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影响范例(3篇)
时间:2024-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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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证券市场影响
在我国,证券是国家实施产权政策的最主要工具,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是调节、控制货币资本循环的重要手段。因此,加强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保证证券市场的资金流向和稳定运行,有利于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一、宏观经济政策介绍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严格地说,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除此以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属于微观调控,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微观经济政策。由于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用来调控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加之市场经济形式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依据市场经济态势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长期化。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
1.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即保持经济的增长的同时,保证其有一个适当的增长速度。因为经济增长受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过快的经济增长会导致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等。
2.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意味着一方面市场上的失业只有因为摩擦性失业所带来的。另一方面是现阶段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3.物价稳定,物价稳定并不是指没有通货膨胀,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物价稳定是指通货膨胀的比例在1%到3%之间,并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差别都不大。
4.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即意味着,汇率稳定,外汇储备有所增加,进出口平衡。因为外汇储备在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的能力,即其商品的竞争力。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本文将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种方面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一)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财政政策的手段
用来调整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调整政府购买能力来调整财政政策;第二,通过调整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来调整财政政策;第三,通过改变税率来调整财政政策。当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失业率上升,政府应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政府采购水平,提高转移支付,降低税收水平,解决经济衰退和失业。当经济增长,而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政府应该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采购的水平,减少转移支付的水平,降低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
2.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时,政府财政在确保各种行政和国防开支之余,不会搞大规模的投资。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会积极投资于能源,交通,住房和其他建筑相关产业,从而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行业等发展。如果政府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增加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是深远的。总体而言,财政政策的紧缩将使得经济过热受到控制,股市将减弱,因为它表明未来经济增长将放慢或走向衰退,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股市会强大的,因为它表明经济增长将加速未来或进入繁荣阶段。
具体来说,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证券市场造成影响: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能够提升总需求,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股市上涨,相反,如果由于经济过热遭到抑制,就会降低股票的市场价格。
(2)扩大政府采购,加大政府投资公路,桥梁,港口等非竞争性领域,可直接增加与工业产品的需求,而促使证券价格上涨。减少政府的购买水平则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3)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发生变化会使社会的购买力在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影响总需求。提高政府转移支付的水平,可以帮助证券价格上涨;反之,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下降也会使证券价格下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如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为维持农产品价格对农民进行拨款等,就会使有些人提高收入水平,也间接促成了企业的利润增长,因此,有利于证券价格的上升;相反,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下降就会使证券价格下降
此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水平进行调整,会使原来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格局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而形成全新的平衡状态,就就在整体和结构上都使证券市场受到影响。
一般来说,如果中央政府将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水平提升,地方政府将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更多的自和财政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本地上市公司的发展,从而促进证券价格的上涨。同样,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得到相对较多的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那么该地区的证券价格的上涨潜力则会更大。
(4)在其它各方面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公司税的变化将会直接使公司的净利润受到影响,从而进一步时公司的积极性和扩充生产规模的能力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发展潜力,故而调整公司税对证券具有较大的影响。
居民的个人实际收入水平直接受个人所得税的影响,进而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同样,证券交易的成本也会直接受到证券交易税的影响。因此,通常情况下,税率的上升将会遏制证券价格的上涨,相反,税率的下降也会促进证券价格的上涨。
总之,无论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在理论上其传导过程都比较漫长。这种较长的滞后性财政政策决定了它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不像货币政策的影响那样立竿见影,相对缓慢,但十分持久。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财政政策对股市的作用。从长远来看,积极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能确保中国的宏观经济的稳步增长,这对证券市场发展的稳定增长是非常有利的。从短期来看,政府支出增加,以及税收优惠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时,将加大资金在股市的供给,有利于股市价格的上涨。相反,它会导致在股市价格下跌。
(二)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货币政策的手段
政府贯彻货币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个:
(1)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它要求商业银行收缩贷款和投资,因为银行被迫收获的借款人贷款用来偿还活期存款,银行存款因此而降低,说明此时的货币供应量有所下降。相反,法定准备金率下降货币则扩张。
(2)再贴现政策。提高贴现率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会起到约束的作用,相反,它是有利于信贷扩张,扩大货币供应量的规模。
(3)公开市场操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央行将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随着经济的不断攀升,而沉重的通胀压力,会使国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2.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
(1)当货币的供应量增加时,一方面会促使证券市场的资金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会促使投资者为了保值继续买进证券,从而极大的推动了证券市场价格的上涨;相反,当货币的供应量降低时,就会使证券市场的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
(2)利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作为宏观经济睛雨表的证券市场,其波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利率是影响证券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利率与证券市场表现为逆相关。利率上升,投资证券的价值低于银行存款利率,收益预期下降,折现率增加,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利率下降,投资证券的价值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收入预期增加,折扣率降低,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上涨。通常情况下,短期利率影响股票价格也相对明显,市场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在一个完整的利率周期变化范围内,利率变动对股市的影响也与理论分析一致。对一个完整的周期利率分解,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利率变化对股市的影响与理论分析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原因是利率变动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不是唯一的,对人们的心理预期也会产生效果。当利率上升时,人们会认为,由于经济的持续升温,并导致央行采取降温措施,从而对上市公司的预期上升的表现更为激烈,因此额外追加投资。
(3)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证券,就会促进证券价格的有效需求增加,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价格上扬;反之,央行出售证券,增加证券的供给,就会导致证券价格下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货币政策与证券市场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进行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具有可实践性与巨大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国家宏观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复杂的。因此,在进行证券投资时要时刻关注国家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把握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风险,产生更大的收益。
参考文献:
[1]刘晖.浅谈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影响[J].现代商业,2012,(26)
从理论上说,当总需求不足时,一般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入手,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响消费、投资,扩大总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主要是减税和税收优惠。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扩大其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投资总量。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扩张来影响投资总量。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如下:政投资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增加财政政策的运用投资总量的扩大减税和税收优惠社会投资能力增强,投资增加当然,确保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总量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一是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要有充裕的财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内使用,不能指望长期通过无节制发债、大规模减税、扩大赤字规模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持续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财政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效应不明显,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当今各国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给,财政直接投资的份额在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的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三是财政投资扩张要避免对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在影响投资总量中存在的问题
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确保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与此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受国家财力约束,财政投资支出在总投资的比重过低,对投资总量影响作用甚微。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境日益加重,满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设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几年来,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为3.7%、3.9%、3.9%、4.0%?。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5%。可见,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低,即使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2.财政投资扩张未能有效调动非国有投资的积极性。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不想财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通过其他投资主体的扩张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财政投资扩张只带动了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作相应跟进。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6%,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仅为6.1%,集体经济下降了3.5%?.从过去几年的状况看,在经济处于低谷时,国家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二者共同的投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1989年、198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3.8%,经济的低速增长迫使国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1991年国有和非国有投资分别为14.8%、13.4%,1992年分别为32.8%、21.9%,1993年分别为17.5%、72.8%?。可见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的先导作用,随后非国有投资大规模扩张,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动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观1998年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时,只带动国有投资大幅增长,非国有投资没有明显跟进,在当前非国有投资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单靠国有投资投资的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正说明了财政投资率先扩张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从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作用有限。
3.乘数效应递减导致利用投资扩张刺激经济的作用不明显。乘数效应说明了投资增加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投资增加时,经济扩张,国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资增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倍数等于投资乘数;在投资减少时,经济收缩,国民收入减少量大于投资的减少量,投资减少导致经济收缩的倍数也等于乘数。具体表达式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数,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乘数公式表明,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有关。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投资乘数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仅为1.70。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最高只能形成1700亿元需求,说明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远远答不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
表190年代以来我国投资乘数的
单位:亿元
年份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gdp21617.826638.134634.446759.458478.168593.874772.079553.0gdp增量8245.75020.37996.312125.011718.710115.76278.24781.0城乡居民消费品总额9704.812462.116364.720620.024774.127198.929152.9城乡居民消费额增量1459.12757.33902.64255.34154.12424.81954.0边际消费倾向0.290.340.320.360.410.380.40投资乘数1.411.521.471.561.701.611.67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9)有关资料计算。
4.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影响不可忽视。根据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资,就会推动金融市场利率上升,通过发行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也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进而使私人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私人投资萎缩。这样,公共投资扩张结果却引起整个社会投资支出的缩减。目前,我国公共投资扩张排挤私人投资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在银行资金有限、风险约束增强的情况下,银行“惜贷”势必压缩其他企业或私人投资信贷,部分企业或私人只能寻求较高利息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则由于项目收益水平较低既无缘在银行内也不可能在银行外获得融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把某一产业领域作为本单位的势力范围和领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其业务进行严格的限制。这种行政性垄断排挤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介入,减少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同时,非国有经济原来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后来因国家投资同样的项目,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之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央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投资项目。这时,财政投资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近一年多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供应量一直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应该说大副增强,但企业实际投资并未同步前进,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
三、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财力不足、财政风险加剧制约了财政投资的全面扩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高,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如今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安排了“吃饭”之后,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极其有限。在目前“两个比重”仍没有改观的背景下,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发国债都面临着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其一是扩大国债规模进行财政投资面临着当前财政债务依存率和国债偿债率都偏高即国家财政的债务承担能力不足的影响。国债的财政承受能力主要通过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来反映。由于在中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有中央政府承担,所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能准确地反映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自1994年以来均超过50%,1997年高达57.77%,这意味着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举债来维持的。同时,国债偿债率也相当高,1997年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的支出高达1959亿元,国债偿债率达23.3%?,换句话说,当年财政收入近1/4要用来偿债。由于国债与税收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国债的有偿性,到期必须偿还,因此目前过量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会加大财政运行风险。
2.全面减税的空间有限。减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刺激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从宏观税负国际间比较看,目前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达50%。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20%-25%之间。相对宽裕的税收收入为其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两个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工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样正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亟需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减税来刺激经济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
3.去年税收增收1000亿对企业增加投资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视。通常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税是实行财政紧缩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即使不能减税,至少也不应增税,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税收收入增加1000亿是与当前背景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意向背离的。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税收负担不是重而是轻的实证分析不时见诸报端,就现行税制规定的税负的确不重,但如果把各种税外收费纳入总体税负的计算范围,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约占25%(杨斌,1998年),这个比例与中等税负国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于耳。况且税收增收1000亿主要来自于效益较好的企业,在当前物价
连续下跌、经济景气预期看淡的情况下,这对效益好的企业无疑增加了额外负担。过重的企业负担意味着企业需求的萎缩,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尤其对硬预算约束的非国有企业更是如此。
4.“不安全预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造成了投资乘数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资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投资需求有原来的政府扩张机制逐步转变为市场调节机制,由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均减弱,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员分流和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人员的增加,迅速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收入预期;而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又大大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支出预期。因此,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形成了当前的“不安全预期”,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和消费预期降低,引起投资乘数偏低,政府投资扩张效应难以充分显现。
5.政府投资于产业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引导社会投资的效果不明显。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不仅会因投资拉动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而形成乘数效应,还有可能因投资于某一产业而引起关联投资,即投资的波及效应。投资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投资于产业链长的项目,虽然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大,但在一定时序内,由投资波及效应所激发的投资需求乘数也相应较大,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也相应较大。而投资于产业链条短的项目,则波及效应相对较小,就不可能激发更大的投资乘数。1998年和1999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粮食仓库建设、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投资的产业链条短、关联度小,所需要的投资品主要是钢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关零部件、配套件极其有限,只带动了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投资。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几年在发展轻纺工业、家电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时所出现的波及效应。
四、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选择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积极调节作用,缓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确保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建议当前财政政策实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应遵循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升级为原则,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需求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我们知道,总量和结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经济增长表现为总量问题,但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合理和协调的基础上,否则,增长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经济的大起大落难以避免,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当前的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不简单地表现为总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引起的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需求的结果。因此,财政投资的扩张如果不遵循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复制并放大出来,反而加剧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财政投资最能体现国家意志,它不仅可以直接集中社会资金进行重点配置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能间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简单地缓解需求不足的制约,国家更注重了结构优化这一原则,加大了对农业、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对缓解我国多年来的基础设施“瓶颈”大有裨益。同时国家还应加大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加快费改税步伐,增强国家财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企业的投资潜力。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和企业实际负担并不轻并存局面的出现,其中主要原因是当前政府收支不规范、税外收费现象严重。因此,加快费改税步伐,将某些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纳入规范的税收轨道,坚决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有所提高,强化财政投资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
&bsp;3.在全面减税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结构性减税和税制的完善来刺激企业的直接投资。虽说我国现阶段大规模减税既不可能,又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有选择的局部性减税措施。豁免中小企业的旧欠税款,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给高新企业减税的方式,以刺激企业直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确保税制不应成为企业投资的障碍。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轮经济上升期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偏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使然。除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推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外,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迅速升温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走出通货紧缩,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再是总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刺激总需求扩大。对此,去年底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了适度从紧的取向。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在“积极”的道路上前行,势必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矛盾,也将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另外,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现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
我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财政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金税、金盾和金财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进一步强化,税收实际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年度预算60.7%,这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进度最好的一年。虽然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放缓(如清欠出口退税、部分偏热行业引起的税收增加部分将随着宏观调控见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仍可能达到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压缩赤字、减发国债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004年维持了3198亿元的赤字,没有安排新增赤字。随着gdp的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赤字/gdp)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亿元,调低到2003年的1400亿元,2004年又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承诺将逐步停发。(3)2003年10月出台的新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退税率在总体上降低了3个百分点。(4)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实践不仅为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积累了经验,而且形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预期,这将减少政策调整的难度和阻力。
二、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向平衡性财政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淡出”或“转向”。但是对如何调整,调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调整后政策的新作用点等问题则存在争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界定清楚。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fiscalpolicy,亦称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内在稳定器”(thebuilt-instabilizers,亦称非自决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又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国债和税收。平衡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亦即不应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及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应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而所谓自动稳定器,一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自动稳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平衡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采取同幅度对冲性政策组合,比如减税与减少政府支出组合,或者增税与增加政府支出组合等。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对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还很薄弱。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应该是平衡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总量上,平衡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不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维持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维持当期预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减赤字余额,并保证不出现新的赤字。在结构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财政资金从“越位”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财政资金转向公共财政“缺位”领域。实行平衡性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稳定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对冲性政策组合,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
三、“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表述为“适中的财政政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的名称选择上可考虑三个标准:(1)是否代表了宏观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政策类型;(2)是否明确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义和误解。
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名称选择,大体上有以下7种主张:(1)“适度的”或“温和的”财政政策;(2)“可持续的”财政政策;(3)“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稳健的”财政政策;(5)“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6)“结构性”财政政策;(7)“中性”财政政策。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种提法,“适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调整方向并没有指示,可以适度扩张,也可以适度紧缩,不便于引导预期,对于以上三个标准都不满足。而“温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减轻、柔和、适度和不过分等意思,可能会给人逐步降低和减少扩张幅度的预期,但是容易引起误解。关于“可持续”的提法,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收支平衡、不搞无米之炊,并使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提法带有中长期特点,但对短期宏观经济调节的导向比较模糊。至于“相机抉择”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财政政策的类别和具体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导向并不清楚,显然也不合适。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支撑点在于认为我国当前财政政策既然不扩张也不紧缩,那么选择稳健的提法正合适宜。其实不然,仅从“稳健”一词很难判断出政策的方向和趋势,虽然我国近年货币政策也采取了“稳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执行的实质上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所以称稳健,其强调的是在松动银根、支持增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来,如果财政政策也称“稳健”的,则可能使人们比照货币政策来理解,而形成继续扩张的错误信号和预期。因此,这个提法不满足第二、第三条标准,显然也不合适。至于第五种提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的确存在呈现局部偏热,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需要进行全面紧缩的时候,而且宏观经济本身还存在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提法不满足第一条标准。而主张使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应该说其抓住了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后的主要着力点——支持结构改革。但是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名称,它并没有标明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结构调整可以在扩张中进行,也可以在紧缩中进行,即不满足第二条标准,所以也不太合适。
目前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经典财政理论对“中性财政政策”(neutralfiscalpolicy)并没有严格界定,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二是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将财政政策定位于扩张性与紧缩性之间,强调在总量上不影响社会总需求。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讨论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层意思,其实质与平衡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财政政策有一个硬指标——预算平衡,而我国当前3198亿元赤字的削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会给人们传递过于“严格”的信号,容易误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财政政策也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无所作为”和“经济中立”,不利于准确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
据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应为“适中的”,“适”表明渐进和适度的意思,标识了政策的力度,同时也留下了灵活操作的空间;而“中”则表明政策调整的方向,强调不偏不倚,介于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适中的财政政策”这一提法,能体现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考虑到削减赤字的渐进性,预算收支平衡应当作为一个中期目标,例如在“十一五”期间达成),并能体现政府在政策调整中将“有所作为”的态度,又能反映政策调整的渐进性特征,而且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满足以上我们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
四、“适中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适中的”财政政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大规模减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停发,尽快兑现将其调减至零的承诺
建设国债是积极财政政策最核心的政策工具,迅速调减国债不仅可以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也可以比较直接地实现政策目的。调整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在不开工新项目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投入。可以考虑以下办法:
第一,根据宏观经济形势,适当放缓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充分有效利用国债年度结转资金。建设国债资金预算规模与实际使用规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决定实际扩张效应。比如,我国2003年建设国债预算规模1400亿元,而实际使用规模为1093亿元(包括2002年结转的168亿元),向2004年净结转475亿元。今年上半年在适当放慢国债资金拨付进度后,实际使用规模为246亿元,仅占今年国债可用总额1575亿元(预算规模1100亿元+上年结转475亿元)的15.6%.如果下半年保持这样的力度,全年基本上可以实现净结转1000亿元左右,这部分资金就可以全部有序地投入后续建设中。应当注意防止年底前集中投放国债资金,避免对已经取得的宏观调控效果造成冲击。
第二,停止将建设国债转为对地方政府的转借资金。近几年发行的建设国债,大部分由中央预算直接掌握,小部分转借给地方。例如,2004年计划发行的1100亿元建设国债中,有950亿元纳入中央预算,转借地方150亿元。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投资增长过快,按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划分,其中主要拉动力量是地方项目增长大大超过中央项目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行政性干预市场的“越位”投资行为引起的。因此,需要抑制国债资金对地方投资的直接刺激作用,明年可以考虑停止将建设国债转借给地方。为支持西部开发、生态建设和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投资,可将结转到明年的国债资金由中央预算统一支配。
第三,利用好新增财政收入资金,支持后续建设。
(二)在财政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合理安排新增支出的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上升周期,财政收入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以来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便是考虑到紧缩性宏观调控加上部分减收因素(如归还出口退税欠款)的影响,导致下半年税收增长放慢,但是预计2004年全年至少仍可实现财政增收4000亿元左右,增幅可能超过去年。这部分钱的“去处”是否合理,将会直接影响财政政策调整的效果。如果不做好新增财政收入的支出预算,可能又会形成新的扩张因素。为了体现“适中的”财政政策取向,增收的财政资金最好用于支持亟待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财政体制,尽快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同时,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投入。
(三)严格控制和逐渐削减财政赤字,传递“适中的”财政政策的信号
政府预算赤字常常是一国财政政策方向的重要指示器,我国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适中”,控制和逐步削减财政赤字也应当提上日程。当前我国各方面增支压力较大,立即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有较大难度,但是仍应严格控制赤字余额,至少在当年不出现新的赤字。可以考虑在“十一五”期间较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逐步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换言之,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应当是一个中期政策目标。而在近期内,宜采取小幅度削减财政赤字的办法,为最终实现平衡预算的中期目标创造条件。建议从编制明年预算开始,用今年新增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弥补预算赤字,并且抓紧研究制定中期内削减赤字余额的方案。即便下一年度所能削减的赤字规模并不大,但这一举动将表明政府采取“适中的”财政政策的决心,对人们的政策预期会产生明确的导向。
(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协调发展
“适中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公共开支可以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而是强调转变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即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从支持经济增长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适中的”财政政策要求对政府公共开支进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调整。宏观经济有冷有热,经济社会发展还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使用结构,有保有压,一方面缓解当前的结构性失衡和市场供求矛盾;另一方面,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领域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对不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经济过热行业,政府财政资金包括国债资金应当不再投入;对不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政府开支“越位”领域,财政投入应当坚决退出;对需要加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主要是农业、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科技研发,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等,需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
(五)在减发和停发长期建设国债的同时,不宜过快增加预算内政府投资资金
其一,应当防止因增加预算内投资而抵消财政政策的适中取向。如果把减发的国债资金大幅度转换为预算内政府投资,将会产生实际的扩张效应,不利于实现“适中的”财政政策效果。
其二,应该把建设国债的减发和停发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换的契机。如果—边减发国债,一边又相应增加预算内政府投资,有可能固化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我国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市场化投融资将日趋活跃,投资来源日益拓宽,信贷、利率、财政贴息和税收等间接调节手段起作用的条件也在逐步改善。因此,政府对投资领域的调节不能再依赖财政性投资,或直接掌握过多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而应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办法,主要依靠多样化的间接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再说,目前国家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仍然偏重,经济建设费在各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仍然是最高的,而用于弥补“缺位”的财政支出仍然不足。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减少经济建设职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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