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港概念(收集5篇)

自由贸易港概念篇1

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沪港蓝皮书》主编、上海社科院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尤安山汇报了蓝皮书的主要成果。来自上海自贸区、上海市政协港澳台侨委、上海市港澳办等沪港两地相关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企业的数十名专家学者，以及新华社上海分社、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沪港经济杂志等多家知名媒体代表参加了会议。

《沪港蓝皮书（2015）》以上海自贸区建设与新一轮沪港合作为主题，分多个专题和视角研究与分析了沪港两地如何在上海自贸区这一新的机遇条件下更好地发挥互补优势，加强分工合作，共同携手开创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蓝皮书指出，香港作为全球公认的最自由、最开放、最多元化的自由港，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管控、制度安排等诸多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对上海自贸区的运营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会结束后，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贸办事处主任邓仲敏女士、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石良平教授、香港知名金融专家周八骏博士、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宏先生、上海市港澳办钱玉林处长、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高级总研究主任方舟博士等应邀就上海自贸区发展的新进展、新问题、新挑战和沪港合作共推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路径选择等热点问题进行了专题演讲，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观点独到、视角新颖。整个会议气氛热烈，研讨深入，互动积极。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上海自贸区建设对深化沪港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为沪港合作提供了一个国家战略平台，为沪港两地在制度创新建设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合作空间，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沪港两地在国家金融战略框架下的互动合作，以及进一步强化香港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桥梁作用。最后，与会专家学者从建立沪港自贸区发展合作对接机制、扩大沪港基于自贸区发展的产业合作机遇、以制度创新保障沪港合作模式及内涵升级等方面，就沪港合作如何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石良平：自贸区要继续引领开放式改革的国家战略思路

不久前，国务院公布《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进入了“2.O”时代。

截至目前，国家共设立四个自贸区。石良平指出，这些自贸区有不同的定位，肩负着不同的使命。从战略布局来看，广东自贸试验区立足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天津自贸试验区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自贸试验区立足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自贸试验区继续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担当“领头羊”。

作为国内第一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以“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贸试验区”为目标，将在更为广阔的制度创新“试验田”里，深度挖掘改革潜力，多维度拓宽改革领域，保持自身的改革先发优势。

如何“推进更高层次对外开放”？国务院对自贸试验区提出了“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革”的要求。石良平着重谈了上海自贸区在投资、贸易监管、金融创新等方面的任务，提出了上海自贸区要继续引领开放式改革的国家战略思路。

石良平说，上海自贸区首先要抢占制度上的自主高地，“自贸区是自主高地，不是政策洼地”。建立自贸区关键是探索制度创新，向改革要动力，不是政策优惠。因为政策洼地越多，越会阻碍各类要素高效流动，越会阻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有洼地，就容易出事故。试验区作为一种新型开放模式，不是过去的特区，区内政策要能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其次，上海自贸区要进一步开放红利。根据对外贸易协定，要在所有的行业内开放服务业，金融和信息领域尤其值得关注。跨境数据的自由流通，要引入开发措施，突破限制，把握自贸区扩容的大好机会。

再者，上海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为蓝本，尽快修订目前开放程度较小的上海自贸区条例。随着新的外国投资法的修订，接下来有三件事情特别值得研究：

第一，要探索改善自然人流动问题。自然人流动也是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的主要议题，它涉及很多专家、商务人员、科技人员，尤其是技术骨干的流动问题。如果要提高自然人流动的便利性，那么各国签证的透明度和详细操作程序都要重新制定。服务业主要靠人，如果自然人流动有障碍，服务业的开放也很难展开。

第二，率先制定跨境数据流动的管理法。

第三，外国投资法引入了“实际控制人”和“协议控制人”两个概念，上海也应该尽早设立相关概念。

周八骏：同建两大国际金融中心

经济学博士、香港资深金融专家、原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周八骏首先对全球宏观大环境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香港面临空前的挑战。

在周八骏看来，香港的政制发展问题折射全球结构重整，香港需要重新认识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需要在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之间重新找准方向。他还指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前途取决于两点：1，港币与人民币的关系；2，香港经济与珠三角经济圈的关系。

在上海自贸区面对的问题方面，周八骏指出要理清自贸区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关系。对外资实行市场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焦点与重心何在？是主要应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TPP，还是面对以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为主的“命运共同体”？周八骏建议以后者为主，顾及前者。

经济发展要如何协调区内与区外关系？扩容后上海自贸区面积相当于香港岛或大屿山，但与香港岛或大屿山不同的是，上海自贸区既不是一张白纸也不是一幅已构成的图。他建议，结合前一点，在上海自贸区内拓展两类产业集群（IndustriesClusters）和相应的企业集群（EnterprisesClusters），一类是面对发达国家，在上海、长三角和中国都是领先的产业集群；一类是面向新兴经济体，处于中高端的产业集群，对于前一类宜给予税务优惠。

就沪港合作方面，周八骏提出，应同建21世纪中国两大国际金融中心。首先，上海自贸区应先行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实现人民币的充分可兑换。

其次，上海自贸区可配合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上海应争取成为亚投行的业务运作中心，譬如，将亚投行的“司库”（Treasure）设于上海自贸区，依托上海金融市场实行保值和增值，争取“丝路基金”总部设在上海自贸区。

最后，沪港两地可合作发展人民币衍生产品。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适度发展一级金融衍生品（即由金融基础价格利率、汇率和基础服务抵押贷款等直接派生的金融产品，如利率期货、汇率期货、抵押贷款证券化等）。由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先行，上海自贸区引进，至少在2023年前形成梯次推进。

钱玉林：沪港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上海市港澳办钱玉林处长指出，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沪港合作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特点：第一，沪港经贸合作机制不断完善；第二，沪港合作领域更加全面化；第三，沪港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在今年的沪港经贸合作会议第三次会议上，沪港合作的牵头部门确定了2015年两地十大合作领域，分别是自贸区的合作、商贸投资的合作、金融领域的合作、航空航运及物流的合作；科技领域的合作；城市管理的合作；旅游创意产业及文化融合的合作；专业人才领域合作；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青少年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合作。

近三年，香港来沪投资合同金额分别达到120.6亿美元、151.4亿美元和198.5亿美元，同比增长40.3%、25.5%和31.2%。

同期，上海对港投资总额分别为22亿美元、33.63亿美元和46.51亿美元，同比增长255%、50%和33.3%。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后，截至今年2月底，区内新落户港资企业1265家，占同期落户外资企业数的45.9g%。自贸区办结向香港地区投资项目66个。通过沪港两地机场合作，2013年虹桥机场在全球机场排名已从第81位提升至12位。在社会发展领域，两地文化交流活跃，沪港每年文化交流项目逾50项；教育合作富有成果，在沪就读香港大学生已有600余人；卫生合作不断拓展，首家香资医疗机构已在沪开业；两地专业人才和青年交流频繁。截至去年底，持证在沪就业的香港人士约8000人。

在未来，沪港合作的前景更加广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钱玉林表示，上海正在着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为深化沪港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沪港两地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合作带来了宝贵机遇。”香港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尤其是提供金融、法律、航运等方面高水平服务，配合国家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战略。另外，股票市场“沪港通”已有成功经验，可继续优化。

方舟：航空航运租赁领域大有可为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高级总研究主任方舟博士表示，随着上海自贸区范围从海关监管区域向更大的非海关监管区域扩展，上海要进一步加快推进自贸区的改革开放，可以考虑以下领域：资本账户管理、航运服务业、航空融资租赁业。

首先，资本账户管理领域的改革开放。上海自贸区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自由贸易区的不同在于其核心的实验领域不只是国际贸易和加工，还有国际金融和投资领域的开放，进而为国家在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及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起到试验场的作用。

基于上海自贸区金融领域发展的方向和目前已出台的政策意见，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可以考虑通过“偏出型半渗透”的资金流动模式有序推动资本项目的开放，即对于资金从在岸市场向自贸区离岸市场的转移进行相对宽松的监管，而对离岸市场或境外资金通过自贸区流入在岸市场进行相对严格的管制。

其次，航运服务业的开放。

航运服务业是上海自贸区另一个可以重点突破的领域，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和船舶制造国，作为中国和世界的第一大港，上海理应是世界主要航运服务中心之一，但是国际航运服务业目前还不是上海经济发展的主要重心，上海自贸区可以为上海航运服务业踏入国际提供一个难得的舞台。

虽然上海航运中心建设脚步有所加快，但若与当今主流国际航运中心横向比较，上海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航运服务、船舶注册、航运金融和海事仲裁等代表航运中心“软实力”的相关指标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主要表现在航运服务业规模相对较小，航运金融业政策法规不健全，金融机构知名度和专业化水平不高，缺少足够数量的国际性航运组织机构等方面。

方舟认为，上海下一步应该往航运金融、保险、检验、海事教育等方面发展。而香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可以在金融、法律、保险方面为上海提供大量人才。除了在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交易主体、创新交易产品等方面外，沪港两地在航运的另一大合作领域是保险业务，因为很多相关业务都围绕保险地展开。

自由贸易港概念篇2

关键词：自由经济；国际分工；全球城市；香港

中图分类号：F11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166－05

引言

全球化的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产品、市场、技术、生产和通讯等一系列经济要素的一体化之上的，故此，全球化的主要现象首先是“经济全球化”。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检视，经济全球化就其本质而言是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突破国家与地区等人为界限，充分依靠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商品、劳务、技术和资金等生产要素跨国自由流动的同时，世界各国以谈判的形式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将这种市场机制规则化、法制化。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地影响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发展。从空间区域的角度观察，经济全球化指向一个进程──国家及其城市的经济发展超越国界，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不断扩大和深化，进而达到相互融合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其实质也是资源配置的国际化进程。市场作为主体弥补了国家内部的市场和资源限制，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也就扩大了总体市场的规模，从而创造出更多市场盈利机会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深了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拓展了经济活动空间，促进了商品、资本的流动和高新技术的扩散。这些相关进程促使世界各个大城市生化联结而成一个相对有机的体系，令城市产生新的经济活动特征和产业结构，并使城市的中枢地位与影响力变得更突出。全球城市是连接性最强的城市，即是说以服务全球经济生产需要作为其功能基础，使生产资本、信息与劳动等生产元素流动内容通过最多的城市便成为全球城市。作为经济全球化核心载体的跨国企业，是整个全球经济网络联系中的关键性主体，正是这些企业在城市内和城市间的行为，造就了作为全球经济网络节点的全球城市。简言之，全球城市的衍生是全球经济扩张与全球化进程深化的结果。“全球城市”既是国际经济全球化的空间依托、区域经济集团的支撑点、各类“经济圈”的核心，也是国家实现与国外经济联系的桥梁和基地，故此对“全球城市”的形成及其发展进行研究，也将对“全球化”现象具体作用于经济实体的过程提供一个独特的诠释视角。据此，本文尝试检视“全球城市”这一概念框架，继之指出香港正是全球化时代中的一个全球城市，并进而剖析香港城市衍生为“全球城市”的背后动力因素。

一、跨国网络与全球城市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经济活动逐渐向世界范围伸延，形成了生产、贸易、金融等要素跨国流动和配置的全球化趋势。有别于以往由“国家”作为主导的情况，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管理和服务是生发在一个逐渐扩大的全球城市和连接地区的网络中，其结果是使“城市”在国家以及全球领域的传统脉络中重新定位。对城市的这种转变进行概念性探讨的理论工作可以追溯至PeterHall、Friedmann和Wolff等学者所提出的“世界城市”（WorldCity）概念。Hall在其《世界城市》一书中对“世界城市”这一概念作出全面概括，认为世界城市通常是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并且汇集了各类专业人才，聚集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亦是文化汇聚之地，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发达的传媒网络。①学者SaskiaSassen则使用“全球城市”（GlobalCity）作为概念框架，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视角切入，把全球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务服务中心，其功能构成本质上是为全球资本提供“服务”的地方，而与Friedmann把世界城市作为一般“指挥中心”概念起点不同。Sassen更注重从城市中主要生产业的企业区位选择等微观角度来研究全球城市课题，并将城市置于全球等级结构的视角之下，联系全球化对城市的功能、等级、社会和空间结构进行全面审视。①在研究方法上则立足于实证研究，对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进行实证分析。②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全球城市的理论与检验方法，亦从而使其阐述的特定全球城市案例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城市”。在Sassen的研究中指出，全球城市是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区域、金融及专业服务业所在地，其生产的是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相关金融产品，这种专业化服务是复杂的组织机构用来管理地域分散的工厂、地区办公室和不同地点的服务代销商等网络所必需的。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全球化下全球经济结构转型，经济重心向服务业和金融业转移，从而赋予了主要城市作为某些特定生产、服务、市场和创新场所等功能领域一种全新的重要性。经济越是全球化，中心功能在少数“全球城市”再集聚的程度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跟主要城市作为这些服务的合适生产基地和市场而联系在一起的，而并不是跟服务于城市本身经济基础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故此，一些非常突出地以全球市场为导向、生产业高度集中的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可以从就业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反映出其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内在动力。全球城市的经济增长形式为低收入群体创造了较其他城市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却使高级专业人员等高收入阶层更加富裕。这种城市中的先进部门优势不断增长而落后部门劣势相对趋于明显的结果便是社会层面上更大的收入差距，社会日益两极化。③总括而言，“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为理解全球化下全球经济运行模式对城市的内涵解读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全球城市”在全球化时代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

作为经济全球化核心载体的跨国企业随着世界贸易和跨国投资机会的增加，对各国经济系统不断渗透，其经济活动所体现的便是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内的聚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不仅成为国际资本、国际高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地，而且成为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通道，故此也是跨国企业展开其跨国生产活动的空间框架和载体。随着跨国生产活动的发展，管理与控制生产的服务机构、分支机构及地区办事处组织成全球性网络。这种趋势不仅使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逐步形成，更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使一批崭新的具有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等作用的中心城市在经济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中涌现。这些城市促使本国经济体系与世界其他城市经济体系对接并联结，形成了紧密的、结构性的与层次性的联系，其实质内容中带有更多功能互补的内涵。而城市作为节点，它的连接程度越高，其所接受、转换和处理的事物就越多。资本、国际投资、通讯、市场信息、商品和劳动力等元素都是可以流动的内容，这些流动经常展现为从低级的商品贸易向高级的生产要素流动的方式发展，进程上表现为由局部性、单项性逐步过渡到全面性、综合性。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相互作用得越多，它的轴心性质便越强，城市的地位便显得更重要。而某些具有特殊功能的城市如果能有效地发挥其他城市未能拓展的关键功能，该城市就必然会获得更高的地位和随之而来的溢利，城市的影响范围更可超出国界。

“全球城市”作为概念单位使用时，其本质内涵意义联系着一种全球范围的结构性特征，亦即经济全球化现象下的一套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运作。在现今新的全球无边界经济体系中，城市的中心职能和地位是由其本身功能的获得和积累决定的。当一个城市与全球经济整合在一起，并且在全球层面的经济领域中发挥着一系列重要功能特别是金融服务功能，从而晋身成为全球化经济的核心控制中心时，它便可以被称为“全球城市”。按照这种角度理解，香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确立了本身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从而可被解读为在全球化下全球城市网络中地位最为重要的全球城市。④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全球经济运作中占据着策略性位置，发挥着枢纽的功能，亦具有“全球城市”论述中所推导出的明显内部结构特征。若套用“全球城市”概念框架对国际化大城市的香港进行全新审视，非常明确的将是，香港的持续发展理所当然地需要服从于全球化的运作逻辑，并从中保有其生存的基础。

全球城市作为全球经济网络的节点，基本上是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产物，这也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全球城市的崛起不可能游离于全球化的进程之外。19世纪殖民时期的香港已经开始参与全球经济的运作，被设定为“日不落帝国”英国当时所主导推行的全球贸易体系中远东地区的重要港口。作为区域性的贸易口岸与商业中心，香港在20世纪初期逐渐成为海外华人资本和商业网络的集聚点。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制造业，产品行销于众多发达国家，迅速兑变为新兴工业体，成为初具规模的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随着贸易资本的集聚，香港开始具有充足条件发展国际金融业务，并从70年代开始渐次演变为区域金融中心。80年代经济全球化现象开始突显，生产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过程开始加速，金融资本全球流动；香港亦从90年代开始渐次成功蜕变，在新世纪中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如果从城市的“功能构成”角度审视香港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过往香港每一次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从根本上是与全球经济体系息息相关与相连的。新兴工业体时期的香港，其发达制造业的制品是为供应全球市场的需求；现今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其金融服务和产品也是在为环球需求而服务。从这一角度出发，香港城市“功能构成”从属于全球经济网络的其中一环，也是全球化下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全球城市”之一。

城市演变及其功能构成的基本属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产业结构性质及其特征，而城市的发展是以相应的产业基础为支撑的。生产业特别是金融业在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占据着生产体系的策略性环节，起着控制与协调现代经济的主导作用，亦因此处于全球城市网络中顶端位置的“全球城市”无一例外的其经济结构是以服务业作为主导产业基础的。从2007年的数字可见，香港的服务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达到92.3%的高度比重；在服务业内的经济活动中，属于生产业的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达29.1%，其次是批发、零售、进口与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等的26.9%。其中，金融服务、贸易、旅游和专业服务为香港经济的主要行业，它们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并创造就业，是香港经济的主要动力。1998―2007年回归中国的十年间，服务业在香港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这一转变明显地反映在服务业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由1998年的85.7%上升至2007年的92.3%这个比例中，而当中各服务行业种类在GDP所占比率均有所增加。相对地，香港制造业的重要性则进一步下降，它对GDP的贡献也由1998年的5.6%下降至2007年的2.5%。另外，服务业对保持香港对外贸易的增长亦担当重要角色。在2008年，服务输出总额达7190亿元，与1998年的数字比较，平均每年增长率达10.6%。运输服务是服务输出中最重要的组别，其次是商贸服务及其相关服务，两者分别占2008年度服务输出总额的31.0%和30.4%。除此之外，服务业亦提供了香港的主要就业机会。就业于服务业的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率在过去十年保持上升，由1998年的80.5%递增至2008年的87.1%。香港整体就业人数在2008年共有350万人，而整个服务业已经占了当中的310万人。①综观上述数字可见，香港的经济构成明显地属于“服务型经济”，而这个程度的产业结构比重，是一个如伦敦和纽约等全球城市的经济构成才具有的典型结构特征。

全球城市以其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营商条件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等，提供大量的现代服务活动特别是生产，因而成为现代服务部门高度密集化的地理空间。亦因此，全球城市也是海外公司和服务机构特别是跨国企业安设地区总部和办事处的首选城市。在香港境内设置区域总部和办事处的总体数字，在2008年达到了6612间。当中属于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的数目分别是1298和2584间。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企业的母国主要均为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传统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这里同时亦反映出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聚集点，并且是涉及众多国际利益的交接中心。尽管香港对于来自不同母国的跨国企业来说其城市的“功能”重点会有所不同，例如对日本的企业而言香港最重要的功能表现在市务销售、市场策划和顾客服务功能范畴，对美国企业而言则侧重香港在商务联系、企业支援与区域业务运作方面的重要性，②但无可置疑的是，香港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的重要通道和节点，成为联系和处理国家和世界资本、人才与资源进出的重要通道。这种现状是经过历年发展累积而成、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实上，香港作为设立地区总部地点的历史相当悠久，但直至80年代此趋势才变得明显。1991年在香港的地区总部数目共计602间，至2001年上升至944间，并在2008年到达1298间。③这趋势亦实际上反映着香港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爬升历程以及由新兴工业体的产业基础转换为服务经济来提升城市能级。从服务中国经济开放的历程中适应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使香港这蕞尔小岛聚集了来自全球各方的跨国企业，成为全球性经济实体的所在地，香港也因而在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地位并非仅仅只与其他大都会的经济相似，而是在本质上等同于伦敦、纽约和东京一样重要的“全球城市”。

二、香港：城市衍生的动力因素

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一而再地因应着国际环境中的变动而调整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始终遵循着本身的比较优势而在不同时期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从历史可见，国际因素往往以一种外部因素变化的形式加诸香港，而面对不同时期的外部变化挑战，香港选择的是有意识的对外开放并积极参与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过程，经过百多年的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中少有的最开放城市和维系着多国利益的国际性大都会，并在二战后的特殊历史条件中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联系着东方与西方。香港经济受益于其经济开放和国际性格，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基于这种高度的外向性使得香港能集聚国际经济领域的充沛资源为己所用，使经济得以起飞、成长并壮大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这种面向外部、依靠外部、利用外部以提高自身经济运行机制和生存能力从而将经济推向前进的做法，表现为一种良性的不断的循环，亦是香港优势构成所在，而经济实力亦为香港稳定和繁荣发展的最重要前提条件。

香港能以高度开放的自由经济饮誉全球，被称为“经济奇迹”，与其开放性和外向性以及与香港所实行的自由经济体系是息息相关的。长期以来，在香港经济政策中存在着一个贯穿全局的一般性立场，即所谓的“积极不干预”主义。“积极不干预”（positivenon-intervention）一词为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财政司夏鼎基所创制，其具体内涵是：除非有明显证据证明市场失效，即市场的自由运作不能发挥作用，市场出现垄断，出现常规无法抑制的波动以致公众利益受损，不能确保顺利调整和稳定增长等情况下，政府才会插手干预。在这样的宗旨下，港府实施了一系列以市场机制自我调节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使香港成为世界上少有的高度开放型自由经济体系。在贸易上，香港实行自由港政策，对于世界各国的正常工商业投资与货物销售都实行充分开放的策略。港府对于本地出口商不作任何贸易保护，也不抵制别国对本地出口产品的关税保护措施。在金融上，各国资金进出自由，没有外汇管制，没有黄金管制，没有投资限制。在市场运作上，政府对市场极少进行干预，资本、劳工、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皆以市场的供求作调整依归，故此也受到进口汇率和国际供求因素制约。在企业经营上，只要法律许可，投资者有兴办公司企业的自由，各行各业的工商活动由投资者自由作出抉择，人员、技术设备、产品、信息都是进出自由和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同时，政府尽量提供更方便、更灵活的营商环境给予投资者，对本地投资者和外来投资者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即给予外来资金以“国民待遇”。政府同时维持低税率政策，实施简单税制方便营商。①“积极不干预”的实践获得广泛认同与赞誉之余，亦受人所批评，因为在社会上多个领域都得见政府的直接干预措施，例如在土地政策上，在管理公用事业上，以及在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上都体现着“干预性”。但是，如果撇除对字面意义的争议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检视，则可见香港的自由开放和“不干预”程度，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仍是极其显着的。香港的自由经济政策能够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即依照香港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制定下来，致力创造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完善投资环境，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又支持了香港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一种良性循环。

香港自由经济体系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相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的国际环境对于香港的开放便甚为有利。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至80年代末期，虽然香港厕身于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之中，可是并未受困于意识形态对垒而带来的政治动荡。中国大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香港施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原则，在香港事务上合作克制而不是把香港作为对抗帝国主义的前沿，使其时的殖民地港英政府能有效地维持了香港内部稳定；而邻近地区和国家则经历着争取独立运动或陷入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使政局长时期动荡不安，各国领导人为求政治稳定而施行高压手段，相对地使香港所拥有的社会自由与经济繁荣更显突出，成为资金的避风港而吸引了周边地区外资的持续流入。这种情况不单加速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国际资金的投资参与亦间接协助巩固了香港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模式和“潜价值”，如契约精神、言论自由和公平竞争观念的植根。香港并非国家，其生存须相适应于大国之间的利益偏好与政策取向所交织的国际政治环境，故此可以说二战后香港所经历的特殊国际环境有利于其开放性格的形成，也有利于其自由开放经济体系的持续发展与成熟。这种趋势还随着香港和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充当了中国通向世界和世界通向中国的门户和桥梁。有了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互补的因素，香港整个体系便愈加具备开放的需求和条件。身处相同的国际环境，不同的政治实体可以作出不同的政策回应。由于香港本身存在制约条件需要面向外部，而其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又促进了这样的开放式发展，因而使得香港稳步迈向“国际化”，成为国际城市。

开放性和国际化是香港经济得以成功发展和壮大的根基所在，也成为了香港经济体系的独特优势，故此香港以积极的态度参与融入国际体系运作，广泛开展对外交往；而积极参加国际组织活动和与众多国家政府缔结双边和多边协定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国家均愿意加入国际组织，因为遵守条约本身便意味着让渡国家行为的自主度而有损完整。香港城市并非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其广泛的国际参与主旨在促进香港的经贸地位，谋求和世界各国更密切的经贸往来。此外，也以加入国际组织作为外力，以图稳定香港的国际地位。以2008年底为止，香港总共参加了56个国际组织，其中的32个是按照《基本法》第152条的规定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这些组织大部分以加强政府间在个别范畴的合作为目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洲开发银行（ADB）和世界气象组织（WMO）等。另方面，在其余24个国际组织的参与中，香港则以派遣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有关活动，因为这些组织的正式成员必须为国。这些组织一般是其关注范畴的权威，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世界银行（WB）等。而现时在香港生效的国际公约共计有239条，大部分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已沿用，并于回归后继续适用于香港特区。有一部分约70多条公约则只适用于香港而仍未适用于中国大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特区融入国际社会的先行者步伐。除了200多条的多边国际公约外，香港特区还根据《基本法》第96条、第133条和第151条等多款规定的授权下与世界各国和区域组织等签订和履行“双边协议”，例如，在1999年香港特区与欧洲共同体签订的海关合作及相互行政协助的协定，和在2000年与以色列国签订的就资讯科技及通讯合作事宜的协定。香港尚有与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的互免签证安排。这些数据除显示了香港除作为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的独特地位外，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作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的深厚国际联系和其高度的“国际性”。通过这些国际性条约，香港既承担着义务，同时亦维护和争取了应享的权益，使香港在国际关系纵横交错的网络中获取其国际地位。

结语

全球经济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稳步发展，世界经济联系愈益紧密，跨国企业势力的发展与国际资本的增强都有利于香港开放性自由经济体系的运作。作为亚太地区最“国际化”的城市，自由开放的香港吸纳了来自全球各国的资本和跨国企业，形成繁密的国际网络，也使香港成为维系多国利益的国际都会。由于香港的生存涉及西方诸国的利益，香港本身亦接受多项国际公约的约束，严格遵守国际交往中的规范，在社会内部运作中亦体现了国际社会所重视的普世价值，故此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基于香港这种广泛的国际联系能为闭关锁国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都作出重大和独特的贡献，才能确立“一国两制”政策的内在价值。香港从其发展需要中塑造出自体的开放性，以开放的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增强了国际参与，在积极参与国际活动的同时自身融入了国际体系，成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香港开放的体系允许了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从经济领域扩散而至社会文化的运作，其结果使香港社会融汇中西，拥有独特的“国际性”。设若香港丧失其国际性，也就等同香港沦丧其城市性格特质与国际功能的时候。作为国际都会的香港从服务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也同时获取了其生存之资。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国际因素作用于香港体系的全过程，其重要性则达至左右城市生命存续盛衰的程度。回溯历史，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出口加工型工业的成长带动了香港整体经济的起飞，香港亦因而进一步担当了国际分工中的重要生产角色，亦因此而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并实现深层融合。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和自身条件的不断完善，香港对于国际环境的依存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加深，原因在于其自身狭小的市场和匮乏的自然资源产生不出能使香港经济持续飞跃的真正动力。全球化进程刻画出了空前的全球大变局，唯有及时因应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充分调用本身的特长，香港才能在不断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全球城市”而获得生存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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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economyandtheinternationaldivisionoflabor：Analysisoftheglobalurbancase

WUChan-ran

(Internationalpoliticsandeconomicsdepartment,internationalrelationcollege,Beij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自由贸易港概念篇3

关键词：低碳模式；物流；临港物流园区

太仓港处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上海自贸区交汇点上，作为江海联运的最佳结点，通过港口的开发建设所引起的项目带动、资金带动、管理带动和体制带动可以促进苏州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能有效促进苏州经济的转型升级；可以带动仓储、物流、金融、商业、港口服务业、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另外还有利于推动港城的开发建设。本文分析了低碳经济的提出背景，阐述港口经济与港口物流的概念，以太仓临港物流园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太仓港的物流需求，结合物流需求和太仓临港物流园区的区位优势，探寻低碳经济模式下物流园区的发展措施，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低碳港口物流相关概念

（一）低碳经济提出背景

低碳经济首次提出是在2003年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其含义是指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欧美国家已大力推进“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阶段，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相对较高，在节能减排方面存在现实挑战。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力度也不断加大，提出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经济体系。

（二）港口经济与港口物流

港口经济是以港口为中心、港口城市为载体、综合运输体系为动脉、港口相关产业为支撑、海陆腹地为依托，并实现彼此间相关联系、密切协调、有机结合、共同发展，从而推动区域繁荣的开放型经济。或者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由港航、临港工业、商贸、旅游等相关产业有机结合而成的一种区域经济。

港口物流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名词，指的是中心港口城市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建立在现代化的科技基础上，提升它对港口周围物流的影响能力，充分发挥港口所具有的各项优势，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以整合和优化港口资源为目的，大力发展包含物流产业各个环节的综合产业和综合服务体系。港口物流是快速发展的产业体系，是现代物流产业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能够在完成物流供应产业的同时衍生出诸多的增值服务。

（三）临港产业集群与临港物流园区

产业集群，是指同一产业以及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企业在同一地理位置上的集中。自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MichaelE.Porter，1998）提出这一概念后，研究并利用集群理论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近几年，产业集群理论逐步被应用到港口领域和针对临港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中。临港产业集群是将港口看做产业集群，此时港口之间不仅仅是为货源竞争，而是包括与其他地区在吸引投资方面的竞争，如制造业、仓储和贸易。

临港物流园区是物流园区总概念下的一个具有港口特征的物流经济区域，借鉴国内外经验结合港口特点，临港物流园区是指以港口为依托，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组织和运作效率，改善企业服务为目的的，具有装卸、仓储、运输、加工、包装等基本功能，和与之配套的信息、咨询、维修等综合服务功能的规模化、功能化、信息化物流组织和经济运行区域。

二、太仓港物流发展现状

（一）太仓港基本概况

太仓港位于长江口南支河段的南岸，是江苏省唯一具有沿江、沿沪优势的港口，其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十分优越，是江苏省港口发展中的首要选择之一，先后被批准为国家一类口岸、集装箱运输中转港、江苏省重点建设的第一外贸大港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集装箱干线港。2002年6月，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在太仓港视察时指出，太仓港具有十分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经济优势，它所具有的这些优势是长江其他口岸甚至是全国其它地区都不具备的。太仓港的大力建设不仅关系到太仓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苏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江苏省乃至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目前，太仓港开辟的航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目前已开辟航线上百条，航线密度基本与临近的北仑港航线密度相似。

作为临港物流园区，临江工业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是国内最大的高级油生产基地，如埃克森美孚公司、壳牌、BP公司等，都已经入驻园区。2、是华东地区重要的造纸基地和集装箱生产基地，如玖龙纸业。3、是江苏省最大的PVC生产基地，如华塑集团。4、沿江地区重要的电力能源基地，如国华电力等大型企业集团。5、是长江口重要的石化原料仓储中转基地和高分子材料生产基地，如中国石油、中化集团等。

（二）太仓港物流需求现状

作为江苏省重点建设的第一外贸大港，国家交通部和发改委明确定位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重要组成部分、北翼集装箱干线港，太仓港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作为江海联运的最佳结点，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港口航运业快速发展；江尾海头，且深水岸线资源相当丰富的太仓港也必将成为长三角地区港口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1是太仓港的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图2是历年来太仓港集装箱吞吐量柱形图。

由表1和图2可知，太仓港在这十年间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极速上涨，一大批围绕集装箱和集装箱船舶而开展业务的物流企业也逐渐聚集在太仓港周围，产生集聚效应，带动太仓港发展。太仓港物流需求较大，港口物流园区的发展也吸引一些成熟的物流企业入驻，并开拓业务，也会吸引新办物流企业集聚在此，物流只能如运输、包装、装卸、配送等开始发挥，业务量逐步上升。

三、太仓临港物流园区发展策略

在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下，太仓港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新能源条件，可以在快速发展的物流需求和优越的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利用这些资源打造低碳生态港口，制定低碳港口模式建设方案，努力开创港口低碳经济模式。

（一）政策支持

太仓港需要抓住当前契机，举全省之力发展太仓港。从领导层面，专门成立江苏太仓港口管理委员会，副厅级管理机构，加强领导。配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具有港口、航运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员。对这些专业的管理人员进行低碳物流发展思想的培训，从思想高度加深低碳在物流发展中的影响，最终影响物流行为，达到物流企业低碳化运行。

（二）做好布局规划，构建综合运输枢纽

目前太仓港口规划体现在港口规划（岸线规划）、港区规划和集装箱规划三个方面。在港区布局和码头规划上，要构建综合运输枢纽，即实现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和“零换乘”，尽量减少中间环节。

同时加快太仓港保税物流中心建设，争取设立太仓港综合保税区和苏台自由贸易港区。

太仓港保税物流中心以海关封闭监管为核心，具有进出口货物保税、国际物流分拨配送、简单加工增值服务、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物流信息处理等功能，是连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物流集合区域。

保税物流中心与码头联动发展，港口与保税物流中心实现无缝衔接，一般港口货物先落地，然后再进入保税中心，无缝衔接后，节省该物流环节。

（三）鼓励技术设备更新，推广应用节能减排新成果新工艺

作为太仓临港物流园区的一部分，太仓新港城目前也在建设过程中。太仓新港城是由荷兰德和威与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按照“建设部级港口工业城市和离上海最近的现代化滨江卫星城市”的定位进行编制规划。新港城总占地面积为52.42平方公里，以“生态港城”理念为指导，形成“一心、两轴、三廊、四区”的总体布局结构。目前道路桥梁、供电供水、邮电通讯、绿化美化等基础配套工程已全面启动。

（四）进一步拓展“陆改水”操作模式

目前，太仓港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将长江经济带的地区资源进行有效拓展。积极争取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开发和扩展内河航运线，利用现有的已成功运营的航线继续开发更多的支线。继续打通太仓港到苏北地区以及苏中地区的航线，让太仓港的货源地区进一步扩散，将货源腹地逐渐推移至江苏中部等地区。在以前苏中以及苏北地区的货物运输只能由陆运的方式运输到港口，并且还要转运到其他港口，这样就增加了运输时间和成本，在这一系列新航线的开通之后，不但减少了运输环节、降低了运输成本、有效提升了经济效益，同时也减轻了陆地运输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影响。

（五）优化节能减排激励约束制度

物流企业作为临港物流园区重要组成部分，在节能减排中占有很大比重。可以建立有效的激励与问责制度，包括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装卸作业单位能耗和废弃物处理评价考核制度，将能耗和减排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建立鼓励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排放的管理体制，开展群众性的节能减排合理化建议活动等。

四、结语

临港物流园区的低碳发展离不开整个港口系统及临港产业，在建设运营的各个层面和阶段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把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贯彻到港口建设的全过程。太仓港在当前发展形势下，目前物流需求是供大于求，还需要进一步培育运输市场，在管理模式上，可以利用有利的政策支持，采取成立独立经营主体港务集团、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引进世界知名船公司参与集装箱码头开发建设的发展模式，重点开辟近洋航线，如日本、韩国等，最终形成“大港口、大物流、大产业、大港城”联动发展格局。（作者单位：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1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低碳经济形势下苏州港临港物流园区发展路径及政策研究”（2012SJD6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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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港概念篇4

赢未来“公平贸易”的核心价值在哪里?邹崇铭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不公平规条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难以在国际贸易中受惠，他们的产品价格被压低，甚至连成本也收不回。这种情况普遍发生在种植香蕉、咖啡豆、可可豆、茶叶、花生及香料的农民身上。归根究底，这是因为部分富裕国家大量补贴国内农产品，导致农产品过剩。他们将过剩的农产品低价倾销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不论是在国际或国内市场，穷国农民都无力竞争。

公平贸易，其实是指用合理的价格换取生产者的劳动产品。它是一种另类的贸易模式，通过建立一种透明、平等的贸易关系，让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生产者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公平贸易的核心就是要打破贫穷的困局。

赢未来公平贸易是否意味着买家要提高收购价?那成本最终会不会转嫁给消费者?

邹崇铭公平贸易在发展初期，由于开发成本高、规模小，产品售价可能会偏高。但只要营运上了轨道，减少了中间环节，它的优势就会逐渐显示出来。最终的理想状态是，既保证了生产者的利益，又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事实上，如果只是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根本不利于公平贸易的长远发展。

赢未来低价买高价卖是很正常的市场行为，公平贸易虽然有着善意的公益动机，但是否有一厢情愿之嫌?

邹崇铭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自由市场，商品的定价也远比教科书中提到的复杂，经常会受到政治力量、垄断集团力量的影响。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分散的生产者在这场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没有议价能力。公平贸易实质是一场良心运动，旨在尽量改善畸形的贸易现状。买卖双方追求利益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这不是贸易行为的唯一标准。例如，近年来，环保消费和绿色消费的观念很流行，责任消费和良心消费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事实上，公平贸易在欧美增长迅速，可见它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赢未来如何监管公平贸易产品的流通?邹崇铭售卖公平贸易认证产品的公司须每季向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FLO)提交报告，证明其产品的供应链及贸易条款符合公平贸易原则，报告每年须交由审核机构审核。另外，中间商及加工商须经FLO许可，才能销售公平贸易认证的原料及半制成品。审核机构会审核其运作是否符合公平贸易原则。FLO每年会派专员评核及巡查公平贸易的生产者组织，以决定生产者组织的证书是否继续有效。

“公平贸易”概念已逐渐普及

赢未来要让农民、买家和消费者接受“公平贸易”这个新概念，难度肯定很大，就如电影《盗梦空间》所说，给人们“植入”理念十分困难。从2005年到目前，你觉得这种“植入”的成效如何?“公平贸易”的理念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普及率高吗?

邹崇铭香港AC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2006年在网上进行了一项300人的调查，结果令人深受鼓舞：有70％的受访者认识公平贸易，大约有37％买过公平贸易产品。此外，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有兴趣购买公平贸易产品。2010年7-8月，我们也开展了关于“公平贸易认知及购买公平贸易产品经验”的问卷调查。以一次调查为例，我们访问了122位市民，95％的受访者认可“公平贸易”可以让生产者得到合理的回报；56％表示在购买货品时会从公平贸易的角度去考虑；不过，也有94％的受访者表示，市面上所卖的公平贸易产品种类不足。

从这些数据看来，香港公平贸易发展的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公平贸易”在香港发展已近十年，相关产品的销售也已有五年，目前已形成了一个“关键消费群体”。另外，香港的NGO、社会企业及媒体的积极推动，-使得“公平贸易”在消费者心中有了一定的地位。近两年，我发现内地也增加了不少公平贸易产品销售点，相信未来的发展速度会很快。

“公平贸易”的未来

赢未来尽管公平贸易在欧洲国家十分流行，但在香港和中国内地仍算新兴之物，许多人对此仍不了解。你觉得，公平贸易的魅力在哪?它能在中国普及起来吗?

邹崇铭公平贸易制度保证了农民及生产者付出劳力后，能获取不低于生产成本的经济回报，让他们可以持续生产。这是它的魅力所在。

自由贸易港概念篇5

史上最炙热的改革计划尘埃落定。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9月29日正式启动运作，此前两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才刚刚公布方案承诺在区内放松服务业和金融业限制，使之成为经济增长放缓时期推进改革的“试验田”。上海和中央政府主要改革支持者主张成立的上海自贸试验区被视为中国在向更多竞争者和民营资本开放国内经济重要领域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

自7月中国政府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区之后，这块相当于上海市面积1/226的区域就被赋予了极为特殊的期待。股市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外高桥等自贸区概念股连续跳空涨停飙升，并创造自中国股市创立以来的股价新高。外界称自贸区的意义甚至超越了1979年中国首个改革试验田深圳特区。

“开放最后留下的不是一片楼、一座城，而是一种体制的力量。”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告诉《环球企业家》。在他看来，28平方公里的综合保税区上孕育的新一轮开放，不仅能为其他沿海省份的转型提供经验，在国有企业改革、审批制度改革、投资制度改革等方面，都会做出有益的尝试和推动。

但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也潜藏着风险。允许跨境资本更自由的流动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将上海塑造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手段。但随着国内经济放缓，加之外界对国内银行系统的担忧加剧，一旦打开资本自由流动的闸门，可能招致资金外逃。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任新建对《环球企业家》表示，风险将会体现在诸如资本账户开放、利率市场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跨境流动、外汇管理、服务业扩大开放、审批权限放开等方面。他说，“金融缺乏明确的物理边界，因此金融创新更需要观察主体控制风险的能力，作为新生事物，在初期的开放程度可能会比较有限。”

澳新银行环球市场部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告诉《环球企业家》：“对于上海自贸区来说，最大的挑战仍然来自于对资本的管控。”他表示，如何在开放和风险管理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仍然是上海自贸区未来面临的最大问题。从其他地区的经验来看，跨境套利将导致资本管制失效。香港的CNH市场可以被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贸易渠道也经常被用作在岸和离岸市场的套利活动。除非上海自贸区能够“辨别”这些套利资金，否则这样的套利活动将无助于实体经济。事实上，这样的套利活动可能对整体金融系统的稳定产生威胁。

由此，引发的自贸区对香港的影响更是不绝于耳。从市场流传的投资、贸易、金融、行政四方面政策来看，一个普遍猜测是，自贸区是否意在塑造另一个香港？上周，亚洲首富李嘉诚也加入到这场讨论中。他说，上海自贸区对香港来说是一个重大威胁，他担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被上海夺去。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称，上海自贸区将更多服务于国内投资者，而香港面向国际投资者。他判断自贸区对香港的短期影响不大，中长期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主要是上海自贸区对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分流。相对于区域竞争，自贸区建设更重要的使命是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加速。他强调：“如果上海自贸区变成一个香港，对全国经济影响不是很大的话，意义就不是那么正面了。”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全球贸易竞争格局的改变。东方证券首席策略师邵宇向《环球企业家》表示，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和PSA（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来取代W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