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研究生论文(收集5篇)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1

关键词：汇率冲击；异质企业；投资区位；跨国公司

一、引言

21世纪初，以Melitz的“贸易对行业内资源配置与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为标志，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开始呈现出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新动向。Baldwin把基于异质企业的一系列贸易研究成果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1］。这一领域被称为是继新贸易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研究焦点论文下载。

目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本形成两大体系：一类是以Melitz为代表，着重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其中，Melitz以克鲁格曼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的异质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行为，为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进一步考虑跨国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其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行为，是由企业的生产效率预先决定的。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3］。Bernard等将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间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关注贸易自由化下，企业、国家和产业如何相互作用，资源如何通过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同行业内异质企业（出口与不出口企业）的效率差异、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诸多问题［4］。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另一条脉络是研究企业内生边界的决策。主要是以Antràs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中。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借鉴其他领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Antràs将GrossmanHartMoore产权分析方法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强调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决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则将Melitz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进一步考虑“不完全契约的摩擦亦存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品”的情形，探讨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异质企业的组织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6］。他们提出：低研发密集度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外包，较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而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对外一体化。次之，倾向做外包。再次之，则倾向国内垂直整合。最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甚至退出市场。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的多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则更进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种中间投入品、多边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企业生产模式决策［7］。Antràs和Helpman将他们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提出契约制度的变化会对企业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观点［8］。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陈丽丽［9］）；“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

以上国内外有关新新贸易理论方向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忽视考察汇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异质性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新新贸易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因素对异质性跨国企业投资区位和生产模式决策的效应。与该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着重考察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如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规律。其次，关注的视角不同。笔者立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汇率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和由外包牵动的“贸易流”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目前汇率频繁波动下的中国如何保持涉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研究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生产区位和模式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两阶段的分析过程：第一阶段，不存在汇率冲击条件下，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包括区位和模式）。第二阶段，引入汇率冲击，再次考察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变动。从中发现跨国企业如何随着汇率冲击的幅度和方向性变化做出有规律性的反应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吸引“外资”和“外包”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多国框架：位于发达国家（国0）的研发企业；位于两个发展中国家（国1和国2）的加工企业（两国具有竞争性）；国际市场，如图1所示。位于国1的制造企业是本文研究对象。

图3发达国家研发企业随汇率冲击预期幅度

调整生产决策（ωσ>1+σlnω）

图3中，横坐标表示汇率预期波动幅度，左侧表示汇率升值，右侧表示汇率贬值，越远离原点，表示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其中，Δq*1表示π1o与π2o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Δq*2表示π1v与π2v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纵坐标表示不同效率的研发企业，效率越高则纵坐标越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纵轴放大，其含义表示确定性下（汇率冲击为零）研发企业的生产方式最优决策排序。目的就是方便与不同程度和方向汇率冲击下的决策排序结果做以对比。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对发达国家研发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区位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影响。总体上看，汇率冲击（不论方向如何），在本质上不改变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决策排序结构：低效率研发企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中等效率研发企业选择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发企业则选择一体化合作。不过，如果站在汇率冲击国的角度看，汇率预期升值的情况下，国际合作业务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更高的竞争性国家。并且，具体路径是“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这种选择的结果在确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发企业的决策排序在汇率冲击下还是出现了明显变化。

另外，汇率冲击还影响到决策转换阀值点的位置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调整。具体地，随着汇率预期渐进贬值，决策转换阀值点θ1和θ2均前置，且贬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关于决策阀值点位置的判定比较复杂，取决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差异的大小。具体地，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决策阀值点的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前置（一体化）；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

四、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的不同，发达国家研发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预期汇率趋向贬值时，国际外包的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直接投资相应扩张，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研发企业增多；当预期汇率趋向升值时，国际合作业务将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较高、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效率门槛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工资差异度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据冲击幅度和方向的差异，汇率波动对研发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一是从受到汇率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看，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当汇率升值幅度较为显著时，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将抵消该国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空间，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区位决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及转换排序改变的程度越大。二是当汇率冲击处于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对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与该国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相互叠加，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决策转换排序，此时的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

总体上看，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减少，国际业务量相应地转移到其“竞争伙伴国”，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随着升值幅度加剧，该国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资都将陆续被“挤压”。相反，汇率贬值可能会导致该国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资对外包业务（及其产生的贸易）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道，尽管拥有劳动力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升值的幅度问题上还是需要审慎对待，这对于维护我国“贸易流”和“外资流”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工的稳定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Baldwin，R.E.HeterogeneousFirmsandTrade：TestableandUntestablePropertiesoftheMelitzModel［R］.NBERWorkingPaper，2005.

［2］Melitz，M.J.TheImpactofTradeonIntra-IndustryReallocationsandAggregateIndustry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

［3］Helpman，E.，Melitz，M.，Yeaple，S.ExportVesusFDI［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4，（94）：300-316.

［4］Bernard，A.B.，Redding，S.J.，Schott，P.K.ComparativeAdvantageandHeterogeneousFirms［J］.ReviewofEconomicStudies，2007，（74）：31-66.

［5］Antràs，P.Firms，ContractandTradeStructure［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03，（11）：1375-1417.

［6］Antràs，P.，Helpman，E.GlobalSourcing［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4，112（3）：552-580.

［7］Acemoglu，D.，Antràs，P.，Helpman，E.ContractsandTechnologyAdoption［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7，97（3）：916-944.

［8］Antràs，P.，Helpman，E.ContractualFrictionsandGlobalSourcing［M］.American：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8.

［9］陈丽丽.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3）.

［10］洪联英，罗能生.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J］.国际贸易问题，2008，（7）.

［11］孔凡保.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0）.

［12］张杰，刘志彪.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8，（10）.

［13］盛斌，马涛.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J］.国际经济评论，2007，（1）.

［14］唐铁球，汪斌.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2008，（4）.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2

现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相关问题，但是这些文献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关于国际要素流动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文献较为缺乏。

【关键词】

国际要素流动；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国际要素流动思想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之后，魁奈、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均作了精彩的论述（侯方玉，2008）：威廉・配第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允许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与迁移；魁奈对要素流动的原因和结果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工资差异是导致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生活条件的优越性是劳动力流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相比魁奈而言，亚当・斯密的分析方法上已有很大的不同，他以分工的演进为基础，以需求为重点同时兼顾供给分析劳动力、资本流动性，并对影响流动性的原因进行归纳和演绎，从而使论证显得更为严谨，逻辑上更为严密，也更符合经济理论的内在机理联系；与亚当・斯密比较而言，李嘉图虽然也是建立在供给需求分析基础上，但不同的是，李嘉图同时注重了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并认为供给与需求分析只适用于短期分析，长期来看，商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成本。首次将多种要素纳于同一分析框架并将国际要素流动置于核心地位的是拉辛与沙卡（2002），他们分析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原因与后果，研究了移民为现代福利国家带来的挑战和机会以及资本流动对货币危机与金融市场的影响。张为付（2004）认为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资本流动）可以普遍发生于各国之间，目前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一体化特征，研究认为国际间要素流动是国际分工的最一般形式，商品贸易是“要素集”的跨国流动，是要素流动的特殊形态。全球生产网络的要素国际流动淡化了国家的边界，因此在这种网络化的生产格局中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实现有了新的特点，张二震，方勇（2005）认为这种新型国际分工的国家利益主要取决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参与了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以及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梁碧波（2007）认为要素流动程度影响贸易利益分配，进而影响贸易政策的决定，要素流动的程度高低，影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关系。韩剑、高海红（2012）认为资本国际流动使各国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为了应对危机的挑战并促进经济复苏发展，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重新认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

学术界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服务贸易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前，很多西方学者主要致力于讨论比较优势原理在解释服务贸易发生过程中的适用性问题，同时讨论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来源问题，大部分证明了HO模型对服务贸易是适用的。A.Deardorf（1985）从比较优势理论用于服务贸易的局限性入手，借助标准的HO模型，通过改变其中的部分约束条件，成功解释了服务贸易是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Melvin（1989）通过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了要素禀赋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贡献度。在新贸易理论盛行的年代，Markusen（1986）以生产者服务贸易为例，阐述了在服务贸易中，首先进入服务业的厂商成本较低，因而在这一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对后来者的构成障碍；Krugman（1991）从微观的企业层面入手，通过对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和消费者特定的需求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在存在固定成本的情况下，如果能够进入更大的市场，则会具有更大的市场规模，研究表明规模经济对服务贸易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具体部门（金融、通信、旅游等）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Hoekman&Karsenty（1992）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法分析了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在金融服务贸易上的竞争力；Davis&Philip（1998）研究了保险业的竞争力；Paul（1999）研究了金融保险业和邮电通讯业等的竞争力；Krugman（1999）研究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竞争力；Deardorf（2001）以交通运输、金融和保险业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服务业竞争优势来源于降低成本，而成本的降低则来源于服务业对外开放度所引起的竞争加剧。正是在这一阶段内，Porter（1990）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这一理论很快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一国或某一产业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标准模式。近年来，服务贸易研究的主流逐渐从分行业讨论再次回到服务贸易竞争力统一性规律上来，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进行分析，内容十分丰富。庄惠明、黄建忠等（2009）基于“钻石模型”研究了我国服务业发展和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和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王恕立、刘军（2011）以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有关国际要素流动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之间关系所进行的研究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还比较有限，部分学者对资本流动（FDI）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作了研究分析。彭斯达、潘黎（2006）通过对美国1970-2003年的FDI流入流出总额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自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美国的FDI流入流出对服务贸易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Moshirian（1994；2008）认为，FDI是发达国家金融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并能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金融服务贸易；姚战琪（2006）和方慧、李建萍（2008）的研究均显示，金融服务业FDI与金融服务贸易呈正相关关系；王恕立和胡宗彪（2010）借鉴FDI与货物贸易的关系理论，探讨了服务业FDI流入对东道国服

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机理及促进路径，说明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效应要高于其替代效应；Nadia&Merih（2011）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GMM检验时发现，服务业FDI可能导致一个地区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但会损害该地区制造业。

以上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相关问题，但是这些文献也存在缺陷：第一、关于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研究比较分散，由于研究方法单一、数据缺乏等相关原因导致以往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多数停留在一般的定性判断和初步统计上；第二、从一般意义上研究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文献较少，文献分析较多的停留在国别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上；第三、关于国际要素流动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关系的研究文献较为缺乏，学者们较多的从资本流动角度研究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虹，章国荣.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0，10：1323

[2]陈钧浩.全球化经济的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J].世界经济研究，2013，11：002

[3]程大中.中国服务贸易显性比较优势与“入世”承诺减让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3（7）：2937

[4]崔日明，张楠，李丹.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9（008）：121125

[5]丁平.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7，9：4955

[6]黄繁华，王晶晶.服务业FDI、吸收能力与国际R&D溢出效应[J].国际贸易问题，2014（5）：95104

[7]江小涓.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J].经济研究，2008，2（008）：2

[8]李杨，蔡春林.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5：7579

[9]王恕立，胡宗彪.服务业FDI流入与东道国服务贸易出口[J].国际贸易问题，2010，11：7886

[10]王永进，盛丹，施炳展，等.基础设施如何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J].经济研究，2010（7）：103115

[11]殷凤，陈宪.国际服务贸易影响因素与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2：6169

[12]张为付，吴进红.商品贸易，要素流动与贸易投资一体化[J].国际贸易问题，2004，5：023

[13]张幼文.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历史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6，2：43

[14]张幼文.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开放型发展战略――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与走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3）：110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3

[论文摘要]教学是高校发展的生命，科研是高校发展的动力，两者相辅相成。只有把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为社会培养所需人才。

0．引言

以教学为中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工作永恒的主题。而科研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推进器，以科研促进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它不仅可以增强教学的深度、拓展教学的广度，而且可以更新教师知识结构、完善教师的知识体系，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没有科研的支撑作用，教师便不能对学科的前沿、动态有及时和深入的掌握，无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学科特点以及相关学科之问的关系，往往沦为有限知识传授的输送者，难于启发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科学是源，教学是流，只有把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为社会培养所需人才。

1．科研带动了教学改革

现代科学的发展速度惊人，新思维、新方法、新成果、新观点层出不穷，国际贸易学科发展更是如此：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学科的发展有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国际贸易研究对象出现了新领域、新课题，诸如“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标准化与国际贸易”、“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第二，国际贸易理论出现新理论、新原则。伴随各国经济发展，利用外资理论、新保护主义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国际贸易非零和竞争理论、国际贸易“双赢”理论诞生。第三，国际贸易实务出现了新方式、新岗位。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飞快发展，出现了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上所达成以货物(或服务)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为标志的电子商务。新形势下，外贸行业内的分工趋向细化，新的岗位不断涌现，如外贸跟单员、报检员等等。

如果我们对国际贸易学科发展不加研讨，对社会需求不予荚注，对本校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不进行改革，所培养的学生显然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因为国际贸易学科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能掌握国际贸易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精通国际贸易相关法规惯例，又能独立完成各类企业的进出口各项环节的运作。而我校原人才培养方案无论在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上还是在专业课设置上都存在很大问题。教学理论与实践环节脱节，专业技能课程缺失。正是从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角度探讨我校国际贸易专业教学，我们才大胆提出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包括课程设置要改革。相关论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探讨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建设”于2007年公开发表。实际上，课程设置是高等学校教学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专业教师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更广义地说，教学研究可视为科研的一部分。我校新制定的09版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方案，就是本校国贸教研室专业教师深人研讨国际贸易学科发展所完成的科研成果。

通常而言，脱离科研工作的教师，往往没有机会或热情对本学科发展和专业设置、课程建设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难以实现对本专业知识的掌握和综合应用。其教学内容必然容易枯燥、过时。专业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在其专业方向领域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学习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了解最新的学术前沿的动态。这一目的得以实现则需借助科研，科研推动教学与时俱进。

2．科研提升了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本科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阶段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全面检验学生四年学习成果的重要环节。毕业论文指导是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毕业论文的质量和水平是检验四年教育、教学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认真指导学生毕业论文也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所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个收集文献，调查资料，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创造，提升学生研究问题能力的一个过程。带领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活动中，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举措。人才的培养不仅在于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必须经过实践丁二作的锻炼。在05级国贸专业论文设计中，大多数同学都参与到我的科研课题。如虢威同学毕业论文课题“湖北粮食物流产业外资进人现状分析”正是我所主持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湖北粮食物流安全问题探讨”中的部分内容。梁华迪同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分析与对策”同样是我参与的省级项目——“中国农产品国际营销环境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在没有参与论文课题申报前，多数学生对论文的架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论文研究目的是模糊的，对收集的资料也不假思索地填充在论文中。论文没有太强的逻辑性，中心也不突出。通过反复指导并阐述自己在科研论文所表达的观点以及课题研究所要实现的目标，启发引导学生思考，帮助他们归纳提炼论文所要表达的观点，经过多次比较国内外相关论文，激发他们独立研究并找到与课题有关论据，使他们在经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巾得到切实锻炼。这种启发式的指导学生参与科研，并严谨负责地把守论文质量关避免了学生盲目抄袭或草率应付。教师在科研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强烈的进取心，往往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探索精神、治学态度有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学生对知识整体把握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科研过程中得到全面提升。

3．科研有助于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专业课的教学内容往往涉及到本专业的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对于国际贸易专业教师而言，需具有宽广的知识，能够将专业课教学中涉及到的多个领域的知识如国际经济学，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商务管理，国际贸易实务，wto规则等融会贯通。而要做到这些的前提则必须在科研工作中不断了解国内外的最新动态，不断积累丰富的研究成果资料，了解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这样才能将专业最新的前沿带进课堂。大学专业教学内容虽有基础性的一面，但其流动性，变异性最强。确保教师和学生一起站到最前沿，其保证就是大力开展科学研究。教材作为知识的载体和传播者，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依据，它包含教学的内容并反映学科的最新进展。《外贸函电》是我校双语教学的示范课程，身为主讲教师，在对该课程近40本国内外教材深入学习同时，不断总结并探索新的教学内容，大胆摒弃国内诸多《外贸函电》教材中已完全过时教学内容，例如，电传的格式及运用根据学科发展，把电子商务运用及电子邮件的运用充实到教学中，并主编了《商务英语函电教程》。在完成这本教材的同时，视野开阔了，创新意识、实践精神、独立探索的能力得到提高。由此可见，科研是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增强教师底蕴的重要途径。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4

关键词：对外贸易；贸易结构；经济增长；影响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但是，面临当前外部需求的较大不确定性，我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转型中，下行压力明显。在此背景下讨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察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另外一些观点，如普雷维什・辛格的中心―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理论，则从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上述观点分别从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层面研究了二者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总量层面的分析

Kvoussi利用1960～1978年期间的数据，考察了73个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在低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中，由于出口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扩大出口都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Moschos的研究假设国家间发展阶段不同，其扩大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通过从总量方面分析国家间经济增长的源泉，该研究探讨了扩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显示存在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低于或高于这个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不同。Baldwin基于资本的形成过程，通过将比较优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认为贸易产生静态的比较优势效应和动态的资本积累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会放大比较优势效应，并且这种效应的获得取决于贸易量，而与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向都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有贸易发生，资本积累就会发生，比较优势效应就会最终转化为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佟家栋较早探讨了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林毅夫认为，出口增长除了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全面考察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尹敬东针对对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这一问题，澄清了传统测算方法中对总量核算和贡献率分解核算中的混淆之处，认为其核算中的混淆低估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从而得出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结论。

总的来看，从总量层面分析可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些研究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层面的分析

Mazumdar在Baldwin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索洛模型和资本积累理论扩张了Baldwin的结论，认为只有当一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时，贸易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即强调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贸易的结构和方向。Ledeman和Maloney分析了贸易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自然资源充裕度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出口集中度则阻碍了经济增长。

此后的国内外学者围绕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将总量分析转为结构分析，不仅通过构建具体的贸易结构测度指标论证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大小，同时也有利于贸易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二、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计量经济学的日益成熟，为学者们实证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国内外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

Levin和Raut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但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很小。Lewer检验了Mazumdar的假设，利用SITC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数据，构建了贸易结构变量，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扩张的VAR模型估计了选定的一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支持Mazumdar的假设，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显著。Lewer和HendrikVandenBerg对28个OECD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表明，与出口资本品的国家相比，主要进口资本品而出口消费品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也验证了Mazumdar的假设。Chan-HyunSohn和HongshikLee在Lederman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衡量贸易结构的五个不同变量，在多国视角下检验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被贸易结构解释，并且H-O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RajaKalia、FabioMéndeza和JavierReyesa研究了贸易伙伴的数量和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一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的数量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在发达国家这种关系尤其显著；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关系尤为显著。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实证分析。杨全发、舒元，沈程祥，孙焱林，赵陵、宋少华、宋泓明，石传玉、王亚菲、王可、吕惠娟、许小平，徐光耀都从贸易总量的角度统计分析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考虑到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蓝庆新在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的实证分析中设计了一个较为宽泛的贸易结构指标，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王永齐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基点构建了COMPO和TECH两个贸易结构指标，通过VAR模型估计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总量增长上。易力、李世美、刘冰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和VEC模型，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角度研究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认为长期来看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稳定的促进作用，但短期表现不明显，并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徐光耀选择在我国进口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日、俄、法、澳四国为样本国，分析了在不同的进口贸易结构下，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促进作用。丁雯从出口商品结构的角度，运用协整等分析方法分析了出口商品结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短期内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长期内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马慧敏采用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论表明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出口商品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着1期滞后效应。苏振东、周炜庆基于产品附加值分布贸易结构分析法构造了出口贸易结构指数，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成卓、王旭刚基于OECD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对国际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比较。冯帆基于VAR模型探索了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从短期看，出口产品集中度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其他贸易指标在短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短期内经济增长也没有构成任何贸易指标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只从长期来影响贸易结构的变动；从长期看，HO变量产品内贸易指数IIT和出口产品集中度H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而总产出是SW指标的长期原因。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究竟是表现在贸易总量增长还是贸易结构或方向上，还未达成共识；第二，有关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还需进一步辨析和界定。

三、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贸易发展或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也做了有益的探索。Frankel和Romer最初进行了贸易对经济增长之间影响机制的探讨，他们借鉴贸易引力模型（GravityModel）的成果，利用国家地理特点拟合出一个贸易工具变量，运用98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Chan-HyunSohn和HongshikLee认为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路径可以用动态Rybczynski定理、产品差异化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贸易结构通过资源禀赋变化和提高内生生产要素劳动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杨全发、舒元从闲置资源、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四个方面概括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沈坤荣、李剑认为国际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产出产生了积极影响。潘向东等将制度安排引入到对经济增长机理的探讨中，认为一国产权保护程度在所有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中对该国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显著。唐保庆、黄繁华则认为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综述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文献，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从贸易结构入手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新视角。

2.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导致贸易结构指标选取存在不足。

3.学者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这一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主要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等角度起作用，但是在理论和实证上还有不完善之处。

4.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时间序列分析，研究方法单一，还有待完善。

5.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可以进行国家比较，综合考察不同国家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有哪些不同影响，进而提出借鉴性建议。

参考文献：

[1]BaldwinR.E.MeasurableDynamicGainsfromTrade[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2（01）.

[2]MazundarJ.DoStaticGainsfromTradeLeadtoMediumRungrowth？[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6（06）.

[3]王永齐.贸易结构、技术密度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J].经济学季刊，2006（05）.

[4]袁其刚.我国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D].南开大学，2010.

贸易研究生论文篇5

关键词：制度差异；引力模型；对外贸易流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9yja790198）。

作者简介：阚大学（1982-），男，安徽合肥人，南昌工程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吕连菊（1982-），女，湖北武穴人，南昌工程学院教师，经济学硕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罗良文（1966-），男，河南商城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055-06收稿日期：2011-10-08

一、文献综述

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各国政府和学者们极为重视本国的对外贸易流量，因此，对于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影响的理论研究较为深刻。新制度经济学者最早从历史角度考察了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的作用，认为制度可通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对国家间对外贸易流量产生影响，并提出了制度启动对外贸易的命题；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提出，制度作用于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从而影响对外贸易流量；新贸易理论则认为政府通过制定制度影响本国对外贸易流量。

关于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是利用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将制度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到引力模型中进行实证，得到的结论多是制度质量和对外贸易流量是正相关关系，制度差异和对外贸易流量是负相关关系。anderson等（2002）在引力模型中引入一系列经济制度变量来实证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交易成本与阻碍对外贸易的非安全因素显著相关。degroot等（2004）利用1998年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在引力模型中引入制度变量包括政治稳定性、政府效能和监管质量等六个方面，就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结果发现两国制度相似可提高两国间对外贸易流量13%，依进出口不同，制度质量提高一个标准差可提高两国间对外贸易流量30%～40%；beugelsdi等（2004）以102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制度差异与对外贸易流量是非线性的负相关关系，制度差异是以递减的比例减少对外贸易流量。linders等（2005）则考察了制度质量和制度差异对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发现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制度质量均增加了对外贸易流量，也发现制度差异减少了对外贸易流量。

国内学者潘向东等（2004）采用假设因素检验模型对2002年133个国家与我国双边贸易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对双边贸易影响最大的制度因素不是交易国的经济制度，而是交易国影响企业运行费用的制度和正式约束的法律制度。潘向东等（2005）还采用ces函数，推导了包含制度安排变量的引力模型，然后采用1998年～2003年我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该引力模型，发现进口国制度安排对两国间高技术产品出口有显著影响。潘镇（2006）建立了一个包含制度变量的扩展引力模型，利用1995年～1999年1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制度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制度质量越差，双边贸易越不活跃，制度差异对于双边贸易起阻碍作用。吴丹（2008）则以东亚10个经济体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制度对东亚经济体间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对东亚经济体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因素并不完全相同。

国外学者的研究局限于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流量，其研究结论对我国是否适用尚不清楚。国内学者更多地就具体制度质量对对外贸易流量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而对于制度差异对对外贸易流量影响的实证文章，并不多见。那么，制度差异和我国的对

外贸易流量究竟关系是怎样的？笔者利用1996年～2008年我国与其他28个国家的数据就制度差异对我国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又由于制度差异也可以细分为6个子指标差异，故笔者就6个制度差异子指标对我国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实证研究