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账户的特点(收集5篇)
时间:2024-10-07
时间:2024-10-07
一、国际小额贸易发展现状
如火如荼的电子商务浪潮彻底颠覆了传统购物方式和商业模式,消费者通过网络得以轻松享受到价格更低廉的产品,如国内著名的c2c网点站淘宝,让厂商批发商得以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不仅缩短了贸易流程,也使得厂商批发商获得生产利润外可以享受到零售利润,而消费者也可以冲破中间商,以更便宜的价格享受到各类产品。
外贸交易也何尝不是这样?传统外贸中,工厂生产的产品需通过本国出口商,外国进口商,外国批发商,外国零售商等才能到达外国消费者手中。生产厂商不仅受到出口商进口商的层层压价,外国消费者也不得不支付虚高价格。这一外贸模式正在被打破。
对于欧美的小型零售商而言,快速、频繁、低成本的采购需求决定了他们不能像沃尔玛或者大型进口商、贸易商那样经常飞来中国,或者在中国设立一个采购办事处,当他们需要采购中国制造的产品时,上网搜索成了最好的选择。网络平台整合了信息、语言沟通、支付、物流等一系列交易环节服务,能够使买卖双方非常方便的交易。
作为“在线外贸”模式的开创者,敦煌网()2008年的在线外贸交易额约为14亿元,2009年已增长到25亿元,2010年这一市场规模将达100亿左右,敦煌网将占据60-70%的份额。外贸行业新秀米兰网()也成为了外贸行业的一柄利刃。米兰网目前成交的外贸批发订单每月增速都在30%以上,平均销量增幅达到20%以上。另外,中国的外贸小单批发和零售网还有阿里巴巴的外贸批发市场、敦煌网、易唐网、慧聪外贸批发网站、上海贝通网、chinavasion消费性电子产品、lightinthebox.com、okbuynow.com等网站。
外贸b2c的发展推动了大量新型支付工具的使用。同敦煌网一样,我国的主要外贸小单购物网站都采用了国际上整理的第三方支付工具paypal以及visa等信用卡支付工具。西联汇款、速汇金等也都是b2c网站的合作伙伴。
二、国际小额贸易支付工具的种类
根据对主要外贸小额批发和零售网的调查,网站使用的主要的支付工具可以分为两大类:网上支付和线下支付类。
(一)网上支付类
1.电子账户类别。付款主要是电子账户对电子账户模式(类似于支付宝与支付宝交易,双方均需要注册、有账户),主要有paypal、moneybookers、ap、googlecheckout、lr等等。paypal是在线付款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在全世界有1.5亿消费者使用。paypal支持21种货币,注册一个paypal帐户就可以与全球范围内多达56个在线市场(包括美国、英国和其他亚洲及欧洲市场)的用户交易。用户需要选择一个有效电子信箱注册成为paypal账户,只要使用paypal,用户可以从他的信用卡或银行账户中方便地划款到商户的paypal账户,向任何有e-mail地址的人付款,避免了传统的邮寄支票或者汇款的方法。无论买方身在何处,付款都会立刻汇入卖方的paypal账户。moneyboonkers也是一种国际上流行的支付工具,经英国和欧盟法律批准成立,主要在欧洲地区使用。用户电子钱包里的钱可以用于在线支付也可以用于提现。
2.国际信用卡支付网关。国际信用卡支付网关主要是由第三方支付公司提供,而第三方支付公司和银行合作,共同达到帮助外贸商家收款的目的。而全球信用卡用户量15亿左右。商户的网站上接入信用卡支付网关后,国外买家只要填写信用卡的相关的信息,就可以支付,方便快捷。而卖方提供自己的一个银行帐户就可以了。信用卡支付网关比电子账户类的支付模式少了一个步骤,而且其客户群体也要大很多。现在国内的第三方支付公司里面,提供国际信用卡支付网关的不多,主要有双乾支付(95epay)、汇通(ecpss)、环迅支付ips、首信易(payease)、gspay等。使用国际信用卡在线支付通道,是绑定商户的国内银行账户,客户以信用卡支付进来,商户即时可以看到已收到付款。商户发出货物,客户妥投(妥投即客户收到货物后签收)15天后开始结算,按照即时支付时的汇率,结算成rmb到商户的国内银行账户。
(二)线下支付工具
西联汇款(westernunion)和速汇金(moneygram)业务是小额贸易货款支付常用的线下支付工具。这些结算之所以能够替代传统的外贸收款方式如电汇、信用证、托收,主要是由于传统结算收费较高且速度太慢,不太适用于小额付款。
西联国际汇款公司(westernunion)是世界上领先的特快汇款公司,迄今已有150年的历史。它拥有全球最大最先进的电子汇兑金融网络,网点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西联汇款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有邮政储蓄银行、农行及光大银行,在中国拥有超过2.5万个服务网点。速汇金(moneygram)的原理与西联大致相同,速汇金目前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近1.76万个网点,已与工行、交行、中信、兴业、盛京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展开合作。
二者的运作模式都是在指定的点填写汇单,指定收汇人城市、姓名和一个收款用的密码等几个简单步骤就能完成汇款手续,几分钟就可以到账,收汇人凭本人身份证和取款密码就能在点取到现金。
与银行电汇相比,通过西联、速汇金办理小额境外汇款较省钱。通过西联汇款或速汇金汇款,手续费仅在汇出时按汇款金额相应档次缴纳,汇出后无中间行扣费。而银行汇款一般需要支付的费用包括电报费和手续费,如果是持外钞,银行还将收取一定的“钞转汇”费。
三、国际小额贸易支付工具的比较与选择
国际小额支付工具众多,如何选择成为商家的关注点,下面主要从支付工具的成功率、拒付、收款、费用方面逐一分析。下面选择paypal、信用卡和西联汇款三种代表性的支付工具来比较。
(一)成功率
支付成功率是指买方在下单后成功付款的概率。成功率,是所有的商户关心的第一个问题。
paypal有90%以上的成功率,当仁不让的成为支付成功大户。
信用卡支付的成功率与信用卡支付通道有关。非3d支付通道大约有90%左右的成功率,信用卡3d支付通道大约有70%左右的成功率。有的地区使用信用卡的人群的信誉普遍较好,是不需要验证无条件支持支付的,即非3d通道。有些地区是有3d验证要求的,但有些3d验证要求却又是隐性的,不给予客户任何提示的,这就很容易导致支付失败。
西联汇款的支付也是比较便利的,只要客户同意使用,在指定网点汇款即完成支付,支付的成功率可达100%。
(二)拒付
国际小额贸易汇款中商户关心的除了成功率,第二重要的就是拒付了,使用paypal会拒付,使用信用卡支付通道也会拒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常见的拒付有:产品质量、货不对板;送货延迟;盗卡交易;恶意拒付。商户最担心的是恶意拒付。
使用paypal交易,买方可以在付款45天之内提出意见,如果不妥善解决,对方可以要求撤款,即拒付。paypal的拒付发生率较信用卡支付要高,由于paypal是帐户型支付,虽然也是关联信用卡的,但paypal的信用体系却是独立于银行信用系统之外的,所以,对于客人来说,他们用paypal拒付,是完全没有风险成本的,一旦不满意,就很容易产生拒付行为。由于paypal刚刚进入中国,对于保护卖家方面的政策还不像美国那样完善,如果有国外买家故意撤款,中国卖家对自身的保护将非常有限。因此,卖方面临的风险较大。
那么,当使用信用卡支付通道时,拒付指的是持卡人在收到信用卡账单日起的180天内,可以向银行申请拒付账单上的某笔交易。商户不服的话,可以申请第三方仲裁,假如仲裁结果是持卡人败诉,这个过程产上的所有费用都由持卡人承担。银行也会在持卡的人信用记录上留下污点记录,对持卡人以贷款、买房、买车、医疗、工作等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国际信用卡组织visa,mastercard的统计,信用交易正常的情况下,发生拒付的几率不到千分之三,这是一个完全可控的数字比例。
而使用西联汇款和速汇金业务,汇款在短短几分钟就会达到商户的账户,对于商户非常有利,而消费者可能无法收到货物或者收到不合格的货物,但是却没有办法拒付,因此对于买方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在当今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买方一般不愿意使用西联或者速汇金业务。
(三)收款
能否及时收款和提现也是商户关心的重要问题。因为外贸行业,尤其是小外贸行业的商户,对资金流动的要求很高,稍微结算慢一点,都有可能影响到他的整体运营。
使用paypal账户可以做到即时收款,但是要把货款从paypal账户提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以收取美元为例,从paypal账户提现可以使用电汇或者支票的方式。电汇到国内银行大概3到7个工作日,而使用支票需要6周左右。另外从paypal账户提现还有一定的限制,每年有结汇5万美元的限制;而且从paypal提现的话,存在账户被暂时冻结的可能。
使用信用卡结算,支付公司一般在客户妥投(妥投即客户收到货物后签收)15天后开始结算,按照即时支付时的汇率,结算成rmb到商户的国内银行账户。有的支付公司不要求货物妥投,不需要上传发货单即可结算。信用卡支付没有收汇的限制也不会被冻结帐户,对于月销量比较大的商户经常使用。
使用西联汇款或者速汇金业务在客户汇款几分钟后就可以收到货款,速度是最快的。
(四)费用
由于是小额贸易,商户当然会注意控制收款的成本。支付工具的成本主要有交易费、银行手续费和提现费。
paypal在价格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注册paypal账户完全免费,买方付款也不收取费用。当高级和企业账户持有人收到款项时,paypal将收取一定的交易费。在线收款需要支付2.4%到3.4%+0.30usd的费用,提现还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提现较多的使用支票形式和电汇方式,总的来说,使用支票的方式还是更为实惠一些。如果paypal帐户资金较多的话,电汇也是不错的选择。
使用信用卡商家承担的费用远高于paypal。信用卡对于买方不收费。对于商家来讲,信用卡支付通道收费不一,一般收取开户费、年费和手续费。信用卡支付通道有gspay环迅支付的icpay,95ebay等。目前gspay的手续费为8%-10%,环迅支付为3.5%,95epay信用卡支付通道的手续费是6%。除手续费外,还有开户费和年服务费,开户费从2000-14000元人民币不等,年服务费用在5000元人民币左右。
使用西联汇款,只需买方承担手续费,卖方无需另行支付费用。
尽管人民币实现自由浮动、中国实现资本账户开放,长期而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但笔者认为,目前中国进行大规模资本账户开放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
人民币汇率是否达均衡水平尚无定论
当人民币面临升值预期时,开放资本账户面临国际游资大量流入中国、从而引发大规模金融泡沫的风险。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得到大幅度回落。尤其是过去几个月,中国甚至出现了短暂的贸易逆差。因而有人认为,经常项目回落表明人民币已经接近均衡汇率,从而为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宏观模型关于经常项目和汇率之间关系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在最近的国际金融研究中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说至少不被数据支持。
这种传统的国际宏观理论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会自动调节来实现一个国家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这些理论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当一国存在贸易或者经常项目顺差时,其货币会自动升值,其直接结果是出口价格升高、进口价格降低,进而会减少m口、增加进口,从而消除原有的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时,很多国家指责这种顺差是中国通过固定汇率制来故意压低人民币价格造成的。而这种认为浮动汇率会自动调节来消除一个国家贸易不平衡的观点,是不受数据支持的。这种观点有两个明显的漏洞。
首先,根据这个观点,一个国家的贸易账户在浮动汇率制下可以准确地预测该国汇率:如果存村在贸易顺差,汇率升值,反之则贬值。而在现实数据中,贸易账户等宏观数据埘浮动汇率根本没有预测能力。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Rogoff)上世纪80年代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时,和他的学生密西(Meese)详细记录了宏观数据对汇率的不可预测性。由于这个结果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宏观经济学中浮动汇率自动调节一国贸易平衡的假设,而引起了国际金融领域的广泛关注。
这个结果,在目前的数据中仍然广泛存在。在最近的国际金融研究中,更多实证结果支持研究汇率应该从资产价格的角度出发,代表作包括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恩格尔(charlesEngel)和韦斯特(Kciq-nethWest)2005年发表在政治经济杂志上的论文。这种观点认为,汇率作为一个资产价格,主要受投资者对经济未来走势预期的影响,而不是例如当前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这些目前变量影响。这个观点非常符合月前外汇市场的实际情况。目前全球外汇交易量要远远大于实际贸易的价值。因此大部分的外汇交易实际是用来满足国际投资目的,而不是由于国际贸易造成的。因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汇率更类似资产价格,受投资者对未来经济情况的预期影响,而非受月前实物贸易平衡条件的影响。
其次,如果真如传统国际宏观理论认为的那样,浮动汇率可以自动帮助调节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那么浮动汇率国家和采取汇率管制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贸易和经常项目调节得应该更加迅速和充分。而这种预测在数据中也是不存在的。这方面研究可以参看威斯康星大学教授McnzieChinn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的研究。因而,如果我们以浮动汇率制下市场决定的汇率为“均衡汇率”,上面的研究证明,通过一个国家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来判断其汇率是否处于均衡水平,是没有依据的。
通过中国贸易盈余趋于平衡来判断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接近了均衡水平的观点,也犯了一个概念性的错误。目前引用的贸易盈余趋于平衡是指中国针对所有国家的贸易平衡(总体贸易平衡),和总体贸易平衡对应的是人民币对所有贸易伙伴货币的平均汇率,而不是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尽管中国总体贸易盈余接衡,但针对美国的贸易账户仍然存在很大的顺差。因此即使从贸易平衡的角度来看,也没有证据证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达到所谓的均衡水平。
内外经济环境均不利于中国开放资本账户
除了人民币目前已经处于均衡水平的观点不成立外,国际经济环境也并非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利于中国开放资本账户。
欧债危机虽在今年年初得到暂时缓解,但今年仍会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动荡。整个欧元区解体的风险不大,但希腊等小国不得不违约退出欧元区的概率仍不小。尤其是今年法国和希腊的大选,给欧债危机的走向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因而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在未来发生较大规模动荡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对内而言,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等问题也令投资者非常担心。因而在这种内外金融市场都存在巨大潜在风险的情况下,很难说开放中国资本账户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
中国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也不适合尽快开放国际资本账户。和贸易开放不同,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否有利,目前仍然存在很多争论。最近的研究和实例证明,开放资本市场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开放的结果取决于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质量与效率如何。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康奈尔大学教授Prasad、哈佛大学教授Rogoff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的一系列研究。
这些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完善时,过快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严重金融危机,反而降低经济发展速度。这三位作者都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在这些研究的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在2005年后发生明显转折,不再极力倡导发展中国家尽快开放资本账户。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鼓励发展中国家通过控制资本流动来避免国际资本对本国经济的冲击。
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还非常不完善。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利率价格都还没有实现市场化。由于历史等原因,国内金融机构的质量也千差万别,不少金融机构的运营仍并非以市场为导向。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中国内部的金融市场已经为资本账户开放做好准备。
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伴随着次贷危机的蔓延,国外企业拖欠甚至是恶意拖欠货款的现象迅速增加,我国出口企业应收外汇账款风险愈来愈大,海外坏账迅速上升,已经成为我国众多出口企业的难以承受之痛。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企业应收账款总量占企业总资产已达30%左右,远高于发达国家20%的水平。除了上市公司,我国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期平均为90-120天,是欧美企业的3-4倍。大额的海外应收账款使本来就缺乏流动资金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除了应收账款周转期长外,我国出口企业的坏账率也一直居高不下。据我国商务部研究院对500家外贸企业的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出口业务的坏账率高达5%,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20倍。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广东省出口企业对外贸易总值达到5272.1亿美元,其中出口3019.5亿美元,而该省2006年的出口业务坏账额高达150亿美元,占出口额的4.97%。按照当时的汇率折算,坏账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事实上除了坏账风险,我国出口企业还要承受由美元贬值带来的应收账款汇率风险。美国为了转嫁次贷危机,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房地产买单,唯一的选择是施行弱势美元政策,加剧美元的贬值。我国企业对外出口80%以上采用赊账的形式,导致大量的应收外汇账款产生,汇率的波动直接影响应收外汇账款的价值,由于人民币不断升值,美元贬值,应收外汇账款的汇率风险加大,使得不少外贸企业盈利受到很大影响。
二、新经济形势下外企欠账原因分析
(一)拖欠账款是外资企业在金融危机中转嫁损失的一种办法次贷危机进而导致金融危机使国外企业大的经济环境变差,国外中小企业甚至使某些大企业都面临对产品需求量减少、利润空间变小、资金链紧张甚至破产的困境,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国外许多与我国有贸易关系往来的企业,都通过拖欠账款甚至恶意赖账的方法,向我国转嫁因次贷危机所受到的损失,借以盘活自己企业的资金流。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本来就非常低,一旦拖欠货款现象发生,一些企业就可能被拖垮。
(二)法律不完善与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的纠纷具有国际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征,繁多的公约、条约和惯例约束着企业的贸易行为,甚至需要适用某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处理争议,如果贸易国之间的法律不被互相认可的话,更会大大增加贸易风险。而我国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强,使坏账风险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当遭遇坏账时,就不得不选择专业机构,利用法律手段到海外追账,这大大加大了追账的难度和成本。一些外国企业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故意拖欠我国出口企业的货款,欠账不还,从而实现自己企业利益最大化。
(三)我国出口企业销售及收款模式存在问题由于内需不振,国内出口企业对外商高度依赖,企业间竞争激烈,许多企业采取先发货、后收款的赊销方式与外商贸易,这本身就埋下了违约风险。有的外国公司先下小订单并及时付款获取我国企业的信任,然后再下大订单骗取我国企业先发货、后收款,骗取我国企业的货物。另外,在我国一些出口企业中,开拓市场与收取货款由两个部门完成,前者负责订单和工厂,后者负责追账,这种销售及收款模式引发了一定的问题:一是使赊销决策者不承担其赊销决策的责任;二是货款脱节的现象为海外赖账提供了机会。
(四)我国出口企业缺乏应收账款融资体系支持后危机时代,我国出口企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贸易条件。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选择赊销(OA)方式结算,面临日益增大的流动资金压力。由于信用评价体系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出口企业应收账款不能获得有效的融资支持,资金沉淀在应收账款上。目前,国内银行业出于风险控制和操作成本考虑,对于贸易金额小的单笔应收账款进行非担保融资大多予以推让,给中小出口企业的融资加设了一道高高的门槛。
三、新经济形势下我国出口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策略
(一)做好国外客户的资信调查与风险担保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出口企业在发展国外客户的时候必须保持清醒的戒备头脑,凡是首次赊销的客户,都应该对其建立客户档案,记录客户的有关资料。对赊销金额较大的客户,必须实施专项的资信调查,包括其注册资本、实有资本、资产负债比重、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及相关财务状况。以上客户信息的取得,可以直接对客户调查,也可以采用如下间接方式。一是参阅客户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是企业财务信息的综合反映,通过对客户财务报表的分析,就可以基本上掌握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盈利情况。二是通过信用评估机构。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一般都设有专门的信用评估机构。它们能够定期的企业的信用等级报告。美国的邓恩·布雷斯特公司就是一家著名的信用评估机构,它能够提供全美许多工商企业的信用资料,如企业的信用等级、信用报告等。美国是我国出口企业最大的贸易伙伴,通过美国信用评估机构对美国客户进行资信调查,对不同信用等级的客户实施不同的信用政策,将会大大降低我国出口企业的坏账风险。在目前的经济坏境下,我国出口企业应建立严格的信用保证制度。对一些达不到我国出口企业所要求标准的国外赊销客户,在提供赊销前,争取得到保证函。赊销企业在签订了合法的保证函后,一旦出现不力局面,可凭此文件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二)严格客户评级政策、严格赊销信用政策在后危机时代,出口企业在确定信用标准时更应经常对海外客户进行信用评估和信用等级分析,及时修正其信用标准的宽严程度。同时对于有一定坏账风险的客户选择适当的信用期限、现金折扣条件和信用额度,树立“现金为王”的财务管理理念,尽可能地减少赊销风险,及时收回资金,减少资金占用成本,有效防止坏账损失的发生。
(三)选择妥善的结算方式出口企业除了调查客户资信外,还需按照国际贸易惯例考虑选择结算方式,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更应重视确定妥当的货款结算方式,尽量减少应收账款坏账损失。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贸易结算方式是信用证(L/C),它是由银行应客户要求,开具给供应方的正式文件。由于信用证具有双重保证,不仅显示了客户的商业信用,还有银行信用作为后盾,所以企业可以不必为因信息、资料缺乏而无法确定客户信用而烦恼,还可以减少资信调查成本,建议我国出口企业在目前的国际贸易大环境下使用。在国际贸易中,除了信用证结算方式外,常用的结算方式还有付款交单(D/P)、承兑交单(D/A)等依赖商业信用的方式。这些方式相对信用证来说其避免风险的功能要弱一些,在目前的国际贸易大环境下尤其要谨慎使用。
(四)加强赊销管理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是需要赊销的商品,应由信用管理部门按照客户信用等级审核,并经具有相应权限的人审批;二是赊销商品应取得客户的书面确认,必要时要求客户办理资产抵押、担保等收款保证手续;三是企业应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建立应收账款账龄分析制度和逾期应收账款催收制度;四是建立赊销——回款一条龙责任制。针对一些企业赊销收款由不同部门完成造成的应收账款难以收回的问题,在企业建立赊销——回款一条龙责任制是赊销管理的有效措施。具体做法是:企业销售部门不仅承担赊销工作,也承担督促回款的工作。如果赊销出去的产品收不回来货款或拖延了回款期,就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另外,对赊销回款的考核与监督不只是重视回款的完成总额,还必须注意欠款天数的控制,防止一些“死户”的形成。
(五)购买出口信用保险目前,全球贸易额的12%-15%是在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下实现的,有的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提供的各种出口信用保险保额甚至超过其本国当年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出口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面临着更大的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企业购买出口信用保险,降低坏账风险,成为企业必然的选择。出口信用保险承保企业应收账款来自国外进口商的风险,从而变应收账款为安全性和流动性都比较高的资产,同时借助专业的信用保险机构防范风险,可以获得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风险识别、判断能力,规避了应收账款风险。
四、结论与建议
需要说明的是,海外企业的恶意赖账行为,与次贷危机给企业带来的困难交织在一起,加剧了我国出口企业的困难。我国政府应该体谅出口企业之痛,向企业尽可能提供包括法律援助在内的一切支持,维护我国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全力帮助我国出口企业追债,最大限度地节约我国出口企业的讨债成本。
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建立应收账款融资体系,拓宽出口企业应收账款变现渠道,帮助出口企业度过危机。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建立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应收账款的保理业务是指企业通过把由于赊销而形成的应收账款有条件地转让给银行、财务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将应收账款所占用的资金变现,以增加流动性,并且金融机构负责管理、催收应收账款和坏账担保等业务,可以增加应收账款收回的可能性。这是最有效地方式之一,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应收账款保理体系,充分证明其可行性。通过保理业务融资,可以帮助出口企业及时地收回账款,使占用的资金再次投入使用,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有效地改善企业财务结构。其二,为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和商业票据贴现等金融渠道。通过质押贷款和商业票据贴现,企业能以比到期时间早30-60天得到资金,帮出口企业解决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问题,增加出口企业的融资渠道。其三,推出应收账款融资创新产品。目前比较典型的是深发展推出的出口“应收账款池融资”。企业只要将日常分散、小额的应收账款集合起来,形成相对稳定的应收账款余额“池”并转让给深发展,银行就可以据此给予一定比例金额的融资,而无需额外提供抵押和担保。该业务主要适合那些经常发生出口贸易并具有一定应收账款规模的企业,主要包括:融资难、无法提供担保或抵押的小企业;有融资需求、担保成本高的中小企业;已有授信支持、需盘活应收账款、扩大业务规模的中大型企业。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双顺差;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概念
全球经济失衡是指: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想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拉托还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并非美国货物与服务贸易的总体失衡,而是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货物贸易的结构性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要经济体在资本流动、储蓄与投资上的失衡。
二、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状
自1994年至2008年底,除了1998年资本与金融账户出现了短暂的逆差外,我国双顺差现象已持续了15年。
我国的持续双顺差现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4年至1997年,双顺差规模基本平稳,有缓慢增加之势。
第二阶段,1998年至2000年,双顺差数额明显下降,下降幅度明显,这三年的双顺差规模仅有1997年的40%左右。
第三阶段,2001年2008年,双顺差的规模开始大幅上升,到2008年底,我国双顺差累计规模已经达到2.0308万亿美元。
三、全球经济失衡与经常项目顺差
90年代中期至今,中美贸易双边贸易迅速全面发展,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不断扩大。
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是贸易账户顺差,而贸易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是货物贸易。经常账户顺差的这种结构是新一轮国际分工后,制造业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加工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加工贸易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在价值链条中的角色是加工者和组装者,中国在价值链条中的这种角色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创造贸易顺差。特别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加便捷,美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出于比较优势和在全球配置资源的需求,将制造业链中的低附加值部分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凭借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优越的投资环境,成为了制造业的终端,中国成为了新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中国经济实现了出口拉动型的持续高速发展。而美国经济的特点是高消费支持经济增长,在中国制造的最终产品销往美国,形成了大规模进出口贸易。在贸易过程中,中美双方的贸易互补互利,各自依靠其比较优势获利,反过来又拉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如此形成的贸易螺旋结构促发了中美持续扩大的贸易不平衡,构成了全球经济经常项目失衡的基本格局。
中国对于欧美存在贸易顺差,但中国对于许多亚洲国家却存在贸易逆差。中国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中,有一部分是其他国家贸易顺差的转移,即使中国改变了贸易条件,劳动力成本提升,或是人民币升值,只会引起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布局的变化,而不会改变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对欧美市场贸易顺差的总体趋势。
四、全球经济失衡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
1.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的直接原因
中国的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是外国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处于资本稀缺状态,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发展过程决定的――中国没有经历积累原始资本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要实现经济快速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投资,而此时我国的储蓄水平也不高,远远满足不了急速扩张的投资需求,这就需要大量引进外资。正式基于对外来资金的大量需求,我国采用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引资策略。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从1991年的44亿美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1478亿美元。不断涌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持续逆差直接原因。
2.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外资的大量引入丰富了我国的资本资源,但由于中国拥有的巨大的劳动力资源,足以吸收大量的资本,因此我国出口商品中资本要素的比重并没有表现出相应比例的增长,反而由于资本大量流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匹配”了足量的劳动力资源,表现为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一方面导致了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持续增大,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这既是全球经济失衡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结果。
3.非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关键词:经济失衡;经常账户;国际收支;盈余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1-0078-06
一、简介
早在2005年,学术界就开始关注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奥布斯特费尔德和罗戈夫等,2005)。美国由于低储蓄率和高居民消费,导致贸易和经常项下赤字剧增。当然,这些赤字跟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存在对应关系。石油产出国由于外界旺盛的需求和攀升的油价,其贸易盈余和国外净资产头寸不断增加。德国和日本外部盈余的稳步增长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这主要是贸易盈余增加。中国从2004年开始,贸易顺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给人民币带来巨大升值压力。
研究者将这种全球范围内增长的盈余和赤字,定义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杜利等,2003、2004;鲁比尼和塞策,2005)。他们普遍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全世界不愿意继续为美国的经济失衡融资(特别是向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这将导致流向美国的资金骤减、美元走弱,会造成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并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停滞。
全球经济确实曾经陷入危机——最严重的一次是从“大萧条”开始——但是其发展远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II的预测(德朗,2008;杜利、兰道和加伯,2009)。近几年,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巨大漏洞完全暴露——从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蔓延,雷曼兄弟破产进而掀起一轮高潮,国际金融体系行将崩溃、全球经济显著倒退、期间赤字和盈余经济体的实际汇率相对适度波动。
“大萧条”的伴生品是全球范围内的经常账户赤字和盈余的收缩。美国储蓄率迅速提高,外部需求骤降。日本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4.8%下降到2010年的2.8%。同期,德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从7.5%下降到5.75%。尽管油价一路走高,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也下降了一半。
再来看中国的情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常账户盈余2007—2009两年时间内减少一半,在1500亿美元上下波动。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经常账户盈余有所改善,但2011年再次缩水近半。预测中国的国际收支账户是挑战性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快速的结构性调整,周边环境给中国贸易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世界经济复苏难以估计——但是,此次经常账户情况逆转比预期要急剧和耐久得多。尽管经常账户盈余戏剧性减少,危机后资本流入却一直表现强劲。因此,中国的外汇储备保持高速增长,到2011年底达3.2万亿美元。另外,外部头寸的大规模变动也同步伴随货币的适度升值。从2008年4月到2011年12月,实际有效汇率总体升值了14.75%,这个过程并非单边,实际汇率处于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状态。
本文重点论述近期中国外部盈余减少的动态变化,旨在分析造成外部失衡的动因,展望中国经常账户的中期发展趋向。
二、近期中国外部失衡的路径
2004年之前,中国的外部失衡规模相对不大,在1994—2003年间,贸易盈余平均占GDP的3%。在更加分散的层次上,即多种产品的贸易盈余或赤字也非常小,同期仅有纺织品盈余稳步增长。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贸易失衡提速,最主要的因素是机械设备净出口增长,但盈余在一定程度上被矿产(主要是金属和能源产品)进口的巨额赤字所抵消。尽管如此,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仍然达到两位数,并且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失衡将在近期止步。
但是,接下来一系列全球性的显著变化引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在2007—2009年间减半,到2011年占GDP的比重下降到2.8%。外部盈余的缩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贸易盈余的减少(从2007占GDP的9%下降到2011年占GDP的3.3%)。
当然,贸易盈余下降存在周期性因素。毕竟全球经济的增长和需求深受金融危机冲击。有研究称国际收支账户的修复和去杠杆化将在中期得以推进。与此同时,矿产和能源进口需求显著增加,这是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过度支持由信贷拉动的基础设施建设。
除此之外,也有相对持续的因素对贸易盈余产生双向影响。国内成本提高、进口产品的成本也已经上涨,中国加入WTO对经济的刺激可能会减弱。另一方面,全球制造业产能再分配,向中国增加投入(主要通过FDI),这些产能主要用于新兴行业,推动中国向以质取胜的台阶迅速迈进。下面,我们先分析近期盈余减少的主要原因,然后综合上述分析,总结出这些因素对未来中国外部失衡的影响。
三、什么造成经常账户盈余下降
(一)全球需求崩溃
从2008年开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以明确的是,发达经济体在“大缓和”时期的发展路径是不可持续的,是建立在过度消费和高杠杆化的基础之上,2008年发达经济体的GDP水平明显下降。因此,解决账户失衡问题、实现经济增长的道路可能是曲折的,这对中国的贸易而言显然是不利的。因为如果危机前的情景重现,国际上对贸易商品的需求将会回到并低于这个需求水平。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缺口会最终闭合,但从发达经济体相对长期的发展规律看,发达经济体需要在中期忍受较低的增长潜力。事实上,IMF测算的美国潜在产出增长率比危机前(即2001—2007年)平均略低于3%,到2012—2017年将平均下降到2%。同样地,欧元区的潜在增长率也将从1.8%下降到1%以下。
这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只要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疲弱,中国向美国出口机器设备——二十世纪早期占中国出口增长的10%—15%——形势就不会好转。事实上,这些产品对出口的贡献率在危机后已经下降到5%上下。
另需指出的是,在外部总需求因全球金融危机受挫的形势下,中国海外市场份额基本没受影响。即使在全球贸易瘫痪的2008年,中国仍有能力扩大市场份额,并将其大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总体上,过去十年间,中国在世界出口中的占比以每年约0.75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
在保持传统领域一贯优势的同时,中国开始进军长期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行业。新领域主要包括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汽车和半导体器件等。以风能产业为例,中国占世界风能产能的比率从2009年的16.5%上升到2010年的22.75%,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风能产业的领头羊。五年前中国几乎没有风能出口,目前该产业占世界市场份额的6%(2011年9月数据)。同样地,中国迅速地展开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德国和日本因中国在这个市场上的出口增长付出了代价(部分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将生产设备从本土移到了中国)。
(二)投资显著增加
2008年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崩溃,中国及时并坚决地做出反应,制定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旨在拉动内需和抵御外部需求崩溃的巨大冲击。这为投资从占GDP的42%上升到47%创造了条件,主要投向包括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和住房建设等。投资的直接作用是突破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加强了各省之间的相互联系,为向中国境内成本更低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省份)进行产业再配置提供了便利,最终将提高中国的产业竞争力。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开始缩减基础设施上的投入。由此产生的总需求的巨大缺口,被私有部门制造业投资的增加迅速弥补。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相对高端的制造业,其产能增长可能是未来几年出口的主要力量(中国向全世界销售这些产品)。另外,这些产能也可以被中国国内工业和家庭消化。最后,存在产能不被充分利用的可能(这会引发是否及如何向这类投资提供融资的新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利用新增产能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具体方式仍很难预测。
(三)商品和资本品的作用
如前所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伴生物之一就是对商品的需求增加。进口需求从金属开始,紧随其后的是机器设备和能源产品。私人和公共部门都在密集地增加进口量。投机性的商品存货始终存在。数据显示,上游行业如有色金属开采(2011年年增长15%)和非有色金融行业(2011年增长25%)的库存量有所增加。但是,库存的增加并不能证明进口需求主要用于国内生产投入。
(四)贸易状况
商品和矿物进口近几年持续增加,并恢复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在过去几年时间里,进口主要是商品和矿物,其特点是供给相对缺乏弹性,并且全球价格不断走高。与此同时,主要出口品为机器设备,其特点是供给相对有弹性、市场竞争激烈、价格相对下降。
因此除2009年外,中国的贸易状况在持续恶化。但从历史上看,这不足为奇。其他出口导向型国家(如日本和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在发展道路上也经历了类似的贸易下滑。就中国而言,这种变化更多是因为中国在进出口市场上已经庞大到不再是简单的价格接受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可以在出口下降的同时,创造一个自我平衡机制,通过影响全球价格,来调整中国的贸易发展并对外部盈余问题带来反补贴压力。
(五)汇率升值
人民币在2008年4月到2011年12月期间实际汇率升值14.75%。但如上所述,在这个时间段中汇率的变化幅度是相当大的。升值幅度的很大一部分是2008年人民币大幅升值,之后受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后经济复苏的影响,升值速度明显放缓(实际汇率的贬值也计算在内)。实际汇率升值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货币之间的名义汇率变化,次要原因是通胀差。
(六)净收入
最后有必要说一下净收入问题。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中国国外净资产头寸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净收入增加。资产方面,国外净资产增加主要是中央银行官方储备组合的结构调整和中国投资集团的投资头寸变化。负债方面,主要是FDI的流入。净收入的相对减少(2011年实为负值),说明FDI对中国的贡献与中央银行官方储备的收益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事实上,从过去几年情况看,回报率相差3到4个百分点,因此在国外净资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出现净收入接近于零的情况。
(七)小结
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危机前就已经放缓,但进口量仍在增加,因为其产出品更多地转向资本密集型和商品密集型。投资和进口(特别是关键商品的进口)大幅增长,使其贸易进一步恶化。将实际贸易数字与经常账户简化模型和贸易回归的虚拟场景比较,并假设虚拟场景如下:(1)贸易国2007—2011年保持潜在产出水平;(2)实际汇率稳定;(3)贸易和投资占GDP的比例停留在2007年水平。
计算结果显示:导致过去四年经常账户盈余下降的因素中,贸易下降占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投资增加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货币升值占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贸易伙伴国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不明显。总之,增长的国内投资、恶化的贸易、疲弱的外部需求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是金融危机后造成经常账户盈余下降的主要原因。上述结论是根据局部均衡法计算得出的,但尚需补充谨慎说明。例如,上述结论没有说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中国大量的投资和上涨的全球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等)。
四、政策改革、人口和成本压力
(一)政策改革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就在多个领域调整政策重点,以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改善民生、提高国内消费等。通过新建医疗机构设施,特别是在之前没有医疗服务的农村社区,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新出台的政府医疗保险计划已经在全国范围推广,争取在2012年底基本实现全民覆盖的目标;对部分核心处方药进行专项补贴;到2012年,现有的政府养老保险将涵盖所有城市失业人群,并实现养老保险境内异地使用;提高养老保险水平,特别是贫困老人养老保险的最低水平。
除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改善住房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在2011年启动的“十二五规划”中,计划在2016年前兴建3600万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政府将提供更多的廉租房,以缓解预算吃紧的低收入群体的潜在住房问题,并释放目前为购房提供融资而被套牢的储蓄。但截至目前,鲜有数据表明建设公共安全网和提供更多公租房在减少预防性储蓄或提高家庭消费方面起到了作用,其GDP占比下降的趋势仍然没有逆转。
在住房和社会改革逐步到位的同时,政策更多地将侧重点放在以市场为基础的要素定价和补贴缩减。事实上,中国可提供多种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如土地、水资源、能源、劳动力和资本等,这对过度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仍具吸引力。中国的生产要素定价低于供需均衡价格,也低于实际国际市场价格。例如,无偿给企业提供工业用地以吸引投资,中国的水资源价格约为国际竞争价格的三分之一。国家能源成本数据显示,中国的汽油和电力价格低于其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有研究估算,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总价值占GDP将近10%。但是,中国也在努力将其能源成本同国际接轨:成品油价格已被列入国际一揽子油价指数;天然气价格稳步上升;取消能源密集型产业优惠措施。
截至目前,伴随着上涨的工资和升值的货币,这些攀升的成本对减少企业资金的影响不大。企业的利润率保持在健康水平,但企业基本面存在压力。事实上,企业利润率一直在增长——亏损企业占比下降——这种趋势和制造业的波动频率是相似的(从纺织业等传统行业到高端制造业)。随着制造业企业数量增长,这不是简单的样本选择问题(即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淘汰实力较弱的企业)。地域资源再配置、强大的生产力和出口价格的适度增长,都在帮助企业应对潜在的成本压力。
总之,中国改革卓有成效,而且很有必要借助结构性改革推进资源重新配置和行为转换。截至目前,这些努力对国民储蓄行为(包括企业和家庭两个层面的储蓄)的影响不大。但是,很多政策对储蓄行为的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未来几年,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改善状况就会越发明显。
(二)城市化
政府在减轻外部失衡状况的同时,也在致力于提高居民收入、发展服务业和刺激消费等结构性改革。几十年来,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目前约有一半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由于需要新建住房和基础设施来安置新居民,城市化进程与商品发展密切相关,这给贸易盈余带来压力。同时,城市化提高了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使数以百万的人脱贫,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中产阶级。城市化进程毫无疑问与可贸易商品消费增长相关,这些商品一部分来自进口,但是大部分还是由国内生产。因此,制造业迅速扩大的产能,很大一部分被国内市场消化了。随着国内经济、特别是内地经济的发展,企业将生产从沿海地区重新配置到飞速发展的本地市场,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发展。
(三)人口变化
排名第二的结构性因素是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中国正迅速接近劳动力曲线高点,之后劳动力会开始萎缩,特别是小于24岁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少。这自然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局面,给工资水平带来压力,因为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形态现在正从完全弹性变成适度向上倾斜。中国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而是进入另一个时期——实际工资持续增加,且工资增长率远超生产力增长率。但其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转化到家庭收入占GDP比率增长的阶段——拥有更多可以消费资源的阶段。这会对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带来成本上涨的重要影响,对中国外部失衡问题也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认为当前成本提高以某种方式缩减了外部盈余的观点,还为时尚早。从实际汇率升值的分解图来看,通胀差(部分反映生产要素成本差异)的贡献率相对较小。
五、实证分析
很多学者采用多种模型解释外部盈余问题(例如阿齐兹和李,2007;张等,2012;曼恩和普拉克,2007)。这里我们采用四种方法——结构性DSGE模型、多元贝叶斯VAR模型、经常账户时间序列简化模型和贸易方程式——来预测经常账户盈余的走向。
需要首先强调的是,大多数情况均假定实际有效汇率稳定、全球需求量为WEO的预测数,且中国在中期保持财政状况稳定。如果实际汇率升值(由于名义汇率升值或国内成本上升,将导致中国与货币伙伴国通胀差)或者外部需求减少,经常账户盈余无疑会低于设定范围。
(一)全球集成货币财政模型(GIMF)
该方法采用IMF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此模型采集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新兴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纵向结构及其他主要特征。GIMF模型显示,全球需求增长和财政赤字减少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一定时期内出口增长和商品进口下降。因此,预测2012年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约上升到4%,并在中期保持这一水平。模型对中期的预测与IMF最新的WEO一致,但是对近期的预测存在差别。
(二)贝叶斯VAR模型(BVAR)
该方法基于BVAR模型,采用频率较高的季度数据。变量包括贸易伙伴的需求、国内需求、资产价格、CPI通胀率、商品价格变动、利率、财政余额(占GDP的比重)、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货币供应量和实际有效汇率。与GIMF模型相似,BVAR样本假设的前提也是WEO预测的财政状况稳定和全球经济复苏。BVAR模型显示,贸易盈余增长更强劲,出现的也更早。2012年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约为4%,且占比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有望升至5%。
(三)经常账户简化模型
该方法采用了与BVAR模型接近的变量。具体包括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实际GDP增长率、贸易伙伴的实际GDP增长率、实际有效汇率、贸易项目、调整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此模型采用广义时间序列分析,采集了1986—2011年的样本。所有的参数都是显著的,其结论同相关理论一致。
短期内,中国实际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就下降0.3个百分点;贸易伙伴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增长0.5个百分点;实际有效汇率每升值10%,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贸易改善到一定程度将增加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但超过这个界限,贸易改善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将会显现,从而抵消对经常账户盈余的作用。从长期看,这些变量的作用要放大2.75倍。
此模型预计:中国出口需求强劲,GDP以8.5%的速度稳步增长。贸易微弱恶化和实际有效汇率的稳定(以上均基于最新WEO),将使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至2017年下降到4%以下。需补充的是,此模型预计的2011年经常账户盈余与GDP的占比较实际高1.5%(即2011年此模型预测经常账户盈余占GDP4.25%,实际占比为2.75%)。
(四)贸易方程式
用贸易方程式测算中国贸易,通常假设较大的出口需求弹性。从进口看,进口重要驱动力之一就是出口(约一半进口是作为产品的材料,其制成品最终出口)。考虑到中国进出口两方面的特点,可采用简单的贸易公式。具体来讲,在出口公式中,用FDI表示中国可贸易生产的扩张和海外市场份额的增加。另外,进口公式将出口包含在内;在含FDI的出口回归公式中,出口对国外需求的弹性从5下降到2;在包含了出口的进口方程中,进口对国内需求的弹性从1.4下降到0.6。通过公式测算,FDI占GDP的比重将适度下降,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在中期将下降到3%左右。但是,这些结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对FDI走向高度敏感。若FDI占GDP的比重稳定在2011年水平,公式测算的贸易盈余占GDP的占比要高出中期值6个百分点。
六、调整的经济展望
一直以来,IMF预测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在2010年触底,然后在中期稳步增长。但2011年的数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有必要修正对中国中期经常账户盈余的预测。
最新的WEO对中国国际收支账户的预测进行了重大调整。调整经济展望的依据是上述模型的结论,同时进一步强调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如上述,对中国外部盈余的预测与近期盈余下降的主要因素密切相关——外部需求、投资水平、中国贸易发展走向和国内成本等。因此,这些预测假定相关因素将长期存在,具体包括:
中国继续保持在过去十年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但是其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总体相对疲弱(WEO,2012年4月);投资继续增加,投资占GDP的比重接近目前水平,高于危机前平均水平;中国的出口平均价格与全球通货膨胀率持平,商品市场的供求平衡仍然紧张,从而导致中国的贸易状况继续恶化(每年约下降0.5%);WEO通常假设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保持在2012年2—3月期间的30天期的汇率平均水平;全球经济在中期逐步出现复苏势头,中国外汇储备组合的收益增加,收入账户盈余增长。
随着全球需求缓慢复苏,中国净出口可能有所改善,但是经常账户盈余不会增长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相反地,经常账户盈余在短期内可能适度下降(主要原因是欧洲经济不景气),然后在中期有所上升,但到2017年只能占GDP的4%—4.5%。
经常账户的下行风险也需考虑。这些风险一部分是和全球经济形势联系,还有一种不确定性来自中国经济持续的结构性调整。例如,很多因素——包括2001年加入WTO、制造业生产力的强劲增长、全球生产在中国的再配置和低生产成本——使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占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快速增长。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扩大其出口市场份额,产业结构向高端制造业调整。但是这个过程可能会受到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的影响。另外一种可能是市场份额增速放缓,正如过去十年所经历的那样。因为中国的出口结构向高科技产业倾斜,科技的转化将导致海外生产投入减少。最后,按经验推断,中国的汇率会继续升值,这将进一步减少其外部盈余。
七、调整的中国经常账户对全球经济失衡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它本身并不包含完整的答案。这也是一个超越了中国本身的课题,需要结合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失衡问题综合分析。需强调三点:
第一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即使其中期失衡规模相对缩小,一段时间后仍将转化成过剩经济的总外部失衡增长。另外,考虑到世界经济的规模,中期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将从2012年的0.2%增加到0.6%(高速增长确保了中国经济占世界产出的比重将日益增加)。按此度量标准,即使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世界GDP的比重低于2007—2008年水平,其盈余仍相当可观。
第二是中国外部盈余可能出现的退减,不能说明世界失衡问题得到解决。相反,这些全球经济失衡会自发重新调整。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再一次增加,对应的是石油生产对手国更高的盈余。中国外部失衡问题也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部分原因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自身的贸易状况。
第三是除非消费能被很快催化,中国外部盈余的下降很可能会以国内经济不断扩大的失衡为代价。但是这种失衡将不仅是国内问题。若弃之不管,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并因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系统性重要性,而对世界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不良后果。
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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