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区别(6篇)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区别篇1

【关键词】新的历史起点解放思想科学内涵解决途径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我们要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段重要论述，思想深邃，寓意深长，是我们科学把握新的历史起点上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的重要指针。

第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解放思想要认清时展的潮流，树立世界眼光。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突出表现为和平、发展、合作。这一时代主潮流，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拓展世界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认识和把握全球大趋势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更加适应现代文明大趋势上进一步加快我们现代化步伐，成为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要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树立世界眼光，坚持用时展的要求审视自己、改革的精神不断完善自己，以创新的方法不断推进自己。只有从各种不符合时代潮流和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定势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才能以坚定不移的解放思想推进我市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第二，新时期解放思想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解放思想和改善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无可辨驳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富民强国之路，是使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光明大道。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全面发展需要，既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依据，也是在新的历史一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根本依据。

第三，解放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也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就是敢想、敢试、敢闯、敢干。不是“前怕狼，后怕虎”，而是一种责任意识，忧患意识，进取意识，迎难而上，恪尽职守、勇往直前的意识。解放思想就是要振作精神状态。精神状态萎靡不振，遇到困难就跑，小富即安，小绩即满，自甘落后，不求进取，这是不能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的，一定要克服、要摒弃。我觉得实现新一轮思想解放，首先要有一种好的精神状态。

第四，新时期，思维转型是解放思想的前提。在新的历史时期解放思想应该更着重思维方式的转变，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对各种观念、意识、思潮、制度等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真正采取针对国情、民情、党情实际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只有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在当前出现的许多矛盾其实都是思维方式碰撞的结果。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和过去的区别，就在于过去是单个观念、意识的改变，这一次要做到思维方式的改变。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我们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无论是抓住机遇加快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还是应对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都迫切要求进一步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

那么，新的历史起点上解放思想，需要抓住哪些主要环节、解决哪些主要问题呢？

首先就是新的思想解放要从转变观念入手，拿出自我革命的果敢气魄，坚决破除影响科学发展的思想障碍，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思维方式的变革。

第一，由“失落”思维向“自信”思维转变。当前，影响三门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一些干部群众中存在畏难情绪，认为三门峡与发达地区相比显得落伍了，工作中表现出消极观望、无所作为的行为。这种不求进取的精神状态，是不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因此，三门峡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克服畏难情绪，增强自信意识。这是加快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我市的发展历史上虽然曾错过一些发展机遇，与发达地区相比一些指标增长较慢。

第二，由经验思维向创新思维转变。欠发达地区要追赶发达地区，往往容易照搬照套别人的做法，重走别人走过的老路，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因循守旧的思维定势，产生一种人云亦云的思想作风，缺乏一种有创见的工作方法，面对棘手问题，提不出新的建议，拿不出好的对策。解放思想就要从这种经验思维方式向创新思维方式转变，不要老是沿着别人或自己长期形成的、固有的思路去思考问题，要敢于标新立异，勇于“离经叛道”，积极提别人没提过的建议，大胆走前人没走过的新路。例如，企业如何克服产品一般化的缺陷，塑造别具一格的产品和企业形象；机关如何冲破传统的框框，建立独树一帜的管理机制等等，都有赖于创新思维方式的作用。只要我们善于运用创新思维方式，各种各样的新措施、新办法、新形象、新成绩就会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第三，由“物本”思维向“人本”思维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使我们的认识逐渐形成了“以物为本”的思维习惯，导致实践上把经济建设这个手段当作追求政绩的目的付诸于施政过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个目的被淡化了，只注重了“物”，却忽视了“人”。科学发展要求我们把“物”用到“人”上，发展物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人。

其次，新的思想解放必须克服狭隘视野和小富即安的守旧思想，真正树立世界眼光和居安思危的意识。

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人民群众的生活不断改善，在少数领导干部中开始滋生小进即满、小富则安的情绪。有的习惯于自己跟自己比、现在跟过去比，自我感觉良好，对激烈的区域竞争、市场竞争无动于衷，缺乏应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有的听惯了别人的夸奖和赞誉，不知不觉中增加了“骄”、“满”二气，看不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工作既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不可否认，这几年我们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与省内外先进地区相比，我们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上个月，市委、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的同志考察了运城的城市建设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看了之后，触动很深、震撼很大，短短几年时间，运城的城市面貌变化之大、第三产业发展势头之猛，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我们原来提出要做黄河金三角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现在看来，难度确实不小。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不发展是落后，发展慢了也是落后。面对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前面标兵越走越远，后面追兵越来越近的严峻态势，我们没有理由满足现状，更没有理由骄傲自满，必须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不为所取得的成绩而自满、不为所享有的小富而停滞、不为传统的模式而局限，跳出三门峡看三门峡，跳出河南看三门峡，以解放思想为动力，以跨越式发展为取向，瞄准更高的目标，以超常的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区别篇2

关键词:中原崛起;政府职能;依据;原则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202-03

近几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原崛起的提法很多,较为权威的是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官方说法。2006年10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中共河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讲话中说,“实现中原崛起,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工业化,人均生产总值等主要发展指标赶上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建成惠及全省人民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建成农业先进、工业发达、文化繁荣、环境优美、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新河南。”[1]

加快中原崛起,既是近一亿中原儿女的神圣使命,又是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各级政府若想在中原崛起中有所作为,必须转变职能。

(一)中原地区历史文化特征与政府职能定位

1.中原地区历史文化特征。一定历史时期的政府职能,必须与该地区特定历史时期历史文化特征相一致。中原地区历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历史悠久,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高度不同。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中原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处于核心地区。但自金人南下,宋政权南迁,闪耀在中原地区上空的数千年的光环逐渐暗淡。第二,古代文化灿烂,但近现代逐渐衰落。中原地区古代文化是河南人永远的自豪。宋代以后,中原文化逐渐失去昔日的风采。第三,中原文化“正统性”有余,现代性不足。“由于中原地区长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中原地区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带有官方文化的特点,具有正统性。”[2]

2.中原地区历史文化对中原人民和政府之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第一,自豪感与自卑感共存。巨大的发展落差对中原地区人民和政府的心理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他们会沉溺于古代中原灿烂文化带来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因为近现代衰落导致心理的失落和自卑。第二,正统保守与叛逆共存。中原地区人民长期深受封建统治阶级正统文化思想濡染和熏陶,思想观念谨守传统,恪守等级次序。古代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积累起来的心理优势,在近代乃至现代几百年贫穷落后中被击得粉碎之后,民众心理上就会出现较大的失落感!

3.中原地区历史文化特征与政府职能定位。首先,政府需正视历史,带领中原人民走出传统文化断裂带来的心理魔咒。其次,政府率先垂范,克服传统文化在行为上的消极影响。第三,政府应当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

(二)中原地区经济发展与政府职能定位

1.中原地区经济发展成就与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河南省各地市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河南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新兴工业大省。2008年,全省生产总值18200亿元,比上年增长12%左右;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09.1亿元、支出2283.9亿元,分别增长17.1%和22.2%;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5255.4亿元,增长21.3%。贷款余额10368.1亿元,增长15.8%;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14.5%和10%;粮食总产量1074亿斤,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三年突破1000亿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400亿元,增长3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650亿元,增长23%;出口总额107亿美元,增长2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200元,实际增长8%。农民人均纯收入4430元,实际增长6.5%[3]。

尽管我省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一个阶段内成绩喜人,但这并不能掩盖我省经济发展的缺陷与不足。“人口多、基础差、底子薄、人均发展水平低的基本省情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三农“问题还比较突出,区域、城乡发展差别大。同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区域竞争的日趋激烈,产业层次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足、经济开放度低、高层次人才匮乏等问题更加突出,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艰巨,经济增长方式亟须转变。”[1]

2.中原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政府角色定位的双重影响。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可以充分调节资源配置,应当充分利用市场的这种调节机制,政府无须干预;另一种认为,市场具有局限性,政府干预具有计划性和宏观性,应当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实际上,没有万能的市场,也没有万能的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是兼顾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依据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在不同时期采取偏重于一端的措施。

当前的河南经济处于转型阶段的初期,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些作用体现在:需要政府推进并完善市场体制尤其是法制保障,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需要政府加强基础设施,需要政府加强内引外联。

(三)中原地区政治、社会发展与政府职能定位

1.中原地区政治与社会发展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和历届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河南省各地市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河南的政治发展不断进步。各级政府民主意识增强,决策更加透明,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执政意识增强,政府行为的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过程的意识逐渐提高,参与政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参与水平和参与效果不断提高。人民对政府监督渠道更广,监督效果更为有效。依法治省、依法治市(县)程度不断提高。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均取得较好发展。

中原崛起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和动力的,但是政治和社会发展既是中原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经济崛起的崛起重要目标和动力。因此,推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是政府定位时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之一。

2.中原地区政治、社会发展与政府职能定位。政府与社会两元结构,是分析社会发展的传统方法之一。政府起源于社会,社会离不开政府。两者恶性互动会摧毁整个社会,而两者的良性互动则会极大推定社会发展。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上属于强政府―弱社会结构,因此,若想达到两者的良性互动,必须增强社会的力量。在这方面,政府也可以大有作为。其一,政府可以举力发展文化、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增强个体以致整个社会的素质和力量;其次,政府在政治管理活动和制度建设方面,为社会个体和组织更大的活动空间,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激发社会力量的壮大。

中原崛起需要充分发挥一亿中原儿女力量,必须加强社会建设,把一亿中原儿女的聪明才智激发出来。

1.根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当前我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进步巨大但是问题尚多,前景光明但是道路曲折,尤其是我省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时期,各项事业处于攻坚阶段,处理得好,会极大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处理不好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乃至倒退。因此,必须在中央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把中原崛起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正如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在中共河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原崛起关系河南未来,关系全省人民根本利益。在新的征途上,我们只有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原崛起,才能抓住难得历史机遇,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加快中原崛起,这是中央的要求,时代的呼唤,发展的必然,是9700万中原儿女的殷切期盼。”[1]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号召河南各级党政部门和全社会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2.上下级关系定位: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又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传统上,中国是强中央―弱地方的上下等级权力结构,这种权力分配结构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壮大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又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原崛起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坚决贯彻中央大政方针以及中央对河南的各项政策方针,同时,又必须依据河南自身历史文化特点与社会发展阶段,充分发挥本地区的积极主动性。

3.政府心理:自信但不自大,自谦但不自卑。古代中原地区,光彩照人。宋代以后,急转直下。当代河南,在不少国人眼中,是“古、土、苦”的乡巴佬。面对如此大的反差,河南各级政府必须积极并正确面对。

首先,政府要树立信心。政府是社会发展的领头羊,政府理念是国家、民族和地区理念的集中体现和反映。中原崛起中,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其中首要的是自信、自强。相信,各领数百年!中原地区当前发展的落后局面,只是历史长河中之一个阶段,我们曾经创造过辉煌,我们的未来也一定会更加辉煌!政府不仅自身树立这样的观念,还要通过各种宣传渠道,是我们的民众树立自信、自强、自理的信念,为中原崛起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某些政府官员乃至群众中的自大观念。中原地区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让不少官员和群众陷入历史而不能自拔,我们祖上曾经……这种沉溺于历史和过去的心理固然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现实的写照,但其在现实中是极其有害的。无视现实的人,也必将被现实所抛弃!

因此,中原崛起过程中政府职能定位时,必须解放思想。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感触颇深。2005年7月,在回答大公报记者所问“中部崛起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时,他提到四个因素,其中两个是思想方面的。徐光春指出:中部崛起最大的障碍,第一,是思想不够解放,相对保守;第二,小富即安的思想严重,中部地区比西部富裕,比西部地区要舒服一点。过去太穷,现在能够吃饱穿暖就很知足。在中部崛起中,河南该如何行动,徐光春回应道,中部崛起突破口是解放思想。只有旧的破除了,新的才能立起来[4]。

4.政府职责范围:从“无所不为”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是中国政治社会形态的最大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社会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不的违抗政府的命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最精确的写照。

由于受冷战等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建国之后照搬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特点是政府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政治经济高度集中。

因此,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政府在职能方面的特征是无所不为,无所不能,对经济社会干预达到了细枝末节。这种“全能王”型政府在一定时期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政府应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

现代政府必须“有所为”。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早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时代已经显现出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再次得到体现。二战结束后,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在不同地区表现不同,但已成为世界潮流。政府可以弥补市场之缺陷和不足。政府的有所为,也正是在这个领域。在宏观调控上、在法制法规的制定与维护、在市场不愿介入的领域、在国计民生与安全稳定的重大领域,必须有所作为。

政府的“有所为”不同于传统政府的“无所不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就是在市场可以完全发挥主导作用而不需要政府介入的领域,主要是具体的经济环节,投资、生产、贸易、金融等可以由个体和社会在市场框架下完成经济活动。

当前的河南正处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关键时期,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型时期。既需要政府继续支持培育市场机制,减少多余的干预,又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总之,建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应当坚持的原则。

5.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变:从“导演兼主角”到“监制兼配角”。传统政府干预不仅宽,而且深。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甚至从中央直接到基层,经济与社会事务被简化为三段或者两段格式,各级政府对经济与社会事务一抓到底,一锤定音。这种模式下,政府不仅是导演,而且是主角,完全控制着经济与社会事务,个体与社会成为附庸,没有自决权,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主体意识不能显现,积极性不能发挥。

现代社会应当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社会的积极性必须得到发挥的社会。社会力量的发挥,不仅可以产生巨大的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能弥补政府作用之缺陷和不足。因此,在不影响安全与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社会,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力量增长,激发社会活力,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角,政府则成为监制人,成为经济社会活动的配角,协助主角完成表演。

6.政府管理方式转变:从管制到服务。传统政府在履行各种职能时,管制特征显著。这种行为在特定时期对于资源的统一集中和分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政府高高在上,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深入基层,决策依靠长官意志,执行借助国家机器,行政作风专断而强硬,最终使政府封闭于群众、自绝于社会。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区别篇3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slateyearscanbefurtherprobed.Thefactthatthebackwardcountriestook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pr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henceinevitable.ThebackwardCountries’taking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itselfdeniestheworldcapitalistsystem.Undercertainhistoricconditions,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关键词】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跨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关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即东方社会理论），理论界、学术界有过不少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其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入深入分析，以期给世纪之交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及其东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验证了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社会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地区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享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界在阐析这一理论时，总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性与不排除个别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发生社会革命，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作为立论依据。这虽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实，要说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要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便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形态的变革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的国家。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在这一社会阶段，发达的地区是中国。散布中国各地的古文化遗址都是明证。以沈阳新乐文化为例，可窥见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这是有距今7000年和5000年的两层遗址，在这块高地上，当年竟居住了12万人之众。他们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这里还有7000年前使用煤炭为燃料的余渣，把人类使用煤炭的历史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这里还有大量精致的印纹陶器，还有新乐人的图腾标志——木刻大鹏鸟的完整遗物。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管理机制较完善，社会交往已有可观的规模，社会运转稳定有序。其他各遗址，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原始社会相对发达的事实。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如此繁荣完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证据。这说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中国是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各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进入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中，到底是原始共产主义发达的地区还是落后的地区最先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呢？历史选择了后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首先发生变革，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而原始共产主义较发达的中国则较迟。

在奴隶制阶段，先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国家是埃及、巴比伦王国、印度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国的奴隶制度。中国奴隶制度则相对落后。这不仅由于它地域狭小，延续时间短，严格地讲只有一千年的时间，同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影响强大的意识形态，连中央都城都是不断迁徙的。

然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中，正是奴隶制较落后的中国最早发生了成功的封建主义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这是又一次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的史实。

在封建主义社会，遥遥领先，十分发达。自秦朝开始便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的，设立郡县制的发达局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形见绌。

但是，当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先进和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艰难，而封建制一直落后的欧洲却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成功。英法诸国封建社会成熟较迟，又不典型，时间也短，相比之下谈不上发达，但革命却恰恰又一次发生在这种落后地区。

在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北美是发达地区，并且由于资本主义把世界联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所以一切民族都很难改变列强的布局，除非打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俄国、中国等国家，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较迟且不充分的落后国家。

在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大变革中，再一次出现了落后国家首先发生革命并获得成功的事实。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纵观历史，没有一次以一种社会代替另一种社会的革命发生在其原来发达的地方。相反，这种革命总是首先在原来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因而这可视为一条规律。

二、“跨越”并非是指取消资本主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首先，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理论命题时，是把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把落后的俄国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俄国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

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2]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跨越论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或补充了同时发生论、首先发生论，那么跨越论与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只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成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过程才是可能的。它始终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跨越论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村社问题放进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的联系中形成的。跨越论的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条件，是进行跨越的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必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3]，这就为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改造跨越前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可见，跨越“卡夫丁峡谷”离不开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

其次，这种“跨越”本质上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超出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以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运动和作为其否定物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不能不具有世界的历史性。东方社会落后的国家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结果。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观深层基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历史发展“普照的光”的思想。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他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了文明之中。从这个视角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普照的光”的照耀下，东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能不带上资本主义的性质并由之决定。所以，虽然一切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因而，“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些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5]。由上可见对“超越”应当作辩证的分析，不可作僵死的理解，绝对的、纯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东方落后国家恰恰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在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三、“跨越”虽然绕过了资本主义，但并非是指直接进入到马克思所称的社会主义，这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马克思主义鉴别社会形成及其历史分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社会技术尺度为核心的“三分法”，它涉及到彼此相关、相互对应的一组情况，即以劳动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类型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全面自动化社会（社会技术形态）；以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方式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社会交换形式）；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社会主体形态）。另一种是以社会经济尺度为核心的“五分法”，即以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等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有其相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由“三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但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由“五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阶段却是可以超越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到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形态上接近于（仅仅是接近）由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它们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同一序列——社会主义，但在反映生产力发展的三个社会基本要素方面却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属于全面自动化社会，在社会交换形式上属于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则属于工业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体形态属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片面发展）。这就

是说，跨越后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历史链条中还有整整一个阶段的差距。正是社会基本要素的这些差距决定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等方面不能采取纯粹的社会主义形式，而是采取现在这种非纯粹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在社会根本制度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质的区别，但从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和社会主体形态方面看，却与资本主义近乎同一形态，处在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中，执行着同样的历史转化任务，即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现代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由于我国现代化发展较晚，无论是在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上，或是在社会主体形态上，其起点都比资本主义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社会基本要素上赶上，更不用说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根据。

上述定位明确告诉我们：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并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究其实质还只是处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不够格”到“够格”的社会主义，其间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还要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其竞争对手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三个历史系数，就能看到以往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即只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性，而忽视二者在社会基本要素上的相通之处。这是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上的原因。

四、“跨越”不仅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本意中也包含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超越

在我国理论界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但资本主义生产力不能超越。就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具有不可逾越性。然而，在资本主义降临人世之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使“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6]这种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生产力的总体联系，使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马克思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第二，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在前资本主义形态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普遍交往的格局，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而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其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单线递进；而当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时，这种单线递进必然受到世界整体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和制约，它的最终结果必然表现为“合力”的结果，从而打破其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无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循序渐进性，却使某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有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从头开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个别阶段上的超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曾针对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般很长的机器生产发育的孕育期呢？”[8]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生产力不能超越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否则，在理论上必然把它教条化；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执行传统发展战略或爬行战略，使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只能等距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当然，这种超越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对其作出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跨越历史必由之路，又不能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结合具体国情，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否则，在理论上必然离开唯物史观，陷入“空想论”，在实践上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瞎闯蛮干。［收稿日期］1999-11-12

【参考文献】

[1][2][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1;431;431-432;43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5.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区别篇4

一、区分不同类型的历史概念，有针对性地分析概括

历史概念从内容上可分为两大类型：历史知识概念和历史专有概念。教学中应区分不同类型的历史概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更好地把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1.历史知识概念。如，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精耕细作农业模式、农耕经济的高度发展、工业革命、罗斯福新政、经济全球化、经济区域一体化等；历史知识概念在结构上有单一性和复合型之分。单一性概念如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殖民扩张等，比较单纯，其内涵和外延在教材中有集中的表述或明确的定义，故在教学中及时点拨即可。复合型概念如精耕细作农业模式、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等，它们由若干单一性历史概念以各种逻辑关系组合而成的，且往往在教材中没有集中的文字表述，只是散见于各段落甚至各课中，还需分析与概括。如精耕细作农业模式，它包括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水利设施的完善、私有土地的出现、自耕农经济的形成等。学生必须在了解农业的耕作方式、水利设施概况、土地所有制、经营模式等的基础上才能概括其内涵：在有限的土地里辛勤耕耘，努力提高耕作技术，注重灌溉施肥，改良土壤，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很多重要的历史概念，需进行挖深、拓宽，弄清其内涵与外延。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分析它确立的背景、条件、目的、内容，进而把握其特点：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其实质是满足了美国对外扩张的需要，确立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但在世界经济混乱的情况下，它也起到了稳定世界金融货币秩序的作用，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二战后世界经济向体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随着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世界经济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2.历史专有概念，如经济结构、民族工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经济格局、经济体系、近代化、全球化、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等。这些概念在教材中很少有具体表述，必须结合知识概念加以归纳概括。如，经济结构，指社会经济中包含哪几种经济成分。鸦片战争前，小农经济在中国一直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小农经济开始解体；洋务企业、外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出现，这样，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又如工业文明，是指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机械化大生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现代社会文明状态。其主要特点大致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法制化与民主化等。19世纪中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的主导；火车、汽轮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人们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等等。

二、通过层层溯源，加深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有些历史概念之间存在某种特定的内在联系，启发学生探寻这些关系并加以揭示，有助于深化学生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概念的原因，层层追溯，其逻辑关系为：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斯大林体制。它的弊端是排斥市场，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结果是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五计划、三大改造的完成，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存在的弊端越来越阻碍经济的发展；农村的体制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于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市场经济等。21世纪初，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基本形成，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又如，关于明朝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在于这样的逻辑关系：14—18世纪，明朝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加上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农业人口流向手工业部门，从而使私营手工业迅速发展；手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商品经济的活跃。这样，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通过层层溯源，引导学生认识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结论，加深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的理解。

三、通过对比方法，揭示历史概念间的本质联系

比较分析法是确立事物之间同异关系的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方法。就形式而言，比较法可分为共时性比较（横向比较）和历时性比较（纵向比较）；在思维特点方面，又可分为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可以认清相关历史概念的普遍性（共性）和特殊性（个性），从而加深理解。

1.横向对比。例如，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政治文明的比较：﹙1）特点不同：前者集权、等级、专制；连续性、整体性。后者理性、个体、平等；没有连续性。（2）发展趋势不同：前者趋向专制，后者趋向民主；（3）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不同：前者发展和完善君主专制，法律成为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工具；后者，古希腊实行民主，并以法律做保证；古罗马先是实行共和制，法律限制专制，后实行独裁，使君主制以法律形式巩固下来。（4）文明延续与制度的关系不同：前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保障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促使文明进一步延续。后者，缺乏强有力的最高权威，国家不是高度统一，经常出现小国林立的局面，面对外来入侵，不利于文明的保护和传承。通过比较，学生加深了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政治文明两个不同的概念的理解，得出了“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都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的认识。

又如，明朝内阁和西方内阁制的比较：（1）背景不同：前者是因为丞相制度废除，皇帝无力处理繁多的行政事务而设；后者始于英国。“光荣革命”后国王逐渐淡出行政事务，议会逐渐控制行政机构。（2）产生方式不同：前者，内阁成员由皇帝任命，对皇帝负责；后者，内阁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成，对议会负责。（3）权力大小不同：前者，只备皇帝顾问，没有决策权；后者，内阁总揽国家行政区，负责国家的内政外交。（3）实质不同：前者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后者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表现。通过比较，帮助学生认识内阁与内阁制两个概念本质的区别，加深对君主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理解。

2.纵向对比。例如，雅典的民主制与近代西方的代议制的比较。不同：第一，雅典民主制是城邦制，适用于人数很少的城邦国家，它近乎一种直接民主，有近乎全民参加的公民大会，没有民主政党。而近代西方民主制度却是一种代议制，有政党，可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国家。第二，雅典民主制实际上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选举制，而近代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以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第三，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有三权分立，雅典民主制度却没有这一观念；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是以法治为基础，这一传统源于罗马，而雅典民主制度没有法治的观念，虽然它也有法律。相同：两者都有选举制，行政首脑和议员都由选举产生；都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雅典民主制为近代民主制提供了借鉴。通过比较，认识雅典的民主制与近代西方的代议制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又如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异同比较。不同：第一，领导阶级：分别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第二，指导思想：分别是拜上帝教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第三，革命纲领：分别是《天朝田亩制度》和三民主义；第四，革命前途：分别是农民政权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三，革命性质：旧式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同：都具有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性质，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都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失败；但都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通过比较，认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反侵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太平天国运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农民阶级领导的，没有新的奋斗目标。

四、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加深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1.知识迁移规律的运用。迁移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心理活动现象，即已有知识在新情景中的应用。已有的知识有助于对相关的新知识的掌握，而在揭示这种联系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旧知识的理解。不仅如此，不断运用这种方式，学生就会自觉地进行新旧知识的迁移，从而提高思维能力。

例如对“中华民国”的认识，可以运用几个旧知识加以理解：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可以联系美国1787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总统由选举产生；实行责任内阁制，可以联系英国的责任内阁制；《临时约法》规定天赋人权、在民等，可以联系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张。

例如，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可以联系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都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封建思想体系；都提倡科学、理性，反对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它们都是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都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生，等等。

2.讲练结合，以练促学。选择题是高考的主要题型，它也能便捷地触及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又便于操作，所以通过练习也能达到加深对历史概念理解的目的。

例1：“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本。”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价值要受到尊重即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下列观点与此相符的是（）

A.“人是会说话的工具”B.“存天理，灭人欲”

C.“人是万物的尺度”D.“信奉《圣经》，献身上帝

答案C。题干体现的主要是人文主义精神。解体关键在于理解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内涵，即重视人的价值和作用。A、B、D三项是对人性的摧残和抹杀，不符合题干观点。

例2：“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地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地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孙中山的这番话强调了（）

A.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权主义

B.三民主义理论中以民为本的思想

C.三民主义的理论来源是天赋人权

D.三民主义的前提是实现民族独立

答案B。从“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可以看出三民主义强调人民，也就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从而加深了对三民主义的理解。

3.历史资料的引用。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资料或适当补充一些史料，能使学生加深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如“新文化运动”这一课。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为什么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同时，大力批判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旧礼教旧道德？课文有一则资料，是陈独秀的一段话。陈独秀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小，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学生阅读这段话，就能理解新文化运动要反对专制，要防止君主复辟，真正走向共和，就必然要批判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孔子之道。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区别篇5

一

研究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之一是确立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即所谓的定位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相关。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人把二者要么对立起来，要么等同起来。“等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致的。“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全球化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确立经济全球化位置的基本原则。为此，有必要简单阐述一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纵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可分为广、狭两个不同的层次：就广义而言，是特指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是把各民族的历史作为人类整体的一部分而思考之；就狭义而言，是指人类历史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机联系的整体发展的历史。在第二层意义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含义和经济全球化在过程的推进上有一致的地方，但又不能等同。因为马克思把这段历史仍分为两个具体阶段。第二，马克思阐明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整体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由此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纵的关系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横的关系讲，是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前者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角度考察，后者主要是从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深入角度考察。马克思的深刻性，不仅在于他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还在于他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说，马克思是站在既有现实历史的维度上，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根据、动力和规律，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第三，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确立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位置。马克思从两个层次分析全球化，并把它区分为两个阶段。所谓两个层次，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层次，即从地域性向世界历史整体转变的基础是生产力发展和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扩大；二是生产关系的层次，即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主体。所谓两个阶段，一是以资本为主体的阶段，一是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存在而形成的阶段。前者马克思是结合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论述的。他探讨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及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强调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始于资本主义，完成于共产主义。因此，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仅是马克思狭义世界历史的一个初始阶段，具体表现为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它担负着为“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当然这一切又是在社会关系普遍异化的形式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描述了同一个过程，但是在对问题分析的立场方法及深刻程度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其一，角度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个历史观范畴，是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运用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审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揭露其过渡的性质；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仅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界定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不可能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及其暂时性。其二，二者的价值目标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扬弃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既看不到其过程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不可能找到被超越的根据，因而把经济全球化看作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一体化。其三，研究问题的原则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内含着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一方面他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他揭示规律的价值取向是探讨人类解放的途径和条件，特别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和条件。他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评价不同历史时代对人类最终解放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他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历史发展的合规律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把它视为人类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点；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所起的巨大作用，又深刻地批判了它完全颠倒人和物的关系，使人的世界深陷于物的奴役之中。离开价值原则，仅是对客观事实的指认和肯定，就会变成对当下现实的辩护。而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多是对当下现存的指认，而且是在维护私有制基础上对其资本运行规律的指认，因而是非批判、非历史的。其四，价值主体不同：马克思是从过程角度、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出发，理解世界历史主体的变化。在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资产阶级确实起了主角的作用，而扬弃初始阶段的主体则是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既然看不到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也就始终把资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其五，对世界历史过程的理解也不同：马克思不仅揭露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对资本造成的全面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存发展的条件给予深刻的关注和同情，并探讨了资本被扬弃的根据和条件；而一些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抹煞矛盾，把资本推行的全球化的过程看作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乐园。因此，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等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等同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不科学的。若是这样，在客观上就不能真正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自觉地扬弃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但是，如果看不到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就不能自觉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会失去发展自己的机遇。以上是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之一。

二

尽管上文已经肯定，目前正在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但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即以什么为根据确定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如何划分。有学者明确指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并把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的矛盾看作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性质的思想已经为经济全球化性质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原则。为了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马克思提出了“普照之光”的思想：“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之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页)就是说，不管一个社会有几种生产方式存在，但决定社会性质的只能是那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正是根据这种“普照之光”的思想，马克思将16世纪以来尤其是18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许多西欧国家确定为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成为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值得探讨的是，目前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为什么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生产力、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过程和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必有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和起决定作用。因此，其性质只能从决定时代本质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历史事实看，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是同一个过程。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讲，虽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为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手段，但资本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力量，是使科学技术服从资本的需要并推动经济全球化扩展的主要力量。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这就揭示了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

确立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以后，还要进一步探讨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的区别只能由是否是决定全球化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确定之。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处于主导地位并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力量，就是全球化的主体，而这一主体借以实现的形式可称为全球化的载体。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跨国公司则是全球化的载体。跨国公司虽然可以跨国界组织生产和流通，但它本身是被决定的，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执行国际垄断资本的职能。因此，跨国公司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而是其载体。目前有学者把跨国公司当作全球化的主体，把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当作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其一，颠倒了主体和载体的关系。因为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只能是国际资本而不是跨国公司。其二，颠倒了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虽然跨国公司的跨国生产和经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民族国家的利益，但这不是本质矛盾。跨国公司是跨国资本利益的代表，而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利益的代表，是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最高和最终权力。因此，笼统地提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且不说这种提法不准确，它还只是停留在现象的层面。本质层次上的矛盾是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其三，这种提法本身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民族国家的存在恰恰是全球化的前提，而且当民族利益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出现时，国家不但不能削弱，相反还需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正是靠民族国家的存在不断发展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把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实际上是要用跨国公司去消解民族国家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拱手放弃国家而融入资本的统治中去。当然这不是说二者之间没有矛盾，也不是说政治国家将来不被扬弃，而是说在政治国家还是各民族生存的基础和前提时，这种提法掩盖了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掩盖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所以，我们与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区别之二，不在于是否承认资本是其主体，而在于如何认识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

三

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之三是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问题。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强调资本的一体化，主张把社会主义也化到资本主义中去。我们对此持否定的态度。

为了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超越的根据。第一，他从科学的角度，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探讨了资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逾越的限制的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几个极限：必要劳动是剩余劳动的极限；价值实现决定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极限；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其手段发展的极限。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动力，另一方面，生产力越发展便越排挤活劳动，造成无限地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与资本增殖有限目的之间的矛盾。因此，资本本身就是资本发展的极限，惟一的出路就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二，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马克思通过对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对人的统治。商品、货币、资本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代表着特定的生产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了主体不能驾驭却反过来又统治人的力量，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将要被超越的社会。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推进的今天，特别是社会主义已存在的情况下，全球化能否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体化?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当今的全球化是否解决了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版权所有

第一，经济全球化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只是使资本主义的国内矛盾国际化。其一，资本主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只是实现形式的变化，并未改变资本的根本性质。从现象上看，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在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私人占有的性质。资本主义为了缓和国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使资本占有形式不断扩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占有方式由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家所有，到几个资本家的联合以及资本和国家的结合，再到当代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资本：这些只是资本实现形式的变化，而不是资本自身性质的变化。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他们只会把资本输到国外去，输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列宁选集》第2卷，第784页)其二，国内矛盾的极限扩大为国际范围的极限。资本在冲出国内走向世界的同时，就把国内矛盾扩展到国外，就把商品经济的生产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等也带进世界市场。世界市场遵从价值规律。从形式上看，各个国家在市场上交换是自由的、平等的，但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即各国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不同，决定各自产品的价值也不同。国际间的竞争，必然形成国际生产价格，而国际间交换的单位不是国内价值而是国际价值。这就造成生产技术条件好的国家，产品的成本低于国际价值，而发展中国家产品的成本高于国际价值，使得发达国家可以以较少的劳动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较多劳动，可以不断攫取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这就是国际超额利润的来源，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等价交换的根源，以及二者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原因。从既成形态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是生产力水平和技术垄断造成的，更深的层次仍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造成的。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把市场经济全球优化资源和提高效益的功能发挥出来，同时也使其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突现出来，使竞争不仅作为手段，而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加剧了“人对人像狼一样”的争斗，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由国内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仅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突出了，还造成了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和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复杂矛盾。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不是实体范畴，而是代表了一种客观的关系，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也是这种不平等占有和分配关系向世界范围的扩张。而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扩展到全球，就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全球消费市场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带来了更大的无政府状态。这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仍不能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只不过在更高的阶段、更广的范围，使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中暴露出来。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集中表现为生产的国际化与资本全球霸权的矛盾。生产的国际化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统一组织生产和消费，使世界各国的经济不仅仅是通过贸易联结，而且是直接通过生产联在一起。这在客观上不仅要求突破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局限，而且要求突破个别国家政府调节的局限，要求有一种国际组织和机构对国际化的生产和消费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节。实际上，这种形式已存在，但实质上却未真正形成客观的、公正的组织。目前存在的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被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不可避免地带有为其自身服务的性质。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使资本目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不仅突出其“私”，而且还呈现其“霸”。其一，获利方式上的多样性。资本为获得利润，不断变换方式谋求对全球的控制。在经济全球化的初期和当代，资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初期主要采取武力征服、直接统治的方式，对殖民地、附属国实行政治兼并基础上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在当代主要采取经济、技术控制的方式以达到剥削的目的，当然也不排除裸的武装入侵等手段，特别是把根据自身利益制订的“游戏规则”强加于人，对不遵从者动辄施以经济制裁，甚至进行野蛮的军事打击。其二，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也就是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特别是在当代，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人们在计算机上只需要几分钟甚至更快，就可以把巨大数量的资本从地球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使一个地方的经济陷于崩溃。不管是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还是流通时间的缩短，都突出的是“快”字。其三，力求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强调资本的本性决定它总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也就是说资本的增殖是通过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实现的，以开拓空间来缩短时间。流通速度和时间的加快等于拓展了空间，空间范围的扩展又缩短了时间。“快”和“夺”是相辅相成的，都是资本扩张的表现，突出的都是一个“霸”字。然而这种表现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反而加快了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激化。所以，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能最终实现资本的一体化，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全球化终将取而代之。

总之，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在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还是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其发展的趋势是被超越还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一体化；所持的态度是分析其内在的矛盾、理性地驾驭它，还是盲目地服从。观点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立场、理论和方法上的区别。就方法而言，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是非历史、非批判的。他们既然看不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也就不可能寻找被超越的根据，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的突出特征是其历史性、批判性，它不是对现存的直接肯定，而是要在肯定性中发现否定自身的因素，从历史的合理性中发现历史的不合理性，并在实践中改造之。

【参考文献】

《列宁选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区别篇6

一、从经济常识思考

1、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红色旅游的发展，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结合，实现精神文化财富向经济财富的转化，推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良性循环之路。将形成革命老区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可持续的扶贫工程、富民工程。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标。

2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红色旅游，属于第三产业。红色旅游是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是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是发展革命老区经济、造福革命老区人民的重要产业。红色旅游的发展，可以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红色旅游，这个消费热点的形成，将带动旅游产业的繁荣。红色旅游，既是享受性消费，又是精神消费，可以陶冶身心、推动广大公民思想道德的升华，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者的质量、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从哲学常识思考

1、了解国情、立足国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发展红色旅游，重温革命历史，重走胜利之路，有助于人们感受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有助于人们理解在中国革命伟大征途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和西柏坡精神。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充分开发、利用、保护这些精神财富和宝贵资源，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足迹深深地铭刻在华夏沃土上，深深地铭刻在民众心坎里，引导人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信念。红色旅游，有利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了解我国现实，把想问题、办事情的立足点切实放在中国国情上。

2、贯彻科学发展观。红色旅游既是政治创新、文化创新，也是经济创新。红色旅游的发展，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结合，实现精神文化财富向经济财富的转化，推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良性循环之路。发展红色旅游，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重要措施，是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不仅是一项经济工程，更是文化工程、政治工程，是一项利党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

三、从政治常识思考

1、有利于坚定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是一部光荣历史，是一条光辉道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重温革命历史，重走胜利之路，有助于人们感受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有助于人们理解在中国革命伟大征途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地位的确立，不是自封的，是由其自身条件决定的，是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是中国人民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比较、鉴别做出的正确选择。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