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低保年终工作总结(收集5篇)
时间：2024-08-21
时间：2024-08-21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
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3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3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3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3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3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一)回顾与比较
从建国初，快速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提高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逐步促成了中国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强化了政府主导、总量导向的增长模式;财政分权体制、唯GDP政绩考核，刺激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进一步固化了投资出口增长模式，导致长期投资、出口过高、消费短板的现象。从结构看，我国最终消费率逐渐降低，而投资率逐渐提高，投资—消费失衡(见图1)。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降到2012年的49.1%，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低的。其中居民消费率更是从1978年的48.79%降到2010年的33.8%，降低了15个百分点(见图2)，与世界任何国家相比都很低。同期总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9.2%，提高了21.4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10年超过了40%，年均为46.06%，超过世界平均投资率(22%)24个百分点，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高的。从经济贡献看，消费的“短板效应”日益显著。2000～2013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0%，降低15.1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则由22.4%提高至54.4%，提高32个百分点。2004～2013的10年间，消费、投资对经济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45.35%、51.8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3%(见表1)，说明我国依然以投资为主动力，离消费拉动尚有距离。从国际比较看，相同年份，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典型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也在50%～60%之间，OECD国家平均水平保持在55%～57%之间。［7］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46.4%降到2012年的35.7%，年均39.046%。2010年“金砖五国”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4.2%、63.2%、56.9%、51.3%、33.5%，中国最低。
(二)剖析与思考
长期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发展动力格局导致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贸易高顺差、消费低水平的无后劲、不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出现明显的“外强内弱”、“外升内降”、“消费短腿”特征，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带来严重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经济自主、持续增长的动力大大削弱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继续动荡与萎缩，外部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而过度依赖投资会加大经济风险。目前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②(ICOR)“双高”，表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3之间。我国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1979～1995年间平均为2.3，1996～2011间年平均为3.5，1998、1999年高达5～6，［8］2008～2013年均值已经升至6.7［9］。低效率的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10］它不仅形成“投资—债务—信贷”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引致“信贷膨胀溢出型通货膨胀”，而且加剧产能过剩、能源紧张、金融系统性风险、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还将在自主性和持续动力上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2.经济增长、发展的成果分享不均首先，“国富民穷”式增长表明发展成果在政府与民众间分享不均。中国持续35年高投资率、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不同步。1978～2012年，中国GDP、人均GDP、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8%、8.7%、14.6%，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均7.4%、7.5%的增长率。同期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为24.9%，［11］低收入、高储蓄势必导致低消费;另一方面，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明显。2000～2011年，居民消费占比由74.5%降至72.2%，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5.5%提高至27.8%;［7］此外，与世界平均水平50%～55%相比，中国劳动者报酬、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导致居民消费能力持续走低，民众难以分享高速增长和发展带来的成果。国际劳动组织根据中国1978～2007年数据估算，中国劳动报酬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大约下降0.412个百分点。［12］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1990、1995、2000、2006、2011年分别为53.4%、52.8%、51.4%、40.61%、44.9%，2007最低达39.74%。1995～2008年，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也由13.32%下降到11.2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13.6%下降到11.7%。［13］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53.1%降至2012年的35.7%，累计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其次，收入差距拉大和财富分配不均体现了发展成果在个体间分享不均。目前中国城乡、行业、群体、部门、地区之间以及单位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为0.481，城乡收入差由1978年的209.8元提高到2013年的18059元，收入比从2.57上升到3.03;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14］而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如此差距表明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同时，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不均也大大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2000～201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9.6%下降到69.5%，2010年和2011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74.0%和74.8%，比2005～2009年有所下降。［15］3.社会生产的目的和手段发生扭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充分的福利和得到全面的发展。但长期出口导向政策催生出为出口而生产的扭曲现象，大规模出口虽然使我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国人却去境外集中消费、大量采购，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并未随出口创汇而提高。
二、消费主导: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重要保证
消费主导，实质是以消费为增长的基础手段，以消费—投资比例协调、良性互动，总需求结构平衡为途经，以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实现经济自主协调、长期稳定的增长模式。2012、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创1999年以来增速新低;2011～2013消费贡献率连续三年超过50%，而出口贡献率为负，说明我国已进入中速增长、长期稳定、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的历史拐点。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调整。从1997年提出扩大内需以来，中央政府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基础地位的政策导向不断明晰: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消费主导型经济;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相继提出形成和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201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会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提出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着力优化消费环境，促进稳步发展、均衡增长，消费的主引擎作用不断强化。在国际市场出口拉动难以企及，国内市场投资拉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既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最重要的结构转型，也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基本支撑。加快形成从“中国制造”、“中国投资”转向“中国消费”的消费主导、三大需求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新局面，对中国经济短期稳定、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观实现，对促进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打赢改革攻坚战具有决定意义。
(一)从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跨过失衡增长与成长陷阱
消费主导是从动力源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根本途径。战后美国雄踞世界经济霸主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1959～1978年，美国最终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年均分别为79.29%、20.45%、0.27%，［16］2013年按现价计算的三大需求分别为83.4%、19.5%和－2.9%。而我国1978～2012年三项指标分别为59.26%、39.66%、1.33%，与美国30年前比，消费率低20.03个百分点;投资率、净出口率则分别高出19.21、1.06个百分点。显然我国是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失衡增长，这种模式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粗放式增长、缺乏后劲的低水平发展、丧失主动的外拉式增长、差距拉大的非共享式增长。实践证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导致财政危机，没有能力通过发展来消化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我国能否继续保持30多年的中高速增长，能否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能否跨过“成长陷阱”，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国内环境变化和国际形势难料背景下，实现从消费主导的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在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中有效培育增长的内生动力。1978～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4.64%，虽然在三大需求中最大，但与世界平均水平70%、发达经济体80%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当然，较大的差距正说明我国消费拉动的潜力巨大，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转到消费主导的三大需求协调拉动，消费贡献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就能从动力源上扭转消费、投资、净出口失衡局面，实现均衡增长。
(二)从自主性上保证行稳致远，避免外部牵制与经济震荡
过度依赖外需支撑的增长其动力来自于变幻莫测的外国市场、外国需求和外国消费者。一旦外部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对一国经济造成的震荡和波动就很大。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GDP贡献率最高50.4%与最低－66.4%之间相差116.8个百分点;对GDP拉动最高4.2与最低－8.9之间相差13.1个百分点，震荡幅度都很大。这种外源型、外生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极易导致外需依赖症、经济依附症、外贸挤压内需症和三大动力失衡症;在破坏开放尺度和经济安全的同时，极可能掉入“出口陷阱”、“全球化陷阱”和“反倾销陷阱”。［1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除2010年外，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均为负值，证明欧美市场萎缩给我们带来的外部冲击很大。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与拉动则平稳很多。所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基是内需，关键是消费。从国际经验看，内需主导、消费引领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蕴藏着促进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巨大内需潜力，消费主导是从自主性上增强内生动力，提高抗冲击能力，释放增长空间，保持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作为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建立消费主导的自主型增长和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因外部牵制、干扰所造成的震荡和波动，保证经济行稳致远。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506%，1978～2005年均净出口率几乎全球最高，达2.6%(见图3)。对外依存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依存度从1978年8.4%上升到2006年67%的高峰，表明我们抓住了这个高增长时期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提升了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环境逐步恶化，我国外贸依存度从2008年的56.93%降至2013年的45.4%(见图4)。表明外需受外界影响明显收缩，也证明我国对外需的依赖开始减弱，经济发展正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2013年我国外贸总额41600多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12%左右，已经跃升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所以，继续提高外贸份额已不现实，应该在着重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外需，着力提高外贸的质量和效益，以内需增强发展的自主性，以外需提升发展的空间力，形成扩大内需和拓展外需良性互动，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三)从终极目标上实现民富国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外贸总额、外汇储备余额全球第一，GDP总额全球第二的骄人成就。但长期持续走低的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既不符合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民富国强”执政理念，也不符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消费既是增长的最终动力，也是发展的直接体现，作为最终需求，它不仅直接关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强弱，而且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福祉水平高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意味着经济不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在增长基础上的民生改善，是全体社会成员消费能力和福祉水平的普遍提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富国强，它将为扩展多数人的机会和能力创造条件，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终极目标的实现。
三、转型支撑:路线图与制度支撑体系
真正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需要诸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和支持。
(一)从政府转型上扭转发展导向
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面临深层次体制矛盾问题和多方面结构性失衡挑战，亟需通过政府转型来解决。2000～2013年，我国GDP从99214.55亿元增加到568845亿元，增长5.73倍;公共财政收入从13395.23亿元增加到129143亿元，增长9.64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0元增长到26955元，增长4.2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长到8896元，增长3.94倍。显示我们实现“民富国强”目标还任重道远。因此，从根本上扭转唯GDP目标的增长，尽快确立市场主导、民富优先、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才能为消费主导的经济自主协调发展奠定宏观导向基础。
(二)从理论创新中摆正发展目的
长期以来，受马克思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典理论和凯恩斯“增加政府投资—刺激需求—走出衰退”主流经济学理论影响，我国一直把生产作为目的放在首位，把消费变为工具，异化成手段，形成了典型的“投资依赖症”、“消费忽视症”。资源稀缺前提、“经济人”假设、效率至上原则又进一步强化了做大“蛋糕”、生产出更多产品、赚取更多利润的生产本位思想，消费则在手段和次要位置中被长期忽视。所以，实现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需要从理论创新上将消费从“手段”还原为“目的”，作为发展的源头和内生动力。这就需要“领导管理者从生产决定论及凯恩斯局限性理论转向正确的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其公式为:消费—科研、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实质性提供理论支撑。
(三)从指标体系上明晰发展路线
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多方面扭转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趋势。为此，不仅应该制定转型的战略步骤，而且要有清晰的路线图。本文建议将城乡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率提高作为约束性目标，纳入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根据与消费的正、负相关，我们以2010年为参照，设计出未来20年相关经济指标的预期值(表2)，为我国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提供参考依据。
(四)从制度安排上提供全面支撑
一、吉林省消费需求发展的现状分析
“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吉林省消费需求保持较快发展势头，总量持续扩大，速度明显加快，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拉动作用。
(一)主要特征
一是消费需求规模快速增长。2008年，全省按支出法统计的地区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需求达3049.19亿元，比上年增长17.8％，为1995年以来历史最高点，比2004年最低年度增速高11.4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消费增长较快，2008年增长速度达26.7％，为2001年以来历史最高增速，高于全省消费需求增长速度8.9个百分点。而居民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只有14.1％，虽然为2004年以来最高年度增长速度，但低于全省消费需求增长速度3.7个百分点，同政府消费比相差12.6个百分点。
二是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主体。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大组成部分。2005年，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之比为2.8：1。2008年两者之比为2.1：1。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保持在65％以上，成为最终消费中的主体。从数据可以看出，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占主体，比重略有下降，占居民消费的比例由2005年的77％降至2008年的76.2％。农村居民消费呈上升趋势，消费比重稳步上升。2008年占23.8％，比2005年提高0.8个百分点。
三是居民消费结构出现积极变化。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稳步提高，以食品、衣着支出为主逐渐向教育、医疗保健、通讯、居住等领域消费倾向转变明显。2008年，吉林省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达9729.05元，与2005年比，年均增长速度达12.7％，其中，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消费增长最快，达22.2％。在全部消费性支出中，食品、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四大类消费比重呈下降趋势。而衣着、住房等消费比重逐步上升。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交通和通信类消费，2005-2008年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消费，比重提高1，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领域不断扩大。2008年，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443.24元，同2005年比年均增长速度达14.3％，居住类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业增长最快。其中用于居住类的消费支出增速高达27.4％，列类消费支出之首。其次是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达25.3％。在全部消费性支出中，食品、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三类消费比重呈下降趋势，其中食品类消费下降幅度最为明显，2005-2008年比重下降3.9个百分点；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消费比重有所上升，其中居住类消费上升幅度最大，比重提高4.3个百分点。
四是居民消费潜力较大。居民消费支出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增长，而且增长幅度略高于人均收入增幅。2005-2009年，吉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690.62元扩大到14006.27元，年均增长12.3％；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6794.71元扩大到10914.44元，年均增长12.5％，略高于人均收入增速0.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263.99元扩大到5266元，年均增长11.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2305.98元扩大到3902.9元，年均增长14.6％，高于人均纯收入增速2.7个百分点。消费支出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居民消费倾向在平稳发展中逐步扩大。其中。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由0.85扩大到1.01，边际消费倾向保持在0.76左右：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0.71扩大到0.74，消费倾向保持在0.78左右，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吉林省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最为突出的是扩大消费需求动力不足，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不强、拉动作用相对下降。
“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吉林省“三大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特点是“投资拉动为主、消费拉动为辅、出口负拉动”。从消费需求看，虽然总量实现快速增长，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贡献程度远远落后于投资。2005年，吉林省支出法GDP中，最终消费比重为51.1％，高于投资率0.3个百分点。到2008年。最终消费比重只有45％。下降了6.1百分点。低于投资率24.8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30.5％上升至39.3％，仅提高了8.8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却由70％上升至129.7％，提高了59.7个百分点。同时，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吉林省消费需求在GDP中的地位也明显偏低。2004年，吉林省消费率为56.2％。居民消费率为41.3％。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和1.5个百分点。从2005年开始，吉林省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差距逐步扩大。到2008年。吉林省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降至46.2％和30.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和4.7个百分点。
吉林省消费需求不足，缺乏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有效拉动，其原因：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低、增长慢、差距大；二是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各项制度改革不到位、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消费需求受到较大抑制；三是消费供求存在结构性矛盾，低水平无效供给过度竞争，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新的消费热点开发不够：四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特别是农村消费环境较差，市场体系不健全。全社会消费环境欠佳。
二、扩大消费需求的思路及对策
综上所述，吉林省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必须针对消费地位逐步下降、拉动能力相对弱化的现状，制定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突出抓好投资和消费协调增长、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深化与消费联系密切的制度改革、调整消费供给结构、改善消费环境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促进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健康增长，提高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一)协调扩大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提高消费动力
从吉林省发展的历史阶段看，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面临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任务。针对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应协调处理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改变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坚持投资与消费并重。通过配套改革。不断消除影响消费增长的各种不利因素，努力创造和保护有利于消费增长的整体环境，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使消费增长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加强投资的调控和引导。把握好政府投资的力度和方向，重视优化投资结构，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正确引导各类投资主体扩大投资。重视发挥投资双重效应。调整投资方向，鼓励创新创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重视加强消费环境建设，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投资更多地转化为消费。重视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健全教育、医疗、住房、文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最终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扩大消费能力
把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措施，针对近年来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特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偏低的现实，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加快推进企业改革。降低职工下岗、待业和失业率，从根本上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总体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完善就业和再就业体系，积极实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并妥善解决好下岗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和正常消费开支。进一步降低门槛。完善中小企业投融资体制，鼓励全民创业，为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建立健全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建立稳定的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职工工资，增加职工收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落实支农惠农政策，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统筹，不断提高农民的非农业收入。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收入差距。加强市场化分配体制建设，使个人收入分配规范化、公平化。
(三)深入推进制度改革。缓解消费压力
加快推进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进一步突出公共财政特征，提高居民未来消费预期，缓解消费压力。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增加即期消费的关键环节，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措施，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进一步加大投入，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深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社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障优先发展教育，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落实和完善城乡义务教育制度，完善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组织实施国有工矿区、棚户区、煤矿棚户区、林业棚户区、廉租房、农村泥草房“六路安居工程”和“暖房子”工程，加快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扩大居民住房消费需求。加强就业市场体系建设，规范和健全劳务人才市场，开办面向下岗人员的就业供需会，沟通就业信息：以社区为单位，多方联动，帮助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转变就业观念，参加技能培训，通过自主创业和竞争择业实现重新就业。
(四)调整消费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开发消费潜力
根据消费结构变动趋势，加快推进消费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积极拓展消费空间，提高消费层次，扩大消费潜力。重点推进现有消费市场供给结构调整。对供过于求、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和产品，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压缩和淘汰，避免边生产、边积压的现象继续发生。对有市场潜力的产品狠抓质量管理，通过优势产品、名牌产品提高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努力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以全新的产品吸引消费者购买。大力运用高科技对现有产业进行改造，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不断开拓新的消费市场。着力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工业化水平，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的加工深度、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改善供给结构，促进可持续消费。积极顺应国内市场国际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新形势，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会展经济和社区服务业，生产质优价廉、满足居民需要的产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开发潜在消费需求。重点围绕汽车、住房、电子通讯、旅游等领域。开发消费产品，拓宽服务范围，扩大服务消费品种和规模，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积极面向农村市场调整产品结构，开发农村未来消费需求。
(五)加强消费环境建设。强化支撑保障
个人工作2016年工作总结及2017年工作计划
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能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关于民政、残联的指示精神，切实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认识做好弱势群体工作的重要性，工作中求真务实，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在我就把自己在过去一年里所做的工作向大家做以汇报。
一、认真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民政工作包罗万象，关系到千家万户，日常事务琐碎繁杂，残联面对的更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为了做好本职工作，保证工作的高效运转，自己比较注重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坚持参加街道的政治理论学习，并利用业余时间阅读报刊杂志，收听收看新闻广播，及时了解时事政事，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自己还先后学习了《双拥知识手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政策法规问答》、《残疾人维权法律知识手册》等书籍和有关政策文件等。通过学习，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得到了提高。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关于民政、残联工作的指示精神，切实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认识做好民政、残联工作对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二、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
(一)民政工作主要包括：优抚、社救、低保、地名编制、殡葬等多项业务。
1、低保工作：火炬辖区地外偏远，面积大，人口类型复杂，人户分离也较多，因此，给低保家庭的确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针对这一情况，我多次召集社区干部集中学习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政策法规问答》和省、市、区有关低保工作的文件，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并要求社区干部在工作中，对来社区申请低保或进行咨询的人员做好详细记录，及时入户调查、，按程序上报，通过上述工作，翔实而具体地掌握了贫困群众的情况，做到了既不漏保，也不错保。今年共接待下岗、失业和社会无业人员以及贫困残疾人上访40余人次，认真听取了他们的陈述，并慎重地做了答复，不激化矛盾，妥善处理。给确无劳动能力，且成年的残疾人及时纳入低保4人。
今年6月份经过努力，我为两位三无老人(刚绍彦、程文琛)在民政局争取到两台21英寸彩色电视机，当我们给他们送去的时候，两位老人非常高兴，一再表示感谢。
低保户巫志华的丈夫因病去世后，她同上高中的女儿郜婷一起生活，家境十分贫寒。郜婷今年参加高考，被大庆职业学院计算机专业录取。这让巫志华又是喜来，又是愁，喜的是女儿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专，愁的是学费没着落。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及时把她们的难处上报民政局，通过教育救助，为其领到4000元入学救助金。解决了低保家庭子女考上学入学难的问题。
我还始终坚持要求社区组织低保家庭参加公益活动。实行考勤制，使每周两次的公益活动一直坚持下来，深受广大居民的好评。
鉴于低保工作是动态管理，对于已保的家庭，始终坚持按a、b、c三类管理，定期入户回访，并在居住区公示，以求得广大群众监督，当家庭情况有变化时，及时进行变更。今年共新增保10户19人，停保12户33人，为6户15人上调了低保金，现有低保家庭29户56人。全年共发放低保金620XX元。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确保了低保金发放的严肃性。
2、优抚工作：辖区内共有优抚对象7人，除每月按时为他们发放优抚金外，还为他们排忧解难，在职因战三甲伤残军人姜德荣，现伤残部位有发展，恰逢今年9月全省统一换伤残证，当我了解到伤残有发展人员可以重新鉴定伤残等级时，我把这一情况及时转告给老人，并为其办理了重新检查需要的相关手续，老人十分高兴。每逢春节、八一建军节，都坚持到军烈属家中走访慰问，给他们送去慰问品的同时，也送去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问候。今年还对辖区内建国前参军和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军人进行了走访，辖区内共计22人。全年共为优抚对象发放优抚金、伤残金、医药费合计10484元。
3、地名编制工作：今年主要工作是调查住宅楼的产权单位。大门牌、商服楼、办公楼等情况，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准确地上报给了上级业务部门。
4、殡葬工作：工作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政策、文件的规定去办理，全年共开出火化证明7张，无一差错。
(二)残联工作：火炬街道辖区内共有残疾人126人，其中肢残62人，智残33人，精神残疾10人，听力残疾5人，视力残疾11人，聋哑残疾5人。辖区白内障患者7人。
1、宣传工作：在世界麻风病防治日、特需人群补碘日、爱耳日、爱眼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全国助残日等，以不同的形式在社区内搞好宣传工作，扩大教育面，今年共出板报4期，发放各种宣传单4000余份。使辖区内掀起人人关心残疾人事业的热潮。同时把社区以及广大志愿志如何帮助残疾人和残疾人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上报区残联。今年共上报各类信息7篇，反映残疾人呼声的建议4篇。
2、康复工作：康复是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也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我们地处偏远，辖区内残疾人不便到专门院所接受康复治疗，结合实际情况，我重点抓了以家庭康复训练为主的康复工作，需要康复的27名残疾人，在家人和志愿者的帮助下，都不同程度地见到了效果。其中有5人参加了区残联举办的计算机培训班，为今后就业掌握了一技之长。对于7名白内障患者，目前已经与他们建立了联系，正在等待手术，使之早日复明。
3、信访工作：残疾人信访工作作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既是向广大残疾人宣传贯彻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一个窗口，也是依法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维护残疾人利益的重要阵地。解决好残疾人信访问题，是做好残疾人工作的关键。今年共接待残疾人上访5人，8人次，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都给予了妥善解决，对于确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今年新纳入低保4人。
4、鼓励残疾人参与社会活动，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今年助残日，区残联举办乒乓球赛，我积极鼓励残疾人报名参加，最后选送了3名运动员：田地、邱晨、刘海英，并发给每人一套运动服，一双休闲运动鞋，虽然此次比赛我们没有取上名次，但运动员在场上的表现都很顽强。
6月中旬，市残联举办残疾人田径运动会，经过选拔，最终决定送三名运动员：单桂英、贺丽娜、张龙雷参加，并发给每人长、短运动服各一套，运动跑鞋各一双，参赛的9个项目，其中有5个项目取上了名次，这样的成绩使我们都很高兴，运动员还获得了相应的奖品，同时也增强了残疾人参与社会的自信心。通过参与上述活动，也使残疾人懂得，只要自己努力，自强不息，就会成功，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5、关心残疾人，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
春节期间对4户特困残疾人进行了慰问，送去了大米、白面、豆油价值1000余元，助残日看望了两名肢残老人刚绍彦、张荣华，各送慰问金200元。
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虽然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按照组织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广大的弱势群体，尤其是残疾人还期待我为他们办更多的事，因此，在新的一年里，自己还要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深刻领会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自身素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求真务实，力争把工作做得更好。
三、20XX年工作的计划
1、全面完成两个条例学习教育活动。
2、按照区委组织部安排，开展好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3、健全完善镇上的各项工作制度。
4、完成永星村渠道建设、小康住宅零星户修建及农业税征收入库工作。
个人工作2016年工作总结及2017年工作计划
不知不觉间，来到XXX公司已经有XX年时间了，在项目开发的工作中，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认识了很多良师益友，获得了很多经验教训，感谢领导给了我成长的空间、勇气和信心。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在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了诸多不足。回顾过去的一年，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工作总结
在从来到公司到现在的时间里，先后参与了临沧市烟草公司收储填报系统、曲靖市烟草公司代收代储信息管理系统和现在正在参与的储备项目：云南省烟叶仓储管理信息系统。
二、在工作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由于对业务不是很熟悉，所以在开发的过程中多次出现因为业务的原因，而返工的情况，但是通过这半年多的了解和学习，对相关的流程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
2、在开发中，用到很多新的技术，由于开发时间紧促，发现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是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总结，遇到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3、在工作初期，对工作认识不够，缺乏全局观念，对烟草行业缺少了解和分析，对工作定位认识不足。从而对工作的最优流程认识不够，逻辑能力欠缺，结构性思维缺乏。不过我相信，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不断的学习和思考，从而加强对工作的认知能力从而做出工作的最优流程。
三、工作心得
1、在这半年的工作实践中，我参与了许多集体完成的工作，和同事的相处非常紧密和睦，在这个过程中我强化了最珍贵也是最重要的团队意识。在信任自己和他人的基础上，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这样的团队一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上半年工作中，很多工作是一起完成的，在这个工程中，大家互相提醒和补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所有的工作中沟通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把信息处理的及时、有效和清晰。
2、工作的每一步都要精准细致，力求精细化，在这种心态的指导下，我在平时工作中取得了令自己满意的成绩。能够积极自信的行动起来是这半年我在心态方面最大的进步。现在的我经常冷静的分析自己，认清自己的位置，问问自己付出了多少;时刻记得工作内容要精细化精确化，个人得失要模糊计算;遇到风险要及时规避，出了问题要勇于担当。
3、在半年的工作中，经过实际的教训，深刻理解了工程上每次变更、每次时间的滞延都是对公司很大的伤害，这就需要我们在具体开发之前，一定要对业务流程很了解，在开发之前，多辛苦一下，减少因为自己对业务的不熟悉或者甲方对工作的流程不能很好的表达的原因，而重新返工的痛苦。在半年的工作中，我学到了很多技术上和业务上的知识，也强化了工程的质量、成本、进度意识;与身边同事的合作更加的默契，都是我的师傅，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技能和做人的道理，也非常庆幸在刚上路的时候能有他们在身边。我一定会和他们凝聚成一个优秀的团队，做出更好的成绩。
四、工作教训
经过半年年的工作学习，我也发现了自己离一个职业化的人才还有差距，主要体现在工作技能、工作习惯和工作思维的不成熟，也是我以后要在工作中不断磨练和提高自己的地方。仔细总结一下，自己在半年的工作中主要有以下方面做得不够好：
1、工作的条理性不够清晰，要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在开发时间很仓促的情况下，事情多了，就一定要有详实而主次分明的计划，哪些需要立即完成，哪些可以缓缓加班完成，今年在计划上自己进步很大，但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2、对流程不够熟悉;在半年工作中，发现因为流程的问题而不知道如何下手的情况有点多，包括错误与缺漏还有当时设计考虑不到位的地方，对于这块的控制力度显然不够。平时总是在开发，但说到底对业务很熟悉才是项目很好完成的前提
3、工作不够精细化;平时的工作距离精细化工作缺少一个随时反省随时更新修改的过程，虽然工作也经常回头看、做总结，但缺少规律性，比如功能修改等随时有更新的内容就可能导致其他的地方出现错误。以后个人工作中要专门留一个时间去总结和反思，这样才能实现精细化。
4、工作方式不够灵活;在开发的过程中，周围能能利用资源的就要充分利用，该让其他部门或者人员支持的就要求支持，不要把事情捂在自己手上，一是影响进度，二是不能保证质量。做事分清主次，抓主要矛盾，划清界限，哪些是本职工作，哪些是提供的帮助，哪些是自己必须要做的，都要想清楚。怎么和其他部门进行沟通，怎么和本部门人员进行沟通，怎么和客户沟通，怎么才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又不会多做职责外事情，以后是需要重点沟通学习的地方。
5、缺乏工作经验，尤其是现场经验;今年的现场经验有了很大的提高，对整个项目开始分析到开发有了认识，但在一些细节上还缺乏认知，具体的做法还缺乏了解，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学习力度。
6、缺少平时工作的知识总结;这半年在工作总结上有了进步，但仍不够，如果每天、每周、每月都回过头来思考一下自己工作的是与非、得与失，会更快的成长。在以后的工作中，此项也作为重点来提高自己。
7、做事不够果断，拘泥细节，有拖沓现象;拖沓现象是我很大的一个缺点，凡事总要拖到后面，如果工作更积极主动一些，更雷厉风行一些，会避免工作上的很多不必要的错误。其实有时候，不一定要把工作做到细才是最好的。进度、质量、成本综合考虑，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随时修正。事事做细往往会把自己拘泥于细枝末节中，学会不完美也是工作中的一个进步，也是对精细化工作的一个要求。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时时刻刻注意修正自己不足的地方，一定会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成长为一名公司优秀的职业化人才。
五、下一年工作计划
明年，公司要开拓新的烟草公司软件使用领域，工作压力会比较大，要吃苦耐劳，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处理好每一个细节，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执行力，尽快的成长和进步。其中，以下几点是我下年重点要提高的地方：
1、要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做事干脆果断，不拖泥带水;
2、工作要注重实效、注重结果，一切工作围绕着目标的完成;
3、要提高大局观，是否能让其他人的工作更顺畅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尺;
4、把握一切机会提高专业能力，加强平时知识总结工作;
5、精细化工作方式的思考和实践。
其实作为一个新员工，所有的地方都是需要学习的，多听、多看、多想、多做、多沟通，向每一个员工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秀工作习惯，丰富的专业技能，配合着实际工作不断的进步，不论在什么环境下，我都相信这两点：一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二是天道酬勤。在参加工作的这半年中，有时候深刻的体会到，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进去，技术工作都不可能做到完美程度，毕竟技术工作太繁杂，项目多而人手少，但多付出一些，工作就会优化一些，这就需要认认真真沉下心去做事情，就是公司所提倡的企业精神：职业做事，诚信待人。
个人工作2016年工作总结及2017年工作计划
一年来，自觉服从组织和领导的安排，努力做好各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由于财会工作繁事、杂事多，其工作都具有事务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因此结合具体情况，全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认真完成各项工作
1、及时准确的完成各月记账、结账和账务处理工作，及时准确地填报市各类月度、季度、年终统计报表，按时向各部门报送。完成了税务申报与缴纳，以及往来银行间的业务和各种日常费用的缴纳。
2、以认真的态度积极参加西安市财政局集中所得税培训，做好财务软件记账及系统的维护。
3、对各类会计档案，进行了分类、装订、归档。
二、加强学习，注重提升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
1、通过报纸杂志、电脑网络和电视新闻等媒体，加强政治思想和品德修养。
2、认真学习财经方面的各项规定，自觉按照国家的财经政策和程序办事。
3、努力钻研业务知识，积极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各种业务技能的培训，始终把增强服务意识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始终把工作放在严谨、细致、扎实、求实上，脚踏实地工作。
4、不断改进学习方法，讲求学习效果，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坚持学以致用，注重融会贯通，理论联系实际，用新的知识、新的思维和新的启示，巩固和丰富综合知识，使自身综合能力不断得到提高。
三、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尽管我们圆满完成了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但必须看到工作存在的不足：
1、理论水平不高，当前社会会计知识和业务更新换代比较快，缺乏对新的业务知识和会计法规的系统学习，导致了会计基础知识和会计基础工作缺乏，影响来工作水平的提高。
2、忙于应付事务性工作多，深入探讨、思考、认认真真的研究条件及财务管理办法、工作制度少，工作有广度，没深度。
3、只干工作，不善于总结，所以有些工作费力气大，但与收效不成比例，事倍功半的现象时有发生，今后要逐步学习用科学的方法，善总结、勤思考，逐步达到事半功倍的的效果。
四、20XX年工作计划
严格履行会计岗位职责，扎实做好本职工作：
名词解释：结构性减税既区别于全面的、大规模减税，又不同于以往的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结构性减税更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结构性减税”，这体现了财政宏观调控的新内涵。
高培勇认为，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强调贴近现实经济的步伐，相对更为科学。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意味着税收的基数和总量基本不变；而结构性减税则着眼于减税，税负总体水平是减少的。
从结构性减税的目的看，显然是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在当前外部需求明显减弱的情况下，保经济增长的重点就是扩大内需，就是要拉动投资和消费。2009年1月1日起全国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就是一种结构性减税。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企业用于设备购置等投入可抵扣增值税，有利于鼓励企业投资，加快技术改造和优化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高培勇认为，税收政策在这方面也可发挥更大作用。比如个人所得税改革，不能简单地认为个人所得税减税就是调整扣除标准，而是应当在税制改革的既定框架下，实行分类征收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使广大居民的税负水平更加公平合理，从而进一步促进消费。
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
重在熨平经济波动
名词解释：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指货币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当经济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就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反之，当经济增长率下滑，或者有衰退风险之时，货币政策则要适度宽松。
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要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室主任彭兴韵解释说，所谓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实际上就是指“逆经济风向行事”，当经济增长过快尤其是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通胀压力加大时，就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紧缩货币供给与信贷，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抑制过高的通胀率。反之，当经济增长率下滑，或者有衰退风险之时，货币政策则要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刺激投资和消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反经济周期调节的操作。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现已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保经济增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自2008年9月中旬，货币政策就出现了方向性的转变，将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成了不断下调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比率并放弃对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规模控制的宽松货币政策。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货币政策在反周期的调节方面，已经历了两次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任务就是为了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经历了一次从紧的货币政策周期，主要任务是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彭兴韵认为，反经济周期的调节与保障流动性供给两者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保障流动性的措施是多方面的，例如，直接降低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2008年9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几次降息并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既是为了保增长的需要，也是为了支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需要。
最终消费需求与中间需求
细分需求，治标更要治本
名词解释：最终消费需求指全社会的消费者对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或消费。中间需求指生产者和商家为了转售、为了进一步加工或制造而进行的购买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志表示，无论从拉动经济增长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都是既治标又治本的手段。
上一篇：民政扶贫工作计划(收集5篇)
下一篇：生物技术的含义(收集5篇)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