和信仰。

信念，是社会的人对与现实相关联的未知领域的一种思想预期和美好憧憬。信念，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种重要的意识现象和一种最普遍的思维观念，它是指人类当时具体的认识能力范围与未知世界、彼岸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形态，这就是认识论意义上信念的定义。简而言之，信念就是界于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体系。

信念既受到已知世界的影响和制约，又是通向未知的精神王国、彼岸世界的一道桥梁。信念与信仰的区别是，信念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随着人类思维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而有可能实现，但信仰基本上完全没有可实现性。

信念既能制约在它后面的科学，又能兼顾在它前面的信仰。研究信念观，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硬道理，那就是，信念有可能统一，信仰则无法统一。

2、中国传统文化以信念观为主干

笔者认为，中华文化两大学术成就——儒家和道家人文学说，都是以信念观为主干的。

儒家文化，“克己”、“礼让”、“中庸”、“学而知之”等等文化观念，都可以纳入信念的范畴。在信仰观上，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似乎没有重视、甚至是不屑于去考究“终极信仰”的问题。孔子的信仰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一种信念观。他的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信念意识、信念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老子、庄子等道家的思想先驱，则描绘了一个对社会、对未来美好憧憬的信念境界，即，道德至上的信念社会。这些信念意识都是通过教育和主体精神的能动发挥，而有可能实现的文化信条。

东方人“无事不求神”，西方人“上帝与我同在”、“上帝是万神之神”。从信念和信仰的表现形式来看，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信念意识，明显区别于西方人对“宇宙本体”、“绝对理念”或“客观精神”的终极信仰的倾向。

除了儒、道两大学术体系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其它有影响力的学说。但总体而言，从学术研究的对象特征来看，中国文化重人文、轻数理，在文化形成的鼎盛时期，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受科学观的影响少，受基于“客观精神”的信仰观的影响弱，所以，比较早地形成了分化信仰和信念，文化与信念合流的趋势。

我们古老而伟大祖国，长江、黄河流域幅员辽阔的地理优势，人民群众的勤劳、智慧、勇敢和善良，为中华文化的起源时期，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条件，并且很快形成了泱泱大国、儒雅大气的文化信念风范。

二、信念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

1、历史的回顾

信念文化和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信仰文化一样,都是先进的文化形式，都对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做出过积极贡献。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信念文化”特征。一个具有中国文化信念的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信念，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信念，同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相比，在人权上，是完全平等的；在人格魅力和灵魂境界方面，则是同样高尚和崇高的。信念和信仰一样，都是人类智慧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

封建时期的中国，从统治者，到士大夫，再到广大民众，普遍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信念基础。“忠”、“孝”、“仁”、“义”、“礼”、“修身”、“齐家”等等，代表了这一历史环境中主流的文化信念。例如“修身”、“齐家”，是指锤炼个人的品德修为，维持家庭关系的和睦，承担养家糊口的义务和担负起兴家、兴业的重任。“修身”、“齐家”是由儒家文化推出的教条，也是信念。人们之所以恪守、深信、坚信这一教条，就是因为它是文化，没有别的更深刻的原因。这一文化信条是经过努力有可能实现的一种美好的、预期的境界。

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人文信念，其实质，都是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可能实现的完美境界。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就是文化信念；这种深层的、完美的融汇，更加放射出智慧的光华，照亮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在古老的年代，就呈现了许多辉煌的创举。例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古老的“丝绸之路”商业文明，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等等。当美国宇航员登上月亮时，他仍然能用肉眼看得见我们的万里长城。任何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都不得不赞美中华文化的伟大。在2000多年前，人类许多民族还过着茹毛饮血、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我们的先辈们，就能够举全民族之力量，创建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长城，这背后需要多么伟大的文化动力和信念的力量来支撑。

中国历史，所呈现出的信念文化，造就了一大批信念文化的楷模和英雄人物。例如蜀汉丞相诸葛亮；再例如唐太宗、魏征；再例如康熙、乾隆、成吉思汗等等；再例如孔、孟、老、庄，屈原、李白、杜甫、朱熹等等；再如关羽、岳飞、文天祥等等；女英雄花木兰、穆桂英等等，医学家华佗、李时珍等等，近代的孙中山、鲁迅、李大钊等等，以及彭德怀、方志敏、叶挺、雷锋等等，等等。这些信念文化社会中的古圣先贤，他们可歌可泣的信念操守和信念风范，同西方信仰社会的历史伟人相比，没有丝毫的逊色。

2、新文化运动与共产主义信念的融合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们推广白话文，引进西方的民主信念、法制信念和科学精神，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就是近代史一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文化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信念同西方正统的哲学理念的全面接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

二十世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借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及时地引入人类的文化导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学说，开创了一个以共产主义文化信念作为精神追求目标的伟大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非常完美地演绎了信念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它是中、西方文化在信念文化领域的一次成功的交流和实践，是文化信念“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

中华民族在经历100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族噩梦之后，告别了那段科技落后、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开始驶入文化发展的快车道。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伟大的复兴。

共产主义信念，是一个对全人类社会的美好而理论化的预期，它既是社会学、更是文化学的现象和理论。

3、西方社会的信仰文化特征

从起源上看，基督教的信仰文化，在古老的冲突中诞生。2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在耶路撒冷，到处是烽火狼烟。在那里，是一片信仰的战场。信仰文化观已经发展了2000多年，但古老的冲突并没有因为2000多年来文化观的发展、变革，而有所消解的迹象。至今，在那个地区，仍然弥漫着的恐怖主义行径，与这种信仰文化在文化学起源之初的冲突，有着很深层的联系。如果没有起源时的信仰文化冲突，自杀性的恐怖攻击是不可想象发生的。而令人欣慰的是，咱们中国的信念文化，是在一种相对比较富庶、宽松的古代文明的社会环境里诞生。

在欧洲近代史上，从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了信仰文化和哲学理念并驾齐驱的历史时期。但是，就社会公众的信仰意识来说，仍然是深深地打下了追求“至高理念”的信仰文化的历史烙印。

应该充分肯定，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是依托于一种先进的文化基础的。就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言，它非常伟大的一面，是迅速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科技、经济能力，发展了人的实践创造力，造就一个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时代。如果分析这种文化的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冲突扩大化，文化扩张引起的同其它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尖锐化。

以美国文化为例，它表现出极强的占有资源，占有物质财富、最大化的满足社会物质生活欲望的特征。本文姑且称之为“物欲文化”，也被描述为“雄性文化”。从文化渊源来解释，这种追求物欲满足的极大化，同信仰文化具有的信仰观念上追求极大化(无限化、极端化)的倾向，是一脉相承的。信念文化则不同，在人们的信念世界中，只是将个人的信念目标定位为追求有限的（有可能实现的）预期值。从学理上来说，西方发达社会的高度物质文明，既不是哲学造就的，也不是文化学造就的，而是人文精神偏重于发展科技、发展经济文化和发展制度文化所造就的。

文化观不仅仅是信仰观或信念观，但是如果离开了信仰观、信念观来思考文化现象，很难想象文化将会被带向何方。信仰和文化互为依托，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现实社会理性与信仰和信念的结合，就是文化。

信念文化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文化可以充当信念，从而建构起一个以信念为主体的信念文化时代；然而，在信仰文化方面，可以建构起一个以信仰为主体的信仰文化时代，但是文化本身不能够充当信仰。

也许，21世纪的我们，是处在一个文化形态对话与交流的特定历史时段；说得夸张严重一点，是所谓文化征服的时代。那么中国，作者认为，应该是属于一个信念文化的东方大国。

三、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内涵

经过了以上讨论，本文再回到信念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主题上来。

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特色的信念文化，是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先进形态和一种必然结果。

上个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一个正在进程中的伟大时代，同时也必将孕育出一种新的无愧于时代的“先进文化”。由于文化现象和理论的复杂性、重要性，加之本文作者学识肤浅，对这一论题的研究也是非常肤浅和有限的。现提出一些思考性的观点，思想的火花，其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能得到各位领导，前辈学者，以及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1、信念文化符合中国国情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曹州府的德国天主教堂与义和团发生冲突，当地群众将两名德国传教士打死，这便是近代史上的“曹州教案”。随后，义和团运动同西洋教会的冲突愈演愈烈。1900年，义和团民杀死德国公使，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朝政府被迫签定了《辛丑条约》，向侵略者赔款4.5亿两白银。

回首历史，可以发现，八国联军在100年前上演的那一段血淋淋的历史，其直接的、重要的起因，是中国信念文化与西方信仰文化相冲突。

历史记录着，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信仰文化的一方，作为征服者，最后的“谢幕表演”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行径不象是教徒所为，而更象是强盗所作。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国土上两股伟大的文化信念潮流，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共产主义信念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了一个信念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

在中国，共产主义信念的成功，是历史使然。为什么中国会历史而必然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念呢？这其中一定有着深刻的缘由。

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只用三年时间,就战胜了远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作者认为,这种战争奇迹的发生,其实是受到信念文化的原理决定或制约的。从红军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连队以上建制设立党支部，这就为军队奠定了坚实的信念文化基础。国民党军队则没有这样一个信念指标体系。由此可见，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最根本的优势之一，是共产党人所拥有的牢固的、坚实的信念基础。

二十世纪后半叶，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来考察，中国社会，主流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文化，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式现代信念文化。台、港、澳文化，概括起来说，是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物。其核心，仍然是信念文化，而不属于西方的信仰文化体系。

近代颇有影响的“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说明当今社会的时代精神，仍然无法割断与中国历史长河中主导地位的信念文化的深刻渊源。中国文化既需要与时俱进，又需要回归历史、传承历史。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所积淀的信念文化，底蕴深厚。尽管经历了那一场血与火的战争，西方信仰文化、基督教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国国情和主流社会文化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

以上是作者对上个世纪中国信念思潮发展轨迹的一个简单观察。

2、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和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信念文化是一个“大文化”，“大社会主义的”概念与范畴。

十三亿人口的伟大祖国，其庞大的超社会结构，空前规模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改革开放后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法预见得到的。

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后党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的论断，为当今和未来中国的文化之路，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上个世纪末，当代共产主义信念的教师爷——苏联，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如果从文化与信仰的角度，来看待东欧巨变，作者感觉到，整个东欧、俄罗斯，又必然地回归了历史，复归到了欧洲传统的信仰和文化体系之中。

人类伟大的文化导师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曾经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本性的一种“全面的”复归；共产主义是向着“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复归。作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作为文化现象的共产主义，其本质内容的“复归论断”，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学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考察近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并结合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大致可以将文化的层次划分为下列几个时期。当然，这种划分，是非常粗线条的。

（1）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工业社会前期，文化巨匠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一股强烈的文化正义感，对资本主义早期剥削制度作了无情的鞭打和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崇高的友谊和毕生心血，创立共产主义信念学说，书写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不朽的篇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共产主义信念，只是一种文化的预言和理论形式。随后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将这种信念文化载入了史册。共产主义，作为信念观和文化观，是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精神瑰宝。

（2）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以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信念文化为主体。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结合农民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国国情，书写了建党、建军、建国的一段光辉历史，并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光辉著作留给了后人。

（3）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时代：时代在前进，文化也在发展和前进。当代中国，是一个发展了的社会主义时代，也将是一个创新的、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个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将跨过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等等重要的社会形态，同时也呼唤着创新的、伟大的时代精神潮流，呼唤着一种前沿性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

党的十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智慧结晶。

“三个代表”思想，博大精深，涵盖了经济学、文化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方方面面，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深刻领会，勤勉探索，创新发挥。作者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指导“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有着很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或“逻辑出发点”，就是“爱社会”。这个“爱社会”，实质是，爱社会主义的现实的中国。这是一种“信念之爱”，也是“文化之爱”。爱社会主义，不仅包括爱社会主义的制度，而且包括爱社会主义的文化。

所谓文化关怀，就是中国人民信念文化的共识，就是本文所说的“文化之爱”。

爱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所需要的爱，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国，是我们十三亿公民的社会，是我们生存、安定、统一、团结和繁荣发展的逻辑前提；这既是一种理性形态的爱，又是一种信念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爱。

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内涵，属于“大文化”、“大社会主义”的探索思路和探索方向，是一个庞大的学术性、理论性课题。本文作者联系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此略谈一二，不对之处难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这个重要信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文化信念理论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仁爱社会”的信念。中国特色的信念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仁爱社会。在儒家文化中，深深蕴涵着我们炎黄子孙的思想智慧、道德风范和精神宿求。社会主义与儒家信念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包容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魅力，正将体现出一种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作为民族智慧精髓的儒文化，主要包括经典思想家儒家学说，汉代儒家学说，以及近现代新儒家学说。世界上其他许多开放民族、先进社会和先进文化，都在积极对儒家思想进行学习、研究。我们社会主义的大文化，完全有优势、有机遇，将中华本原的儒文化发扬光大。当然，孔孟之道也存在着些许糟粕，责任不在孔孟，而主要在封建的帝王将相统治者。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是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包容性，需要遵循的原理。

——“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的信念。发展物质文明，为中国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为建设“先进文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人为本”、“发展科技”、“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信念。科技为人所用，造福人类。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控制环境污染。在环保领域，中华信念文化完全有能力为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做出表率。

本文通过以上的论述，试图推演和得出如下论题：

——信念与信仰，各有其本原的优势和不足。

社会主义论文篇5

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兴公司主要由枣庄煤矿和陶庄煤矿组成。枣庄一带解放后，中共山东分局派遣部队保护了枣庄煤矿，鉴于枣庄总矿破坏严重，先恢复是一个制度较健全的股份公司，设在上海的中兴总公司于是召集驻上海、平津一带的中兴公司的董事和股东，共同商讨向人民政府申请发还矿场事宜。接着，中兴公司的主要董事、股东召开了董事会，通过了《向华东矿务主管部门申请发还矿区继续由本公司自行开采》的决议。从1949年7月开始，以黎绍基（黎元洪之子）为首，整理收集了采矿执照、股东名册等16种文件，先后分别呈送华东财办工矿部、上海市财产接收管理委员会重工业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又具文呈送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燃料工业部和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关，要求发还枣、陶二矿自营。根据政务院的《企业中公股确认及处理原则》，当时华东区财委依据中财委指示明确指出：枣、陶两处煤矿，并非都是资方财产，其中有日本侵略者增添部分和解放后政府添置部分；政府对原属中兴私方财产发还中兴，解放后政府投资兴办部分，仍归政府；属于日本侵略者财产者，由政府没收，作为国有财产。这些指示打消了资本家们以自营模式借机侵占国有资产的企图，但只靠他们自己又无力恢复生产。

二、改造中期

公私之间的博弈根据中兴私方的提议，1952年7月，在中央燃料工业部的主持下，召开了关于公私合营问题的座谈会。在会上，公私双方在相互谅解气氛中达成了《关于恢复发展枣、陶两矿并组织合营机构的协议》。协议规定：合营范围，以“中兴煤矿公司原曾经营枣庄煤矿及政府接管陶庄煤矿为限”；合营资本，“暂以矿区已清估并经双方同意确定之财产作为双方已缴资本，其尚未确定之财产以及拟议中之现金或实物投资，待确定后再加作追加资本”；枣陶两矿的关系，“今后应视为两个生产单位，分别经营各计盈亏”；合营日期自1952年7月1日开始算起；在合营公司董监事会未正式组成以前，暂设合营委员会负责办理合营和恢复生产事宜；合营委员会对一切问题应“采取公私双方协议方式解决”。根据《关于恢复发展枣、陶两矿并组织合营机构的协议》，1952年9月13日，合营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央燃料工业部和私营企业管理局、煤炭管理局提出公私双方投资的原则是：“私方第一，公方第二，即首先根据私方可能，公方照顾需要”。经过双方充分协商，通过了关于公私产权、合营组织机构及领导人员、煤矿恢复程序和合营机构的临时费用等四项决议。决议确定：合营委员会定名为“枣陶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隶属山东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业务受山东省矿务局领导。会上确定了合营委员会的人选，并根据决议成立了“公私合营枣庄煤矿经理处”。委员10人，议定公方委员为宋竹庭、李华民、马平，私方委员为李祖芬、周叔廉、吴克颐。宋竹庭为主任委员，李祖芬为副主任，经理由政府代表张擎担任，副经理由资方代表李祖芬担任。经理处下设工程计划、材料、总务三组，各组均有公私双方代表参加。对原中兴公司职员20余人，量才录用，做了妥善安排。1953年，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立后，为了对资本家进行总路线教育，提高他们的经营信心，并使他们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央统战部于1953年6月至7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统战会议。李在会上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阐明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重要性，要求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积极参加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变革。黄炎培告诫资本家们：只要接受改造，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1953年10月至11月全国工商联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李阐明了《公私合营会议记录》公私合营档案第33卷（1952年），枣庄矿业集团档案处馆藏中兴公司档案。参见关世雄等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并且对企业的利润分配、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等问题作了具体说明。资本家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害怕而转变为开朗。

山东省统战部和工商联在全省开展对资产阶级全面调查活动，定期组织他们学路线，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以后，又组织他们学习新宪法。为了妥善慎重的处理涉及公私、劳资、各地各行业各方面复杂关系，同时也维护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1954年7月政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了公私合营的原则，公私双方的地位、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盈余分配等。这个条例的公布和实施，使国家对资本主义改造的方针和公私合营政策的原则，通过法律形式更加明确和完备起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家接受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公私合营的积极性，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步伐。通过学习宪法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感觉到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应该顺应时势。为了解决中兴公司的投资等具体问题，公私合营委员会于1954年5月29日在济南召开会议。会议一开始，中兴公司私方并不十分配合，他们实行软对抗的策略，把资金缺乏，无法完成投资与还债的任务这个大难题抛到了桌面上。他们宣称发展工业是重要，但中兴公司因为贫弱，实在是力所难及了。如果坚持搞公私合营，那国家就要加大投入。公方代表一方面针对资方的态度表现，进行了说理疏导，同时采用个别接触等办法，深入了解资本家的想法，宣传党的总路线的意义，宣传资本家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积极致力于发展经济事业的光明前途，反复进行说服教育，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经过公方代表的一番努力，资方的表现才有所好转，在投资问题上终于表示：铁道部拨来的五万多元，保证投资；电厂作为煤矿的一部分，不再坚持转让。同时公方在投资问题上也对他们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准许用南大井的旧设备折价21万元投资。中兴公司的资本家在这次会议上既受到了严肃的斗争和教育，也感觉到了国家的实际帮助，他们对国家顾全大局所作出的一些让步非常感激。正如山东省内1954年以前公私合营的其他企业一样，由于合营较早，对合营方针政策不甚明确，各企业在生产管理制度上普遍采取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对私股的合法权益尊重不够。原私营企业生产无计划，管理无人负责，财产也比较混乱。鉴于以上情况，1955年，在扩展公私合营的同时，对已有的公私合营企业进行了整顿巩固工作。根据中央“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的方针和华东局“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指示精神，中兴公司公私合营委员会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做法：明确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按照国家计划，结合销情况，贯彻“改革经营管理，节约原材料，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从制定生产计划入手，建立初步的生产定额，以及为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责任制度；初步建立财务管理制度，每一笔收支都由公私双方代表共同监督盖章有效；按照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民主管理的要求，建立了有职工代表参加的煤矿管理委员会；对资方人员安排不当或分工不明的进行调整；建立健全煤矿各级党、工会、青年团组织，以党组织为核心，加强对资方人员的改造，以内部各项制度的完善，完成其向公有经济的转变。

三、改造后期

注重制度建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1956年7月24日，枣庄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又召开会议，协商对中兴公司的改造问题。当时，人民政府根据全国工商业均已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新形势，确定将合营企业中的分红办法改为给资方支付定息的办法。最后公私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关于定息问题

确定私股股息为年息五厘五毫，自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超过了全国平均五厘的定息。1953年至1955年私方新投资及清估设备已被利用者，均按当年银行利息分别计息，作为增加私方投资。

（二）关于中兴煤矿总公司的归口问题和人员安排问题

对私方中兴煤矿总公司的在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分别量才录用，合理安排。

（三）撤销公私合营委员会

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不超过30名，私方15名，公方名额报请山东人民委员会审批。

（四）关于私方债权债务清理问题

由私方提出债权债务项目，公私双方代表于会后具体协商处理。会后，中兴公司根据会议决议成立了董事会。1956年9月28日，经济南煤管局同意，撤销枣庄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成立了公私合营枣庄煤矿董事会，董事长为朱启铃（私方代表），副董事长由申法端（公方）、黎绍基（私方）、刘建太（公方）担任。公方董事有：张延明、魏兴、徐进等。私方董事有：黄师让、李祖芬、周叔廉、张淑诚等13人。从名单上看，国家按照“包下来”的政策，不仅安排了私方原来的实职人员，还安排了不任实职的股东做董事，了却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年8月还发放了上半年股息，11月又发放了第三季度股息，以后按季付息。比如，张学良自从入股中兴公司后，一直享有股息分配权利。1957年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曾领取到1957年第一季度股息（扣除应缴费用）311.58元。后来根据国家形势和省政府文件，中兴公司名义撤销；上海办事处机构保留，每月由煤矿供给办事处13人的工资及董监人员公费房租水电费。至此，国家对于中兴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基本完成。

四、余论

1949—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转型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苏联经验探索建立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济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制定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各项规章制度，亦成为亟需之务。而在转折时期，各种探索和制度的确立，又是十分复杂的，因为每个方面的制度都和其他方面有着必要的关联，前一个阶段的制度又要为后一个阶段的制度作铺垫。对中兴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表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通过对中兴公司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考察，我们不难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党和政府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中，高度重视战略设计，十分注意制度建设。如何将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或国家所有制，是当时党中央面临的一大难题。革命有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按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种“和平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和政府担负了极其重要的领导职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会转型的领导力量。从经济布局上看，这一时期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利用到限制、再到改造，制度建设是连续进行的，改造前对私营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逐渐使其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加大了私营企业对公有经济的依存度。改造过程中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和制度，涉及企业运营、劳资关系、利润分配、内部民主管理等方面，比较充分地保障了民族资本家的经济利益。

第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党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但过程却是艰难曲折的。如何让资本家主动配合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的一大难题。对此我们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对资方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引导他们参加学习实践，使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于积极接受改造的民族资本家，各级政府吸纳他们进入管理议事机构，使其充分享受主人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