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怎么样(收集5篇)

东南大学怎么样篇1

“不历经风雨，怎么见彩虹”。站在南方大地上深情回望，少年时代的艰难，异乡生活的酸楚，都已成为过往，只有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那些爱、温暖和感动，随了时光的久远，愈发地刻骨铭心。

2011年10月30日，之于我，之于改革开放后风起云涌的打工潮，之于千千万万的打工兄弟姐妹，都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这天，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正式成立！而我，一个初中刚毕业就外出打工的四川农民，竟当选首届主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

我到广东的首站是顺德均安小镇，其时是1990年，春天。

我不知道，有一个叫陆镇康的广东人，会在一个叫容奇的地方，向我伸出温暖的大手。

镇康先生把电话打到顺德磁电集团公司的时候，我正在车间里挥汗如雨。怎么可能有人打电话找我呢？而且还是一个讲白话的广东人！可是，千真万确。电话那头，先生问话问得急，像六月天爆豆子似的，工作怎么样啊，生活怎么样啊，学习怎么样啊……给我一种老友重逢时当胸两拳的感觉。直到放下电话，我才发觉这情况很可疑：这人谁啊？

是顺德市文学会会长陆镇康。

非亲非故，甚至于都不曾谋面，镇康先生却一直在找我。我疑惑了：我一个四川打工仔，一直挣扎在被“白眼”和蔑视的生活底层，他找什么？

那阵子，我还埋头于生产第一线，尽心尽职地干着制造磁铁的营生。写作的时候，有成群的长脚蚊子陪伴着我；我在权当写字台的木箱或铁架床上，极艰苦地打发着自己的青春。先生听说后，到处托朋友，求熟人，希望能帮我找个好点的工作，让我多些时间和精力写作。

1992年，在先生的力荐下，我进入省文学讲习所工人作家班学习。有一天，早上飘了一阵雨，气温下降了许多，这时，一个电话从顺德打来问我：“天冷了，有没有衣服穿?要不要我给带几件衣服来?”是先生！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个老作家对后辈的情谊，令我感动至今，温暖一生……

和林姐打交道那时，我还在工厂做流水线，而林姐在中山《香山报》里任职。1994春天的样子，我在投稿里夹了一封短信，大意是请她帮忙找工作。没多久，林姐叫我去中山应聘记者。

记者？！我行吗？我怀疑。

电话那头的林姐，感觉到了我内心的怯场，鼓励说：“不一定就非学历不可的。你就过来试试，怕什么！”

我犹豫了很久，终于硬着头皮去了中山。林姐知道我心虚，特地用摩托车带我去应聘，直到进了中山电台大门，她还在不住地给我打气。

不久，我从流水线上走进《中山屏声报》，做了一名记者。从此，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晃，我在新闻行业已干了十多年了。小日子也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回望曾经漂来漂去的苦日子，我的内心充满感恩。南方寻梦，还有更多的如镇康先生、林姐一样给我帮助和力量的师友，他们与生俱来的古道热肠，传承着南方的博爱、包容与大气。

东南大学怎么样篇2

我考上了北方的一所大学。于是我离开了广东，怀揣着几句可怜的国语，忐忑不安地来到了我的象牙塔里。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普通话是整理的语言。变化是巨大的，语言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广东人说的普通话被戏称为广东普通话。广东人说普通话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生硬，而广东各方言区之间又有不同。其中白话区的人说普通话时容易把拼音N和L混淆，如容易把”似水流年”说成”似水流连”；而潮汕区的人说话则是前后鼻音不分，如”津”和”京”不分，把前鼻音的”赚钱”读成后鼻音的”撞墙”等等。是不是广东人说的普通话是全国最差劲的呢？没来大学前我也这么认为，但现在我敢肯定地说不是，至少应该不像是世俗所认为的那样。而且我还能说出广式普通话的优点来：一是清晰、简单、易懂（这和广东人的发音方式有关）；二是好听时髦（现在的追星族不是都喜欢港台明星的TALK秀吗）。广东人不必为说不好普通话而自卑。中国这么大，除了广东之外全国还有很多种方言，他们说的普通话也好不到哪去，他们的发音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有时甚至弄出笑话来。如我一位江西的同学就怎么也弄不明白拼音R和L到底有什么区别。他总是把”如果”说成是”颅果”，”人民”说成是”楞民”。有一次我看到他一边流着大汗，一边嘴里不停地大叫”好乐啊！好乐啊！”。我大惊，心想难道他有自虐癖好，怎么越热他就越乐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把”热”说成”乐”了，真是恐怖！四川、湖南、湖北的人说话有时是N和L不分，H和F不分的。宿舍里一位湖北的同学说话总是成为大学的笑料，一时大学争先引用，成为时髦。他说”饮尿（料）真好喝”，”你要不要吃泥（梨）”。幸亏我们都听惯了，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意思，否则肯定会造成误解，甚至是交流上的困难。记得刚来的时候有一次他说：”荷兰的姑娘长得真是漂亮，我也要找一个。”大家都很惊讶，”你见过荷兰的姑娘？”这次轮到他不解了：”怎么？你们没见过荷兰姑娘？满大街都是啊！”大家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是把”河南”说成”荷兰”了，把大学乐得半死。我们都觉得这位湖北同学的发音真是不可思议，他不但能把声母为N的发成L，把声母为L的发成N之外，还容易混淆声母H和F。如把”吃饭”说成是”吃换”，”发挥”说成是”花挥”等等。无论你如何帮他纠正他就是改不过来。于是大伙就按照他的发音编了一句诗文：在南南（蓝蓝）的大海上，有一只海鸥在挥（飞）啊挥（飞）！此外，有些人说普通话还咬不准音调。有一次一位同学在宿舍焦急万分地大叫”我的鼻呢？我的鼻呢？”，大家很诧异地看着他，鼻子不是还好好的在脸上吗，怎么还找啊。原来这位仁兄是在找笔呐。他把第一声的”笔”读成了第二声的”鼻”。关于方言的笑话足以编成一本书，中国人说普通话竟然有如此多的问题。由此可见中国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

东南大学怎么样篇3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来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专门就徽州文化及其研究中心一些热门话题，采访了著名徽学专家卞利教授。

文化安徽：卞老师好，我们今天上门拜访，是因为您作为著名的徽州文化研究者，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大概可以高屋建瓴，具有他人所不具备的整体优势，希望您对我们《新华月报》的“文化安徽”活动进行指导，您看，我们应该怎样做，“文化安徽”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安徽文化事业?

卞利：我粗略看了一下你们前期的工作，组织发表徽文化的相关稿件，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在地域文化的介绍和研究方面，一定要注意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在讨论完整体文化概念之后，应当将地域文化研究的重点落实到具体的文化专题或区域历史文化的演变上。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独特，安徽的文化特色和地位十分突出。随着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的南移，文化的重心也呈现出由北向南转移和演变的特征。安徽位于祖国中部、华东腹地，它承接了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重任，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淮河以北地区，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江淮之间，再到南宋以后的长江以南，文化重心的转移，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正好是同步进行的，并渐次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淮河文化、江淮文化和以徽州文化为代表的皖南文化。实际上，长江以南的徽州文化自西晋设立新安郡时即已初具雏形，在隋唐设置歙州特别是北宋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之后，徽州地域文化就已经完全形成了。不过，作为整体的安徽地域文化，由于安徽建省时间较晚，直到清朝康熙六年即1667年才建省，加上地理环境的不同，呈现出南北差异较大的特征，要想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安徽地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是非常困难的。单从方言来说，安徽就不像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区那样整体差异不大，全省东西南北不同地区之间的方言迥然相异。我本人是淮北人，做了这么多年徽州文化研究，但是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方言还是很难听懂。所以，安徽文化的整体特点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

文化安徽：或许文化的复杂性就是安徽文化的特色之一，不过，还是请您详细说一下徽州文化的特点吧。

卞利：总书记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文化本身是一个很广泛而复杂的概念，《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对广义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所以，很难系统完整准确地阐述和概括徽州文化的内涵与特点。但是，徽州文化总是有比较特殊的地方，这也使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线索理解它发生发展的脉络。

显然，物质文化并不是我们理解和研究文化的重点，虽然通过它可以体现我们的审美观、价值观。研究徽州文化，我们还是更多地从行为、制度、心理层面去进行整体的探讨。从这个视角来讲，徽州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宗族文化，遍及各地的古祠堂和四处林立的古牌坊就是明证。有句话说：“自古皖北出英雄，皖南出才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当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是我们绝不能排除地理环境是文化孕育、生长和壮大的这些必要因素。比如淮北的文化比较沧桑，人比较豪爽，这跟黄河夺淮以来当地人和水灾斗争有很大的关系，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养成了一种憨厚耿直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徽州的宗族文化显然与皖南的地理环境又有很大的关系。

历史上，特别是宋代以来至新中国建立以前，宗族几乎控制了徽州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当地乡村社会中最权威的组织。它怎么拥有那么大的势力?我们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理念和视角来衡量过去的事情，而应历史地看问题。在那个时代的徽州山区，一个人若是被宗族开除了族籍，就等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就在本地待不下去了。“生不能进祠堂，死不能人祖坟。”他就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有的学生就问，他们不能出去打工吗?

我带着他们去看了几条徽商古道，在祁门的大洪岭和桔梗岭，山脚下的白骨冢和普祭孤魂野鬼碑，埋葬和祭祀的都是那些试图离开本地的人。他们还没有走出徽州的大山，就饿死或渴死，或者被强盗打死，或者被虎狼咬死了。今天我们当然可以坐汽车、坐火车、甚至坐飞机出去打工。但是，当时是走不通的，徽州的大山连抗战时的日本人都进不去。正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宗族社会才能够得以顽固地存在，文化才能够世世代代地被传承下去，使之独成一体。显然，徽州的地理环境与其文化有很大关系。

徽州文化主要是从西晋开始，经过唐宋时期的积累，在南宋时期最终形成。这是因为战乱等原因，促使北方大族逐渐向南迁移，迁移的过程中，在徽州地区逐渐定居、扩张，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宗族聚居的局面。来得早的可以在山外的平原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休歙盆地定居，来得晚的就只能深入大山里去了。为了站稳脚跟，进而扩张自己的势力，就要习武；相对稳定之后，就开始学文。很多人不理解徽州人的尚武风气。从实用的观点来看，徽商出去做生意，背着那么多钱肯定不安全，就需要带个保镖。当然，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但确实存在。徽州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常说徽州号称“东南邹鲁”，整体文化是重儒的，这肯定不错。但徽州文化并不是单一的，在重视儒学的同时，徽州民间还同时信佛、信道、信其他各种神灵，这就是文化的多样性。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跟宗族文化也有着很大的关联，因为民间的文化心理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里，一般来说，乡民在交纳皇粮国税之后，他所关心的不过是自己的生活，追求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至于政治上层是什么人，什么精神支配，他们并不关注。在私有制下，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老百姓只是关心他们是否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例如有民国年问的民谣说：“庄稼人纳了粮，好如自在王。”徽州也有类似的民谣，“手捧苞芦锞，脚踏木炭火，皇帝神仙不如我。”也就是说，在交纳了皇粮国税和差役之后，就没有其他的负担了，就可以安排自己的幸福生活了。至于自己的生活，那是靠乡民的自治来完成。于是，宗族就成了本体的权力组织，它是社会结构中乡民自治组织的一个选择而已。在山区里，古代的徽州人似乎也没有比这种方式更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讲乡村社会的变化，应该注意到乡民朴素的文化意识，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社会的进步当然会带动乡村的变化，比如徽州地区有一个享誉遐迩的“欧洲村”――歙县槐塘村，这是因为出去打工的人都是

在欧洲工作，回来之后盖房子都有欧式风格。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们用什么方式去的欧洲?一个人出去了，会把他的兄弟姊妹、表亲、乃至邻居带出去，说到底，还是一个宗族的观念在其中做主导。

历史上，徽州虽然宗族统治根深蒂固，但却很少发生宗族械斗，他们遇事更看重文斗而不是武斗，喜欢打官司。这跟福建、广东等地有所不同，这就是文化的地域差异。在徽州，有时候宗族为了打赢官司，会安排告状的家里人自杀，他们也愿意，宗族也承诺照顾他们的孩子、老人、家产等等，然后半夜把尸体放到仇家门口，对方一开门，尸体进了房子，按当时法律，就会判对方有罪。类似的案例很多，宗族的力量非常大，它维系了农村结构的完整，承担着司法、监督、审判等诸多权力。事实上，在上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它所发挥的稳定乡村基层社会和文化传承作用是不能无视或忽视的。

对于所有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徽州人来说，他们心中时刻都装着一个“忠”字和一个“孝”字。因此，徽州文化的中心就是忠与孝、国与家的关系。它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本着家、国一体的理念。怎么样维持家，就怎么维持国。对家来说是“孝”；对国来说就是“忠”。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那我就精忠报国，为国尽忠。所以我觉得包括徽州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的东西。

再比如徽州的贞节牌坊。徽州历史上节烈妇女之多，是同一时期全国其他地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这是那个时念所形成的特有产物，一个妇女能够建贞节牌坊，跟今天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差不多，它是国家对符合当时“三从四德”道德伦理标准的各种妇女典型事迹进行的表彰和认可。这个牌坊就竖在村前路口和田间地头，让村子里的人每天无论是生产和生活，抬眼、闭眼都能看到牌坊，能够熟知牌坊的主人和事迹，诸如“冰清玉洁”、“节劲三冬”等等。在潜意识里，徽州人逐渐会认可和接受这种道德观念，然后把这些观念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教育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徽州人贞节观念过重，节烈妇女众多，的确是那个时代对徽州妇女的摧残，是不值得提倡的，是徽州文化中的糟粕。但是，我们今天的妇女史研究者，打着解放妇女的旗号，处处把历史上的妇女与男人对立起来思考问题，这实际上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这些东西，今天我们认识到了。我觉得总书记十七大报告说得特别好，就是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确实是能够相兼相容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找到这个相兼或相容的链接点。

文化安徽：您这里说得挺好，我们做“文化安徽”的目的，其实也是想在文化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中，寻找一条在整个社会发展转型的大背景下，怎么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完美结合。

卞利：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过去，显然是不全面的。我们强调的是时态研究，就是作为一个21世纪的人，我们能够站在16世纪的角度来分析16世纪的文化状态，例如：我们站在一个建成于16世纪的徽州祠堂里，实际就是站在一个21世纪与16世纪的时空交错点上，我们用16世纪徽州人的思维和理念来想象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在祠堂里宣读族规、处理宗族事物等等，理解宗族文化为什么那时候成了徽州发展的选择。我们绝对不能用21世纪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思考甚至是批判他们，把它们当成了落后和愚昧的东西。事实上，历史上徽州宗族对徽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曾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有一次我们请一位中山大学的教授来做报告，有个学生提问说，“您衡量物价上涨和消费指标的做法是错的，因为您用的全是粮食，没有把肉等副食品计算进去。”幸亏他是学法学，不是学历史的。为什么呢?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我记得自己当年下放农村的时候，常年吃的杂粮，也就是过年的时候每家才分两斤多肉，因此，在历史上的食物结构中，肉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现在的孩子很难理解过去时代，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思考问题缺乏历史感，实在是一种遗憾。

文化安徽：显然，那代人把政治需要文化化了，这也就使文化本身受到了本不该有的诬蔑和攻击。

卞利：是的，可以说他们并不是出于一种学术需要，以致建国之后，乃至“”时期，几乎是极端地反对传统，把传统的东西全部打倒。现在看来，这肯定是错误的，是一场文化的灾难。现在，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我们才发现传统文化中还有好的东西。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在韩国考察，他们似乎也有这个过程，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之后，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的就是文化。有部小说叫着《寻找回来的世界》，我们怎么寻找我们过去的时代。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文化?现在过年，很多人跑到山村，去寻找守夜的感觉，腰缠万贯了，还这样做。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个家园破坏掉了。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我正在写篇“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稿子，我个人主张，现在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绝不是去兴建多少工程，而是要保护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修复被破坏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保护好徽州的古村落、古民居和牌坊等历史文化遗存，就是保护徽州人的生活方式，不能藉易地保护之名，行拆迁、移动之实，更不能毁掉旧的兴建新的古董等等。

当然，保留过去的生活状态，并不是让人们过苦日子，回到过去的时代，在古民居里面总不能要求他们点油灯吧?应该允许他们在里面有电灯，有空调等等，但显然还是那个生活方式，只是质量有所不同而已。不能让保护区的人们生活在16世纪的状态，这摊到谁都不会愿意。北欧的一些组织曾到我们云南、贵州搞的一些民俗村，给村民些钱，让他们保持古老的生活状态，这种想法太单纯了。我们过当代的生活，让保护区的人过原始人的生活，把他们当观赏动物，显然是不对。所以，乡民们拿了钱就跑了。

今天，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怎么在进入强国、大国之列时，还保留着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就显得非常可贵。尤其是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文化多样，根本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将文化整齐划一。

例如我们皖北是豪放、粗犷的，你到我家里做客，我就是借钱都得给你弄好酒好菜；而皖南细腻、小巧、精致，你在皖南做客，他平时该怎么吃还是怎么吃，只不过给你多加个菜而已。皖北是你来了不去他家做客是看不起他，他会觉得没面子，而皖南人却会觉得不来正好，自己清静。还有就是方言，皖北和皖南的方言差别也很大。这都是正常的文化状态，不能使之趋同化。徽州文化那么丰富，我们怎么去做?首先是要实际，要尊重当地民众的文化意愿，充分发挥当地民众的主观能动作用。不能任由官方随便搞项目等等，老百姓却没有受惠。我曾提出建立一个“生态补偿机制”，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新安江上游，生态的各个方面：人与生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非常清新，像山水画一样。这样一种田园式的风光，从陶渊明就向往，我想我们今天透过城市的喧嚣和奔波操劳，还是希望到这样的地方，清静一下自己的思维，接受平静的生活。但是，要保护好这样一种东西，让人们去享受，代价就是不能污染严重的企业。而生态环境带来的红利却被那些破坏生态的人拿走了，这是不公平的。所以，为什么不能从中拿出一点来补贴给生态区?实际上，文化生态补偿也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应当说大家是理解的，文化部门如果强势一点这个事情是可以办到的。我们把生态保护好，你们城市享受，给予一定的补偿也是合理的，而在这样城乡结合的方式之下，我相信随着主席提出的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几大文明建设，最终会达成一致的，而且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文化安徽：所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怎么保持我们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该努力去做的。这也是新时代下，徽州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心吧?

东南大学怎么样篇4

“我的菜怎么卖不出去呢？”

――教师适宜的语言回应给予孩子有意义的学习与交往

杉山在卖菜，他把蔬果放在桌上，等着“顾客”光临。他左顾右盼，就是没有等到客人。杉山灰心地望着我说：“他们都不来买。”我对他说：“你的东西乱七八糟，我也不愿意买。”并装着不想买的样子走开了。听了我的“抱怨”，他马上着手开始整理蔬菜和水果，把蔬菜、水果进行分类。此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指南》的解读：小班孩子在别人对自己说话时，能注意听并做出回应。杉山的动作回应让我非常高兴。这时，他把所有的香蕉都放在盘子里，大声地喊：“香蕉好吃哟，快来买。”这招很奏效，香蕉很快卖光了，可是其它的东西还是无人问津。正好，彩彩抱着娃娃走到杉山旁边，我借机对娃娃说：“宝宝，今天妈妈要带娃娃，还要洗衣服，好忙哟，都没有时间买菜，如果有人能送菜上门就好了。”杉山很兴奋地拿起盘子装了很多的蔬菜水果走到娃娃家：“我给你们送东西了。”妈妈们很高兴地收下了他的东西。第二天，游戏又开始了，杉山依旧照着原来的方式送菜上门，杉山和妈妈们的互动多起来，不少妈妈挎着篮子出来买东西了，杉山的生意好起来了。等客人买完东西离开后，杉山很满足地将篮子全收在了桌底。在快乐的买卖游戏中，一句看似普通的“你的东西乱七八糟，我也不愿意买”；一句“妈妈忙，没时间买菜”，适时跟进的语言，却为小班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分类摆放和初步地学习与人交往提供了支持，使孩子获得了有效的学习与发展。

“怎么做出饼干上的‘洞洞’呢？”

――教师提供的隐性材料支持孩子积极探索

孩子们喜欢玩胶泥，可他们一直停留在团汤圆和搓面条上。怎么办？我找来一些胶泥作品图片贴在桌子上，等待着孩子们……

开始，孩子们对我的图片并不太感兴趣，仍沉浸于团汤圆、搓面条，我想孩子们成长与发展是需要慢慢等待的，我等待着……第三天，几个孩子围在桌子前看着图片，“这是棒棒糖”；“我喜欢饼干”；“要用胶泥做棒棒糖和饼干”，饼干好吃，可是上面的洞洞怎么做出来呢？这个问题对瑞瑞来说是个难题。用手戳――太大，用叉戳――不圆！捣鼓来、捣鼓去怎么也不理想？这不正是《指南》告诉我们的小班孩子的典型行为是“对感兴趣的事物能仔细观察，发现其明显特征并动用多种感官或动作去探索物体，关注动作所产生的结果”的表现吗？在《指南》的帮助下，我读懂了瑞瑞。这时，圈圈加入做饼干的活动，圈圈用区角里的小棍在饼干上戳了好多的洞洞，瑞瑞发现圈圈戳的洞就是他想要的！瑞瑞拿上小棍，终于戳出了他的洞洞！“饼干！”瑞瑞快乐地朝我喊！瑞瑞的眼睛闪着亮，笑得脸都歪了！我的镜头来不及记录下这快乐的时刻，但此刻的幸福和快乐已深深地印在我和瑞瑞的心头！随后，“棒棒糖”、“饼干”、“蛋糕”、“生日会”不断在我们的活动中诞生着……回忆这样的画面，我思考孩子从只会团汤圆和搓面条到做出“棒棒糖”、“饼干”、“蛋糕”，是什么开启了这样快乐的学习？原来它始于那一张张普通的图片，拓展了孩子的视野，引导孩子有了新的发现和探究的兴趣，使得快乐的玩耍中有了有意义的学习。

“长长的火车怎么总是往下掉？”

――教师的动作支持拓展孩子丰富的想象

东南大学怎么样篇5

那年秋末，家里频繁的出现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母亲对他很热情，虎年叔长虎年叔短的叫个不停。原来他是大姐的媒人，婆家要求年底结婚，姐夫已经从他凤县的单位开好证明回了家，并且约定了某月某日某一天去我们五泉公社政府领结婚证，母亲答应了。

大姐像沉睡了多年的睡莲一样，忽然一夜之间开放了。像换了个人一样，容光焕发，喜上眉梢，亨着歌儿迈着轻快的步子走来走去的做事情。一个人坐在哪里的时候，总能看见他咧开嘴在无声无息微笑，平常像闷葫芦一样沉默寡言的她也爱说爱笑起来。我百思不得其解，很不高兴，嫁人就那么好吗？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就那么让你高兴吗？一个陌生的小伙子就那么对你有吸引力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不好吗？你就那么能舍得丢下我们跟他走吗？……不解归不解，难受归受，也没人理我，大人的事不会对小孩讲得那么清楚的。倒是约定的那一天去公社领结婚证大姐怎么去有点恼人——

我们村很久以前为了防御外来侵袭做成城堡，村子四周都挖成城壕放进水，只有南边一个城门才可以进出。现在城壕里已经没有水，城门也已经没有了。但住在城堡里的人还只能从以前城门的地方进出，没有条二条路可走。我们家就住在西北角城墙根下，伯父家西边的墙还是很厚很结实的古城墙呢。

那时候是生产队，社员在队长的带领下天天在一起劳动，农业学大寨。贫富情况都差多，家境都很透明，谁家今天吃的什么饭，谁家今天又来了什么亲戚，那个姑娘找的婆家在哪，那个小伙了又和那村那家的姑娘订了亲，谁今天又没上工去哪里了，去做什么事了，第二天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特色吧。村里的人都见到媒人来我家了，知道大姐年底要嫁了，见了她都会开玩笑取笑她。问题是她和姐夫约定去公社去领结婚证那天下午，她要停一晌工。姐夫在村外的一个地方等他，她要从我家一直走出村子找到我姐夫。

从我们家一直走到姐夫等她的地方，这段距离不是很近，一公里等于一千米，我看大概也有一公里吧。要从很多人家门口经过，还要穿过城门口，经过小学校门口，这些地方都是村民经常聚集的地方，还很有可能刚好碰上一大堆社员在一起干活。这样不加掩饰的一直走出村子就会碰上很多乡邻善意的取笑她，和开她玩笑。

“菊兰！阿达去呀？得是去领结婚证？哦！不嫌羞哟，菊兰想女婿了……”

这种善意的玩笑，那个时代对于一个相对闭塞农村的女孩来说，也是很难堪很尴尬的，尤其是大姐这样性格内向，脸皮薄的女孩，更是有点接受不了。

那么怎么办？大姐经过和母亲“密谋”，如此这般这般——

公社所在地在我们家东南方向，从我们家去公社，要从西北角城墙根下我们家走出来，向东走一段路，拐过胡同口，转身向南走，穿过城门口，再向东南走，这样就出了村子。再经过学校门口的操场，再走到操场南边的一条大路上，再往东走，大路南有一口水塘，我们叫它涝池，涝池东南有一条南北大路刘家道，顺着刘家道往南走，有一条高高的人工二支渠东西方向和刘家道交叉，顺着河渠向东走，就能去公社所在地五泉村。媒人说好了，姐夫那天下午在二支渠的桥头等大姐。

学校西边并排不远，是大队部。学校门朝南开，操场东边，大队部门口路南有一个小园子。那个园子是我们家的，我们叫他坟园，应该是祖父当年购置的，分家时分给我们家了。园子不大，有几分地吧，园子里长了很多树，有柿子树，皂角树，还有其他树等等，园子中间有几棵很粗的皂角树是伯父家的，其他树都是我们家的。园子没树的地方父亲也种庄稼，只是由于上面有树冠遮罩着，天旱了浇不上水，又地处很热闹的地方，学生、村民及过路人损坏也很严重，几乎是没有什么收成的。园子的东南角靠近大路和涝池的地方有一棵孤零零柿子树，那棵柿子树距离我们家和二支渠桥头的距离差不多，刚好在中间。那棵柿子树不是很大，树龄不是很长，但每年结的柿子很大，很多，很繁，沉沉的柿子压得树干低垂低垂。我很喜欢那颗树，现在也很怀念那棵瘦小的柿子树，感觉她就象一个瘦小单薄但每次怀孕都生儿子的女人一样。

那天下午，我放了学，把书包挂在案桩上。母亲已经和大姐在家里焦急的等候多时了。如此的给我交待了一番，于是我脖子上还系着红领巾，左胸戴着毛主席像章，右胳膊挎着竹笼，左手拿着一杆铁钩，先行去坟园东南角那棵柿子树上去卸柿子，掩护大姐去和姐夫约会。

我站在那棵树下，机械的用铁钩把树干拽下来，左手拉住树干，右手一个一个的摘下红艳艳的柿子扔进脚下的竹笼里。

时间不长，喜笑颜开，兴高采烈，脑后甩着两根细长辫子的大姐迈着轻快的脚步袅袅婷婷的一路笑着走过来了。一路上有人问她做啥去呀！她都一口咬死说假话，咯咯咯笑着说我去卸蛋柿去呀。她那天穿的衣服不是很新很鲜艳，却很合身，个子不高却显得很结实很健康很阳光，头发乌黑发亮。她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笑，我感觉到她的头发丝都在笑，你看她额前的刘海，身后的辫梢，都在一抖一动的笑，还有那穿在脚上的方口布鞋也咧开嘴在笑。那个时刻，我觉得大姐是全世界最美丽最漂亮的女人。

我面朝北在真的卸柿子，而她面朝南在假装卸柿子。大姐踮起脚尖，拉下树干，眼睛却不时朝南边不远处的桥头上瞟着，笑着摘一个柿子扔在笼子里，向南看一下再摘一下扔了笼子里。又想看树上的柿子，又想看地下的竹笼放在哪，又想看不远处桥上等她的那个人在哪，两只眼睛都不够用了。她不搭理我，咧开嘴露出白白的牙齿嘴角向上翘着一直在笑，一直在笑，一直在笑，脸都快笑成一朵喇叭花了。

我很郁闷，很生气，她一直不理我，不和我说话，好象我不存在一样，只管自己偷着乐。我也扭头朝南边那座桥上看，桥上光秃秃的，却什么人也没看到，而她却能看出那么多乐呢？一个陌生的我都没记住模样的小伙子那么吸引她，连我都不屑一顾了，我可是全家的宝贝呀。她那么的喜欢他，那么爱他，不要我们这里一大家子人了，要义无反顾不顾一切的跟他去了。

她向南看我也不停的扭头朝南看，她有一种焦急期待的喜悦。而我却很痛心，沉甸甸的，大姐要抛弃我们，要离开我们了。我看到桥头那边不停的有人走动路过，却怎么也看不出哪个是姐夫。而距离那么远，大姐却怎么就一眼看出是他呢？她是千里眼呀，我真佩服她。

“柏林！我走呀！”大姐终于最后笑着甩了这么一句话，扔下我，跨下土坎，顺着大路从刘家道向南走了，前面有一个她心上的人在等她。留给我的，只是她的背影，迈着细碎轻快坚实急急的脚步，两只手臂划动的幅度很大很快，两条长及臀部的细长辫子随着脚步在身后同时一左一右的摇摆。她走了，她毫不犹豫走了，前面有一个要和她过一辈子的男人在等她，那一刻，她是幸福的。

去他妈的！我心里恨恨的，酸酸的，把一只刚摘下的柿子狠狠的扔了竹笼里，挎起笼子，拿起铁钩，转身往回走，我不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