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文化概论(收集5篇)

河东文化概论篇1

关键词：渗流井；等效渗透系数；“渗流—管流”耦合模型；允许开采量

中图分类号：P6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683（2013）04-0097-04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工业和生活需水量日益增加，但由于供水的不足，使一些城市和厂矿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1]。即使是近邻江河水域，由于不同程度的污染和季节性断流等原因，致使对地表水资源的利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此时就需要考虑开采地下水资源。在对地下水进行开采时，选择何种开采方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天然滤床渗流井取水技术作为近年来新兴的地下水取水建筑物，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渗流井是一种具有较复杂结构的地下水取水建筑物，由渗流孔、硐室、输水平巷和集水竖井4个主要部分组成[2]（图1），每个渗流井含有若干个硐室，在硐室的顶部及侧面连接若干个渗流孔深入河谷区集水，硐室之间通过平巷连接。输水平巷、硐室和渗流孔这三部分位于河床之下的基岩中，集水竖井则通过输水平巷与之相连，作为取水点位于岸边。集水竖井、输水平巷、硐室和渗流孔的规格和数量随着需水量的要求相应增减，同时也受到研究区天然滤床条件的影响。与传统的管井相比，渗流井具有以下优点[2-5]：出水量大且水位降深相对较小；地下水流入井内的流速较低，减少了水流对取水建筑物的冲击；具有良好的自净作用，不需要频繁地对井进行清洗；供水总体成本相对较低的同时易于管理。基于这些优点，渗流井目前已经被多处水源工程采用，不乏成功的实例。但由于渗流井结构复杂，尚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取水机理研究成果，使得相应的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十分缺乏。

1渗流井井流特征

渗流井工作时，在“井—含水层”系统中存在着多种流态，在含水层介质中地下水一般为低雷诺数（Re

渗流井刚开始工作时，出水量主要来自渗流井和其所在含水层，河流渗漏补给水量较少。随着工作时间的加长，渗流井及其所在含水层出水量逐渐减少，河流渗漏补给量逐渐增加。当抽水强度较小时，渗流井取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稳定状态，此时的取水量几乎全部来自河流渗漏补给。整个渗流井取水过程中井内及其周围水流具有显著的三维流特征。

2渗流井数值模拟

由渗流井中地下水的流态可知，渗流井系统的边界条件不易确定。如果把“井—含水层”系统看作一个非均质介质，其中“井管”系统可视为具有高渗透性能的透镜体，若将系统的边界移到竖井的位置，那么此处的边界条件则很容易给出。当采用定降深抽水时，为第一类边界条件，当采用定流量抽水时，则为第二类边界条件，这样就可以将整个渗流井取水过程概化为一个非均质介质定降深抽水或定流量抽水的问题。由于在渗流井中层流与紊流共存，为了将“井管”内外不同介质不同流态耦合起来，考虑利用陈崇希等提出的等效渗透系数的概念[6-7]。

3应用实例

3.1水文地质概况

绥德县位于榆林市东南部，东邻吴堡，西连子洲，南接清涧，北和米脂，东北与佳县接壤，东南与山西柳林县隔黄河相望。绥德县盐岩资源丰富，是陕北盐矿的中心地，也是部级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的重要区域，随着盐化工业的建设，水资源需求量大幅增加，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主要因素。

枣林坪水源地地属绥德县行政区范围，位于绥德县东南边境的黄河河谷区，地处西北内陆，属于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黄河为该研究区内的主要河流，其余支流多属季节型河流，常年基本断流，仅雨季有短暂洪流，且河流多为高泥沙河流，直接开发利用难度大，造成当地地表水资源十分匮乏。为了满足当地城市工业和生活的用水需求，根据在条件类似地区的取水经验，在黄河岸边采用渗流井方式开采地下水资源。研究区内含水介质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冲击砂砾卵石层和三迭系碎屑基岩风化带。整体上黄河河谷从漫滩后缘至漫滩前缘，地下水赋存条件逐渐转好，沿漫滩前缘顺河流方向受含水层岩性变化的控制赋水性差异显著。

3.2模型定义

枣林坪水源地的中东部为黄河，天然条件下，地下水在接受大气降水入渗补给后向黄河排泄，未来人工开采条件下，黄河河水受到激发将大量渗漏补给地下水，此时可将黄河概化为第三类河流边界。西部和东部边界位于低山丘陵区，下部为三叠系完整基岩，基岩结构致密，裂隙不发育，共同构成区域隔水底板。由于黄河水面横、纵的延伸比较广，渗流井取水时不会影响到黄河上、下游边界（即枣林坪水源地的北部、南部边界），故可将其概化为第一类定水头边界。发生着降水入渗、潜水蒸发等垂向水交换作用的潜水面，可概化为潜水面边界[10-11]。

在对边界条件进行概化的基础上，采用离散化网格对模拟区进行剖分，利用前述数学模型建立研究区渗流井取水的数值模型。为了能将渗流井的结构准确刻画，对计算区域采用长方体单元进行精细的剖分。研究区沿东西方向剖分为300列，沿南北方向剖分为602行，剖分网间距5m，实际代表平面面积1.888km2。垂向上设定为40m，剖分为11层，其中第四系含水层剖分为3层，下部基岩剖分为8层，总活动单元个数为75502个。

3.3开采方案设计

根据研究区的水文地质概况和陕北条件类似地区渗流井取水经验，本次设计布设7眼5硐室渗流井，相邻竖井间的距离为400m，沿黄河枯水期水边线布设硐室，硐室间的距离按实际情况调整，分别为60m或70m。渗流孔由各硐室向斜上方进行施工，单根渗流孔进入第四系含水层长度为1～3m[8-9，12]。在河流长期有水的条件下，渗流井取水可达到稳定状态，此时的地下水流动运动可用前述数学模型来描述。该问题可采用三维有限差分数值方法进行求解。

3.4计算结果及分析

将平水期与枯水期渗流井出水量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可知，由于枯水期黄河水边线后退时伴随着水位的下降，导致河流渗漏补给时的水力坡度变小，进而减小了各渗流井出水量，使之衰减了22.07%。如果在此基础上，建造相应的蓄水工程，将渗流井在平水期获取的多余河流渗漏补给量储存起来供枯水期使用，就可以使研究区的水资源能够得到更充分、合理的利用。

3.5开采保证程度论证

由结果可知，在设计开采方案作用下，枯水季节黄河水边线后退时地下水开采量为47600m3/d，均由黄河渗漏补给量组成。根据区内吴堡水文站黄河流量观测资料，黄河流经区内多年平均流量为540.74m3/s，最枯流量16.7m3/s，由此计算出枣林坪水源地地下水容积储存量为277.74×104m3，单位储存量为35.61×104m3，即地下水位下降1m所释放出的水量就可维持该地段47600m3/d的渗流井枯水季节开采量7d左右。且黄河与地下水水力联系较为密切，计算过程中也考虑了枯水季节黄河水边线后退对渗流井取水量的影响，因此枯水季节黄河水边线后退条件下开采量47600m3/d是有补给保证的。

4结论

（1）渗流井作为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地下水开采新技术具有取水范围广、水量大、水质好、开采集中、易于管理和供水总体成本相对较低等优点，对邻近具有天然滤床的江河的缺水地区是较为理想的地下水开采方式。

（2）渗流井取水时，“渗流井—含水层”系统中多种流态并存，在含水层介质中，地下水渗流过程中雷诺数一般小于10，水流为层流，在渗流井“井管”中，雷诺数变化范围大，可以出现层流、光滑紊流、粗糙紊流及两个过渡流态。渗流井井管内壁既不是等水头边界也不是等强度边界，其水动力条件复杂，很难严格的确定。

（3）在分析渗流井结构和井流特征的基础上，以等效渗透系数为纽带建立起渗流井取水的“渗流—管流”耦合模型[6-7]。将所建模型用于陕西绥德县枣林坪水源地的地下水资源评价中，计算了研究区渗流井取水平水期、枯水期的出水量，最后确定枣林坪水源地的允许开采量为47600m3/d。证明所建模型能够较好的反应渗流井取水时地下水的井流特征。

参考文献：

[1]陈台智，周志彰.开拓供水新领域施工天然滤床渗流井取水工程[J].探矿工程，1995，（1）：11-13.

[2]王玮.渗流井取水计算模型及其应用[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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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kker，M.，Kelson，V.A.Luther，K.H.MultilayerAnalyticElementModelingofRadialCollectorWells[J].GroundWater，2005，43：926-934.

[5]Bischoff，H.AnintegralEquationMethodtoSolveThree-dimensionalFlowtoDrainageSystems[J].AppliedMathematicalModeling，1981，（5）：399-404.

[6]陈崇希，万军伟，詹红兵，等.“渗流-管流耦合模型”的物理模拟及其数值模拟[J].水文地质工程地质，2004，（1）：1-8.

[7]陈崇希，胡立堂.渗流-管流耦合模型及其应用综述[J].水文地质工程地质，2008，（3）：70-75.

[8]王玮，畅俊斌，王俊杰.渗流井取水方式地下水允许开采量计算[J].水文地质工程地质，2009，（1）：35-43.

[9]WANGWei，ZHANGGe，NumericalSimulationofGroundwaterFlowingtoHorizontalSeepageWellsunderARiver[J].Hydrogeology，2007，（15），1211-1220.

[10]郑新嵛，王玮，刘基，等.陕北佳县南河底水源地渗流井取水效果分析[J].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11，（4）：39-43.

河东文化概论篇2

材料与研究方法

1研究区概况

额济纳三角洲位于阿拉善以北，阿尔泰以南，巴丹吉林沙漠与走廊北山之间的区域，总面积3．2万km2［9］。气候极度干旱，多年平均降水量39．8mm，年最大为103mm，最小为7mm;多年平均蒸发量3537mm，最高达4035mm［10］，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黑河是额济纳绿洲唯一水源，发源于祁连山，流经河西走廊，经甘肃省鼎新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始称额济纳河。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狼心山西麓，分为东西两河，东河向北注入东居延海;西河向北注入西居延海［11］。

2研究方法

植被生态需水的概念与界定。在进行植被生态需水估算前，应对相关的概念内涵进行辨析。生态用水是某种生态水平下和某种生态系统平衡条件下所使用的水量，未必是合理和可持续的水量，是被动接受的水量;生态耗水主要强调生态系统特别是生物生存消耗的水量，体现了周期性和重复补给的特点;环境需水则主要体现在用于改善环境的水量［12］。生态环境需水量指维持生态环境不再恶化并逐渐改善所需消耗的水资源总量［13］。关于生态需水，不少专家和学者都根据各自的理解和认识从不同角度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赋予其不同的涵义。一些专家提出生态需水是一个确定的生态系统为了维持其一定的动态平衡所需要的水量［14］。赵文智等认为生态需水是一个时空变量，具有一定的阀值范围，可分为最小、适宜、最大三个等级［15］。关于植被生态需水，由于研究者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不同，提出的概念及其内涵也有所不同［16－17］。胡广录等认为植被生态需水指保证生态系统中的植被能够正常生长、发育，维护生态环境不再进一步恶化并逐步改善、健康运行所需要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总量［18］。王芳等根据我国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特点，将植被的生态需水定义为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天然生态保护与人工生态建设所消耗的水量［19］。文中认为植被生态需水与植被生态系统结构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植被类型，同一类型的不同盖度都会导致植被生态需水量的变化，植被生态需水量与既定的植被生态系统结构相对应，生态系统结构的变化将会导致需水量的变化，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基于此，认为植被生态需水指在一定的植被生态系统结构下，维持一定规模的植被生态系统，使其正常生存，至少不向坏的方向发展所需的最小水量。

估算方法。关于生态需水估算和评价，目前还没有一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基于植被蒸腾与潜水位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干旱区植被生存与繁衍主要依赖消耗地下水，选用具代表性的阿维里扬诺夫公式计算［20］:E=a(1－H/Hmax)bE0式中:a，b为与植物有关的待定系数。根据对玉门、张掖等地不同植物覆盖潜水蒸发值的试验和额济纳旗植物蒸腾与土壤水分关系的观测，公式标定如下［5］:E=1．174(1－H/Hmax)3．63E0Hmax是停止蒸发时的地下水埋深，以5m为限，这是目前计算中普遍采用的值。H是地下水埋深，不同盖度植被的地下水位埋深范围取值参照"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额济纳绿洲水分平衡及最佳生态地下水位和生态用水量研究成果。E0采用E601型蒸发器实测的额济纳地区蒸发量E0多年平均值。

结果与分析

1绿洲分区

黑河下游额济纳地区东、西河沿线及其下游河网(包括东、西居沿海)地区，绿洲面积大、集中连片、植被品种多样，是额济纳地区绿洲的精华。由于不同区域水分、土壤、植被等条件的差异，形成了额济纳绿洲分布的区域特点，根据现有河道、水利工程的布局、各部分绿洲在整个地区中所起的环境保护作用等因素，将额济纳绿洲区划分为东河、西河及东、西居延海两湖区和中戈壁区，根据东西两河沿河绿洲的分布，又将东河细分为上段、中段和下段三部分。根据2009年和1987年遥感解译以及实际调查结果，植物群落分布情况(表1和表2)。可以看出，1987年的绿洲植被规模远远大于2009年，甚至达到2009年绿洲植被规模的1．5倍。从植被分布的空间区域看，西河和东河下游的植被面积远远大于其它区域的植被面积，分别是植被面积最小的中戈壁区面积的42倍和35倍。

2植被生态需水量构成及其变化

从额济纳绿洲植被生态需水类型构成看(表3－4)，不同时期(2009年、1987年)灌木的需水量在植被生态需水总量构成中占主导地位，分别为70．3%和65．9%;草本植物需水所占比例次之，在不同时期占植被生态需水总量的比例在16．9%－24．7%之间;胡杨需水所占比例最小，在不同时期占植被生态需水总量的比例仅在9．4%－12．8%之间。植被生态需水构成和不同植被面积分布相一致，不同时期灌木分布面积占绿洲植被面积的71．9%－73．6%，也占主导地位;草地面积次之，占绿洲植被总面积的比例在11．8%－17．2%之间;胡杨面积最小，占绿洲植被总面积的比例在10．9%－14．6%之间。从额济纳绿洲植被生态需水地区分布看(表3－4)，不同时期东河上段、东河中段、东河下段、西河、两湖区和中戈壁的植被生态需水分别占绿洲植被总需水量的8．8%－12．7%、2．8%－4．5%、30．6%－34．3%、39．6%－46．3%、6．8%－10．6%、1．0%－2．0%。植被生态需水的空间分布仍和不同植被面积分布状况相一致，不同时期东河上段、东河中段、东河下段、西河、两湖区和中戈壁植被面积占绿洲植被总面积的比例分别在9．0%－10．3%、3．0%－4．5%、31．3%－34．8%、40．8%－46．9%、5．4%－9．6%、0．9%－3．5%之间。占绿洲植被总需水量比例最高的西河地区，其植被分布面积占绿洲植被总面积的比例也处在首位。占绿洲植被总需水量比例最小的中戈壁，其植被分布面积相应占绿洲植被总面积的比例也最小。对比2009年和1987年的绿洲植被需水，总体上，要将植被恢复到1987年的规模，需增加植被覆盖面积95913hm2，相应的增加植被生态需水量2．40579×108m3。从地区分布看，东河上段、东河中段、东河下段、西河、两湖区和中戈壁分别需增加水量0．49035×108m3、0．18579×108m3、0．56466×108m3、0．63735×108m3、0．43403×108m3、0．09361×108m3，需增加水量最大的是西河地区，最小的为中戈壁区。

3生态缺水状况分析

根据黑河流域目前执行的"九七"分水方案，分析不同来水条件下进入额济纳绿洲的水量。建立正义峡和狼心山的径流量相关图(图1)，可以看出两站径流量有良好的相关性(R2=0．9407)。通过分析，在10%、25%、75%、90%和多年平均来水情况下进入额济纳绿洲的水量分别是7．70×108m3、5．87×108m3、3．62×108m3、2．72×108m3和4．89×108m3。依据现状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在丰水年，维持现状2009年的绿洲规模，生态用水基本可以保证，在平水年和枯水年将出现1－3亿的缺水量。若要实现绿洲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只有在10%保证率来水条件下，生态用水可以保证，其他来水条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需水缺口，在枯水年其缺水量甚至达到4亿，根本无法保证绿洲生态的逐步恢复。3讨论(1)根据生态适宜性理论，植被生态需水量并不是一个恒定的值，而应该存在一个阀值区间。植被生态需水量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在阀值区间的动态变化值，其中包括了植被最小生态需水量、最适生态需水量和最大生态需水量。文中分析结果为不同时期绿洲植被最小生态需水量，是维持绿洲植被系统不再恶化的最小水量。(2)干旱区天然植被实际蒸散量是由潜水向上输送供给的，在地下水位相同的地方，可能同时生长乔木、灌木、草，其吸收利用地下水是一样的。对较大的空间尺度而言，潜水蒸发强度、土壤水分通量和土壤蒸散强度三者相等，植被实际蒸散近似等于潜水蒸发量［21］，因此采用最具代表的潜水蒸发模型－阿维里扬诺夫计算植被生态需水比较符合实际。(3)植被生态需水量是流域生态需水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流域其它生态系统的需水要求，还需进一步计算河流、湖泊生态需水量等，从而为整个流域的水资源管理与合理配置提供决策支持。(4)以往关于额济纳绿洲植被生态需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时期绿洲植被总需水量，几乎没有分区计算的实例，难以指导黑河下游水量分配工作实践。文中研究结果可为制定科学、合理的额济纳绿洲水量分配提供较好的参考和技术支撑。

结论

(1)1987年植被生态需水量是2009年的151%，要实现植被生态系统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水平的目标，还需增加水量2．40579×108m3。对比不同时期植被生态需水量的空间分布，东河下段和西河的植被生态需水量远远大于其它地区，两者之和占到植被生态需水总量的80%左右，相应的植被覆盖面积也较大，是额济纳绿洲植被保护的重点区域。

河东文化概论篇3

关键词：运思；概念；形而上学

“诸道路

非著作”（WegenichtWerk）。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

在海德格尔全集第一卷后记中，编者赫尔曼记道，

“诸道路

非著作”是海德格尔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为全集写下的格言。我们有必要暂且放慢一下我们推进阅读的节拍以聆听这来自海德格尔全集的赋格主题。这线条简单的旋律显隐于全集的各个声部，它的音调足供我们思考一番。

可是，倘若我们按照形而上学的概念化思维方式在著作的概念之间纠缠，将思想锻造为具有结构推演力的计算性、控制性的关系机制“F”，也即数学化，使对于容纳原本生动、丰富者的集合A中任意抽取的对象x，在作为结论的普遍者和最高者的集合B中斩获或锤打出带有先天确定性的烙印y和它对应。换句话说，著作x原则上是可以无限多的，可一旦嵌入形而上学的概念逻辑框架中，其所能显示的意义就是绝对的确定对象y了。于是，概念逻辑框架排斥、抵御、防范、调谐着思想原本能体验到的“诗”、“语言”、“情调”、“悖论”等丰富多样的可能性。

其一，有西方学者认为，“如果数学作为一门有组织的、独立的和理性的学科来说，在公元前600到前300年之间的古希腊学者登场之前是不存在的”。标榜严密论证的西方学人缘何表述得如此武断，把希腊抬得那么高，似乎太阳已然从西方升起，而且潜藏的意思是，之后所有称得上数学上的发明创造都将是也只能是源出于西方。即使通过设定判断标准来划清界限从而凸显自身智能上的优越性，西方数学也无法掩盖自己继承于古巴比伦、古埃及算术几何的出生，之后还竭力通过抽象化祛除含混的、不确定的、活生生的、带着泥土气息的东西。

西方的（古希腊的）数学主要源于东方的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巴比伦人以刻印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计数。他们在挖运河、修堤坝等水利工程都需用计算，还有谷仓和房屋的容积、田地的面积和观测天象修编历法也需用几何与算术。埃及人则是用生动的象形数字记号，算术和几何也不曾分开。埃及人也像巴比伦人那样，算术和代数与观测天文预报尼罗河洪水到来的日期，以及洪水过后测量土地，筑造神庙，预报宗教节日祈求天神保佑相关。可它们到了“学生”希腊人手里就出现了去除泥土性的抽象化转变。

据张祥龙的研究，毕达哥拉斯将可自身推演、自身判定和容纳无穷奇变可能的抽象数学符号系统于鲜活的事物中抽离并独立于其上。巴门尼德、柏拉图试图在人们普遍使用的语言中构造出最接近数学结构的概念化自然语言，为整个传统西方哲学建立一整套概念化语言和运作机制，为世界创造出一个等级分明的理念世界。在黑格尔那里则通过概念化获得数学式的确定性和讨论问题所需要的终极性的理想。

其二，西方的学人乐观于数学的确定明白性，认为在数学中是没有不可知的，对于数学的理解是无界限的。可是，哥德尔的出场却使两千多年的数学传统以及把数学当做榜样的概念化哲学战栗震摇，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

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说的是，如果一个足以容纳数论的形式理论T是无矛盾的，并且算术的形式系统的公理都是T的公理或定理，那么T就是不完备的。这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数论的语句s，使s和非s都不是这个理论的一个定理。因为s或非s总有一个是真的；于是就有了一个数论的语句，它是真的又是不可证明的。

也就是说，总会有一个子系统（s或非s）是数学符号系统所不能证明的（存在或不存在，真或假），而且数学的全部及其内部的子系统都不能用唯一的数学符号系统证得。西方数学本欲通过抽象化的符号系统容纳、解释多变的、充满可能性的的世界与人生，但是却出现了无法在数学符号系统中得到论证的部分。则西方数学与数学化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化系统不是唯一的思想道路。

河东文化概论篇4

关键词：水平井建模，非均质性，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

前言

由于水平井在增大泄油面积、提高采收率等方面较直井具有诸多的优点，已被广泛应用于开发低渗油气藏、薄层油气藏、复杂断块油气藏和稠油油藏。论文大全，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而水平井开发油藏储层建模技术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能真实反映储层非均质性的地质模型。

本文以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水平井为例，在建模过程中，结合油藏构造、沉积和测井物性解释等资料和储层非均质性等特征，通过设置断块网格数的方式，对水平方向的参数采用不同的插值方法，使建立的三维模型既能更精确的刻画储层非均质性，又能适当减少网格单元密度，控制计算量。

1、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基本地质特征

1.1构造特征

图1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构造顶面图

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位于塔里木盆地塔东北坳陷区沙雅隆起阿克库勒凸起南部，是艾协克南—桑塔木盐边构造带上的一个局部构造。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构造为一长轴近SW-NE向的低幅背斜，构造南北两翼近于对称，南翼相对较陡，整个构造的平面形态为棒槌状（西部宽缓，东部逐渐变窄）（图1）。背斜长轴8km，短轴2.5km，长短轴之比为3.2，闭合面积为15.61km2，闭合高度可以达到37m。

1.2储层基本特征

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孔隙度主要分布在18%～25.5%之间，平均22.06%；渗透率主要集中在18×10-3μm2～5245×10-3μm2之间，平均899×10-3μm2；属中孔、高渗储层。

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大部分井都打在了1小层，1小层平面上孔隙度的分布以西面和中部TK107H、TK117H、TK120H三口井周围及其水平段上孔隙度较高；而S29-S41井沿线以北孔隙度小于18%，TK110H井周围孔隙度小于16%，属于低孔隙度发育区。

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1小层渗透率的变化特征总体趋势与孔隙度相似，但所不同的是渗透率值的变化差异较大，低值区和高值区可以相差数百。渗透率在TK109H、TK121H、TK118H井点上及其水平段上渗透率达到400～1000×10-3um2，而在东面、北面以及TK102井附近渗透率小于100×10-3um2，属于相对低渗区。论文大全，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因此对比孔隙度和渗透率的变化可以发现渗透率平面差异性较孔隙度大。

2、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构造模型的建立

构造模型由断层模型和层面模型组成。本次油藏的断层模型是根据“断层线→断层组→断层网→断层模型的流程建立的，而层面模型是在矢量化修编的砂体顶面总体构造特征的基础上，通过井点处测井分层数据加以控制，采用井间普通确定性克里金插值建立的（图2）。

图2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构造模型

3、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属性模型的建立

常规建模方法主要应用于直井。目前应用Petrel软件的建模方法一般是在平面生成顶部、中部、底部三个骨架，建立边界圈闭、断层方向和趋势线来控制网格单元，设置网格单元的密度，最后对中部骨架进行网格化并外推到其余两个骨架。论文大全，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其优点是基于断层建立，添加新的层位和分层数据之后更新模型很快。论文大全，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但是该方法仅仅来源于表面的断层信息而不是基于“面的概念，网格基于平均插值的计算，网格单元密度是自行设置的固定值，显然不适用于水平井生产层段受平面非均质性影响较大时的建模。

本次研究中，通过设置断块网格数的方式，对水平方向的参数采用不同的插值方法，即在储层非均质性较强区域，适当提高该区网格数，而在储层非均质性较弱区域，设置较低的网格数，使建立的三维模型既能更精确的刻画储层非均质性，又能适当减少网格单元密度，控制计算量。

3.1属性参数概念模型的建立

选取了TK106、TK107共2口水平井，根据渗透率、孔隙度、突进系数、变异系数的叠合（图3），设置了不同密度的断块分级，建立一个水平井概念模型（图4、图5）。图4中看到平面网格在左、中、右位置的单元数不同。

图3概念模型物性叠合分布图

图4概念模型网格单元示意图图5概念模型的构造模型

概念模型的孔隙度和渗透率属性模型见图6、图7。

图6孔隙度概念模型图7渗透率概念模型

通过与物性平面图对比，可以证明对水平井生产层段分断块划分，能够有效利用水平段上测井数据对周边范围的精确控制，以此建立的属性参数模型能够最大程度模拟储层非均质性，更加逼近储层真实属性。论文大全，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

3.2油藏属性参数模型的建立

结合油藏构造、沉积和测井物性解释等资料和储层非均质性等特征，通过设置断块网格数的方式，对水平方向的参数采用不同的插值方法，选用地质统计学中适用于连续变量模拟的序贯高斯模拟算法，采用随机过程的相控建模技术模拟得到了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属性参数分布模型（图8、图9）。论文大全，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

图8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孔隙度三维模型

图9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渗透率三维模型

4、结论

本文以塔河一区三叠系下油组水平井为例，在建模过程中，充分考虑油藏构造、沉积和测井物性解释等资料和储层非均质性等特征，通过设置断块网格数的方式，对水平方向的参数采用不同的插值方法，使建立的三维模型能够最大程度模拟储层非均质性，更加逼近储层真实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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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文化概论篇5

一、“区域”概念阐释与区域文化研究基础

区域概念过去常常被作为地域、地方、地区概念使用，主要因其与行政区域概念紧密联系有关。但即便是依行政区域划分，历代都有所变化，呈现跨区域行政交叉现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行政区域划分，“秦王朝统一岭南，置桂林、南海和象郡，现在的广西含当年的桂林郡全部，南海、象及长沙、黔中等郡部分地区”，足以说明当时行政区域划分与现在区域划分也有跨域交叉现象。在现代社会发展及其特定语境下，区域含义有所扩大和延伸，一方面在地理空间范围含义基础上，赋予其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等空间范围含义；另一方面在行政划分所指区域含义基础上，超越行政区域而扩大延伸到非行政划分区域含义；再一方面扩大延伸为跨域、跨界所形成的区域范围，带有跨区域的特征和色彩。由此可见，以自然与文化相互关系构成的非行政化区域概念从古至今仍在使用。以江河湖海流域作为水域空间范畴的区域，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构成跨省水系区域；以洞庭湖为纽带与分界，划分湖北与湖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楚文化区域；以黄河为界划分河北与河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中原文化区域；广西西江水域由西向东的红水河与由北向东的桂江汇合入珠江，又构成泛珠江流域及其珠江水系区域；广西兴安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修筑灵渠，沟通北上的湘江水系与南下的漓江水系，形成湘漓分派与水域贯通的湘漓流域，形成跨省湘桂区域，等等。以山脉为纽带与屏障，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在先秦时期就称为岭南地区，此后所谓“两广”、“粤桂”表明其具有一定关联度的区域范围；处于岭南的广西与岭北的湖南通过湘桂古道形成湘桂走廊，构成湘桂之间连接的区域，等等。此外，以语言（方言）、民族、民俗、政治、经济、交通、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态为纽带构成的跨地区的区域概念使用不胜枚举。

其二，区域合作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现代社会发展及其文化语境下的区域概念使用，因全球化与多元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崛起以及世界经济共同体需求，越来越着眼于从经济发展视角建构与重构区域概念。从国际区域关系看，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及其世界各国发展需求，经历了“二战”后“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结盟以及意识形态阵营与三个世界的划分，形成国际社会（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性跨国联盟（如欧盟、东盟）等概念含义；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在全球化视野中着重于经济的区域联盟或跨区域联盟，构建跨国、跨界、跨境的经济联合体、共同体、同盟体，以及不结盟的区域间合作、协作、协同关系，构成国际社会及其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格局。从世界性区域联盟产生背景与语境看，除相对于国际社会以及超级大国霸权，即区域相对于中心而言，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外，更多地是强调区域合作与协作，构成或紧或松的国际关系共同体与联合体。从国内区域关系看，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建构的区域发展视野中，除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地方所指区域概念含义外，一般所指省市县乡行政区域；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相继构建非行政化的、依赖于一定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基础的、以经济为纽带的、跨地区结合的经济开发区以及经济合作、协作区，如沿海经济开发区、国家经济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跨区域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合作区，还有更大范围的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等区域概念的划分。区域经济崛起与跨区域经济合作协作方式兴起极大地推动区域发展步伐，既通过竞争拉开区域间差距，率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又通过区域合作协作，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地区赶超跨越，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构成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趋向。总之，区域发展观念比任何时期都深入人心，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其三，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区域文化兴起。经济社会发展在推动区域经济崛起的同时也推动了区域文化建设发展，区域文化的区域概念也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而扩大与开放。文化的交往性、绵延性与包容性特点不仅促使区域概念含义理解不仅仅涵盖地域、地方、地区含义，而且带有跨地域、跨地方、跨地区以及跨境、跨界、跨文化的意义；区域文化不仅局限于区域空间，而是超越区域空间而扩展为文化空间。其文化区域空间范围立足于而又不仅仅局限于自然地理空间与行政地理空间的地域范围，而且扩大为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其区域界定以及域界划分不仅仅为一个要素决定，而是包括自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交通、族群、语言、民俗、交往等各要素系统关系的综合性整体构成。尽管为了更为明确清晰界定区域概念内涵与外延及其所指对象范围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划分区域界限的需要，往往习惯于按照思维定式，简单化地将区域等同于主要依据行政化划分的地域、地方、地区概念，更便于构成条块分割的行政地区空间与从上到下的线性垂直行政管理域限，但则不能否认和掩盖依据非行政化的其它要素及其综合性要素所构成的区域及其区域文化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及其区域经济崛起的现实需求，更凸显出非行政化划分区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为凸显区域文化内涵外延的开放性与跨区域交往交流与融合的特征。区域文化含义不仅是因区域空间形成其内涵外延，而且是因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性与传统性构成其内涵外延。通常所说的区域文化，往往指称当代社会区域空间及其行政区域的文化形态，诸如作为省域文化称谓的广西文化，作为市域文化称谓的桂林文化，作为县域文化称谓的临桂文化，等等。但历史上所称区域文化概念则丰富多彩，不仅从区域空间而言具有跨区域的开放性，而且从文化形态的内涵外延而言具有多样性、开放性与包容性。诸如中原文化，从区域文化角度而论，当然属于中原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空间的文化形态，中原所指区域指河南，古称豫州，即中州，“古豫州地处九州中间，称为中州。汉王充《论衡•对作》：‘建初孟年，中州頗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今河南为古豫州地，故相沿亦称河南为中州。”

《辞源》释“中州”有三义，狭义为河南，中义为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广义泛指中国。中州即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或发祥地并非仅仅局限于河南，后扩大到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以及泛指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原文化并不简单等同于中原，中原只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与传播源。文化的传播性、开放性与扩展性使中原文化跨区域扩大为黄河流域范围以及整个中国范围，并影响到海外、域外的周边更大范围区域，以致于此后中原文化影响全国，成为中国文化主流、正宗、中心，甚至常常用来指代中华文化，反而淡化其区域文化含义。由此可见，历史上所使用的区域文化概念，在充分考虑其产生区域空间含义的基础上，更为注重其文化含义及其特征，以及文化在历时性传承、传播和发展的开放性、包容性与扩张性。

广西历史上也有一些表征区域文化的概念，诸如岭南文化，显然作为区域文化而言的区域是指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亦即广东广西的“两广”地区，但就其文化形态特征而论，既不能仅仅涵盖“两广”，其文化外延可以扩展到南方各地跨界区域以及沿边沿海跨境区域；又不能仅仅以之涵盖“两广”所有区域文化形态，况且广东与广西各自的区域文化也有差异性，下属各地文化形态更为丰富多样。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并非像地域那样固定，而是具有运动性、流动性、活态性的生命表征，岭南文化也是在与其它文化形态，尤其是中原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区域文化。粤西文化亦如此，历史上所谓粤西地区，指简称为“粤”的广东以西的广西，地域范围虽然涵盖广西，但粤西文化形态及其特质特征并非涵盖广西区域所有文化形态，粤西地区概念并非等同于粤西文化概念，粤西文化概念也并非等同于广西文化。这足以说明粤西文化具有超越粤西地区概念的跨区域性意义，粤西文化所指对象范围的模糊性正印证其开放性，其性质特征也并非仅仅与“粤”相关的广西文化形态，或者说两广文化的融合，或者说广西文化受到粤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且应该作为一个独立文化形态，其独立性与特殊性也正说明其相对性，具有跨区域文化交流、交融特征。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立足于区域而又具有跨区域特点，从而由区域空间范围扩大为文化空间范围，使之不仅具有相对性与多样性，而且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二、广西区域文化发展及其生成环境条件

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性概念理解，区域、区域文化应该成其界定以及内涵外延理解的前提，同时也需要从历时性建构与共时性构成的内在逻辑与时空关系角度深化认知，辨析其与通常所习惯使用的广西文化概念的异同及其在区域研究视野中凸显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一，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就广西作为一个区域概念而论，从自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区域划分与行政管理区域意义上的广西区域界定应该十分明晰；同时相对于广西与周边区域间关系而言，以及广西相对于中国所属关系的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定位而言，以确定广西区域概念及其区位特点也并非难事。而对广西区域文化理解则相对于广西区域界定而言就复杂得多了，不仅文化具有衍生性、融合性与开放性，而且文化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因此广西区域文化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广西文化，或广西区域内的地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区域空间大于行政空间，文化空间大于区域空间。尽管不难理解区域都必须界定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因此也会有广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等地方性概念使用及其所指含义及其对象范围，习惯上也是以这种称谓能够达到更为明确与简单表述的目的。但却不能将其简单化与封闭化，忽略其中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与开放性，以及非行政化区域界定范围及其跨区域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影响。

广西区域文化当然应该首先立足于广西来理解，其区域所指空间范围当然应该是落实于广西，将其简单理解为广西地域、地方、地区文化无可非议，这对于理解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及其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对广西区域文化的理解应该更为宽泛和开放，而且广西区域文化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上有着区域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范围需要更为宽阔深远的视野与背景。因此，对广西区域文化的外延范围理解应该拓展：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国及其中华文化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另一方面是广西与周边区域关系中跨域、跨界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再一方面是历史文化传承、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构成的跨时空、多样性与开放性的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定区域的广西文化形态，其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独立性与关系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稳定性与流动性、自足性与开放性、相对性与绝对性、多样性与融合性等对立统一规律及其特征凸显，不仅对于广西区域文化概念含义及其内涵外延理解更为深化，而且也有助于对其性质特征作进一步理解。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历史建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形成与构成都应该有其背景与语境，区域文化形态的形成与构成也是依赖于所依托的区域空间和所属背景与语境。从历史文化传承角度而论，广西区域文化形成与构成应该与历史上所涉及其内容的相关文化概念使用有关，诸如百越、骆越、西瓯、岭南、岭西、粤西、八桂等，大致上可以认定为主要从文化地理空间界定的历史性概念，这些历史概念对于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与构成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些历史概念的含义及其内涵外延需要进一步厘清，广西区域文化在其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传承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历史文化概念的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具有区域性特征，所指区域及其区域文化都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二是具有跨区域特征，所指区域范围包括几个或多个相关区域范围；三是具有开放性特征，所指区域界限较为模糊，含义较有张力和弹性，外延范围有所扩展和绵延；四是具有文化交融性特征，包括中原文化与广西地方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化等交流融合；五是具有历史性特征，这些区域性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形成，包含特指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内容，表明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因此，广西区域文化生成具有深厚博大的历史性依据与历史积淀厚重的文化传统，广西区域文化概念与这些历史性区域文化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具有彼此之间联系的共同特征，这说明广西区域文化与历史上存在的这些区域性概念及其所表征的历史文化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其三，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当代背景。广西区域发展推动其区域文化生成与发展及其研究的崛起。广西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实施“富民强桂”新跨越及其“民族文化强区”战略，区位特征与区域优势凸显。广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特征、沿边沿海的地缘政治文化特征、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民族特色得到国家与地方的高度重视，在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广西发展战略不仅关系到广西地方自身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也就是说，必须将广西放置在国家与区域发展中定位，由此形成当代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区域文化发展的特点与优势，其区域性与世界性以及国家战略性地位凸显。

一是北部湾大开发，既将广西纳入国家沿海经济大开发战略发展进程中，又将区域经济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沿海经济大开发的整体推进，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的广西赶超跨越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沿海地区区域经济整体同步发展目标。从这一角度看，北部湾大开发在进一步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更强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将广西区域文化放置在北部湾大开发背景下审视，区域文化才会具有更为广阔的区域与跨区域视野。二是广西地处沿边沿海的中国南疆，毗邻越南及其东南亚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及其确定广西首府南宁为其一年一度的博览会永久性会址，使广西南宁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既成为跨境、跨区域经济文化合作、协作、交流的实质，又增强了广西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动力与活力，形成其区域性与国际性的区位特色与优势。三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使广西不仅在西部地区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作为西部唯一的沿海地区，北部湾及其海港成为大西南出海通道，发挥其交通枢纽的地位作用及其拉动西南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实现孙中山先生对北部湾建成国家大型出海港口的遗愿，以及国家海洋战略及其南海开发战略实施。北部湾大开发将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经济开发及其港口建设连成一片，并扩展到南宁、崇左、玉林、来宾、百色等更大区域范围，辐射柳州、桂林、梧州、贺州、河池等广西区域范围，影响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地区，对于西部大开发及其大西南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使区域合作、协作、协同发展成为广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

四是广西作为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与民族文化建设发展优势，而且创构了各民族聚居、文化融合、凝聚力与向心力强的民族生态环境；广西不仅享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的优越条件，而且享有民族团结模范的殊荣；广西世居十一个少数民族不仅与毗邻广西的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际交界少数民族关系紧密，而且与毗邻中国的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民族具有历史渊源关系与经济文化交往关系。广西实施“民族文化强区”战略既推动区域民族文化发展，又跨区域影响与推动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步伐，确立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及其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格局中的定位。五是桂林作为山水甲天下的世界旅游名城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特色与优势。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与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实质上将桂林旅游经济与服务业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轨道；最近，桂林世界旅游胜地建设规划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将桂林旅游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提升了桂林旅游的国内外影响力与竞争力，同时也将桂林旅游发展放置在国家旅游与世界旅游发展格局中定位，使桂林旅游具有区域性与国际性发展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民族、教育等各方面发展既必然融入和汇入各种跨域联结与合作所带来的内在与外在因素，也必然会以更为宽广与开放的视野理解广西区域概念的含义、内涵与外延、对象范围。同时，也会因区域发展及其跨区域共同发展需要推动区域合作、协作机制形成，如中国－东盟经济文化合作、中越经济文化合作、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西江流域经济合作、西南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桂港、桂台、两广、湘桂、滇桂、黔桂等区域经济文化合作，等等。当前，广西又面临国家海洋战略实施及其海洋经济文化开发机遇，以及海洋维护及其南海岛屿争端与边界纠纷等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广西处于沿边沿海的南疆第一线，更需要将区域发展视野扩大到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战略高度，将广西发展战略上升为区域发展战略，将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广西发展不仅仅具有区域发展意义，而且具有国家战略发展以及带动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意义。总之，广西在国家及其区域中的定位，使之区域概念范围既指称广西区域，也指称与广西关联的更为开放性区域，带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的特征与意义。因此，广西区域发展应该立足于广西、走向全国、放眼世界。

三、桂学的区域文化研究内容及其跨区域研究视野

桂学可谓广西之学，是对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民族、民俗等现象与事象进行分门别类与综合整体研究的地方性学科、学术、学问、学派。从区域研究角度而论，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为广西区域。从区域文化研究角度而论，文化并非局限于小文化与中文化的的狭义理解，而是将其包括在内而扩大延伸为广义的大文化，文化构成涵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同时，依据自然地理空间与文化地理空间的相应性与差异性，广西区域文化研究对象不仅仅指称广西文化，而且应该包括与广西区域文化密切相关的跨区域文化及其文化融合现象与事象，既生成广西区域文化的开放性、绵延性与融合性特质特征，又构成其研究的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因此，桂学从这一角度而论又可称之为广西区域研究之学，其学术研究视野与研究指向应该落实于广西区域文化研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也应该为广西区域文化。桂学研究可考虑将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具体可从三个视角考察。

其一，区域文化研究的学科与跨学科研究视角构成。从学科研究视角而论，桂学既相对于湘学、徽学、楚学、粤学等而言独立自足的地方性学科，又可视为分门别类的区域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构成的学科群。桂学作为广西地方学科的总体性称谓，更大程度地表现为跨学科综合研究指向，可以针对一个具体现象或事象，从多学科、跨学科、学科协同研究角度进行立体综合性研究。历代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典籍往往都具有文史哲与地方民俗糅杂一体的综合性研究特点，如唐刘恂《岭表录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张鸣凤《桂故》《桂胜》、清李调元《粤风》等广西历史文献均带有这一特点。桂学作为广西地方之学研究学科及其学科群，针对广西区域文化对象类型与性质内容可分门别类进行各学科研究，体现不同学科专业研究特点，如区域经济学其实就是从经济学学科角度对区域经济进行研究的学科，其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将经济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区域经济研究的特点。因此，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结合应该成为桂学指向。对于受一定区域范围限定的研究对象来说，学科研究也会在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关系的结合与协调上明确指向，目的在于拓展与深化研究视野以整体综合把握研究对象。

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与融合性构成。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必须在厘清其含义及其内涵外延与性质特征基础上认清其文化构成。区域文化形态的生成与构成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本土文化积淀、积累、传承与传播的结果；二是区域间和跨区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与碰撞的结果；三是在主流文化影响下，文化变革、转型与发展的结果。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也通过这三条路径形成其构成，又因其沿边沿海与少数民族地区特点更形成其多样性、复杂性、融合性等构成特征。具体表现在：一是广西本土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性。广西考古发掘，发现广西在新旧石器时代都有大量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及其文化遗物、遗址存在，如桂林宝积山洞人、柳州人、桂林甑皮岩人等广西先民遗存以及大石铲文化遗存，这是广西文化之根、本、源。先秦时期，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前，广西并未有行政意义上的统一性，尽管有百越、骆越、西瓯、岭南等称谓，但未能明确与具体指称广西文化形态。广西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后，推动广西文化形态生成发展，但毕竟因其地处偏远与边缘，本土文化发展缓慢，各地区文化存在差异性。当然，也形成文化特色与优势、文化形态多样化、文化构成多元化、文化类型鲜明的本土文化特点。李建平等学者概括为，广西拥有民族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文人文化、民间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从文化区域类型构成看，以桂林为中心的桂北文化，以梧州为中心的桂东文化，以柳州为中心的桂中文化，以宜州为中心的桂西文化，以南宁为中心的桂南文化，以合浦为中心的北部湾文化；从民族文化类型构成看，形成广西十二个世居民族文化形态，各民族之间既交往交流与文化融合，又存在各民族文化差异性与特殊性，呈现出各民族文化鲜明个性与特色；从语言及其方言文化构成看，广西至今都是全国方言富矿区，依托语言构建的文化形态也千差万别，形成彼此不同的方言区域及其方言文化区域；从自然地理风貌构成的文化类型看，江河湖海构成不同的流域文化，如西江文化、红水河文化、漓江文化、北部湾文化等，此外还因山地、湿地、平原、丘陵、森林等自然地理特点构成不同文化形态。二是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区域文化融合的构成性。文化交流与交融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即便是本土文化，本土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必不可少，对于外来文化进入本土，广西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及其交流融合也是理所当然。这也是地方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具有向心力、凝聚力与包容性特征所在。中原文化对广西文化影响从秦始皇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之后，主要通过行政建制及其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中央派遣或贬谪地方官吏、外派守护边疆驻军、人口迁徙、商贸往来、大型水利建筑工程等因素构成。旅桂士人、文人及其人口迁徙的客家人，带来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传播，并与当地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广西政治文化、土官文化、藩王文化、科举文化、书院文化、戏曲文化、工艺文化、文学艺术及其各种社会生活文化形态。明清之后，常被中原地区称之为“南蛮”地区的广西，其文化形态与中原文化并无二致，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主流。至晚清时期，粤西文化发展到高峰“，岭西五大家”步桐城派古文余绪，崛起于文坛；临桂词派入主词坛，名震京师，王鹏运、况周颐被称誉为“清季四大词人”。至近现代以来，广西在鸦片战争、帝制、民国建立与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功不可没，对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三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广西区域文化的构成性。与广西毗邻的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域各具有独特鲜明的区域文化特性特征，也都与广西在跨时空、跨区域交往交流中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区域文化融合的构成性特征。处于广西与湖南交界节点的桂林，历史上也是广西省府所在地。通过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期修筑的兴安灵渠，沟通湘漓水域以及湘江沟通长江水系，漓江沟通珠江水系，从而贯通长江文化与珠江文化。并开发翻越五岭的湘桂古道，建立湘桂沟通交流的各种渠道。中原文化及其湘楚文化影响广西，尤其是桂北地区，构成具有湘桂文化融合特征的桂北文化形态。此外，先秦战国时期的楚国，其南面边界绵延至广西荔浦，楚文化影响广西不言而喻。处于桂东的广西与广东交界的梧州，古为苍梧地区，粤文化影响范围扩大到广西贺州、玉林等地；桂南沿海的广西合浦，构成现在北海、钦州、防城港三足鼎立的北部湾地区，与广东沿海毗邻，也是粤语区域，粤文化影响至南宁，广西桂东南文化交融特点显而易见。桂西地处广西与贵州交界的宜州、河池地区，广西与云南交界的百色地区，桂黔滇区域交往及其文化交流形成广西桂西文化特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语言，广西语言构成大体分为四大板块，一是以桂柳话为中心覆盖桂北、桂中、桂西地区，为西南官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包括云南、贵州、重庆、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均属于这一语系；二是以南宁、梧州、北海为中心的桂东、桂南粤语地区，与广东粤语同属这一语系；三是以壮侗语系为中心的广西各少数民族语言；四是广西各地方言与土话。显然，广西语言及其方言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通过语言进行文化交往与交流，形成文化交融与融合的文化构成性形态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