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论文(收集5篇)

西方经济论文篇1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出现于二战之后。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成为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经济领域的协调则主要体现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签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建立上。

二战结束前夕，一些国家深切感受到：国际经济的动荡乃至战争的爆发，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除了重建各国国内经济，修复和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也是重建战后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因为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仍然以商品交易为主，所以世界贸易的恢复必须排除制度方面的两个障碍：一是各国间的贸易壁垒，二是以邻为壑的汇率制度。与此相适应，当时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政策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际货币体系上。

1944年7月，由44国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制度的结构和运行等问题。会议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确立了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其实质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194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它是关于各国汇率制度安排和调整的国际协调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于1946年开始办理业务，其主要任务是对成员组织提供长期贷款和投资，以满足它们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求。主要贷款对象最初是受战争创伤较大的欧洲国家，后来贷款重点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关于降低关税壁垒、商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共同准则以及调整各国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多边协定。关贸总协定的签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立，在战后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有严格的组织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宗旨，因而能保证世界经济在这一协调体系下正常运行；二是协调范围明确，可以在具体领域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调节；三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的规则，使成员能在世界范围内更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解决国际收支方面出现的暂时的或非根本性的不平衡。

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框架下运行的，尽管该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更多地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但它毕竟是多个国家共同协商产生的新型国际经济制度，在战后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在此期间，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发达国家再也没有出现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以七国集团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1973年，美国向全世界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霸权相对削弱。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七国集团：一是七国首脑会议。1975年11月，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英国、德国（西德）、意大利、美国和日本六国首脑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召开第一次首脑会议，加拿大与欧共体相继于1976、1977年出席。70年代中期以来，七国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讨论世界经济政治的协调问题。二是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该部长级会议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首脑会议以外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是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决策者。很多重要议题都是由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后，再提交首脑会议签字对外的。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七国集团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包括：

财政政策协调。在每年一度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和财长会议上，七国首脑和财长就各国的政府预算、税收政策的协调等进行讨论协商并达成一定的协议，以促进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解决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1978年举行的七国集团波恩会议提出“护舰队计划”，共同实行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等措施，标志着七国集团经济政策协调取得首次成功。在此后20多年中，财政政策协调一直是七国集团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的主要手段。美国一向把财政政策作为反周期工具，特别支持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往往是美国频繁地推动其他六国实行“协同增长计划”，而德国、日本对财政政策的协调则显得比较被动。

货币政策协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一国货币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为避免出现以邻为壑的政策，七国集团对各国货币政策进行协调，主要是协调利率政策，即通过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来协商并确定政策方向，通过各国国内的宏观政策加以实施。如80年代初，七国协调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回升与发展；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又调高利率；而在股市危机和经济不景气时又调低利率。虽然各国从各自利益出发，有时意见不尽一致，但总的说来通过协调，大都能在短期内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

汇率政策协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主要工业国家实行的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外汇市场干预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特别是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进行汇率调节的主要手段。从70年代末至今，西方国家在外汇市场干预方面的最重要特征是联合干预。80年代以来，七国集团为影响汇率的走势曾多次达成协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5年的广场协议、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等。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七国特别是美日德三个最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仍然对外汇市场多次进行联合干预。贸易政策协调。从第一次首脑会议开始，七国集团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对历次多边贸易谈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贸易体制的发展方向。东京回合谈判期间的四届七国集团首脑会议，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关贸总协定管理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对达成东京回合谈判的多边贸易协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后期，几乎每届七国首脑会议都发表宣言，敦促乌拉圭回合取得进展。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接替关贸总协定管理世界贸易体系后，七国集团对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仍未改变，并积极倡导多哈回合的谈判。但是，近年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七国集团贸易摩擦不断，在促进多边贸易谈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随之减弱。

金融危机救助贷款。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期限太短，注资太慢，提供的国际贷款往往难以满足危机国的需要，而且其贷款往往附加一些宏观经济约束，经常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大国，七国集团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危机反应机制，面对金融危机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以抑制金融及经济恐慌。1987年10月爆发股市危机，七国集团即向世界展示出它有能力担当这一角色。90年生的历次金融危机中，七国集团也都发挥了一定的最后贷款人的功能。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作用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为机构协调。但是，由于它们在运行过程中的缺陷，其协调作用已受到很大影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批评，面临着多方面改革的压力。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也存在着各种制度缺陷，如谈判交易费用因其成员数量增多而不断增加，谈判耗时长、灵活性差，协议生效后的执行成本高、执行难等。近年来，要求世贸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也不断出现，特别是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后，这种呼声更加高涨。

第二，七国集团的协调效力趋衰。80年代中后期，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曾经达到高潮，但是收益不大，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效果，甚至还给某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1998年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会员，七国集团更名为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只参加政治议题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上仍保持七国体制。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国家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协调性降低，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美国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动因往往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它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将本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外国的经济政策，要求别国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美国的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各国的抵制。

第三，区域经济政策协调及双边经济政策协调不断发展，区域自由贸易成为新潮流。在不违背世贸组织原则的前提下，区域合作是对多边合作的补充。相对于多边合作，区域或双边合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往往可以避开世贸组织谈判中无法回避的难题。世贸组织成员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也促使一些地域邻近、经济互补的国家考虑优先采取区域合作的方法。坎昆会议的失败使得区域合作掀起热潮。目前，世界上已经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达179个，内部货物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50％以上。

在亚洲，除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外，近年来一些次区域性的国际合作也获得了发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成立了由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的次区域性合作组织，即“10＋3”，确立了首脑定期会晤、财长定期会商和政策对话等机制。目前，东盟10国已着手建立自由贸易区，并计划到2023年底之前创建一个类似欧盟的经济共同体。东盟已与中国确定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同时也积极同日本、韩国、印度和欧美国家商讨建立自由贸易区。

欧盟各成员国的政策协调是目前较高级别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近年来，欧盟致力于促进欧盟各国向更加健全、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盟过渡。在实施“东扩”计划的同时，欧盟也积极开展跨区域的双边合作，先后与墨西哥、智利、南方共同市场、中东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海湾国家协商建立自由贸易区，其中与南非、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议已经生效。

美洲经济贸易合作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南延伸。美国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四个中美洲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二是拉美自由贸易区取得实质进展。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为南美国家建立统一大市场奠定了基础。三是推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将由北美自由贸易区、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等联合组成，涵盖除古巴之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从而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南北区域经贸集团，但这一进程并不顺利。

西方经济论文篇2

西方经济学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16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末期的重商主义学说，到17世纪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再到19世纪70年代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变时产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逐步发展到1929—1933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再到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流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有“社会科学之王”之称。从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努力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改造经济学的做法不断升级，而到20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是同力学一样的物理数学科学，并且立志要把经济学改造成社会物理学。为此他们从理性和实用主义出发，理所当然地以“自然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最适合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制度，是最合理、永恒的制度为其理论前提，从而他们的经济学是只研究资源配置和物质财富增长而与价值立场无涉的“纯经济学”。

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立场

马克思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为适应挣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压迫而不断斗争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任务是揭示生产规律，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原因是：经济规律是人们在长期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规律的经验性总结，而在阶级社会里，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不仅受到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还要受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立场的限制。基于此，马克思毫不隐瞒自己的价值立场，公开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三、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上的不同点

(一)关于承认与不承认价值立场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是排斥价值立场的，他们一直企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他们热忱于对科学性的无限追求，为此把大量运用数学当做促进经济学科学化的一个有力手段，从而导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数理建模化”、“计量实证化”等具体手段使经济学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从而过滤掉其隐含的价值立场，这反过来也说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与科学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消灭剥削，摆脱资本对人的束缚，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实质是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能够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经济学研究，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敢于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价值立场。

(二)二者究竟是“物学”还是“人学”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不是幸福之学而仅仅是处理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是理财之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人被当成了资本的工具，成为一种经济要素，承担着资本增值的载体的功能，人被物所绑架，劳动者反而成为机器、资本的附属物。因此，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物本经济学，他们忘记了人，忘记了社会，单纯追求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经济效益本身成了目的，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自身的发展却退居其次，致使西方经济学主次颠倒，充满了拜物教气息。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唯一的，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因此，与西方经济学撇开人的发展问题而只专注于如何借助于数理分析方法研究物质财富增长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终极性价值判断出发，借助于历史维度的宏观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劳动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人性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为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发展层面上比西方经济学站得更高，是充满了人情味的真正的“人学”。

(三)他们究竟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

西方经济论文篇3

关键词：经济学思潮中国经济学

经济学在国际上作为一门显学的地位奠定至今已经有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经了曲折的道路。1901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至今刚好100年。100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主流的话语系统经常在转换。在新中国，经济学主流的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放后到1978年以前，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到九十年代初，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初期以后。第一个阶段也即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以前，我国经济学主流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个阶段，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交替着控制着主流话语权，政治经济学仍然略胜一筹。第三阶段，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开始凸现，并且日益加强。本文着重对第二、三两个阶段也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基本潮流变迁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讨论。

一、近2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几大变化

综观这20多年来的经济学思潮变化，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西方经济学全面引进并且逐步占据主流话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基本上属于批判的对象。我国经济学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严格依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当年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评严厉地批判西方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虽然基本上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但是在扉页上要打上“内部参阅、供批判用”的字样。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的进展非常迅速，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是消极的和否定性的。在改革开放后的最初的十余年时间里，国内出版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介绍西方经济学内容后要加上批判性的评论。高鸿业先生为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本所作的“译者序”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态度。[1]这种态度可以称之为“本质上否定，现象上肯定；全局上否定，个别方面肯定；理念上否定，工具上肯定”。尽管如此，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1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学界还是通过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经济学著作，[2]同时，一大批年轻学者纷纷到西方经济学的大本营美国、英国留学深造。在海外，中国学者还成立了留美经济学会等日后影响逐渐加大的学术团体。

进入9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价值判断的理念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深刻。高校的经济学课程设置越来越突出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西方经济学类的课程份量不断加重，从一个学期讲完的“概论”，到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两学期讲完。有些学校还开设了中级、高级西方经济学，加上计量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准西方经济学课程，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全面转向西方经济学。这种情况在不同类型的学校和专业中程度有所差异，但是趋势非常明显。

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要求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西方主流学术规范。以《经济研究》为代表的学术期刊纷纷在采稿内容和采稿的技术规范等方面开展向“国际学术规范”转型。进入90年代中期，《经济研究》所登载的论文的风格已经完全不同于10年前，可以说，《经济研究》在这10年中发生的变化是整个中国经济流变迁的集中体现。其他经济学专业刊物在变化上不一定能够跟上，但是毕竟都在变。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论文的注释、引文和参考文献的变化也非常有规律。在改革开放以后到8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学论文的引文来源以马列经典著作、前苏联东欧经济学家的著作为主；80年代中期以后在引文中，西方经济学文献的比重加大。目前在学术性文章的引文中，来自马列经典著作几乎绝迹。大多数引文都是欧美主流经济学的著名人物的论著。在1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让人惊讶。

对于西方经济学大举占领中国经济学阵地的状况，许多老一辈经济学家表示了忧虑。陈岱孙[3]、高鸿业、张培刚先生这样一些早年在西方接受系统的主流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也提醒经济学界要防止出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趋势。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从渗透到占据国内经济学的制高点的进程进行得十分迅速，呈现出无法阻挡的势头。

第二，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门类当中的影响全面衰弱

在高校经济类学科中，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课程不断压缩。政治经济学从最初分为三部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讲授，到后来归并成为一个学期讲完的概论；《资本论》从经济类专业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最后不少学校干脆从课程中将其去掉了。相反，西方经济学不仅在结构上改变了经济学中原来由政治经济学独霸的地位，甚至对于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的方法和原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非马克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个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甚至在中学的经济常识课本中不断弱化。在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给予马克思《资本论》的经典原理越来越让位于某种“非驴非马”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说，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被割裂和支解。为了“提高”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在政治经济学中，“借用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这种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强行拼凑在一起的做法在国内某著名中年经济学家组织编写的发行记录良好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达到了极端。这名学者虽然因此而受到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口诛笔伐，但是整个经济学界的非政治经济学倾向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事实上，今天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就其讲授内容来说基本上是形同虚设。老师在讲台上很不情愿地讲授“劳动价值论”、“剥削”、“剩余价值”、“相对人口过剩”和“贫困化”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范畴。但是却津津有味地介绍“边际效用”、“显示偏好”、生产要素的“报酬”和“一般均衡”等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以至于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师很是狼狈。

作为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资本论》在整个80年代都是综合性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而到了90年代，只有很少几所学校的老师还在继续讲授《资本论》。[4]

应该说，老一辈政治经济学们继续坚持着自己的学术观点，提醒人们要注意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和阶级性，并且千方百计地寻求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出路，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至今没有拿出一个办法来对抗西方经济学范畴和分析工具等的渗透。政治经济学的衰落是一个直到目前还无法抗拒和扭转的事实。[5]

第三，各类应用经济学特别是部门经济学发生了重组

80年代，是一个经济学混战的年代。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占据了主要的学术阵地，但是它对于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又越来越弱，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因此在若干应用经济学领域，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所采用的方法论是极为混乱的，不伦不类的。为了弥补传统经济学理论与现实需要之间难以弥补的鸿沟，一些资深的学者甚至不断地提出新的经济学门类。名目繁多的经济学应运而生。这些经济学分支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基础非常混乱，有基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也有基于西方经济学的，而绝大多数是没有合理的逻辑基础的，充其量只是对于某一个具体领域的经济活动加以皮相的描述而已。随着政治经济学地位下降和西方经济学影响力的上升，各个应用经济学统一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和分析手段的进程也在加快，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全面整顿和改造五花八门的应用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甚嚣尘上的经济学泡沫开始退去，应用经济学出现了明显的规范化和统一化的趋势。虽然直到今天，还不能说所有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都已经统一到实证经济学，但是很显然，以前那种让人眼花缭乱，不辨南北的经济学的繁枝蔓叶开始受到相当有力的修整。

第四，制度经济学异军突起

今天我们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期刊或者专著，都会看到制度分析的痕迹。制度经济学特别是科斯意义上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现实问题的“法宝”。科斯取得了马克思当年才有的“经济学教父”的地位，他的文章的引证率在中国无疑是全球最高的。中国经济学凸现出制度分析的主线，既反映的转型阶段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这一代活跃的经济学家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乃至世界观。以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为代表，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发展非常迅速，每年一度的中国制度经济学理论研讨会和若干期新制度经济学培训班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力。中国学者进入国际经济学界的门坎除了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就数制度经济学最低。所以在国际制度经济学大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身影[6]。这些打入国际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家都还非常年轻，正处在学术生命的高峰期。所以，有理由断言，他们对于本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将会持续较长时间。

所有这些变化，归根到底，一是经济学的“问题”从书本上的教条走向现实，二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日益科学化、实证化。也就是，科学范式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的推广和科学理念的普及。在整个20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说前10年的变化主要是经济学面对的问题领域在发生变化，那么后10年则主要是经济学自身的方法论基础和分析基础的变化。我认为，后一个变化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二、对于国内经济学发展趋势的几个基本认识

对于国内目前经济学走向的这样几个方面的趋势应该如何认识。目前是见仁见智，有全般否定的，也有全般肯定的意见。我的基本判断是：

第一，经济学的西方化趋势将会继续加强。

这既因为经济学是一个极符合科学的形式标准的最有竞争力的科学假说，又因为西方经济学所渗透的理念恰好是市场化的社会的最行得通的理念。所以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支持会使得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阵地的占领，无论是范围还是程度都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只要看一看，今天高校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对待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推崇心理，就可以推测未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格局，毫无疑问，现在正在学习经济学的这一代年轻人的观念和选择将会进一步巩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学的西方化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既有推动整个中国经济学科学前进的积极作用，但是又有导致中国经济学界在长时间内被殖民的消极作用。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存在的消解一切信仰和集体价值的内在功能，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无疑是强大无比的，但是把这种分析的理念和工具无限制地推向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会损害社会科学的多样性，损害基于这种多样性的人类认识不断深化的能力。

第二，西方经济学将日益关注中国本土的研究资源

经济学家将力图在西方化和本土化之间寻求一种均衡。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就在于它必须解决一般的逻辑结构和多样性的现实之间的联系。从孔德开始的所谓社会科学一般化和科学化进程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是由于对多样化的现实和价值问题的忽视，社会科学的功能变得日益片面化。中国经济学家在最近的若干年里已经开始反省经济学一般化和中国现实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及其学术含义。已经有一些文献在探讨科学化、西方化的经济学与中国本土资源的衔接问题，这种探索无论开始阶段表现得多么稚拙，都是可贵的。[7]毕竟在中国，西方经济学对于传统经济学的殖民已接近完成，下一步是如何被更多的人接受并融入到中国社会的深层的问题。如果不研究西方化与本土资源的关系，一味强调一端都会引发激烈的观念冲突。

正如一切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都面临着西化和本土化的矛盾一样。经济学中本土化与西方化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西方化要求理性化、形式化、实证化，本土化则要求规范化、伦理化和感性化。这种冲突在解放前的中国知识界就已经发生，经济学中强调理论推理和强调社会调查的这两派之间的争论时有发生。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之后，争鸣消失了，所谓本土化和西方化之间的争论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最后的胜利属于辨证地协调了理论教条和实际经验之间的矛盾的人。即及其那些追随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思想这样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目前在与经济学相关的理论界，本土化的代表人物，是以费孝通为领袖的社会学研究团队。而西方化的学者则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这个研究团队当中，缺乏公认的领袖人物。前者注重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后者注重经济学自身科学性的彻底。但是各自又有毛病，前者除了积累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在构建理论体系方面比较薄弱，有些类似于经济学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后者则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条对中国社会的微观问题进行强行解释，失之于牵强，反而带有强烈的意气用事。虽然有沟通的尝试，但是彼此的隔膜目前没有消解。

第三，政治经济学将通过制度研究寻求复兴的可能

毫无疑问，政治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化只能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长此以往将死路一条。因此，不仅西方经济学，而且政治经济学的重建也必须从处理好经济学的西方化和本土化之间关系的角度入手才能有所进展。但是与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不同，政治经济学将更多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当中获取研究资源。也许将来会形成如下的学术格局：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开始运用特有的概念框架研究制度问题，体现出一种制度研究的取向；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则较多地运用政治的、社会学的概念框架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将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方法和角度，切入同样的经济学问题。

今后一个时期，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角逐将会继续。马克思经济学将会对制度研究的领域据理力争。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不能全部归诸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成果。对于制度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是最为系统、深刻的。虽然所使用的概念系统和分析工具晦涩难懂，影响了马克思理论在青年人当中的传播，但是他的体系的完整性和内部一致的逻辑则至今无人能够超越。科斯学派的一些重要成员虽然不曾直接从马克思那里获得启示，但是所做的工作又是马克思学派早就在做的。甚至像交易费用这样的重要概念，也隐约可以发现马克思纯粹流通费用理论的影子。至于产权分析更是马克思研究的特长。当然这种比较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难以说清的。毕竟两个学派所使用的方法论、分析工具，概念范畴等等都存有天壤之别。简单的类比往往容易出现误导。然而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的的确是这样一个问题，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已经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制度分析，而同样的工作，西方经济学界将近落后了100年。可是，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又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向其他领域的渗透力也是非常之强。这种学术优势的转移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是分析工具滞后，还是优秀学者的注意力从马克思主义转移到了西方经济学导致的智力流失。这需要引起深思。

第四，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

前面所讲的本土化与形式化之间的关系虽然包含了这里的问题，但是我感到还是有必要把经济科学视野里的中国这个问题单独加以审视。对于形式化的西方经济学来说，中国有什么？对于经济学在21世纪的发展来说，中国意味着什么。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对于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给予了高度重视，乃是因为，这些人意识到，中国的渐进式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模式是当今世界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到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转换的典范，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研究这个体制转型问题需要经济学多个领域的参与，特别是需要新制度经济学的参与。的确，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像中国20多年来所发生的体制变革、结构转换和政策调整。这个过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资源，足够中国经济学家吃上很长时间。问题不在于中国的经济本身是否值得研究，而在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工具能否给予这种研究以足够的支持。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建立“中国经济学”，这样的主张所基于的背景正是中国发生的这些现象的独特性。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问题的特殊性，所以目前国际通行的研究方法不能满足需要。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坚持，中国的问题运用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可以很好地处理，因此，要通过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国特殊经济现象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认为，这种意见分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当中国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时，经济学理论的统一也就随之完成。转型经济问题也就只有史学研究的价值，所以，不可能为了研究一个国家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去建立一门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旧制度学派作为“理论”的失败本质上也是不承认社会科学至少有学习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当我们把保尔.芒图笔下的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图景与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工业化的图景作一仔细对比，就不得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具有较为一致的内在逻辑。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不应当被夸大到一般性之上，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特殊性也就不应该凌驾于现代经济学一般理论之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和今后都不可能建立起一门与现代经济学有明晰边界的所谓“中国经济学”。西方体系内部各个国家在现代化的某些阶段虽然也出生了特殊理论的诉求，但是这种诉求很快就消失了，最后在各个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学理论无一例外的都是现代经济学。日本经济学的发展路径就是一个既有说服力的案例。总之，本土资源当然也会有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成份，但是更多的仍然是补充和验证现代经济学。那种要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呼声，或者基于某种朴素的国家意识，或者是因为急于进行理论创新的焦虑，但是更多的还是对于现代经济学科学价值的无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把大量资源集中在那种不会结果的创新活动，还不如老老实实去补西方经济学的课。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严格的科学范式内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审视，这样也才有可能找到引发新问题并进行理论创新的支点。

最后，经济学的开放将不可避免。迄今为止，经济学表现出极强的自保护性和封闭性，这样的特性一方面使得它得以免受学术批判的损害，但是因为远离现实而失去了公众，成为少数人的智力体操。这种状况在中国将会发生变化，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不允许这样自在自卫的学术清流有发展的基础，学以致用是中国文化的内在要求，同时，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是反对分析和学术分工的，经济学如果画地为牢，将无以在中国立脚。所以，无论如何，经济学向现实的开放以及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文献：

1、【美】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二、三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1993年。

3、【波】O.兰格：“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9年第1辑，总第55辑。

4、蒋自强、张旭昆：《三次革命与三次综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罗卫东、蒋自强：《兰格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人大书报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1994年第8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1994年第8期摘转。

6、【美】斯蒂格勒：《经济学与说教者》，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7、张问敏等编：《中国经济大论战》（1、2、3、4、5），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2000年版。

8、许彬、罗卫东：“论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改革与发展”，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F11），1999年第11期全文转载。

9、【美】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1]（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中译本），上册，“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79年11月版。

[2]比较重要的有当时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作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济学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中华外国经济学学说研究会编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17辑）、上海三联书店的《当代经济学译库》。

[3]陈岱孙先生1994年在《高校理论战线》上发表文章指出经济学界切不可从盲目排斥西方经济学转向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他告诫年轻一代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建立在并不现实的假定之上的。把基于不现实假定的理论作为真理来全般接受，会带来危险。

[4]卫兴华承认《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界遇到严重挑战。他担心如果就这样自发地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将会在全国高校退出讲台。（参见卫兴华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1997年第5期的文章）

[5]许彬、罗卫东：“论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改革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西方经济论文篇4

1.重理论知识、轻创造性思维

教师作为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其教学目标为学校的培养目标服务。基于学生基础普遍较差，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教师教学过程中虽然采取了、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侧重于书本理论知识的运用介绍，根据理论举案例，让案例去服从与理论，而不是一种由经济现象去检验理论的思路，缺少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2.缺乏学法、实践指导

许多老师在授课时对经济学的知识点关注很多，也能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如何让学生了解理论的形成，以及理论的发展，以及针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的特性，用经济学思维的视角观察经济问题，把经济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经济学讲解不足，其结果是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着重熏陶经济思维习惯，不是在运用中把握经济学知识点，而是在老师描述后去强行记忆知识点。另外，对于课下如何去学指导也不充分，使得一些学生缺乏学法指导课前不预习，课后不进行练习，其应用能力差，缺乏专业素养就在所难免了。

3.忽视定量分析

能力培养目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采用的教学方法有：讲授法、讨论法、提问式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以及因果式、启发式、“动态式”教学法、推论式教学法、对比教学法。多种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这只限于定性分析方面，独立学院学生，多数人的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学生普遍对定性分析感兴趣，而对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骤不愿深入，对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不习惯接受。定性分析一定程度上能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却忽视了锻炼学生对抽象复杂经济问题的理性分析和研究能力。

4.缺乏互动

缺少沟通教学过程其实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而在独立院校，师生在教学上的互动情况却不让人乐观。教师和学生交流仅限于课堂之上和课间10分钟，业余时间沟通较少。另外，出于一些隐私考虑，一些老师只公布自己的电子邮箱，使学生缺少沟通渠道。而学生方面，独立院校学生性格上虽然积极开朗，但只是表现于学生活动方面，对于和教师沟通方面，由于学习积极性方面弱、基础知识差、一定的自卑心理和畏难情绪，以及面子问题，很少与教师沟通，一定程度上使一些教学问题不能够很好及时解决，这也是造成教学效果差的一个原因。

二、提升独立院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有效性的策略建议

（一）立足基础、培养创造性思维

提升独立院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有效性，创造性思维、创造性的活动一定要立足于扎实的理论基础。首先，要有准确的课程定位，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功能应定位于服从培养应用本科人才的“厚基础”，并围绕这一目标来组织教学的各项工作。应充分把基础课程的学科导向与专业课程的就业导向结合起来，把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现实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严谨和科学。其次，培养学生洞察最新的经济学视角。应该充分体现西方经济学的时代特征，紧紧围绕西方理论界的研究动态，介绍经济学的最新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如机制设计理论、博弈论、有限理性、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内部人控制等，有利于鼓励学生关注本学拓展学生的思路和视野。

（二）加强学生学法、实践指导

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不是消极和被动的过程，而主观能动性需要教师启发和引导。在参与式教学中，教师的主要职责是为学生提供资料，就学生的推理过程进行引导、启发和点拨，对学生的认知做出经常性反馈，鼓励学生对信息进行批判性评价，帮助学生在问题的交流和讨论中协调、整合基本知识与实际技能。针对每一节课的基础理论部分，教师重视课堂教法的同时，也应该注重课余学法指导。理论来源于现实，高于现实，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是不够的。课下学法方面，可以指导学生浏览相关的经济学人博客，相关的报纸，期刊杂志，关注经济动态，以及经济学者、专家的一些分析观点，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认识。实践方面，一方面指导学生进行相关的市场调研，或数据搜集，去验证一些理论的结论；另一方面发挥企业的社会关系的优势，加强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有利于学生学习企业的真实运行情况，以及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而不仅仅把理论停留在书本层面上。

（三）注重定量分析

教学教师一定程度上照顾学生的数学基础，侧重于定性分析，但是一些必要的定量分析方法也要让学生掌握，不能规避学生弱点，要注重短板效应。把一些必须的数学推导公式通过板书的形式，给学生逐步推导，使其务必掌握。此外，结合上述第三点建议，加强实践学法中的用基础的相关学科的统计，调研分析实践，也是提高他们运用数学方法分析经济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

（四）多渠道沟通、教学相长

西方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1-0156-02

[作者简介]李艳华（197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基金项目]黑龙江东方学院教改课题“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探索”的成果。一、引言

西方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重要的核心课程之一，其体系庞杂，知识点多，内容抽象，理论性强，模型复杂。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会遇到许多问题，如西方经济学理论离中国实际较远，大多数教科书上的相关案例取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而我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现阶段我国的许多经济现象与西方有差异，所以导致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际脱节，致使许多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缺乏兴趣，甚至怀疑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另外，中西方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中国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翻译版教材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怎样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实际有机结合，将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当前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含义

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是指在教学中针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予以正确的解释。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要求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要根植于中国经济实际，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的经济实践中。虽然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实行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还不成熟，另外，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国情不同，这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直接解释我国的一些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只有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阶段中国的发展特点，针对中国具体的应用情境，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体现。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指的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在教学中应强调这些原理与中国经济运行并不矛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三、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必要性

西方经济学理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理论总结，通过许多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市场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西方经济学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能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正确分析现实经济现象的能力。然而，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的，是西方学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总结，并最终形成的经济学理论。目前我国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种类不少，但大多尚停留在对原版教材的翻译和复制阶段，书中案例大多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现象，再加上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成熟，教科书上的许多案例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严重脱节。基于这样的现实，教师在教学中很容易忽略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经济实际的结合，容易使学生产生学非所用的错觉，影响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把握。要想达到学以致用的目标，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就要既能解释市场经济一般性问题，又能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问题，真正有效地将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

四、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措施

1将因材施教的理念融入到教学过程是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前提。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文理兼容的学科，既可以用严密的数学模型加以推理，抽象地加以论证，也可以用精炼的语言文字进行系统的阐述。对于数理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重视模型的抽象推导，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向较深的层次推进。对于文科生，尽量避免经济学理论的模型推导，应该强调用精炼的语言表达，多用案例去解说经济理论。总之，不管用何种方式，使学生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学教学的目的，只有理解了经济理论的内涵，才可能去解释现实经济问题。

2注重结合西方经济学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以及适用条件对经济理论作全面解释，让学生理解经济学理论的根源和发展，而不是机械地去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学家结合当时的经济现象得出的，所以每一个经济理论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以及适用条件，这些内容应该在教学中给学生作相应介绍。另外，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西方社会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理论总结，在介绍有关经济理论时，要注重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培养学生辨证地看待西方经济学理论。首先，在讲授这门课程时，教师应该将中西方思维的差异讲清楚，这也是一个思维融合的过程；其次，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会对一些经济理论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或疑问，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辨证地看待这些问题，如该理论的合理性在哪里？该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该理论哪些地方不符合中国实际？怎样修正该理论才接近中国实际？这些问题对于学生可能会有较大的难度，但学生可以通过思考这些问题进一步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且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3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中国的经济案例是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基本路径。案例教学是经济学教学手段的首选，通过案例分析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案例教学可以降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性，增强直观性。首先，要注意选择中国的实际经济现象作为案例，同时尽可能选择日常能够接触的经济问题做分析，这样学生容易接受。经济学案例的筛选要来自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这些案例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反映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使学生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让学生理解，无论各国的市场经济实践有什么差别，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这就是经济学原理的普遍性。如在讲到经济增长理论时，可以结合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变来分析，可以用经济增长理论来解析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问题。教师应该注重在平时大量阅读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资料，第一时间了解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然后运用相关的经济学原理对案例进行研究。学生通过中国经济现象来理解经济学原理，比用国外的案例更易于接受，也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其次，案例的选择应该有一定的专业性。有了来自中国市场经济环境的案例素材，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整理这些案例。应根据教学内容对案例不断进行筛选、提炼，对案例涉及的经济运行过程进行专业性的解析，对每一个案例做出科学的设计，使案例教学能真正反映时代的脉搏和经济发展现状，这样更能引起学生们的共鸣，更为重要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案例有利于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真正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4积极开展教学实践活动是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重要环节。课堂上的理论讲解毕竟枯燥，为了能够让学生深入系统地理解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应该积极开展教学实践活动。西方经济学本身是理论经济学，其研究目的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实践。通常情况下，实践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薄弱环节，但实践教学却是更容易结合中国实际的教学环节。例如可以把西方经济学实践教学内容划分为课堂实践教学、课外实践教学和综合型实践教学。课堂实践教学可以包括结合中国经济现象的实际进行案例课堂讨论、辩论演讲、模拟实验、专题讲座等。课外实践教学可以包括社会调查、实习等形式，还可以深入生产管理一线。综合型实践教学是把课堂实践与课外实践结合在一起，对学生来说难度较大、要求较高，适合大学高年级学生，可以包括课题研究、商业策划和毕业论文等形式。

[参考文献]

[1]温晓慧经济学教学本土化问题研究[J]煤炭高等教育，2008（3）

[2]曲振涛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N]中国教育报，2006-12-26

[3]卢明名应用型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探讨[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